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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罗马帝国与神圣罗马教会 是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合理对应物, 教权与王权成为两大并存的势力。 为了争夺教俗的最高统治权, 二者进行了长达几百年的斗争, 这场斗争对 德意志 数百年的政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神圣罗马帝国对 意大利 的频繁侵略是导致皇帝与教皇冲突的原因之一。德意志的国王从奥托一世加冕开始, 就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 自称是罗马帝国和加洛林帝国传统的继续, 统治的疆域以德意志领土的全部和三分之二的意大利为主。 为了得到皇帝的称号和皇位 , 德意志国王必须去罗马由教皇实施加冕, 没有加冕者只能称为“德意志国王”或“罗马人国王”而不能称帝。
因此, 每个德意志国王在他的任期内都至少有一次要越过阿尔卑斯山对意大利进行远征, 目的是通过教皇的加冕以获得所谓的罗马人皇帝的皇冠,。 实质上体现了德意志封建主对意大利的掠夺性扩张政策。从962年奥托一世第一次加冕到1027年康拉德二世即位期间, 共有5位德意志国王在罗马由教皇加冕为皇帝,。 仅在951年至1111年之间, 德意志皇帝就18次进军意大利。然而, 对意大利的进军给德意志带来的是灾难而非荣耀与辉煌。
帝国皇帝们对意大利的不断侵略激起了当地人强烈的反抗和教皇的抵触。在意大利,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以及德意志的大小封建主们很快发觉自己在意大利是作为陌生人和征服者出现的, 他们得到的不是欢迎而是憎恨。 因为“罗马人”的皇帝并没有给罗马及意大利带来和平与秩序, 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罗马教皇和意大利的财富。 意大利人尤其是伦巴德各大城市普遍把德国人的统治当作不可忍受的暴政和痛苦, 因此发出了“痛苦的罗马, 你的民众将遭长剑处决, 你的金银财宝将成口袋地被运走”的呼声。
从神圣罗马帝国建立的那一天起, 干涉教廷和意大利事务及谋求罗马皇帝皇冠的梦想, 吸引着奥托一世及其继承者们频繁地进军意大利。 为了谋求西欧的最高统治者和西方所有封建主的最高君主, 德意志人成为欧洲几百年的统治民族, 而皇权并没有带给德王相应的实力。 “神圣”的罗马帝国实际上是自封的名号, 以教皇为首的意大利的强烈反抗使得神圣罗马帝国自始至终保持着“德意志”帝国的性质。
皇帝与教皇之间的斗争最后以皇帝的惨败而告结束, 使德意志民族失去了奠定统一国家和民族基础的有利时机。1254年后, 伴随着 霍亨斯陶芬王朝 的解体, 德意志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双双走向了崩溃。 二 自962年奥托加冕称帝以来, 德意志国王同时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王权与帝位因此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但在几百年的政教冲突中, 罗马教皇一再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争夺上帝在世上的最高代理权即最高统治权, 使德意志王权一次次地面临严重的威胁。
11世纪中期的主教授职权之争是德意志封建王权发展历程中的转折点, 此前教会与国王基本是互相支持和帮助的。 由于从10世纪开始的克吕尼宗教改革运动增强了教会的凝聚力, 提高了罗马教廷的威信, 使罗马教皇不仅逐步摆脱了罗马贵族的控制, 而且开始对王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圣彼得论和教权至上的理论逐渐在西欧流行。
从12世纪末英诺森三世即位为罗马教皇开始, 教皇采用了各种手段试图摆脱德意志皇权对意大利的控制:扶植和支持德国境内的诸侯反对派、挑动意大利人驱逐德国的势力、废立皇帝、开除皇帝教籍、使用十字军、甚至直接与皇帝兵戎相见等, 打响了教皇与皇帝的最后决战。 1250年, 随着皇帝菲特烈二世的逝世, 霍亨斯陶芬王朝走向了崩溃, 自奥托一世以来形成的强大德意志帝国也随之消亡了。 在教皇的操纵下, 德意志王位虚悬, 处于无政府状态达20年之久, 陷入了没有皇帝的“恐怖时期”。直到1273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当选为德意志皇帝, 德意志皇权的大空位时期才结束。
此后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只是一群弱小国家的组合, 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单一主权国家, 它对教廷的各种要求几乎无法抵制, 其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 神圣罗马帝国的实力在同教皇以及国内教俗封建主之间长期的斗争中被大大削弱了。德王虽然戴着罗马皇帝的桂冠, 但有名无实的帝国分散了王权的统治力量。 这个所谓的罗马帝国从奥托一世开始就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 连“国王的中书省还处于起始阶段”。
国王无固定的驻跸地, 国家没有固定的首都, 甚至“连一个临时首都也不曾有过”, 皇帝只在几个喜爱的地方如亚琛、帕维亚、罗马、马格德堡、奎德林堡等地设立行宫。 为了换取国内的支持, 德意志的国王对教俗诸侯不断作出巨大让步, 使其封建特权丧失殆尽, 权力的基础受到了动摇, 王权因而变得毫无力量了。 霍德意志的皇帝为了建立神圣的罗马帝国而瓦解了德意志的王国。为了与教皇对抗和维持在意大利的优势, 取得国内的支持, 皇帝将大量原属于国家的权力赐予教俗封建主,。
