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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庆阳 曹植《赠丁仪王粲》云：“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是说欢乐、怨恨都不是坚贞的品格，中正、平和才确实值得取法。儒家讲究中和之美，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强调凡事不可过度，过犹不及。中和之美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而书法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其艺术形式的演变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它对中和之美的追求自是理所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中和之美的美学思想对书法艺术的创作审美奠定了基本理念，反过来，书法通过对中和之美的体现，也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进行了融合。因此，中和之美一直为历代书家所追慕。言先生在《抱云堂艺评》一书中认为： 尽管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但是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审美诉求与艺术拓展，均未脱离讲求中和的传统审美准则。以行草的演变为例，历代书家均取法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书风，又将其与各时期文化进行“基因重组”，为书法创新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当下，倡导追求中和之美，既是对中国书法审美底线的坚守，亦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中国书坛需要心灵建设》） 中国书法的基本精神是“道中庸”而“致中和”以达“极高明”。《礼记》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疾涩得当，血脉贯通。提示：疾追险劲，涩求厚重，‘得疾、涩二法，书妙尽矣’。临习与创作均不宜平滑描绣，要掌握法度，收敛得当。”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由中致和”的书法道路，求“和”也即求“无所乖戾”，求“中”也即求“得所宜”。（《当代中国书法文化的哲学思辨与艺术创作》） “疾涩”这一概念最早由蔡邕提出，据冯武《书法正传》记，蔡邕女儿蔡琰述其父书法说：“书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涩’。得‘疾涩’二法，书妙矣。”蔡邕《九势》称：“疾势，出于啄磔之中，又在竖笔紧趯之内。涩势，在于紧駃战行之法。”此后，得到了历代多位书论家的重视并进行延展和传播，也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书法、篆刻的实践和赏评中，得以传承和发展。 言先生说：“求‘和’也即求‘无所乖戾’，求‘中’也即求‘得所宜’。”那么，究竟什么是“中”？什么又是“和”呢？ 《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管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还是言先生强调的“得所宜”，皆说明“中”要戒“过”而勉“不及”，“中也者，无过不及是也。”（项穆）但又不是在“过”与“不及”两端之间机械地对半折中，而是在事物的发展中找到一个不断变动的“中点”，以其发展规律和自然之理去做事，在相反相成的关系中能达到既“中”且“正”的“中正”思想。关于“中”，言先生在《当代中国书法文化的哲学思辨与艺术创作》一文中认为： “大中之道”即中庸之道，这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理念。“中”为适中（不是中央、中心，它不是科学）而取其中点。“恰当的时空限度乃为中。”（冯友兰）“庸”为按合适的方式做事，是规律或常然之理，常行不变之谓，故“规律”与“常理”是“庸”的内涵。“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程颐）。中庸即是“序”“和”（“序”即“礼”的基本精神，“和”即“乐”的基本精神），所以，中国文化就是礼乐文化。（《抱云堂艺评》） 于书者而言，真正明白了“中”的要义，在书学道路上就可避免“过”或“不及”之境况。如在书法的创新问题上，就有“过”和“不及”者，所谓“过”者，就是单纯地为了形式而形式，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艺术而艺术。比如一些“变形书法”，为了所谓的个性、所谓的辨识度，有的在结字上任意缩放点画，或是对点画任意的组合排列；有的在一幅字中篆隶楷行草都留有痕迹，美其名曰“书体融合”，实际上是拼合，而非创新。这种做法已偏离了书法艺术创作的规律和观者的正常审美心理，也远离了创新发展的要义。书法的创新往往是“求而不得”，却有人抱着“不求自得”的想法，这就是创新的“不及”者。