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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的疯子？ 那是一个宁可在人所理解的社会意义上发疯，也不愿违背人性荣耀的某种高贵理念的人。 梵·高，被社会自杀的人*[法] 安托南·阿尔托尉光吉 译 * 1947年1月底，巴黎橘园美术馆（Musée de l'Orangerie）举办了梵·高画展。《艺术》（ Arts ）周刊借此发表了精神病专家贝尔（Beer）的一篇研究节选。这篇文章激怒了阿尔托，他在2月2日上午参观了画展，并在数周内写出《梵·高，被社会自杀的人》（ Van Gogh le suicide de lasociété ）。该文经修改和增补后，于1947年9月25日由K出版社出版，共印630册，并按阿尔托的要求，附上了梵·高的7幅画。1948年1月16日，阿尔托凭借这本书获得圣勃夫最佳散文奖。 人们可以谈论梵·高良好的精神健康，在其一生中，他只是烹煮了一只手，此外，不过是割下了他的左耳， 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人们每天都吃绿色酱汁烹煮的阴道，或一个像从娘胎里被揪出来那样， 被鞭打至暴怒的新生婴儿的生殖器。 这可不是一个意象，而是一个在全世界每天大量地重复并培养的事实。 尽管这一论断看似疯狂，但当今的生活就这样维持其古老的氛围：淫荡，混乱，无序，癫狂，痴呆，长期的精神错乱，资产阶级的惰性，精神的异常（因为不是人，而是世界，变得反常），蓄意的欺诈和显著的虚伪，对一切表明种族身份之物的卑劣鄙视， 宣称整个秩序都奠基于一种原始不公的实现， 简言之，有组织的犯罪。 世道污秽，因为病态的意识此时最感兴趣的，是如何不摆脱自身的病态。 就这样，一个腐烂的社会发明了精神病学，以抵制某些头脑清晰的卓越之士的调查，他们的占卜能力让它局促不安。 * 钱拉·德·奈瓦尔没有疯，但为了让他即将做出的某些重要的揭露变得不可信，他被指控为疯子， 除了遭受如此的指控，他的脑袋还被人击打，在某个夜晚，从肉体上被人击打，为了让他忘掉他即将揭露的可怕的事实，而这些事实，经过这样的击打，在他的体内，被推回到了超自然的层面，因为整个社会都秘密地勾结起来反对他的良知，在那一刻，整个社会强大得足以让他遗忘现实。 不，梵·高没有疯，但他的画是希腊火硝，原子弹，其视角，相比于当时流行的其他一切绘画，已能够沉重地打击第二帝国的资产阶级和梯也尔、甘必大、菲利·福尔 [1] 以及拿破仑三世的走狗们身上潜伏的循规蹈矩。 [1] 梯也尔（Thiers，1798—1877），甘必大（Gambetta，1838—1882），菲利·福尔（Félix Faure，1841—1899）：三人均为法国政治家，先后担任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总理或总统。 因为梵·高的画攻击的不是道德品行上的某种循规蹈矩，而是体制本身的循规蹈矩。当梵·高从地球上经过之后，就连外部的自然，及其气候，潮汐，赤道的风暴，都无法维持相同的引力。 在社会的层面上，体制更应崩解，而宣称梵·高发疯的医学，则更应形同一具发臭且无用的死尸。 面对梵·高清醒运转的头脑，精神病学无非是一窝子深陷于执迷和烦扰的猿猴，而为缓减最可怕的苦恼和人性窒息的状态，它只拿得出一套荒谬的术语， 堪称其大脑损坏的产物。 的确，没有哪个精神病专家，不是臭名昭著的色情狂。 我不相信精神病专家根深蒂固的色情狂法则会容忍任何例外。我认得一个家伙，几年前，一听到我如此指责他所在的整个行业是一群高级的恶棍和公认的奸商，便要抗议。 阿尔托先生，他告诉我，我可不是一个色情狂，而我看你也出示不了哪怕一个例子来支持你的指控。 我要做的不过是把你自己，L医生，出示为证据， 你的罪名就烙在你的脸上， 你个肮脏的混蛋。 这就是那人的嘴脸，他把性猎物塞到舌头下，又把它像杏仁一样翻过来，以示鄙弃。 这就叫中饱私囊，假公济私。 性交之时，你若不能以你熟知的某种方式，从声门中发出咯咯的笑声，从咽喉、食道、尿道和肛门中同时发出咕咕的声响， 你就不能说你满足了。 在内部器官的震颤中，你已陷入某一褶痕，那就是你污秽淫乱的肉身化证据， 而你年复一年地培养它，愈演愈烈，因为从社会上讲，它并不落入法律的裁决， 但它落到了另一套法律的审判之下，在那里遭难的是整个受伤的意识，因为你如此的行为遏制了它的呼吸。 你把活跃的意识称为精神的错乱，而另一方面，又用卑贱的性欲扼杀了它。 这恰恰是可怜的梵·高显得纯洁的地方， 他比六翼天使或处女还要纯洁，因为正是他们从一开始就煽动并滋养了罪恶的庞大机器。 另外，L医生 [2] ，你或许属于邪恶的六翼天使的行列，但，看在上帝的份上，离人远点吧， 免除一切罪恶的梵·高的身体，同样免除了疯狂，只有罪恶才会招致疯狂。 我不相信天主教的罪， 但我相信情欲的罪，碰巧，世上的一切天才， 收容所里真的疯子，都提防着它， 否则，他们就不是（真的）疯子。 但什么是真的疯子？ 那是一个宁可在人所理解的社会意义上发疯，也不愿违背人性荣耀的某种高贵理念的人。 