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戈勒斯·德勒斯,《活的金字塔》(Agnes Denes, The living Pyramid), 雕塑,9m × 9m × 9 m, 2015/2017,北城公园(Nordstadtpark), 卡塞尔 格雷戈·克拉斯帕(Gregor Krasper) 如何“向雅典学习”?(上) How to Understand “Learning from Athens” (1) 杜蕊璇 | 文 当代艺术展览的职责在于建立教育体系,以“向雅典学习”为主题的第 14 届卡塞尔文献展着墨于“学习/教育”,“教育”这一主题宣告了当代艺术的社会责任——启蒙的责任。 德国小城卡塞尔一直是文献展的根据地,展览从六月到九月向公众开放,历时 100 天,因此也被称为“百日博物馆”(Museum of 100 days)。2017 年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史无前例地开设了一个新的展区——希腊雅典。策展界的“摇滚明星”、波兰籍策展人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以“向雅典学习”(learning from Athen)为题, 不仅创建了文献展的第二个基地——雅典,他也将雅典展区的百日展期提前到四月开幕,大刀阔斧的改动让本届文献展颇有噱头。 大多数译者将展览主题译为“以希腊为鉴”。对比希腊往日的辉煌和其今日在欧洲的艰难,难免让人想要“引以为鉴”。但我认为这个翻译对希腊有失公正,也把这位“摇滚”策展人解读得太过中规中矩。“以……为鉴”常有“受到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之意。作为欧洲最强国的德国和最弱国的希腊,亦很难想象,站在经济和道德高点的前者需要向后者学习什么。然而,看完雅典和卡塞尔的展场,我认为希姆奇克所提到的雅典,不是千年前的神话、城邦、哲学,而是今时今日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飘摇的古城。我将对第 14 届文献展如何将当代艺术展览作为一种“学习”稍加梳理,从什么是文献展谈起。 documenta = docere + mens + a 如果现在来到德国中部城市卡塞尔,你一定会惊讶于这是一个多么国际化的小城。走在马路上,随处可以听见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当然少不了中语、日语、越南语以及神秘的未知语言。如此热闹多元的景象,在这个德国小城并不多见。卡塞尔文献展每五年一届,至今已历时62年。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文献展创设国际评审团制度,关注当代艺术,其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了与巴西圣保罗双年展与威尼斯双年展齐名的世界三大艺术展之一。过去三届文献展,参观者人数每届以百万的数字递增,至2012年,由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策展的第13届文献展接待了超过 860 万参观者,这个数字是该城市人口的三倍。 文献展的德语名“documenta”源自于拉丁语“documentum”。它包含的两个词根,“docere”意为“传授”“教学”,“mens”意为“精神”“灵魂”,它们组合在一起便表示了文献展的初衷:精神之教学。词如其名,第一届“documenta”是现代艺术的文献(Documentation),把在纳粹德国时期消失的艺术带回到民众中,写进历史里。博得在采访中曾经宣告对德语词汇“documenta”的版权, 表明这是他在 1950 年发明的词。词尾的 “a” 正是上世纪 50 年代德语创词的特色。“加上a”,博得说,“这个词听起来很好”。根据德语名词的变化规则,“documenta”常以“documenten”或“documenta-Ausstellungen”这种复数的形式出现。虽然策展人和艺术家一直在更换,但文献展致力于建立 “透过灵魂的课堂”的初衷却贯彻始终。 身体的议会 除了宗教领域之外,在这世上找不到灵魂的课堂。