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园诗社复刻了清史上哪个女子诗社？

大观园诗社复刻了清史上哪个女子诗社？

作者：姬健康

鉴赏、研析《红楼梦》，其中的女子诗社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是整部书中一个重大题材，占据着很大篇幅，体现了书中人物的性格脾气、智慧才艺、层次地位、荣辱兴衰、文化环境、生活氛围、生长轨迹等诸多元素。但是，诗社话题在红学著作中几乎是个空白，这也是红学研究中的一个奇怪现象，就象禁区一样，少有人越雷池一步。他们肯定是忌讳着什么，不然无法解释。

要了解中国清代女子诗社的发展情况，文献史料并不匮乏，湘潭大学教授莫立民近期出版的《清代女子诗社研究》是部专著，可供参考。笔者根据清代女子诗社的形成、结构、发展脉络、地域分布、人员状况等，再来对照《红楼梦》所描写的女子诗社作分析比较，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符合实际的结论。

中国的女子诗社，起始于明末，中兴于清初，鼎盛于清中期，衰落于清末，这是它的一个发展轨迹。它有这样四个特征：

一、文化中心的转移。明清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随着宋室南渡之始、到朱明王朝的建立，已从中原地区向江南转移，而这个中心又围绕着江浙苏杭这一特定区域。文化繁荣之地必定产生大量的文化精英，女子作家群也相应产生了，到了清代，女子作家的总人数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时期，女子诗社的兴起和鼎盛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地域分布相对集中。清代女作家的地域分布不太均匀，百分之七、八十分布于江南、长江下游地区，集中于两大核心城市：常州与杭州，五个卫星地带：绍兴、扬州、南京、桐城和新安。而杭州占据着令人瞩目的地位，仅钱塘一县就出了276位女作家，居江南诸县之冠，还没算海宁州以及仁和、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新城、昌化这七县（清代杭州府下辖的区域）。需要说明的是，女作家多并不意味着就会产生女子诗社，但女子诗社产生的地方必定是女作家成堆的地方。

三、经济繁荣，生活富裕。女学的昌盛兴隆，一定与区域的经济发达、生活富庶、教育先进、文化繁荣、思想开明密切相关。有了物质基础，才会去追求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仓廪实而知礼节”。江南沿海地区的富庶在此不表了，运河的通航和沿海的对外交流史在清代之前早已开展，工业革命的萌芽在明中期以后就已初露。经济的繁荣必定带来文化的繁荣，从宋室定都临安（杭州）后，杭州一跃而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女子文学，乃至于女子诗社的发展才会有适宜的土壤和温床。

四、清代女子诗社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家族性，或称之为群体性，有学者概括为“创作主体的家庭化”。一家之中，祖孙、母女、婆媳、姊妹、姑嫂、妯娌，均系诗人、词人、散文家，这样的群体往往最容易结成诗社，在明末至清代的江南地区尤为多见，一门风雅，诗人辈出。形成这样的群体，或组成诗社，还有一个基本要素，就是这个家族往往是非官即商，或几个家底相同的族群之间的通婚往来，有着深厚的家族根基，给女子诗社的发展成长、绵延数代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正所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试想，不是殷实家族，女子从何而来的良好教育、文学底子？生活困窘，又有何雅兴吟诗诵词、结社作伴？所以，女子诗社的成员，家族中男人往往都是几代或本朝作官的，这与《红楼梦》里描写的女子诗社的情形完全一致，说明作者是依据现实生活予以复制的，忠实于原状，未加穿凿，可信又可证。

《红楼梦》里反映的女子诗社创建、活动、发展的情景，完全符合以上所说的女子诗社初期发展的状况，这样的文化现象，只有在明清之际文化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才会酝酿发韧，留下佳话。

产生于清初杭州的女子蕉园诗社，其情其景完全与大观园诗社相吻合。

蕉园诗社同样分为两期，史称“蕉园七子”和“蕉园五子”。然而是先有“蕉园七子”还是先有“蕉园五子”，研究人员稍有分歧，胡小林的《清代初年的蕉园诗社》认为“七子”在前，浙江大学的博士论文《清代杭州闺秀诗人研究》也认为是“七子”在先，理由是“七子”中的张昊、毛媞均早逝，如“七子”在后就难以解释。比较《红楼梦》作者的描写，“七子”在前“五子”在后的论点还是站得住脚的。洪昇与蕉园诗社中多人有亲戚关系，诗社中坚林以宁是其表妹，洪妻黄蕙也是林的表姊，有林诗《寄表姊黄兰次燕都》为证。且黄蕙与女儿洪之则都先后参与过诗社活动。大观园诗社是参照蕉园诗社描写出来的，是实录其事，非假拟妄称，穿凿附会。我们可以从八个方面加以证明：

