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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界限感：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 在我40 岁生日的两天前，我、我的丈夫和三个孩子凌晨四点半就挤到面包车里前往机场。我们三个多月没有回家，走了约5万千米的路。我的大女儿悉尼在和她同名的城市里冲浪，还是小婴儿的朱利安在哥斯达黎加学会了爬来爬去。三岁的女儿格蕾丝爱上了她的印度尼西亚朋友送给她的毛绒猴玩具。这是我自己的“美食、祈祷、恋爱”之旅，不过我没有寻找精神上的启发，而是在探索工作与生活上的平衡。 在我们离家的这105 天里，我成为全职妈妈。母亲节的时候，悉尼送给我一段她与格蕾丝互动的录像。互动中她问道：“妈妈的工作是什么？”格蕾丝看上去有些困惑，停顿了一下回答道：“嗯……保护我？”她知道我这一部分的身份能带给我意想不到的快乐。 由于我没有休传统的产假，这次旅行才得以进行。朱利安出生6 个月后，我才能够开始休假。我们两个非常幸运，他的诞生很顺利，并能用奶瓶喝奶。没人告诉过我，我需要在他出生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投入工作，不过我也不觉得我还有第二个选择。我作为团队的一员，需要教课，他们是我的朋友，我觉得我有义务这样做。 我们的“大旅行”（我们这么叫它）也是一次对于之前种种劳累的犒劳。当产假结束后我意识到，如果没有在空间上远离办公室，我就不会有时间陪孩子。我也意识到我在工作上花费了比我以为的更多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本身是问题的一大部分。 对许多父母来说，抽出更多时间与新生儿在一起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我能够完全从工作中脱离一段时间，我感到很幸运。在美国，1/4 的女性需要在分娩后两周重新开始工作。娜塔莎·朗在她儿子出生三周后就带着他，在ACCO（爱可）办公用品厂外面的卡车里一边哺乳、一边哭泣。“我觉得自己很孤独，”她说道，“我想离开这个世界。” 对许多人来说，工作与生活纠缠在一起不仅是由经济上的需要造成的。百事可乐公司的前CEO卢英德在离职信中分享了她最大的遗憾之一：“认真考虑一下你的时间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时间太少了。好好地度过每一天，多为你爱的人留一些空间，他们是最重要的。相信我说的话吧，我有幸拥有成功的职业生涯，不过说实话，我真希望曾经的某些时候我能拿出时间陪一陪孩子及其他家人。所以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前行的路上认真思考每一次选择。”她保留着多年前女儿写给她的一封信，用来警醒自己。她的女儿在信里写道：“亲爱的妈妈，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回家吧，我爱你，不过如果你常回家的话，我就会更爱你。” 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当你越过平衡才会意识到平衡。我曾经放弃了保持平衡的想法，这让我感觉好像一个硬币在边缘摇摇欲坠。假期快结束、还有一周就要回单位上班的时候，我有一次又像以前一样在晚餐之前阅读邮件，第二天早上到了原来的上班时间，格蕾丝气呼呼地让我“快走”，我就知道是时候调整自己了，不过这次不再是惬意的旅行，而是艰苦的工作。 工作不仅仅关乎工作本身，还关乎人际关系，有一些关系已经建立，有一些关系因工作而放弃。卢英德把同事看作“家庭”的成员，而有些人对“工作大家庭”这一概念避而远之。我回去工作的原因不是因为被命令或者害怕失业，而是我认为应该对其他同事负责任。 正如我们看到的，职场是最难管理人际关系的场所。但是，当我们的人际关系拥有多个维度时，某些特定的人际网更适合处理随之产生的复杂性。