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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城 早期居住在雅典城中的雅典人其实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人种，而是多个人种混居在一起。当时许多多利亚人为了避难逃进了雅典城，也逐渐成为了雅典人中的一员。
然而这些''难民''在来到雅典城后，并没有权利分割这里的土地，因此就成为了雅典社会最底层的阶级。久而久之，雅典城内的贫富分化开始加剧，那些雅典的原住民便形成了后来的贵族阶级。 人口的增加和阶级的分化，使雅典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几个阶级。在随后的时日里，各个阶级之间逐渐产生了矛盾，平民阶级也提出了对政治的诉求和参政的渴望。 因此，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等雅典政治家便适应了平民和时代的需求，对雅典的政治结构进行了改革，最终使雅典从贵族政治转化成为了民主政治。
早期雅典还只是一个小城邦而已 雅典早期的政治权利被贵族掌控在手中 由于雅典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注定无法发展出大规模的庄园经济，但这并不代表土地在雅典人心中一文不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贵族阶级几乎垄断了所有肥沃的土地，而那些后来加入雅典的''难民''和一些破产的小农则陷入了生存的危机。而其中一部分人为了改变现状，开始从事手工业。
雅典的地理位置并不适合农业的发展 不到一百年，雅典内部的阶级结构已经形成并固定。贵族不仅享有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还可以将自己的权力和土地世袭下去。因此，雅典内的阶级流通性开始减弱，政治权力也慢慢被贵族完全垄断。而平民和贫民则丝毫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便为后来的''民主运动''埋下了伏笔。对此，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毕会成在 《雅典贵族与民主政治——雅典民主政坛上的贵族现象探析》 一文中曾经提到： ''根据荷马时代第十代巴塞琉斯提秀斯的改革，唯有贵族取得官员参选资格，贵族组成的中央议事会是城邦的权力中心；公众大会要么停开，要么成为贵族斗争的第二场所，贵族凭借其依附者的选票和殴斗在其中取胜。由他们主持宗教祭祀的习惯已转化为世俗祭司的职能,又通过变相收容的洗罪方式握有充分的司法裁判权···至晚到雅典城邦文明曙光初露的公元前九世纪，贵族作为世袭、封闭的权力集团已稳定地形成了。''
提修斯曾使雅典转向贵族政治 在笔者看来，雅典出现贵族垄断政治的现象是合乎逻辑也非常正常的现象。 首先，雅典内部阶级形成的过程就决定了，贵族将会把持整个雅典的政坛。在''难民''们尚未抵达雅典之前，雅典内部的阶级分化还并不是非常严重。自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这种阶级分化的速度就被加快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差距也被快速拉大，因此经济实力较强的贵族才能够把持朝政，并制定下不对平民开放参政入口的''游戏规则''。 当然，雅典下层百姓有参政的诉求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此才会出现后来的几次''民主运动''。也正是因为这些''民主运动''威胁到了贵族的利益和统治地位，双方之间的矛盾被激化，所以才会发生后来的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以此来缓解雅典内部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使雅典能够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难民''们认为雅典的地理位置更加安全，于是不断迁徙到此 梭伦改革打破了贵族对政治的垄断 自从雅典城邦形成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带有''民主''性质的议事机构，只不过这一所谓的''民主''仅仅局限于贵族之间而已。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贵族议事会决定了雅典所有的国策和政令，也是贵族垄断政治最为突出的体现。 到了公元前6世纪前期，出身贵族阶级的梭伦当选为执政官。梭伦上台后不久就提出了要建立起民主政治，打破贵族对于政治的垄断地位。对此，肇庆学院旅游学院副教授李自更在 《刍议梭伦改革中财富决定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原则》 一文中提到了梭伦改革前雅典的政治现状： ''梭伦改革前，雅典处于由氏族社会向国家过渡的过程中，血缘关系、家庭出身决定了人们社会政治地位的高低。相传雅典最早的改革——提修斯改革把国内居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规定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官职、执行法律，农民和手工业者只能在公民大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无权做官。提修斯改革划分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为日后雅典的贵族政治奠定了基础。''