他们往往认为依照古人笔迹、传统笔法去不断临写，自可熟极生巧，不知不觉的、自然而然的就会有突破、有创新。其实，这种因循守旧、死守遗经的泥古而不出，最多是步古人后尘而已。若纠结于“字一笔不似古人即不成字”，则永远“不及”书法的继承与发展。不管是继承传统，还是积极创新，都要能戒“过”而勉“不及”，都要有因时制宜、与时俱进的“时中”思想，即中庸之道。宗白华说：“中庸之道不是庸俗一流，不是依违两可，苟且折中，乃是一种不偏不依的毅力，综合的意志，力求取法乎上，圆满地实现个性中的一切而得和谐。”中庸是致中和的一种方法，具体到书法创新这个话题上，就是要守正创新，先要澄清源头，探究正本，然后再从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吴昌硕的“古人为宾我为主”书学观就很有“时中”的意味，说明他重视传统并视之为发展的基础，同时也看重自我创新意识，强调自我个性的展现。 关于“和”的思想，有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和而不同”。“和”就是多样性的统一或对立面的和谐，即多样、错杂、嬗变，又能做到包容、统一、平衡，彼此间协调和谐，相交共生，彼此促进，这便是“和”的境界。“和”就像羹汤，是五味的调和；“和”就像乐音，是八音的和谐。有差别、有对立、有矛盾，却又能多样性统一，言先生所说的“求‘和’也即求‘无所乖戾’”，即为此意。“和”是天下一切事物最普遍的规律，“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具有特色的朴素辩证思维观，对中国的传统美学和艺术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和为善、以和为美、以和为本，从社会伦理、审美心理到民族道统，构筑了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同样也彰显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文化特质。”（言先生语）“尚中贵和”是古人所向往的一种理想人格和价值追求，其精妙之处就是在于通过“执两用中”来达到和谐之目的。可以说，“中”是手段、是方法，“和”是目的，体现在传统文化中就是阴阳辩证之统一，如书法中的开合、争让、虚实、藏露、纵横、平奇、方圆、整散、疾涩、刚柔、润渴、顺逆等都是阴阳辩证之统一，达到中和之境界。 王羲之《用笔赋》云：“藏骨抱筋，含文包质”，这在他的书法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就是力和韵之美，是阴阳调和的辩证统一，也是其书法艺术审美的“中和美”。唐太宗称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刘熙载《书概》称“右军书‘不言而四时之气皆备’，所谓‘中和诚可经’也。以毗刚毗柔之意学之，总无是处。”这无不说明王羲之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以“中和”作为审美追求，从而创作出“会古通今，不激不励，规矩谙练，骨态清和，众体兼能，天然逸出”的作品。因此，王羲之的书法作为中和之美的楷模，备受推崇。陈振濂在《书法美学》中说：“王羲之的兰亭序之所以传百代而不衰，绝非有什么耸人听闻的故作惊险之笔，而是在一派和穆安详中悠悠然地让人品味咀嚼，渐入佳境。这正是淡的境界。”孙过庭是中和审美思想的继承者，他在《书谱》中说：“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是说书法要讲究变化，要在和谐中展现出不同。书法作品的变化越大，其所包含的对立一因素越多、越复杂，其所体现出来的辨识度就越高、审美就越丰富、艺术性也就越强。无论书法如何演变，它的技法从来都是那么的丰富，笔法上的提按、顿挫、起止、收放、藏露，字法上向背、开合、肥瘦、正欹、顾盼，墨法上的浓淡、干湿、润枯、沉浮，章法上的虚实、主次、疏密、黑白，等等，如何来把这一组组对立而矛盾的元素进行辩证统一、情理适中、意法合度，不妨可借鉴项穆《书法雅言》所言：“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能含奇，奇不失正，会乎中和，斯为美善。” 中和之美是中华民族起源比较早的美学精神，它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审美理想。于当代书者而言，做到中和之美是对中国书法审美底线的坚守。何以能做到？言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道中庸’而‘致中和’以达‘极高明’。”这是中国书法的基本精神，也是我们所应遵循的学书之道。
言恭达，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全国）教育书画协会副会长兼高等书法教育分会会长。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兼职教授，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院长，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青铜器博物院顾问。 编辑：周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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