中介者更有可能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根据我的调查，那些因为人际网置身于经纪人——召集人连续体的前 10%的极端中介者，他们认为拥有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可能性比召集者多 30%，为什么？ 你是分割者还是合一者 一个心脏科医生在谈到自己与办公室的关系时说道：“我晚上回家的时候会试着把这个地方抛到脑后，这是漫长的开车回家路上的一件有益身心的事。如果我只需要 5 分钟就能回家，那么我大概会花更多的时间想事情。人得试着在别的地方过生活。”这个心脏科医生显然是一个中介者。 当生活与工作重叠时，每个人对于舒适程度都有不同的容忍度。分割者，比如这个心脏科医生，倾向于将工作和家庭分开，竖起精神上的栅栏，用空间和时间分离这两个领域。分割者倾向于住在需要开车上班的地方，而不是步行就能到的地方，他们为家庭和工作安排不同的时间，甚至使用不同的手机。 合一者对于朋友、家庭、工作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会感到更加舒适，从工作环境转换到家庭环境也更加轻松。对他们来说，上午给孩子换尿布、下午主持一场会议不需要过多的身心投入。家庭照片可以用来装饰办公室的墙，星期六也能在床上回复邮件。 分割者可能更同意这些说法：“我愿意把工作留在上班的时候”，以及“我不愿意在家里的时候还要考虑工作的事”。分割者和合一者位于一个连续体上。关于这个主题，布莱克·阿什福思和他的同事们做出的卓越成果中，有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舞者向朋友和家人隐瞒自己的工作，是个极端的分割者；一个住在修道院的修女是一个极端的合一者。绝大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处于这两人之间。 对分割者/合一者连续体而言，有许多维度可以研究：如何处理时间、阻断、空间边界，还有需要理性考虑的人际关系界限。这些都能在我们的人际网中反映出来。 我和我的合作者尼古拉斯·卡普兰在调查了 500 多个个体后发现，根据我们的评价指标，大部分人的性格更偏向于分割者。我们给一个彻底的合一者打 1 分，给一个彻底的分割者打 5分，给一个性格居中的人打 3 分。被统计人群的平均分数为 3.8分，更倾向于分割者性格。但是，有接近 1/4 的人得到了很高的分数，超过 4.5 分，他们是真正的分割者。 其他研究也表明了相近的统计数字。由谷歌公司调查的一个项目长时间追踪了超过4 000 名谷歌用户。调查指出，31%的被调查人员是分割者。但是更有趣的是，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合一者想要增强自己“分割”的能力。 其他研究也表明了相近的统计数字。由谷歌公司调查的一个项目长时间追踪了超过4 000 名谷歌用户。调查指出，31%的被调查人员是分割者。但是更有趣的是，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合一者想要增强自己“分割”的能力。 尽管如此，人不必优于其他人。合一者在转换不同领域时，可以付出更少的时间和精力。正如脸书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在哈佛商学院做主题演讲时所说：“我不相信星期一到星期五有一个职业自我，剩下的时间有一个真实自我。”以这种方式看待工作，可能会让周一变得更轻松一些。合一者有能力将多重身份带入工作，例如母亲、工程师、画家，在分离多种角色时，精神不需要绷得太紧，这也能提高合一者在工作和家庭环境中的表现。例如，如果一个人真的热爱他的工作，并且为此充满激情，这就能在家里产生正面的情感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工作与生活平衡专家、沃顿商学院教授南希·罗斯巴德总结道：“分割者的优势之一是其具有更舒适的生活状态。” 分割者的优势或许来自他们处理关系的方法。分割者并不是简单地“把工作留在工作环境中”，一个“杰出的分割家”还会避免工作友谊，创造这一短语的克里斯汀娜·尼伯特——恩这样解释。对分割者来说，跨越家庭和工作的关系是“各个领域一致性与目的性的威胁”。 