就这样，社会在收容所里扼杀了所有那些它试图摆脱或抵制的人，因为他们拒绝与一滩高级泔水同流合污。 因为社会也不愿听一个疯子胡言，却又想要阻止他说出某些无法忍受的真相。 但，在此情况下，禁闭并非唯一的武器，众人协商聚集总有别的办法消磨它欲破灭的那些意志。 除了乡野巫师的微不足道的咒术，还有一切警觉的意识定期参与其中的全球施咒的大法会。 就这样，在一场战争，一场革命，一场尚在孵化的社会剧变期间，集体意识遭受质问并自我质问，它颁布它的判决。 也有可能，遇到某些轰动的个体案例，它被激恼并出离了自身。 就这样，一个个集体的魔咒投向了波德莱尔，爱伦·坡，奈瓦尔，尼采，克尔凯郭尔，荷尔德林，柯勒律治， 也有一些投向了梵·高。 这可在白天进行，但往往，它更愿发生在夜晚。 就这样，怪异的力量被激起并引向了星穹，那阴暗的穹顶，在一切人性的呼吸之上，由大多数人邪恶心灵的恶毒挑衅构成。 就这样，不得不在大地上抗争的极少数头脑清醒的善良意志发觉自己，在白天或黑夜的某些时辰，在真正醒着的某些梦魇状态的深处，陷入了强大吸力的包围，那是一种市民巫术的触手一般的可怕压迫，而人们很快就会在道德品行上目睹其公然的显露。 [2] 关于“L医生”的真实身份，有各种说法。苏珊·桑塔格和唐·埃里克·莱文认为，这无疑应指罗德兹精神病院的医生，雅克·拉特雷莫利埃（Jacques Latrémolière）。甚至拉特雷莫利埃本人也在1961年，《火塔》杂志，第69期里称，他就是“L医生”。然而，《全集》的主编，波勒·泰芙楠，否认了这一看法，称“L医生”另有所指，但未点出那人的名字。而根据艾芙莉娜·格罗斯芒的考证，泰芙楠未明说的那个人物，其实是雅克·拉康（Jcques Lacan），他曾在圣安妮医院见过阿尔托。
《梵·高，被社会自杀的人》扉页，1947年 * 面对这滩集体的泔水——它一方面把性，另一方面又把弥撒或其他心理仪式作为基础或支点——在夜晚头戴一顶连着十二支蜡烛的帽子四处游荡，描绘自然的风光，又有何癫狂可言； 因为可怜的梵·高还能怎样照明呢？正如我们的朋友，演员罗热·布兰，有天如此恰当地指出的。 至于那只被烹煮的手，它是纯粹的英雄主义， 至于那只被割下的耳朵，它是直率的逻辑， 并且，我重申， 一个为将其邪恶的意志贯彻到底， 而日日夜夜，且愈发不可收拾地，吃食不可吃食者的世界， 在这一刻，无可作为， 除了闭嘴。 附言 梵·高并不死于一种本然的精神错乱的境况， 而是因为他的肉体已经成为一个难题的场域，人类的罪恶精神，从一开始，就围着这个难题挣扎， 那是血肉之于精神，或身体之于血肉，或精神之于这两者的优越性的难题。 而在如此的癫狂中，何处是人之自我的位置？ 梵·高一生都带着一种古怪的能量和决心，寻找他的自我。 并且他自杀不是由于突发的疯狂，不是出于失败的忧惧， 相反，当社会的普遍意识，因他脱离社会而惩罚他，逼他自杀时，他刚取得成功，并发现了他是什么， 以及他是谁。 而这发生在梵·高身上，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在一次狂欢，一次弥撒，一次赦罪，或祝圣，着魔，妖化或潜伏的其他仪式期间。 它由此潜入了他的身体， 这个被赦罪， 被供奉， 被圣化 并着魔 社会， 抹掉了他身上刚刚获得的超自然意识，如同其内心之树的纤维上一股黑色乌鸦的洪流， 在最后一次涌涨中淹没了他 并且，占夺他的位置， 杀死了他。 因为现代人的解剖学逻辑，他从来没法去体验，或想着去体验，除非他也着了魔。 被社会自杀的人 长久以来，纯粹的线构绘画让我抓狂，直到我遇见了梵·高，他画的既不是线条，也不是形状，而是大自然当中惰性的事物，仿佛它们正在抽搐一样。 而惰性。 所有人都在秘密地谈论的那一惰性，从未变得像现在这样隐晦，以至于整个世界和当前生活都要插手把它搞清楚。 仿佛是在这惰性力量的猛烈抽击下。 那么，凭借一根笔棍，一根真正的笔棍，梵·高不断地对自然以及对象的一切形式发起击打。 经过梵·高指甲的抓挠， 风景露出了其敌意的血肉， 其开膛破肚的皱襞的怒气， 而没有人知道变形的过程中有怎样怪异的力量。 * 一次梵·高的画展总是一起历史的事件， 不是所画之物的历史事件，而是纯粹历史学的历史事件。 因为没有饥荒，没有瘟疫，没有火山喷发，没有地震，没有战争，来吹动空气的孢子，来拧住命运（万物的神经质命运）之传闻的狰狞面孔的脖子， 如同梵·高的一幅画——重见天日， 回归视觉， 听觉，触觉， 嗅觉， 回到一次展厅的墙上—— 最终再次投身当下的现实，重新进入流传。 在橘园美术馆最新的梵·高展览上，可怜的画家十分伟大的绘画并未全部亮相。但那里，许多人流涌动的展厅都星星点点地装饰着一簇簇胭脂红的植物，一条条紫杉掩映下的低洼小路，一个个围着纯金的麦堆旋转的紫色太阳，还有唐吉老伯和梵·高的自画像， 为了召回对象、人物、材料和元素的怎样凄惨的单纯性， 梵·高提取了这些管风琴声，这些烟火，这些大气显圣，简言之，这部由永恒且不合时宜的衰变构成的“杰作”。