换句话说,我们从来不清楚灵魂是什么,何来与之相关的的教学?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西方社会更加深刻地反思身体与灵魂的关系,吸收东方的传统和宗教。冥想、瑜伽、东方神秘宗教逐渐开始在西方社会得到认可。这种社会氛围也在当代艺术领域流行,行为艺术成为风潮。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约瑟夫·博伊斯、白南准都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对艺术的定义开始改变,展览更加注重观者与艺术家的互动。艺术代表的不再是艺术品、流派、艺术家,而是一个寻求新的体验、尝试更多的可能性、重新定义“人”的实验室。“互动”“参与”逐渐成为当代艺术中的重要词汇。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样的尝试依然在继续。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更少地讨论灵魂,更多讨论身体。“身体”从灵魂的躯壳变成灵魂的载体。艺术家认为,要理解灵魂,从理解身体开始。在这一观念的驱使下,关于种族、性别、性的讨论从西方社会开始,逐渐扩展到全世界。在这个主题中,文献展从来都是先驱,今年也不例外。 曼西亚·戴阿瓦那,《世界剧》(Mantia Dawara, An Opera of the world),影像,70分钟,葛罗莉亚电影院(Gloria Kino)弗雷德·多特(Fred Dott) “身体的议会”(The Parliament of Bodies)是 2017 年文献展的公众参与计划,为了反思欧洲移民之夏暴露出的民主欧洲的虚假。来到欧洲大陆的新移民遭遇的不是政治制度上的议会,而是街头的议会,是街头的公民通过语言和行为表达的隐藏在其后的社会和文化框架。“身体的议会”公众计划在雅典文献展开展前7个月就已启动,由艺术家与雅典当地人合作,共同创造以反对边境管制和身份政治为主题的平台,并由此产生了六种开放社群(Open Form Society)。例如,艺术家安吉洛·普勒萨斯(Angelo Plessas)想要观察不同的生活环境对人的想法会产生什么影响,由他组建的社群叫做“Noospheric Society”。“Noosphere”源于古希腊语“νο”,指的是人的灵魂或理智中的某个区域。普勒萨斯将一个抽象的科学哲学概念用影像装置的形式在卡塞尔大学展出。影像中一位记者走访了在不同环境下生活的个体:不断摸狗的女学生,迷恋佛教修行的嬉皮士,住在树屋里的混血儿,等等。记者提出问题:“你如何看待被学院化的幻想?”混血儿答:“……重要的是,谁的幻想会在现实中被物化、被实现。” 瑞士艺术家维瑞纳帕拉和露西安卡斯塔音-泰勒(Véréna Paravel und Lucien Castaining-Taylor), 偏利共生(commensal), 豆腐工厂(Tofufabrik),影像装置,黑白胶片电影42 分钟,数码影像27分钟,2017,卡塞尔, 格雷戈克拉斯帕(Gregor Krasper ) 瑞士艺术家维瑞娜·帕拉·帕拉维尔(Véréna Paravel)和吕西安·卡斯坦因-泰勒(Lucien Castaing-Taylor)将身体的互相依存推及道德的底线。影像《偏利共生》(Commensal)在卡塞尔豆腐工厂放映,这是一部关于日本人佐川一政的纪录片。影像中,佐川一政对其哥哥口述了他的吃人经历。1981 年在巴黎留学期间,他以讨论论文为借口,邀请他的女同学到住处共进晚餐,在那里将其枪杀并肢解食用。由于精神问题,佐川未被判罪,而是被遣送回日本。他将自己的经历出版成书,参加谈话节目, 成为全国知名人物,收入不菲。在影像的最后,哥哥说弟弟会活得更长,因为他更会吃。弟弟靠着吃人的故事,成为富翁;哥哥或许得到了经济上的帮助,亦或得到了猎奇的满足。兄弟两人的闲谈中,吃人不过无关紧要的生活琐事。两兄弟谈论着谁会吃,谁活得更长。在中文里,“共生者”表示获利的一方,而英文里,这个词则以“commensal”表示,意思是“分享食物”(sharing of food)。这个英语词汇来自拉丁语的“commensa”, 原意为共用餐桌(sharing a table)。艺术家以“commensal”为影片命名,将一个反人类的行为归类为生态系统中的常态。 