吉米是一个30 岁的实验室里的机械师，也是 3 个孩子的父亲，他向克里斯汀娜·尼伯特——恩表述了自己的工作生活被私人生活干涉的不易：“不论需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前提是非私人问题……人们有时候有婚姻问题或者其他困难，这让我很不适，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私密的事情。首先，我觉得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人们会说‘ 倾听也是一种帮助’。不过我只是感觉不自在。就像我说的，尤其是我和他不太熟的情况下，我不想在外面和他有联系。” 对大学研究协调员罗布来说，工作环境和“外面”十分接近。他是一个合一者、召集人。他时不时在星期二和认识了 12 年的凯拉打排球。凯拉搬到了与他相隔 4 栋房子的地方。在那之后，他要和阿什利及其他 6 个同事一起参加生日酒会。罗布在办公室里属于人见人爱的类型，人们在处理一些办公室政治的问题时会找他帮忙，还会把不告诉其他人的事情告诉他。罗布让所有人感到舒适，削弱了与别人之间的边界。 在筹办40 岁生日聚会的时候，罗布在思考该邀请的客人。当一个朋友问他想要邀请谁，而不是觉得有责任邀请谁的时候，罗布回答道：“嗯……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我想邀请我的心理医生、发型师和按摩师。”罗布表述了他的朋友有多么吃惊，朋友感慨道：“你是我见过唯一会和自己的按摩师逛街、喝酒，和自己的发型师逛街、喝酒，然后会邀请他们和你最亲密的朋友参加自己生日聚会的人。” 在筹办40 岁生日聚会的时候，罗布在思考该邀请的客人。当一个朋友问他想要邀请谁，而不是觉得有责任邀请谁的时候，罗布回答道：“嗯……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我想邀请我的心理医生、发型师和按摩师。”罗布表述了他的朋友有多么吃惊，朋友感慨道：“你是我见过唯一会和自己的按摩师逛街、喝酒，和自己的发型师逛街、喝酒，然后会邀请他们和你最亲密的朋友参加自己生日聚会的人。” 为什么有的人更倾向于模糊工作友情和“真正的友情”、交易关系和情感关系之间的边界？“嗯……我不清楚先天和后天哪个是主要因素，对吧？”罗布说道，“我在土耳其长大，我所在高中的校园里没有多少美国人……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是我的阿姨或叔叔，不管他们年纪有多大……那时我习惯于有这些无血缘关系的亲戚。”由于他父母的工作性质，他们需要经常搬家，他在5 年里换了 9 所学校。在他看来，“家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场所，亲戚也不必有血缘关系”。 性格偏向于分割者还是合一者是由人的成长过程、个性、关心别人的责任感和性别决定的。但是，工作的需要和本性（如上司是否要求一小时内回复邮件、工作的时间规划是否灵活、公司的社交活动是否是强制性的）才决定了性格可能的方向。 我们正在被推向不同程度的合一化。电子邮件、智能手机、网络会议使这一倾向前所未有地增强，社交媒体使人们的一些曾经不会被同事了解的方面变得可见。随着工作更加全球化，朝九晚五已经不再是许多人的选择。有的公司配备有健身房和日托，还允许员工带宠物上班。它们支持社区服务日，提供免费晚餐并在厨房配备了小桶。人们被这种趋势和CEO说的“把员工的全部带到工作中”推动着，掌权者的这种言论日益猖獗。例如，近期《福布斯》的开篇文章中写道：“你有多了解你的同事？很了解他们。你知道他们最高的志向吗？他们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他们晚上为了什么熬夜？即使是工作中的私人对话，我们也有可能停留在表面。” 工作上的朋友是真朋友吗 大多数人在工作中没有很亲密的朋友，我们认为绝大部分人是和同事或者陌生人一起工作。人在工作中平均有5 个朋友，但是我们通常不会认为他们是最亲近的朋友，其中只有 15%达到了“真正的朋友”的标准。