梵·高，《麦田与乌鸦》，1890年 在他死前两天画下的这些乌鸦，和其他画作一样，打开了一扇通往死后之荣耀的大门，但它们也为画好的作品，或不如说，为没有画下的自然，打开了一扇秘门，直通一个可能的彼岸，一个可能的永恒现实，梵·高打开的大门通向了一个谜样的、不祥的彼岸。 如此的景象并不寻常：一个腹部受了致命枪击的人，在画布上塞入一群黑色的乌鸦，下方则是一片或许生机勃勃，却无论如何空荡荡的原野，土地的酒色就在那里同麦子脏兮兮的黄色狂乱地对抗着。 但除了梵·高，没有一位画家懂得像他一样，找到他用来画这些乌鸦的松露的黑色，这“盛宴”的黑色，同时也是渐渐衰弱的夜光中，突然撞见的乌鸦翅膀排泄物一般的黑色。 * 而 吉利 的乌鸦底下，土地在抱怨什么？无疑，吉利只是对梵·高一人而言，另外，这吉利还预示着，恶再也不能触及他。 因为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把土地画成一块由湿漉漉的酒和血织成的脏兮兮的亚麻布。 * 画中的天空低沉，压抑， 泛着紫色，如同闪电的边沿。 黑暗奇异的空无之穗从电光背后升起。 梵·高释放了他的乌鸦，如同他自杀之怨怒的黑色细菌，离顶端几公分， 又像来自画布底部 ， 沿着黑色线条的深深裂缝，它们丰满的羽毛轻轻拍打，让一场泥土风暴的漩涡，担负起高处窒息的沉重威胁。 但整个画面丰富， 画面丰富，华丽，冷静。 这是一个人的死亡应得的伴奏：当他在世时，他让那么多沉醉的太阳绕着那么多无拘束的草垛旋转，而当他陷入绝望，腹部挨了一枪时，他又不由地用血和酒淹没了一片风景，用既欢快又阴郁的最终乳液，用酸酒和变质的醋味，浸透了大地。 就这样，从未超越绘画的梵·高，他的后一幅油画的色调，唤起了最悲凉、最激情又最热烈的伊丽莎白戏剧的冷峻而野蛮的音质。 * 梵·高身上最打动我的就是这点，他是所有画家中最像画家的人，并且，他没有比人们称呼的作为绘画的东西走得更远，他没有抛开颜料管、画笔、 主题 构图、画布，转而诉诸趣闻、叙事、戏剧、图像化表演、主体或对象的本质之美，却成功地激发了自然和对象的热情到了这样的地步，就连爱伦·坡、赫尔曼·梅尔维尔、纳撒尼尔·霍桑、钱拉·德·奈瓦尔、阿希姆·阿尔尼姆或霍夫曼的精彩故事，也不比他那两苏一张的画布在心理和戏剧的层面上说得更多， 而且，他几乎所有的画作，像是有意为之，都透露出平凡的维度。
梵·高，《高更的椅子》，1888年 * 一张椅子，一张绿色的草垫扶椅上有一个烛台， 扶椅上还有一本书， 好戏就在这里登场。 谁将上台？ 是高更还是另一个鬼魂？ 草垫扶椅上点燃的蜡烛，似乎标出了一条明亮的界线，将梵·高和高更这两个对立的个体分开。 他们争论的审美对象，若说出来，也许不大重要，但它必定表明，梵·高和高更的人格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人性分裂。 我相信，高更认为一个艺术家应当寻求象征、神话，把生命的事物扩大为神话， 而梵·高则认为人们必须知道如何从最凡俗的生命事物中演绎出神话。 对此，我觉得，他很有道理。 因为现实远远高于一切历史，一切故事，一切神性，一切超现实。 有一个懂得解释现实的天才就够了。 在可怜的梵·高之前，没有一个画家做到， 在他之后也没有， 因为我相信这一次， 今天， 现在， 在1947年的这个2月，是 现实本身， 是现实的神话本身，是神话的现实本身，正在肉身化。 就这样，自梵·高以来，没有人知道如何遵循真实生命的目标从中响起的压抑的秩序，撼动巨大的铙钹，发出超人的， 永远地 超人的音调， 当他已懂得竖起自己的耳朵倾听它们的涨潮。 * 就这样，烛光奏鸣，绿色的草垫椅子上点亮的烛光奏鸣如一具可爱的身体在另一具昏睡的病躯面前呼吸。 它奏鸣如一个古怪的批评，一个深刻且惊人的判断，似乎之后，许久之后，在草垫椅子的紫蓝光芒终于淹没了画面的那一天，梵·高会允许我们猜测它的断言。 人们定会察觉，断续的淡紫光芒吞噬了不祥的巨大扶椅的横木，那垫着绿色稻草、凳腿外翻的老扶椅的横木，但人们不会立刻察觉。 因为焦点似被置于别处，而它的来源极为隐晦，如同一个秘密，它的答案，唯有梵·高自己保管。 * 要是梵·高没有在37岁的年纪死去，我才不会指望哭丧专家来告诉我何等至高无上的杰作充实了绘画， 因为我没法，在《乌鸦》之后，让自己相信，梵·高还能作画。 我想他在37岁的年纪死去是因为，唉，他作为一个被恶灵绞杀的人，走到了其叛逆的凄凉故事的尽头。 因为梵·高抛弃生命，不是由于自己，由于自己的疯狂。 而是由于他死前的两天，受到了恶灵，一个名为加歇医生的临时精神病专家的压迫，那是其死亡的直接、有效且充分的原因。 读着梵·高致他弟弟的信，我坚定且真诚地确信，“精神病专家”，加歇医生，其实憎恶画家梵·高，他不仅憎恶梵·高是一个画家，而且首先憎恶他是一个天才。 既要当医生又要做诚实的人几乎不可能，但要当精神病专家同时又不被打上最确凿无疑的疯狂之烙印，则下流地更不可能：如此的疯狂源于无力反抗乌合之众古老的返祖反应，它让深陷群氓的每一位科学家都成了所有天才与生俱来的天敌。 * 医学诞生于邪恶，如果它不诞生于疾病；相反，为了给自己一个存在的理由，它已无中生有地激发并创造出了疾病。但精神病专家诞生于下流的乌合之众，他们想把恶保留于疾病的源头，并因此从其自身的虚无中抽出一列侍卫队，以从根本上扑灭一切作为天才之起源的反叛请愿的冲动。 每一个疯子身上都有一个被人误解的天才，他脑袋里闪耀的念头让人害怕，但只有在谵妄里，他才能挣脱生活为之预备的绞绳。 * 加歇医生并未告诉梵·高，他在那里是为了矫正他的绘画（正如罗德兹精神病院的主治医生，加斯东·费尔迪埃尔告诉我，他在那里是为了矫正我的诗歌），而是把他送出去写生，使之沉浸于风景，以此逃避思考的病痛。 只要梵·高转头，加歇医生就切断其思想的开关。 正如没有任何作恶的念头，而只是对无关痛痒的琐事嗤之以鼻，但通过这一姿势，世上所有心不在焉的资产阶级都铭记着一种被压抑了无数遍的思想的古老魔力。 当他这么做时，加歇医生禁止梵·高触碰的，不只是难题的邪恶， 更是地狱火的种子， 是在唯一食道的咽喉里拧动的指甲的剧痛， 随此剧痛，梵·高 陷入强直性痉挛， 梵·高，在呼吸的漩涡上悬着 作画。 因为梵·高是一种可怕的感性。 为了确信这点，只需瞧瞧他的面孔，总好像气喘吁吁，且在某些方面，也似屠夫的迷人面孔。 这面孔属于一位变得沉稳且如今不问世事的旧时屠夫，其黯然的形象萦绕在我心头。 梵·高在许多画布上画过自己的肖像，但不管它们怎样容光焕发，我总有一个痛苦的印象，即此等容光已被后人作伪，梵·高已丧失了其挖掘并勘测内心道路所必需的光。 而这条路，加歇医生，当然，无法为他指明。 但，我说过，每一个活着的精神病专家身上，都有一种令人厌恶的、卑鄙的返祖现象，使他在他面前的每一位艺术家，每一位天才身上，看到自己的仇敌。 而我知道，加歇医生已在历史上，面对受他照料且最终在他照料下自杀的梵·高，制造了一个印象，即他是画家在世的最后好友，一位顺承天意的安慰者。 * 但我愈发觉得，正是由于瓦兹河畔奥维尔小镇的加歇医生，梵·高，不得不在那一天，在他于瓦兹河畔奥维尔小镇自杀的那一天， 不得不放弃生命—— 因为梵·高是一个极为清醒的造物，他在任何情况下的所见，都能超出，无限地、危险地超出，直接的、表面的事实现象。 关于意识，我想说，意识习惯于保守。 在其似无睫毛的屠夫眼睛的深处，梵·高不断地投身于这些阴郁的炼金术活动，以自然为对象，以人体为烧壶或坩埚。 而我知道，加歇医生总觉得这让他疲倦。 这在他身上并不是单纯的医学关照的结果， 而是一种未曾言明的有意识之嫉妒的供认。 * 因为梵·高已然抵达这一幻视的阶段，其中混乱的思绪在物质的侵略性释放面前回流， 思考不再殚精竭力， 也不再存在， 要做的只是 聚集身体 ，我的意思是 堆积身体。 这不再是星辰的世界，而是在意识和大脑之外得以如此继续的直接之创造的世界。 我从未见过一个无脑的身体会因惰性的支柱而疲倦。 惰性的支柱，这些桥，这些向日葵，这些紫杉，这些采摘的橄榄，这些晾晒的干草。它们不再移动。 它们凝固了。 但谁能想到，在一把开启它们不可穿透之颤栗的利刃击打下，它们竟变得更为坚硬？ 不，加歇医生，一个支柱从不让任何人疲倦。疯子的这些力量给人安憩而不引发运动。 我也像可怜的梵·高，我不再思考，但我每天亲临内心巨大的沸腾，我愿看到随便哪个医生过来指责我让我自己疲倦。
梵·高，《装着五朵向日葵的花瓶》，1888年 * 据说，有人曾欠梵·高一大笔钱：为此，梵·高恼火了好几天。 高贵的天性，总是现实之上的一道凹痕，倾向于用恶意来解释一切， 它相信一切绝非偶然，一切厄运的发生乃是刻意蓄谋的不良居心所致。 精神病专家从不相信。 天才总是相信。 * 当我病了，那意味着我中了魔咒，如果我不相信某人有兴趣剥夺我的健康并从我的健康中获利，那么，我同样不能相信自己病了。 梵·高也认为自己中了魔咒，他也这么说。 而我，我很确定他中了魔咒，总有一天，我会讲他在哪里并如何中了咒。 而加歇医生是那条长相奇异的冥府看门狗，那头化脓流血的刻耳柏洛斯，他穿着天蓝色的外套，透亮的衬衣，却到可怜的梵·高面前，剥夺他全部健康的念头。因为如果这种健康的观看方式被普遍地传播开来，那么，社会就再也不能生存，但我知道世上哪些英雄会在其中找到他们的自由。 梵·高没法及时地甩掉这类家族吸血鬼，它对画家梵·高坚持作画的天赋充满兴趣，同时又否认其幻想的人格实现肉体和精神之绽放所必需的反叛。 在加歇医生和梵·高的弟弟，提奥之间，有过多少令人作呕的秘密谈话，那是家人同精神病院的主治医生，就他们送来的 病人 所展开的交谈。 “要看好他，让他不再抱那些想法。”“你看，医生都说了，你必须放下所有的这些想法；它们对你不好，如果你继续那么想，你这辈子都会被关起来。” “但不，梵·高，理智点吧，瞧，这是偶然，想这样看穿天意的秘密可没什么好。我认识某某先生，他是个很好的人，是你胡思乱想才反复觉得他在秘密地施法。” “人家承诺过还你这笔钱，他会还你的。你不能继续这样，老是认为别人欠钱是出于恶意。” 这就是好心肠的精神病专家的看似完全无害的温和谈话，但它们在梵·高心里留下了一根黑色细舌的印记，这根无害的黑色细舌属于一只有毒的火蜥蜴。 要逼一个天才自杀，有时只需如此。 有些日子，心感受到如此可怕的堵塞，以至于它像是遭了当头一棒，觉得自己再也无法挺下去。 因为正是在一次同加歇医生的谈话后，梵·高，恍若无事地，回到了房间并自杀。 我自己就在一家精神病院里待了九年，我从未有过自杀的执念，但我知道，每天早晨，探视期间，同一位精神病专家的每一次谈话，都让我恨不得把自己吊死，因为我清楚，我无法割开他的喉咙。 提奥也许在物质上对他的哥哥很好，但这并未阻止他认为梵·高精神错乱、充满幻见、陷入错觉，他竭尽全力，却没有在癫狂中追随梵·高， 让他冷静。 