以上提及的作品只是本届文献展大量关于身体的实验中的凤毛麟角。与上世纪 60 年代的行为艺术不同的是,今天关于身体的实验不再带着灵与肉的二元观念,不再寻求普世性的人与自然,而是在地的,与当地的生态系统、经济政治密不可分。这些艺术不再通过超越所谓的“历史文化背景”寻找人的本质。相反,一个人所生活的环境、成长的状态和经历,就是他自己。这样的一个“人”,并不超越他所在的知识文化体系,他就是这个体系。这个听来老套的教育理论,在当代艺术领域中却是走过了一条艰辛的路:学习的过程本身不是在建构文化体系,它就是文化体系。当希姆奇克提出“向雅典学习”,不是出于“以史为鉴”,亦不是缅怀昔日希腊;不是出于对旧知识的重述,亦或发现新的知识。知识不是目的,“学习”是目的;“学习”不是过程,知识是过程。当代艺术展览作为一种“学习”,承担着怎样的社会责任? 展览不是关于美,而是关于真实 英国伦敦建筑法庭研究中心(Forensic Architeckture), 哈里特尤茨加特的影像和装置(Halit Yozgat video und Installation), 新新画廊(新邮政总局) (Neue Neue Glalerie(Neue Hauptpost)),装置和影像,卡塞尔, 格雷戈克拉斯帕(Gregor Krasper ) 初代文献展的初衷在于“引导精神和灵魂”,今年文献展着墨于“学习/教育”。简单来说,通过“向雅典学习”,使精神和灵魂得到引导。上述作品绝不是正面教学,也不提供任何引人归正之路。放眼雅典和卡塞尔各个展场的作品,大都如此:影射某个社会现象或问题,指明其谬误。其中,由英国建筑法庭(Forensic Architecture)研究中心制作的影像装置,透过电脑技术模拟案发现场,展示 2006 年卡塞尔的一名土耳其裔的第二代移民被新纳粹分子谋杀的分析报告。2006 年 5 月 6 日,21 岁的土耳其二代移民哈里特·尤茨加特(Halit Yozgat)在自家经营的网吧中被枪杀,这起谋杀案被认为是国家社会地下组织(一个新纳粹组织,由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组成)所为。 2000 至2001年间,该团体在德国各地杀害了 9 名移民,制造了 2 起炸弹袭击和多次抢劫。2006年案发当时,该组织的两名男性成员已过世,女性成员 Beate Zschpe 在慕尼黑面临审讯。随着调查的展开,在德国联邦情报局卧底的右翼恐怖组织成员 Andreas Temme 被发现涉嫌此案。Halit Yozfat被枪杀时,他就在网吧里。由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组成的建筑法庭研究中心对这一案件展开调查,以九分半钟的影片提出Temme证词的疑点,指出Temme有可能是嫌疑人。该报告被慕尼黑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一个关于谋杀的调查,原本是德国警方和法院的工作,文化机构如何进行插手?可以得到怎样的结果?《Artnet》的一篇报道以“第14届文献展最重要的不是艺术品,而是证据”为题,询问当代艺术的社会责任和权利界限。文章的结尾,作者引用以色列建筑师、作家、建筑法庭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埃亚尔·韦茨曼(Eyal Weizman)的话,“当一个小裂缝出现后,它会自己变大,更长更深的裂缝将会出现。我们认为,这是文化学院今日的职责所在,换句话说,一个展览不是关于美,而是关于真实。” 雅典街头反对文献展的涂鸦,将文献展(dokumenta14)改名为资本展(crapumenta 14) 格雷戈克拉斯帕(Gregor Krasper ) 回到文章开头,“文献展如何向雅典学习”是我的疑问。在探讨与雅典的关联之前,“如何学习”是我的感兴趣的话题。学习不是获得知识的途径,而是构建体系。“如何学习”不指向方式,而指向目的,即构建怎样的体系。换句话说,当代艺术展览的职责在于建立教育体系。“教育”是第14届文献展的重要主题,不单指艺术教育,而是更广泛的概念。“教育”这一主题宣告了当代艺术的社会责任——启蒙的责任。 编辑 / Art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