换句话说，大部分人在工作中只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为什么在工作中交朋友如此困难？如果交朋友真的这样困难，那么我们还值得交朋友吗？ 员工通常没有太多选择同事的权利，队友、邻桌同事和上司一样，都被安排好了。工作关系的这种非自愿本性，使得在工作中结交朋友要比在“自然状态下”困难得多。 在工作场所更难获得友谊的另一个原因是工作的交易本性。为了获得工资，你同意工作一定的时间或者生产一定的货物。但在友谊中，你帮助朋友是因为他需要帮助，而不是因为你期望得到回报。工作生活主要是为了追求工具性的目标，这个目标一般是挣钱，而友情则是情感性的——爱、欢乐、分享悲伤。 据维多利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弗雷德·格鲁泽和他同事的研究，金钱和社会关系是一对冲突的价值。研究者让 1 854 位住在澳大利亚、埃及、中国、美国、韩国等地方的大学生对 57 种不同目标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这些目标涉及多个领域，包括享乐主义、安全、精神、名气、从众、自我认同和社区。基于被调查者的回答，研究者们绘制了一幅图。一些排名较为相似的目标，比如身体健康和安全，在图上较为接近；一些排名存在差异，一部分人认为重要、一部分人认为不重要的目标，则在相距较远的位置。经济成功与团队精神、人际关系处在截然对立的位置。 许多心理学实验表明，思考或者触摸到金钱会使人变得更不慷慨、不互助、不与人交往。人类在进行社交行为或性行为时是最快乐的，但是，仅仅提到金钱就可以改变这一排序，这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凯茜·莫吉尔纳·霍姆斯教授的观点。 霍姆斯让318 个成年人在三分钟内，用给出的四个单词创造尽可能多的三词短句。有的实验者被给予了与金钱有关的词，例如the（这个）、change（找零）、price（价格），另一些实验者被给予了与时间有关的词，如the（这个）、change（改变）、clock（时钟），第三组实验者作为对照，被给予了中性词。结果显示，与金钱有关的一组更有可能在之后的 24 小时内计划工作，进行社交行为或性行为的可能性更低。除了研究人们计划做什么，在另一项独立的研究中，被要求思考金钱的人比起思考其他主题的人，工作的可能性更高，社交的可能性更低。 霍姆斯让318 个成年人在三分钟内，用给出的四个单词创造尽可能多的三词短句。有的实验者被给予了与金钱有关的词，例如the（这个）、change（找零）、price（价格），另一些实验者被给予了与时间有关的词，如the（这个）、change（改变）、clock（时钟），第三组实验者作为对照，被给予了中性词。结果显示，与金钱有关的一组更有可能在之后的 24 小时内计划工作，进行社交行为或性行为的可能性更低。除了研究人们计划做什么，在另一项独立的研究中，被要求思考金钱的人比起思考其他主题的人，工作的可能性更高，社交的可能性更低。 据亚当·格兰特所说，工作的不断增长的交易本性或许能解释一些工作友谊的规律。在历史上，工作与私人生活重叠的现象要比现在普遍得多。1985 年，接近一半的美国人在办公室中有密友；到了 2004 年，只有 30%的人表示有密友。如果我们跨越几代人看，就会发现在 1976 年出生的高中毕业的人中，有54%的人认为，找到可以交朋友的工作很重要；在老布什担任总统时毕业的“X一代”（被遗忘的一代）中，这一数字是 48%；到了“千禧一代”降到了 41%。 同时，人们对于娱乐的重视度稳定上升，从1976 年到 2006年几乎增加了一倍。正如格兰特写道：“当我们把工作主要看作娱乐的必经之路，那么人们很自然地会觉得效率对工作最重要，这样就有时间享受工作外的友情。”工作是为了在工作外好好放松，这种思想逐渐增多。 工具性和情感性之间的冲突，使得人们完全不愿意在工作中交朋友，或者使得人们担心走廊里一句友善的“你好”会有更深的动机，或者会让管理和维持办公室友谊变得更加困难。 如下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在许多办公室中发生过稍有不同的版本：当约翰和马里奥的朋友把他们两个介绍给对方的时候，两人一见如故。