他后来死于悔恨又有什么用？ 梵·高在这个世上最珍视的东西，是他身为画家的想法，是他对幻象的狂热的、天启式的可怕念头。 世界应按其自身之子宫的命令得以组建，恢复其在公共场所举行的秘密节庆的受压抑的、反心灵的节奏，并在所有人面前，回归坩埚的白热状态。 这意味着，天启，一场完满的天启，此时此刻，正在古老的殉道者梵·高的画中酝酿，而世界需要他，为了用头和脚猛锤重击。 没有人曾写过或画过，没有人曾雕刻过，塑造过，建筑过，发明过，除非是为了真正地逃脱地狱。 而为了逃脱地狱，我更爱这平静的痉挛患者笔下的风景，甚于老勃鲁盖尔或希罗尼穆斯·博斯的人物麇集的创作，相比于梵·高，老勃鲁盖尔和博斯只是艺术家，而梵·高只是一个决心不自欺欺人的可怜的无知者。 但怎样才能让一位学者明白：在微积分，量子理论，或分点岁差的淫荡且如此愚蠢的神判仪式里，存在着某种绝对错乱的东西——因为梵·高让虾红色的凫绒从他床上一个选定的斑点中，如此轻柔地泛起泡沫，因为瓦兹河畔干完活后起身的洗衣妇面前，一条船浸满的维罗纳绿和天蓝，激起了小小的叛乱，因为太阳在远远钉着的乡村钟塔的灰角后面飞旋；还因为巨大的土块，在音乐的前景里，寻找它将冻结成的波浪。 O vio profe O vio proto O vio loto O théthé 描述梵·高的一幅画，有何意义！旁人尝试的任何描述都比不上梵·高自己所迷恋的自然对象和色调的简单排列， 身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和画家，梵·高就其描绘的作品，给出了最令人震惊的本真性之印象。
梵·高，《夜晚露天咖啡馆》，1888年
梵·高，《多比尼的花园》，1890年 * 这么写似乎很容易。 那么，试着写写看吧！告诉我，既然你不是梵·高画作的作者，你能否像梵·高在这封小小的信中那样，单纯地，枯燥地，客观地，持久地，有效地，坚定地，含糊地，笨重地，真实地，神奇地，展开描述。 （因为关键的区分标准，不是舒展或痉挛的问题，而是单纯的个人拳力的问题。） 所以，我不应在梵·高之后描述梵·高的画作，但我要说，梵·高是画家，因为他重新收集了自然，因为他让自然再次出汗，因为他把自然喷溅到他的画布上化作一束束明亮的光线，一簇簇不朽的色彩，各种元素的百年研磨，省略符、线痕、逗号、横杠的可怕的基本挤压，在他之后，我们再也没法相信，自然的面貌不是由这些事物组成。 多少次隐忍的肘击，多少次来自生活的视觉冲撞，多少次面对自然的眨眼，汇成了加工现实的种种力量的明亮涌流，它们不得不在被最终逐回并 吊 到画布上、被人接受之前，打破阻障。 梵·高的画中没有鬼魂，没有幻象，没有错觉。 这是午后两点的太阳的炽热真理。 一个逐渐明朗的缓慢的生殖梦魇。 没有梦魇，没有效应。 但产前的痛苦就在那里。 在那里，一片牧场，一根麦苗茎杆的湿润光泽，正准备被引渡。 对此，自然总有一天会予以考虑。 正如社会也将解释他过早的死亡。 不，梵·高的画中没有鬼魂，没有戏剧，没有主题，我甚至会说，没有对象，因为动机本身是什么？ 如果不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古乐圣歌的铁影，如果不是一段对自身主旨感到绝望的旋律的主导动机？ 这是赤裸且纯粹的自然，当人懂得近距离接近它时，它就如其显露那般被目睹。 来见证这古埃及熔金灼铜的风景吧：其中，一个巨大的太阳重重地压在了房顶上，而阳光下如此摇摇欲坠的房顶，似乎正处于解体的状态。 我不知还有什么天启的、象形文字的、鬼魂的或悲怆的绘画能给我这样一种玄奥怪异的感受：仿佛一具无用神秘学的尸体，裂开了脑袋，并在砧板上交出它的秘密。 当我这么说时，我想的不是唐吉老伯，或一个衣袖上像吊着拾荒者的钩子一样，挂着一把雨伞的驼背老人所最后走过的奇异的秋日小路。 我在回想那些展翅的乌鸦，它们漆黑似光彩熠熠的松露。 我在回想他的麦地：麦穗层层叠叠，而前面， 几朵小小绽放的丽春花，说出了一切，它们被轻柔地播散，被辛酸而紧张地植入那里，并且，稀稀拉拉的，它们被刻意而暴烈地打断，撕碎了。 只有生活才懂得如何提供一件纽扣松开的衬衣下窃窃私语的一次次表皮剥落，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目光斜向了左侧而不是右侧，为什么斜向了卷曲的发堆。 但就是这样且就是事实。 但就是这样且就是如此。 * 他的卧室同样神秘，如此美妙的乡土风格，散发着一种浸渍麦子的气味，而透过遮掩的窗户望去，麦子正在远方的风景中摇曳。 陈旧的凫绒的颜色，同样是乡土的风格：贻贝的红，海胆的红，虾的红，米迪河火鱼的红，烧焦的辣椒的红。 如果他床上凫绒的颜色果真如此地成功，那当然是梵·高的过失，我想不出哪个织工能移植其难以言表的印记，就像梵·高能将这难以言表的涂料之红，从其心灵的深处摆渡到画布上。 我不知有多少罪恶的牧师，在他们所谓圣灵的脑中，梦想过一扇向其娼妓“玛丽”敞开的彩色玻璃窗上赭石的金和无限的蓝，他们已懂得在空气及其小巧的神龛里，隔离并提取出这些构成为一个事件的适意之色彩，在那里，梵·高画布上的每一笔都比一个事件更糟。 有一次，它化作一个整洁的房间，却抹着本笃会僧侣酿熟其健康的烧酒时，永远找不到的一层香膏或香料。 还有一次，它变成一个被巨大的太阳碾碎了的纯粹干草堆。