使雅典从贵族政治逐渐过渡到民主政治的梭伦 首先，梭伦修改了当时雅典对于公民阶级划分的标准。在此之前，雅典人皆是通过财富的数量和出身贵族还是平民来划分阶级。改革之后，全体雅典公民都被划分成了四个等级，划分标准则是按照粮食的年产量。 第一阶级自然能够享受所有权利和待遇，并且可以担任任何雅典行政系统内的官职。第二阶级和第一阶级的区别并不算太大，只是不能够担任财政长官。第三阶级则与前二者区别较大，只能够担任最底层的一些官职。而最后的第四阶级则无权进入行政机构之中，不过可以进入公民大会和法庭参与投票。
正在倾听演讲的雅典公民们 不仅如此，每一个阶级都在享有一定权力的同时，还需要肩负起相对应的义务，其中以第一和第二阶级的义务最重。一旦雅典遭遇战争，第一阶级和第二阶级必须提供骑兵参战；第三阶级需要提供步兵装备参战；而第四阶级则只需要携带具有杀伤力的工具即可，如木棒。 不仅如此，改革后新成立的公民大会其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动。和贵族议事会不同，公民大会的规模更加大，每届有四百名代表出席。但是需要额外提到的是，第四阶级无权成为公民大会的代表，只能够进入会场旁听。 在对行政方面进行改革之后，梭伦又对司法领域进行了改革。改革后出现了新的司法机构，即陪审法庭，拥有雅典最高的司法权。和公民大会相同，陪审法庭的成员也都为雅典公民，而非清一色的贵族阶级。和公民大会不同的是，第四阶级也是有概率担任陪审员的，这是因为陪审法庭成员的选拔方式是通过抽签决定。
梭伦创立的陪审法庭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难发现，位于第四阶级的雅典人依旧没有获得太多的权力，但至少比起改革之前要好了很多。我们不能够过度指责梭伦的改革不够彻底和全面，没有让每个阶级都拥有平等的权力和地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梭伦能够使平民阶级分的贵族阶级手中的一部分权利，这就已经非常难得了。 不难想象，如果梭伦尝试着''一步到位''，直接平分掉贵族阶级所掌控的全部政治权利，那么必然会引起贵族阶级的不满和抵触。到时，其他阶级的雅典人反而获得不到任何权利了。所以总的来说，梭伦改革只是雅典从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的一个节点，真正的雅典民主政治尚未到来。
创作于中世纪的名画《雅典学院》 克里斯提尼进一步强化了民主政治的影响力 梭伦改革无疑为雅典从贵族政治转向民主政治开了一个好头，这也为后来的克里斯提尼能够进一步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到了公元前6世纪，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再一次被激化，雅典社会大有一副走向解体的征兆。因此克里斯提尼决定承担挽救雅典历史命运的重任，对雅典进行了新的改革。
如今的雅典 在他获得雅典执政官的官职后，就宣布要为平民阶级争取更多的权利。他首先对雅典进行了新的行政划分，削弱了各地贵族在原有行政区内的势力影响力。其实当年梭伦对行政划分的改革也起到了相同的效果，只不过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变迁，这些贵族阶级已经在新的行政大区内又建立起了新的势力，所以克里斯提尼才会将此事提上改革日程。 随后，他创建了一个新的行政机构，被称之为五百人议事会。顾名思义，该议事会共有五百人组成，选拔对象为全雅典公民，选拔方式则为抽签选举。该议事会的职能是将公民大会的决议落实到实处，所以五百人议事会的建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强化了公民大会在雅典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如今坐落在雅典的古遗迹 当每届公民大会闭幕后，五百人议事会就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全国最高行政机构，负责处理雅典城内所有的行政事务。这不仅是对贵族势力的一种打击，还是巩固公民大会地位的一项重要举措。 与此同时，克里斯提尼还建立起了一个被称之为十将军委员会的机构。该机构负责掌管雅典全部的军事力量，其最高长官也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只不过选举范围被缩小到了各部落的首领之间。十将军委员会的最高长官共有十人，这十人的地位和权力都是平等的。在和平年代，十将军委员会还兼有外交部门的性质；到了战争时期，十将军委员会则负责一切战事的指挥工作。