他们都从事销售工作，都有一个七年级的孩子，而且都是曼彻斯特联队的狂热球迷。他们讨论英超联赛的积分，也会在销售进度缓慢的时候彼此宣泄感情。当马里奥的公司有一个职位空缺时，他帮约翰得到了这个岗位。事情就这样很顺利地发展了一段时间，两家人偶尔聚到一起吃午餐，他们两个还一个月几次边喝咖啡边交流销售技巧。后来，马里奥被派到德国进修6 个星期，他想都没想就让约翰接管他的账户。他回来以后，约翰还一直给马里奥的一些客户打电话。但约翰是马里奥的朋友，即使失去了一些佣金，马里奥也没说什么。马里奥心想，可能是约翰误解了，以为自己把账户永久性地给了他。马里奥尝试着忘掉这件事。心结就这样逐渐产生了。周末聚会的邀请被取消了，在讨论销售技巧和办公室政治时，马里奥也有所防备。最终，从前的友谊只剩下两人见面时尴尬而简单的拥抱，和“何时一起聚一聚”的场面话。 如下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在许多办公室中发生过稍有不同的版本：当约翰和马里奥的朋友把他们两个介绍给对方的时候，两人一见如故。他们都从事销售工作，都有一个七年级的孩子，而且都是曼彻斯特联队的狂热球迷。他们讨论英超联赛的积分，也会在销售进度缓慢的时候彼此宣泄感情。当马里奥的公司有一个职位空缺时，他帮约翰得到了这个岗位。事情就这样很顺利地发展了一段时间，两家人偶尔聚到一起吃午餐，他们两个还一个月几次边喝咖啡边交流销售技巧。后来，马里奥被派到德国进修6 个星期，他想都没想就让约翰接管他的账户。他回来以后，约翰还一直给马里奥的一些客户打电话。但约翰是马里奥的朋友，即使失去了一些佣金，马里奥也没说什么。马里奥心想，可能是约翰误解了，以为自己把账户永久性地给了他。马里奥尝试着忘掉这件事。心结就这样逐渐产生了。周末聚会的邀请被取消了，在讨论销售技巧和办公室政治时，马里奥也有所防备。最终，从前的友谊只剩下两人见面时尴尬而简单的拥抱，和“何时一起聚一聚”的场面话。 公司中的排外现象 对女性和少数族裔来说，不管他们偏好什么，在和同事发展关系时都较为困难，家庭需要和工作需要经常不一致。他们也经常被排除在外。 关于工作人际网中的性别差异的最早研究之一，是由现任伦敦商学院教授的埃米尼亚·伊瓦拉领导进行的。她在 20 世纪 90 年代比较了新英格兰的一家广告公司中的男性和女性的交流、建议、社会支持、影响力和人际网。她要求被调查者列出自己的朋友，以及会去寻求建议的人。男性会从朋友那里寻求建议，女性则不然。女性的人际网更加分割化，她们比男性更可能将家庭和工作分成不同的空间。这一差异在职场母亲身上更加显著，她们工作外的生活往往被家庭、学校和孩子的活动占据。 “维持不同的空间对女性是不利的，原因有两点。”伊瓦拉解释道，“第一，管理两个分开的人际网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而边喝酒边谈论公事可以一举两得，这样就能掌握更多的信息。第二，在正式会议以外的场所谈论工作事宜能够产生友谊、增强信任。因为女性一直被排斥在高尔夫、私人晚会等非正式场合之外，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获得影响力。” 超过一半的女性和45%的男性认为，与自己配偶以外的异性共进晚餐是失宜的。《纽约时报》的一项有 5 282 份投票的调查显示，约 40%的人认为男女同事一起共进午餐是不合适的，1/3 的人觉得孤男寡女坐在一辆车里是不可以的，大约有 1/4 的人认为和异性开工作会也是不合适的。 男女之间是否存在纯洁的友情这一问题，造成了这一紧张的情况。为了探究“柏拉图式的爱情”对男性和女性是否有不同的意义，研究者将 88 对异性朋友带到实验室。研究者希望探究一对异性朋友中是否有一个或者两个人都暗暗期待着“命中注定的爱情”。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的研究团队为了防止友情受到影响，保证了被调查者的回答是匿名、保密的，他们也让参加者亲口承诺在之后不会谈起这次研究。承诺保密之后，这些人被分离开，被询问对另一方爱情方面的想法。 即使对于像青年人这样男女关系边界可能不太严格的群体，也没有充足的证据显示异性朋友对彼此有无吸引力。