梵·高，《卧室》，1888年 这房间因其明珠般的白墙让人想起了杰作，墙上挂着一条简陋的浴巾，如一位农夫的老旧护符，难以接近又令人舒心。 一些粉笔的浅白色比古老的酷刑还要糟，而可怜又伟大的梵·高做手术般由来已久的严谨，在这幅画里表现得最为清楚。 因为这才是梵·高，一心只考虑沉默又动人地涂抹的笔触。万物的色彩普普通通，却又如此恰到好处，如此可爱地恰到好处，以至于没有一块宝石能比肩其珍贵。 因为梵·高会是所有画家中最名副其实的画家，唯独他不曾渴望超越绘画，一如其作品的严格手法，一如其手法的严格框架。 但另一方面，唯独他，绝无仅有地，绝对地超越了绘画，超越了这再现自然的惰性行为，为的是让一种旋转的力量，一种直接抽自内心的元素，从自然的这专一的再现中喷涌出来。 通过再现，他焊接了空气，并把一根神经封入其中，这些是自然中不存在的事物，它们属于比真实自然的空气和神经还要真实的自然和空气。 * 当我写下这些话时，我看见，画家血红的面孔，在一面崩破的向日葵围墙中， 在昏暗的风信子灰烬和天青石牧场的强大拥抱中，向我走来。 这一切，在粒粒坠落的炸弹形成的一阵陨石般的轰炸中， 证明了梵·高，当然，像一位画家一样构思他的绘画，绝无仅有的一位画家，但由于 这个事实 ， 他也是 一位强大的音乐家。 * 这风琴演奏家诞生于一场在明净的自然中停滞并大笑的暴风雨，但在两场风暴之间平息的自然，如同梵·高自己，清楚地表明，它正准备消逝。 见过此景，一个人会转身背离任何一幅画作，因为它们别无可说。梵·高绘画的风暴之光，在人们停止看它的时刻，开始其忧郁的吟诵。 只是画家，梵·高，除此无他， 没有哲学，没有神秘，没有仪式，没有通心术或祭拜礼， 没有历史，没有文学或诗歌， 这些铜金的向日葵被画下：它们被画下，作为向日葵，除此无他，但为了理解自然中的一朵向日葵，此时必须回到梵·高，正如为了理解自然中的一场风暴， 一片风暴的天空 一片自然的平原， 再无可能绕过梵·高。 风暴一般，如在埃及，或在闪米特的犹太平原， 或许黑暗，如在卡尔迪亚，在蒙古，或在西藏的群山，没有人告诉我它们曾被移动。 但看着这片麦田，或这片古老的紫色天空重压下，白如一堆葬骨的石头，我再也不能相信西藏的群山。 * 画家，只是画家，梵·高，采用了纯粹绘画的手法而从未超越它。 我的意思是，为了作画，他从未超越绘画给他提供的手法。 一片风暴的天空， 一片白如粉笔的平原， 画布，画笔，他的红发，颜料管，他的黄手，他的画架， 但所有的喇嘛，可以在他们的长袍下，抖落他们已然预备的天启， 在一张为迫使我们找到自身方位而画满了不祥之物的画布上，梵·高已让我们提前预感到四氧化二氮。 有一天，他下定决心不超越绘画主题， 但，当人们看到梵·高的作品时，人们再也不能相信有什么东西比主题更难超越。 一张稻草扶椅上一支点燃的蜡烛及其紫色的火焰，这个简单的主题，在梵·高笔下讲述的东西，比一整套的希腊悲剧，或西里尔·图尔纳、韦伯斯特或福特的至今尚未上演的戏剧，还要多得多。 * 绝非文学，我看见梵·高的脸，涂满鲜红的血，在其风景的爆炸中，向我袭来， kohan taver tensur purtan 在一次燃烧中， 在一次轰炸中， 在一种爆炸中， 在可怜的疯子梵·高脖子上缠了一生的这块磨石的复仇者。 绘画的磨石，不知为了什么或为了何处。 因为我们一直劳作，一直斗争， 因恐惧、饥饿、贫困、仇恨、丑闻、恶心而尖叫， 身中剧毒， 并不是为了这个世界， 从不是为了这个人间， 尽管我们受之蛊惑， 并最终自杀， 因为就像可怜的梵·高，我们都是被社会自杀的人！ * 梵·高拒绝在画中讲述故事，但奇妙的是，这位画家只是一位画家， 并且，他比其他画家更像画家，因为在他看来，材料，绘画占据了首要的位置， 还有刚从颜料管中挤出来就被捕捉到的色彩， 还有画笔的一根根笔毛在色彩中留下的印记， 还有涂染的绘画在自身阳光下清晰的笔触， 还有喧闹的笔尖径直旋向色彩，并以画家四处消抹又重新搅拌的火花的形式向前溅射时，形成的“i”，逗号和句点， 奇妙的是，这位画家只是一位画家，但在现存的所有画家中，他最有可能让我们忘了我们正面对着绘画， 面对着一幅意图再现其所挑选之主题的绘画， 并且，在固定的画布前，他为我们唤回了纯然的谜，这纯然的谜来自一朵饱受摧残的花朵，一片被他沉醉的画笔从四面八方所开垦并挤压的伤痕累累的风景。 他的风景是古老的罪，它们尚未找回其原始的天启，但它们终将找回。 为什么，梵·高的画给了我这样的印象：仿佛它们正从坟墓的另一头被人注视，而在那个世界里，他的太阳，最终，就是欢快地旋绕并照耀的一切？ 因为，在他痉挛的风景和花朵中生而又死的，不就是曾经所谓的灵魂的全部历史？ 这灵魂把它的耳朵献给了身体，而梵·高又把它还给了其灵魂的灵魂， 还给了一个女人，以充实不祥的幻觉。 * 有一天，灵魂不存在， 精神也不存在， 至于意识，根本无人想过， 但，在一个完全由那些一旦毁灭就会重组的交战的元素构成的世界里，思想又位于何处， 因为思想是和平的奢侈品。 而谁，又比难以置信的梵·高更好，因为画家梵·高理解了难题的现象性，在他看来，任何真实的风景都像在坩埚里潜藏，并会在那里重新开始。 