大贵族实力不断扩张, 得到了几乎完全的独立地位, 德意志的国家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虽然此后帝国又延续了将近600年的时间, 但其实质正如伏尔泰所说, “ 它既非神圣, 也非罗马, 更非帝国 ”。 三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争夺皇帝的头衔、控制意大利以及与罗马教皇的过程中, 将大量的皇家特权赐予教会与世俗诸侯以换取其支持, 其结果却是在国内培植了一批王权的敌对势力。诸侯也利用皇帝与教皇斗争的有利时机, 逼迫皇帝不断作出让步, 使教会和世俗贵族的权限逐渐超越了皇权的控制而走向了独立。 从帝国的开创者奥托一世时期开始, 皇帝们就不断地赐给德意志境内的主教、修道院院长等高级神职人员行政权, 要求他们履行管理国家的职能。
接受帝国职务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被赐予土地权、铸币权、市场权以及对外扩张权, 帝国还向教会领地提供保护, 从而建立了德意志国家教会体制。 教会封建主享受着像诸侯一样的各种特权, 与世俗封建主形成均势, 二者都听命于王权。奥托培植教会势力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与公爵和伯爵相抗衡, 这些国家主教们位居国王和世俗贵族之间、国王和民众之间,。 不但领导着城市和乡村, 还要充当仲裁的法官、甚至是军队的统帅, 这使得国家的一半财富和土地以及相当一部分军事力量掌握在了教会人士手中。
在德意志国王和罗马教皇争夺统治地位的拉锯战中, 德意志的教会始终是在背后左右着局势的一支主要力量。 由于皇帝对各级教俗领地实行优惠和放任政策, 使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很快发展成为无法无天的独立诸侯。弗兰克尼亚王朝的康拉德二世于1037年颁布的《米兰敕令》规定:无论是主教、修道院院长还是侯爵、伯爵或其他任何领主都不得被剥夺领地。 附庸在受领主或同级领主不公正对待而可能失去领地时, 可以向帝国最高法庭上诉;领主的领地应由儿子或孙子继承, 如无子嗣可由同胞兄弟或同父异母的兄弟继承。
这是德意志贵族领地合法化的标志, 此后几乎所有的采邑都变成了世袭的领地。从此, 帝国最重要的权力阶层再也不是它的最高首脑皇帝, 而是王公、男爵、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 而标志着这些封建贵族们的最大胜利是皇帝选举原则的建立。 主教们的危险性丝毫不减于公爵们, 皇帝本来是希望用这些力量来制衡公爵的力量, “因为他们受其神圣性质及对教皇的效忠而受到保护, 同时他们能够指挥无数附庸的武装, 就可能更危险些”。
菲特烈二世也于1220年放弃对教会的世俗宗主权, 豁免教会的纳税义务, 承认德意志教会独立于国王的地位和教会领主的封建割据地位。 1232年又宣布沃姆斯特权, 规定世俗领主也有独立于国王的权力。菲特烈二世的出发点是为了稳住境内的教、俗贵族, 以便完成与教皇的斗争和在西西里的中央集权工作, 但却使诸侯的实力与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 一些大公国的首领为了强调他们的自由地位, 拒不承认他们的领地是从国王处获得的, 声称其领地是取自于太阳。
与德国皇权崩溃同步进行的是贵族几乎取得了独立的特权和完全的解放。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 他们享有完全的司法权、立法权、铸造货币权、开市权、征收人头税和赋税权,。 甚至还有构筑防御工事等原属于国家和国王的权利。在莱茵河沿岸, 一个单独城堡的统治者通常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公。 皇帝们受着选帝侯们的约束, 他只能尽量利用他在位的短暂时期, 凭借着皇帝的地位扩大其家族势力而不是中央势力, 皇位的民族性因此完全地丧失了。
黄金诏书的颁布, 更是确立了选帝侯独立性的合法化。此后, 每个德意志皇位的候选人都不得不以牺牲王权作为代价来购买他的帝号, 而当他觉得其家族难以再保全皇位时, 皇帝对待皇位就好像一个租佃者对他的田产一样, “只是尽力地从中榨取最大的眼前利益”。 在德意志境内, 占有绝对优势的七大选帝侯成为国家内部一个单独的等级, 他们在自己的领土内享有完全的主权, 获得了皇帝所没有的实际权力, 这些人不仅有权选举国王。 而且试图用选举软弱得无法统治帝国的外国诸侯为德意志国王的办法来遏制中央的权力。而国王一经当选就自动获得了罗马皇帝的权力和称号, 也不再需要教皇的批准, 教皇的加冕权因而也失去了立法的性质。
国家的任何内外政策都完全受选帝侯、王公和城市的控制, 而这些人所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切身利益而非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对于政教之争带给德意志的影响, 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认为, 政教之间最后的胜利者既不是神圣罗马帝国也不是罗马教会, “日尔曼的王公主教和好战的修道院院长以及日尔曼的封建制度, 才是这场战争的真正胜利者”。应该说, 这个评价还是比较准确和切中要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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