实验者用1 到 9 打分，1 代表异性朋友对自己毫无吸引力，9 代表对自己极其有吸引力，大学生们的平均分数为 4.5，这个结果非常模糊。男性和女性都能认识到吸引异性朋友的负面影响，他们将其视为负担的可能性是将其视为益处的可能性的 5 倍。当下的这种困难是由威胁而不是现实造成的。 即使对于像青年人这样男女关系边界可能不太严格的群体，也没有充足的证据显示异性朋友对彼此有无吸引力。实验者用1 到 9 打分，1 代表异性朋友对自己毫无吸引力，9 代表对自己极其有吸引力，大学生们的平均分数为 4.5，这个结果非常模糊。男性和女性都能认识到吸引异性朋友的负面影响，他们将其视为负担的可能性是将其视为益处的可能性的 5 倍。当下的这种困难是由威胁而不是现实造成的。 正如罗布说的：“我的同事大多数都是 29~35 岁的女性，而且几乎所有人都有恋爱关系。我认为我能和她们成为朋友的原因，是很显然我们之间没有关于爱情和性的东西，什么都没有。” 并不仅仅在高尔夫球场上，在每日的交际中，男女也不会走得太近。这种排斥性对职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密歇根州的一个物业经理香农·希利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总结：“如果我不能一对一地和上司交流，我就没办法向他展示自己的才能，获得晋升。” 不仅女性，所有少数族裔都面临着相似的困难。有两个经常出现的关键因素能够解释这一困难为何持续存在：情感上的吸引和自我表露。 公司举办派对和野餐活动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这不仅是关于人们是否有机会认识彼此这一简单的问题。即使人们有机会在工作之外彼此接触，建立跨越文化、种族、性别或性取向界限的关系也非常困难。根据特蕾西·杜马、凯瑟琳·菲利普斯和南希·罗斯巴德的一项研究，这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向自己圈子里的人公开一部分私人生活要更轻松。研究者调查了 228 名MBA学生，其中 40%的人从事全职工作，研究者询问了他们参加的和工作有关的社交活动的类型。 只有一半多的人会去参加假日派对、野餐、观看体育赛事等公司举办的活动。41%的人会参加员工自己组织的社交活动，比如欢乐时光以及午餐。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酒会和欢乐时光是最常见的（35%），其次是假日派对（25%），以及看剧或者体育赛事（13%）。研究者还研究了员工是否会带朋友或家人参加公司聚会，以及他们在工作之外谈论日常生活的多少，研究者把这些称为合一行为。 参加公司派对等行为与心理上较亲近的同事有密切联系，不过这也只针对人种占多数的员工群体。 并不是少数族裔就不参加公司聚会，他们反而更可能参加。不过他们也更可能表示，参加这些活动是因为觉得有责任这样做或者担心不参加会导致不良后果。像这样出于责任或担心的因素而参加一项活动，在其中结交新的关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与“工作配偶”的界限 即使结识工作上的朋友存在一些障碍，如缺少机会、工作的功利性强、彼此吸引的倾向弱，以及在逐渐合一化的趋势下寻求工作与私人生活分离的需求等原因，但有些人仍然能够在工作中结交朋友，甚至是很亲密的朋友。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是高中时的朋友，创建了微软公司；本和杰瑞在中学的体育课上相识；哈雷戴维森公司的创始人威廉·哈雷和亚瑟·戴维森，童年时因共同着迷于发明驱动自行车的小型发动机而相遇。许多公司就是由这些人创建的。 “工作配偶”是很有帮助的。他们相当于真正配偶的替代者，能够提供真的像丈夫或者妻子一样的帮助，比如你会去找他要阿司匹林或者是手机充电器，你们还可以一起在大厅里抱怨其他同事。“工作配偶”会知道你的咖啡和午餐喜好。“同事婚姻”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是全球著名职业指南网站Vault.com估计，只有30%的人有“工作配偶”。