那么，古老的梵·高是王，当他沉睡时，名为土耳其文化的奇异罪名，就被编造出来反对他， 人性之罪的典型、惯习、动机，从来只懂得把艺术家活活地吞下，以填补自身的正直。 由此，它不过是仪式性地圣化了自身的懦弱！ 因为人不愿陷入生活的劳苦，不愿遭受构成现实的种种力量的自然冲撞，以便从中抽取一具任何风暴都再也无法动摇的身体。 人往往更愿意简单地满足于生存。 至于生活，它习惯了在艺术家的天才中找寻。 所以，烹煮了自己一只手的梵·高，从来不怕为生活而斗争，也就是，不怕把生活的事实和生存的理念分开， 一切当然可以存在，而无存在的劳苦， 不像疯子梵·高，一切可以存在，而无发光发热的劳苦。 这就是社会为实现土耳其文化从他身上夺走的东西，那表面正直的文化已把犯罪当作了起源和基础。 就这样，梵·高死于自杀，因为全体意识的合奏再也容不下他。 因为没有精神，没有灵魂，没有意识，没有思想， 只有爆炸， 成熟的火山， 着迷的石头， 忍耐， 便毒， 烹煮过的肿瘤， 脱皮者的焦痂。 假寐的王者梵·高，为其健康的反叛，孵化着下一个警报。 为何？ 因为事实上，良好的健康，是根深蒂固的疾病的残留，是强烈的生存热情的过剩，它被一百道伤口所腐蚀，而这些伤口还必须活着， 必须保持不朽。 谁没有闻到一颗阴燃的炸弹和紧缩的眩晕的气味，谁就不配活着。 这是可怜的梵·高在一束火光的爆发中义不容辞地揭示的慰藉。 但监视他的恶，中伤了他。 土耳其人，一脸正直，精心地接近梵·高，为了从他体内扯出杏仁， 为了摘下正在成形的（自然的）杏仁。 梵·高在那里荒废了一千个夏天。 他为此在37岁的年纪死去， 来不及活， 因为他面前的每一只猴子都借着他聚集起来的力量活过。 如今，为了让梵·高复活，这是必须恢复的。 面对懦弱的猿猴和畏缩的犬狗组成的人性，梵·高的绘画已属于一个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没有意识、没有思想的时代，有的只是一些时而被束缚、时而又被释放的初级元素。 剧烈抽搐的风景，狂暴创伤的风景，如同一具为了恢复完美的健康，而饱受热病折磨的身体。 皮肤下的身体是一座过热的工厂， 而外面， 病人闪耀， 他发光， 自每一个爆裂的， 毛孔。 这就是梵·高 正午的 一幅风景画。 只有永恒的斗争解释了一种暂时的和平， 正如准备倾泻的牛奶解释了沸滚的奶壶。 要当心梵·高美丽的风景，既暴烈又温和， 既痉挛又平静。 这是将要消退的两场热病复发之间的健康。 这是良好健康的两次反叛复发之间的热病。 总有一天，梵·高的绘画，将带着热病和健康归来， 把他的心再也不能承受的一个笼中世界的尘埃撒入空气。 附言 回到乌鸦的画上。 有谁见过与大海等同的土地，就像这幅画里的？ 梵·高是所有的画家中最为深刻地拆剥了我们的人，他拆剥我们，直至我们露出筋骨，就像一个人从自己身上驱除执迷的虱子。 执迷于让对象变成他物，执迷于胆敢冒险犯下 他者 的罪，而土地无法获得一片流动之海的颜色，但梵·高像用一把锄头甩动他的土地，如一片流动的海。 他让画布浸透了酒渣的颜色，而正是土地散发出酒味，甚至在麦浪中汩汩作响，并迎着遍布天空的密集低云，高高地立起一朵忧郁的鸡冠花。 但，我已说过，故事的葬礼部分，是用来款待乌鸦的那份奢华。 这麝香的颜色，这浓郁的甘松的颜色，这来自一场盛宴的松露的颜色。 在天空紫色的波浪中，两三个由烟气构成的老人头像大胆地扮起了一张天启的鬼脸，但梵·高的乌鸦在那里促使它们更加得体，我的意思是，让它们的灵性弱化， 这是梵·高自己，意图用这幅几乎是在他摆脱生存的时刻画下的天空低沉的画作，表达的东西，因为这件作品还有一层涉及出生、结婚、启程的古怪的、近乎浮夸的色彩。 我听见乌鸦的翅膀，在梵·高似乎再也无法抑制其洪流的一片土地之上，有力地敲响铙钹。 然后死亡。 圣雷米的橄榄树。 孤独的柏树。 卧室。 橄榄丰收。 阿利斯康。 阿尔勒的咖啡馆。 在那座桥上，我想把手指浸入水中，是梵·高那难以置信的握力迫使我进入到这样一种运动之中，一种暴力地回归到童年状态的运动中。 水是蓝的， 不是水的蓝， 而是流动的油彩的蓝。 自杀的疯子由此经过并把画中的水还给自然， 但谁会把水还给他？
梵·高，《戴草帽的自画像》，1887年 * 梵·高，一个疯子？ 让某个曾懂得如何注视一张人脸的人去看梵·高的自画像吧，我想到了他头戴软帽的那张。 它出自格外清醒的梵·高之手，这通红的屠夫面孔，审视并打量着我们，他用一只怒眼细看着我们。 我不知哪位精神病专家会用这样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去仔细查看一个人的面孔，如一把切刀剖析其不可否认的心理。 梵·高的眼睛属于一位伟大的天才，但像我这样看着他从画面的深处涌现，剖析我时，我在这一刻感到其体内活着的，不再是一位画家天才，而是一位我此生难遇的哲学家天才。 不，苏格拉底没有这样的眼睛，在梵·高之前，或许只有尼采具备这样的目光：它暴露了灵魂，将身体从灵魂中解脱，让人的身体赤裸无蔽，并脱离精神的遁词。 梵·高的目光被悬着，被拧紧，它在其非凡的眼睑，其纤细无褶的的眉毛背后，安了玻璃。 这是一道直插深处的目光，它刺穿了这张如方木一般被柴刀削砍的面孔。 