十将军委员会负责雅典所有的军事事务 需要额外提到的是，克里斯提尼还创立了陶片放逐法制度。该制度的创立主要是为了避免有人通过垄断权力，破坏雅典的民主政治，最终走向独裁。一旦雅典公民发现某些政客有独裁的念头或行为，便会启用这一制度。对此，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刘琳在 《浅析陶片放逐法》 一文中详细提到了启用该制度的相关流程： ''普鲁塔克的《阿里斯提德传》中也有过记录'简要来说，陶片放逐是按照下列步骤实行的：在进行投票的当日，每个公民拿一块碎陶片，在上面写下他要放逐的公民的名字，再把陶片投放到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市场的一个指定地方。执政官们首先统计出陶片的总数，因为如果少于6000这个数，则陶片放逐不能实行,然后按名字把陶片分别摆开，得票最多的人则被宣判放逐十年，但仍享有其产业收入。'''
只要半数以上的投票人同意放逐，那么被投票者就必须离开雅典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陶片放逐法其实就是一项匿名投票制度，当多数投票者认为应当放逐有独裁行为的政客时，此人就将会被驱逐出雅典。 虽然该制度很容易出现群体误判的现象，但至少没有伤害到被放逐者的人身安全，且并非是终身放逐，通常都在五年到十年左右，所以还算得上是较为温和的制度。
写有被放逐者名字的陶片 在笔者看来，克里斯提尼改革比梭伦的改革方案要更加民主一些。 以五百人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为例，梭伦改革后的公民大会依旧不对第四阶级的雅典公民开放任何官职，只允许其旁听。而五百人议事会则通过抽签的方式，使所有的雅典公民都有可能进入该机构之中。 再者，因公民大会代表的选拔方式是选举制，所以极容易出现贵族通过暗箱操作获得代表名额的情况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公民大会也将被贵族完全控制。一旦发生类似事件，那么设立公民大会的意义就顿时不复存在，和先前的贵族议事会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一一实现后，雅典的民主政治才得到了正式的确立，此后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也并不代表贵族从此失去了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因贵族享有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对政治的理解也通常优于平民阶级。因此当雅典遇到重大事件且悬而不决时，贵族便有机会再一次发挥精英政治的优点，避免雅典在关键问题上误入歧途。
雅典军事统帅亚西比德就曾被放逐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和论述我们可以发现，雅典的民主政治并非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演化和几代雅典政治家的改革才最终得以实现的。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基本相同，雅典起初也处于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平民阶级也逐渐分享到了相应的政治权利，这无疑为雅典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与此同时，因全民都可以参与政治活动，所以这也间接提升了雅典人对于城邦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也有助于雅典从城邦走向国家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然，雅典的民主政治也存在着许多弊端。雅典当时还处于奴隶制社会当中，公民权仅限于授予自由民，而奴隶则没有任何机会获得公民权。其实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是受时代环境因素的限制，我们也不能对当时的雅典人太过苛刻。 雅典的民主政治往往也不能够发挥理想效果，有时反而会给雅典带去反噬效果。因所有的雅典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所以雅典在经过几次改革后已经从精英政治转化为了平民政治。当平民政治和陶片放逐法结合起来后，就极容易出现多数人暴政的现象。再者，雅典公民们有时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刺激而做出较为激进的举动，所以偶尔会使雅典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出现严重的失误。与此相比，精英政治则显得更加沉稳一些。我们不去评论是平民政治更加先进，还是精英政治更加优秀，只能说平民政治更加适合当时雅典的历史需求。 参考文献： 1.《雅典贵族与民主政治——雅典民主政坛上的贵族现象探析》，毕会成著 2.《刍议梭伦改革中财富决定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原则》，李自更著 3.《浅析陶片放逐法》，刘琳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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