美剧《我为喜剧狂》中的杰克·多纳吉和利兹·雷蒙是个典型的例子。用他们的话来说，多纳吉是雷蒙的“工作丈夫/叔叔”，雷蒙是多纳吉的“同事/弟弟”。他们曾经试着将关系限制在工作范围内，不过失败了。雷蒙支支吾吾地问：“嘿，多纳吉，嗯……生意怎么样？” “工作配偶”是有益的，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综合了超过 1 000 个团队的 26 项研究发现，由朋友构成的团队要比仅互相认识的人构成的团队更加优秀。彼此之间的帮助减少了共事者的压力，让人们更好地处理工作和时间，减少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合理调整人们的精力。汤姆·拉思在《铁杆朋友》中，探究了工作友情与工作表现之间的关系。大量的被调查者数据显示，当员工和“最好的朋友”在一起工作时，员工的敬业程度增加了 7 倍。工作中有亲密朋友的员工更有效率、对工作更满意，甚至更不容易犯错误。有的员工在工作中有超过3个亲密朋友，他们有 96%的概率表示对工作非常满意。 但是工作朋友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这是一把双刃剑。工作友谊很难维持，使人对此负有责任感，情感上容易疲惫。罗格斯大学的杰西卡·梅索特和同事的一项关于餐饮、保险、零售业从业人员的研究显示，工作朋友的这些缺点会降低员工的生产率，影响员工的情绪健康。 尽管同事间的关系能让人精神振奋，但有时候会让人感到费力。扩张者尤其容易超负荷，存在精疲力竭的风险。当同事们寻求建议或帮助的时候，通常会找这些人帮忙。罗布·克罗斯与合著者雷布·雷贝利、亚当·格兰特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协作工作中，有 1/3 的价值是由不到 5%的员工创造的。正如克罗斯与合著者写道：“刚开始的良性循环很快就会变成恶性循环。乐于帮忙的员工不久就会变成结构上的瓶颈：他们不参与，工作就不会有进展。更严重的是，他们非常疲惫，以至无法保持高效工作。” 如何在结交工作朋友时扬长避短？中介者尤其擅长这种事。 为了进一步理解如何平衡工作友谊带来的种种问题，尼克和我调查了大约500 名员工、学生，研究他们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失衡状态。我们首先确定他们是分割者还是合一者，然后研究了他们的人际网。被调查者的年龄为 17~64 岁，过半数为女性，65%是白种人，绝大多数都在职工作，30%左右已婚。 据调查，中介者比召集者和扩张者更有可能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用1 表示非常不认同自己处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状态，5表示非常认同，召集者和扩张者的打分最低，平均都在 3 分左右，而处于顶端的中介者的平均分为 3.7，这一差距相当于从不确定自己处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状态，到非常确定自己正处于这个状态。 中介者的收益在统计学上也体现出不同。为了保证被调查者不被其他因素影响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认知，我们控制了其他变量，包括被调查者的工作时长、从事工作的时间、年龄、性别、种族、婚姻状态、偏向分割者/合一者的程度。（工作时间较短的年轻人也会觉得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更加平衡。在研究中，分割者与合一者没有明显差异。） 工作与生活冲突方面的情况也相同。我们询问了被调查者是否“对工作产生的难以承担的责任感到紧张”，以及工作侵入私人生活的程度。在这一方面，依旧是中介者有明显更少的工作与生活冲突。 和其他研究者一样，我们也发现，有更多关系好甚至是“亲密”的同事的人，更容易感到团结，更不容易感到孤独和精疲力竭。 中介者并不完全回避工作中的关系，但是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不会让不同的生活圈子重叠。