但梵·高选择了眼眸即将溢入空虚的时刻， 此刻的目光射向我们如一颗陨石炸弹，染上了充斥它的空虚和惰性的茫然色彩。 伟大的梵·高就这样定位他的疾病，胜于世上的一切精神病专家。 我洞穿，我坚持，我审视，我紧抓，我拆封，我已死的生命无所掩盖，况且虚无不曾伤害任何人，迫使我返回内部的，是这不时穿越并压倒了我的令人沮丧的空缺，但我清楚地看到了它，十分地清楚，我甚至知道虚无是什么，我说得出它内部有什么。 而梵·高是对的，人能够为无限而活，人只满足于无限，在大地和星球上，有足够的无限来满足一千个伟大的天才，如果梵·高无法实现这个用无限照亮其整个生命的愿望，那是因为社会禁止了它。 断然且有意识地禁止了。 梵·高的刽子手终有一天来了，就像他们对钱拉·德·奈瓦尔、波德莱尔、爱伦·坡和洛特雷阿蒙做过的那样。 他们终有一天告诉他： 现在，够了，梵·高，安息吧，我们受够了你的天才，至于无限，无限属于我们。 因为梵·高不是死于他对无限的追寻， 他不是为此被迫用贫困和窒息扼杀自己， 而是因为他看见，所有那些在他活着时就认为要阻止他获得无限的乌合之众，拒绝把无限给他； 要不是大众野兽般的意识想要占有无限来滋养其自身和绘画或诗歌绝无任何关系的淫乱，梵·高本可以找到足够的无限过完他的一生。 此外，没有人独自自杀。 从没有人独自出生。 也没有人独自死亡。 但，说到自杀，为迫使身体做出剥夺自身生命的非自然举动，就得有一整支恶势力的军队。 而我相信，在极端死亡的时刻，剥夺我们自身生命的总是别的某个人。 就这样，梵·高判处了自己，因为他已结束了生活，正如我们从他写给弟弟的信中推断出的，因为他侄子的出生， 他感觉自己成了一个累赘。 但梵·高特别希望自己最终追上无限，他说，一个人奔向无限，就像在一列驶往一颗星星的火车上， 而他登上火车的那一天也是他决定结束生命的日子。 但，面对梵·高的死亡，一如其已发生的那样，我不相信它已发生。 梵·高，首先是被他的弟弟，被他侄儿的出生喜讯，从世上送走了，然后是被加歇医生送走，因为加歇医生没有建议他休息和隐居，而是派他出去写生，即使那天他很清楚，让梵·高上床会更好。 因为人们并不如此直接地反对殉道者梵·高淬火的清醒和感性。 在某些日子里，意识会因一个简单的矛盾就杀死自己，为此不需要成为疯子，一个登记在案且经过鉴定的疯子；相反，保持健康并自身有理就够了。 我处于一个类似的情境，再难频频听到这样的话而忍住不杀人：“阿尔托先生，您在胡言乱语。” 梵·高就听到了这样的话。 这让杀死他的血的绳结拧住了他的喉咙。 附言 关于梵·高，关于巫术和魔咒，过去的两个月期间，所有在橘园美术馆的梵·高作品展前鱼贯而行的人们，他们确定自己记得他们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们在1946年2月、3月、4月和5月的每一个夜晚遇到的一切吗？在某个夜晚，大气和街道不是变得流动、黏稠、震荡，而星光和苍穹不都消失不见了吗？ 梵·高不在那儿，画阿尔勒咖啡馆的梵·高。但我在罗德兹，换言之，仍在世上，而 一夜之间，巴黎的所有居民必定觉得自己几乎就要离开它了。 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全体一起参与了某件普遍的龌龊勾当吗？期间，巴黎人的意识有一两个小时离开了正常的层面，转向了另一个层面，另一个我在九年的禁闭期间不止目睹多次的仇恨的集体喷涌的层面。如今，仇恨已被遗忘，就像随之而来的夜晚的清除，而同一批人，他们曾向整个世界如此反复地裸露其贱猪般的灵魂，如今却排着长队，从梵·高面前走过，而当梵·高活着的时候，他们或他们的父亲和母亲又曾如此紧紧地拧住了他的脖子。 但我说的那个晚上，一块巨大的白石，像从波波卡特佩特火山最近的一次喷发中射出，不是落到了马德莱娜大道，就在马蒂兰街角？
在橘园美术馆梵·高画展前鱼贯而行的人们
橘园美术馆梵·高画展海报，1947年 选自《对诗歌的反叛：安托南·阿尔托文集》，新行思 |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10 /点击图片跳转购买此书/ |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法国诗人、演员和戏剧理论家。1920年他移居巴黎，开始创作，曾在其理论著作《戏剧及其重影》中创造了“残酷戏剧”的概念，并试图改变文学、戏剧和电影的基本元素。阿尔托一生饱受头痛和神经疾病的困扰，曾在精神病院待了近九年，并不断使用药物注射和电击治疗与病痛斗争。 |译者简介：尉光吉，哲学博士，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研究员。 题图：Vincent van Gogh 丨Worn Out (1882) 策划：杜绿绿丨排版：阿飞 转载请联系后台并注明个人信息 残酷剧场宣言 巴塔耶：梵高的绘画实际上是向太阳的一种献祭 安德鲁·欧文：痛苦的颜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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