一、时间点，大观园诗社反映的时代与洪昇所处时代完全一致。

二、地域性，大观园诗社反映的文化背景只能是江南文化，与北方旗人文化无关。

三、家族性，是几个相关联的大家族女子之间自然形成的社团。

四、亲情网，成员之间互为姑嫂、表姊妹等亲戚关系，沾亲带故。

五，诗社启示，蕉园诗社成立之初，发起人之一顾之琼曾撰有一篇著名的骈体文《蕉园诗社启》，同样，探春也在大观园诗社成立前撰写了骈体花笺。

六、活动内容，请有心的朋友读一下《洪昇集》和蕉园诗社多人留下的诗集，可以从中找到众多红楼影子，诸如“蕉园社”名与“蕉下客”名，螃蟹宴与洪昇受邀参加的螃蟹宴，中秋赏桂联句等等，都有相同的情景和文字可两相比照。宝钗以元妃不喜“香玉”而提醒宝玉改成“绿蜡”之典也在蕉园诗社留下的诗句中出现：“绿蜡抽书映草堂”（《西泠闺咏》所记《蕉园咏柴静仪、贞仪》）。

七、诗社起名，大观园诗社第一次起名叫海棠社，第二次叫桃花社，事实上这两个社名都与《长生殿》有关，“海棠春睡”无疑指的是杨贵妃，桃花在《长生殿》里形容贵妃之貌，而《红楼梦》诗词里唯一留下诗名的“桃花行”来之天宝遗事，有洪昇作序的《坚瓠补集》记载作证。

八、诗社人数，我们已经知道“蕉园七子”和“蕉园五子”之数，现在来看大观园诗社的两期人数：海棠社是“稻香老农”李纨、“蕉下客”探春、“潇湘妃子”黛玉、“蘅芜君”宝钗、“怡红公子”宝玉、“菱洲”迎春、“藕榭”惜春，正好七人。作者还借李纨之口再次强调：“我们七个人起社”，这个数字不是作者随口说说的，是原创者故意留下的痕迹，直击要害，让后人联想起“蕉园七子”。桃花社呢，以题诗算人：湘云调寄《如梦令》、探春半首《南柯子》、黛玉一阕《唐多令》、宝琴吟出《西江月》、宝钗谦诌《临江仙》，正好五人。这后一次起社人是林黛玉，“蕉园五子”的起社人是林以宁，两相吻合。这两组相同的人数，我们用偶合说得过去吗？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以上八点完全可以证明大观园诗社就是蕉园诗社的复刻、翻版。生活在康、雍时代的曹寅、曹颙、曹頫有没有接触过女子诗社呢？从现有的档案资料分析，在他们所处的年代，女子诗社肯定存在，他们也应该听闻过明末叶氏三姐妹、蕉园诗社这样的女子风雅之事，但在他们自己家族内、南京城里，没有发现有任何的记载和文字痕迹告诉我们“曹家与女子诗社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人为了弥补曹学这一空白，硬生生造出“曹氏家族内女眷们可能成立过诗社”这种毫无根据的想象，除了自我陶醉，只剩荒唐。而在袁枚的时代，所谓的“随园女弟子”诗社，名为“随园”，实则还是在杭州成立的女子诗社。在南京出现的女子诗社，最早也是袁枚以后的时代了，有一些零星的江宁籍女诗人的档案记录。就算曹雪芹十来岁以后去了北京，他对江南的女子诗社会有什么印象？难不成远在杭州的袁枚写信告诉他，我们这儿的女子诗社是如何如何的热闹、繁荣，你要不要来感受一下？在北京西山一隅的曹雪芹根本就不知女子诗社为何物，北京直到道光、咸丰年间才出现女子结社的记载，即使是曹的诗友敦氏、明义等人的诗文里也没有任何女子诗社的影子，曹雪芹是如何活灵活现地描写大观园女子诗社的呢？

最后，笔者将洪昇的《庚辰中秋同人过烟霞石屋，抵满觉山看桂联句》摘录如下（洪昇参与的联句活动不止一次，尚有与借山和尚、毛西河的《联句》等），大家可与《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相对照，只是换了姓别而已，谁能否认这是作家构思时的参考范例？联诗活动是要有一定的条件才能形成的，人数、邀集、场所、氛围、限韵等等，是诗社活动的惯常方式，也可证明洪昇对诗社的熟知程度，是有别于其他著作权人的独特证据之一：

胡容安：乱坡屈曲绕群峰，

王履芳：眼前古桂飞虬龙。

胡云浦：嘉名何必邀秦封，

王鲁斋：居民俨与桃源同。

洪昉思：千株错落森丛丛，

吴尺凫：披霞浥露入云中。

李越千：飘扬不减来蟾宫，

胡晓苍：盘旋到处天香融。

胡容安：行吟醉袖抟秋风，

王履芳：怡情踞石尘虑空。

胡云浦：静闻涧水声淙淙，

王鲁斋：穿林却与前山通。

洪昉思：手攀一枝惊儿童，

吴尺凫：相随无许溷乃公。

李越千：但得名花岁岁逢，

胡晓苍：不辞游兴如酒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