他们可能和同事、家人、俱乐部朋友都很亲近，但是不会邀请他的同事和家人一起出去玩儿。中介者的人际网结构有助于利用其中的优点，并使缺点最小化。 中介者并不完全回避工作中的关系，但是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不会让不同的生活圈子重叠。他们可能和同事、家人、俱乐部朋友都很亲近，但是不会邀请他的同事和家人一起出去玩儿。中介者的人际网结构有助于利用其中的优点，并使缺点最小化。 你有权把工作与生活分开 在这个越来越走向合一化的社会里，中介者拒不妥协，他们的人际网经常是分割化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过：“爱和工作是人性的基石。”中介者不会在这两者间构建桥梁。 将工作与家庭分离开来往往更不易产生二者之间的冲突。不管一个人是否想要生活被分割成两部分，在现实中划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界限的方式往往没有过多选择余地。根据目前的信息，半数的合一者想要更多地将工作和家庭分离。大多数情况下，工作的地点、时间由雇主决定。有的人可能更喜欢在家里舒适地工作，但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不可行的；在休息日不回复上司发送的紧急邮件也是不可行的。 根据组织心理学家南希·罗斯巴德、凯瑟琳·菲利普斯和特蕾西·杜马的研究，一个可行方案是寻找一个符合自己喜好的工作环境。分割者可能不喜欢要求员工“把个人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的环境。但是他们可能会震惊于谷歌的“都柏林黑灯计划”，其倡议员工每天晚上把工作设备留在公司。德国汽车制造公司戴姆勒的“休息日邮件”政策可能会让假期更加愉快。这一政策使员工可以勾选“自动删除”，这样会通知邮件发送者，收件人正在假期中，邮件将被删除。不过很显然，这些政策无一例外会给合一者带来麻烦，他们更希望公司提供育儿场所和健身房。当工作环境可以模糊工作和家庭的边界时，合一者会更加满意并且对工作更用心，而分割者更喜欢与之相反的环境。 但是如果无法寻得两全其美的状态呢？有些公司和经理会尝试实行让员工控制工作与生活界限的政策，比如允许灵活调整休息时间。总结了一项类似的政策后，南希·罗斯巴德和阿里亚纳·奥利耶——马拉泰尔表示反对：“能显著降低家庭与工作之间冲突的因素，正是员工在工作中受到的控制程度。” 比起工作中的其他方面，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工作中的关系。这不是意味着控制和谁一起工作，而是控制同事间关系的性质。你会利用这种力量变得更加合一化还是分割化？那些乐于分割化的人往往是中介者，分割者是中介者的可能性比合一者高两倍。另外，尽管分割化并不能完全解释中介者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但我们有能力在关系方面调整工作与生活冲突的程度。比如许多人会参加公司的活动，但并不需要邀请同事参加生日聚会。无论在公司的地位如何，无论是在咖啡馆还是在高盛工作，你都可以控制人际关系的性质。 比起工作中的其他方面，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工作中的关系。这不是意味着控制和谁一起工作，而是控制同事间关系的性质。你会利用这种力量变得更加合一化还是分割化？那些乐于分割化的人往往是中介者，分割者是中介者的可能性比合一者高两倍。另外，尽管分割化并不能完全解释中介者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但我们有能力在关系方面调整工作与生活冲突的程度。比如许多人会参加公司的活动，但并不需要邀请同事参加生日聚会。无论在公司的地位如何，无论是在咖啡馆还是在高盛工作，你都可以控制人际关系的性质。 如何应对公司聚会 对希望将家庭和工作分割开的人来说，公司聚会是件很难处理的事。比如带家人参加公司聚会，在合一者看来是温馨包容的事情，但这会引起分割者彻底的厌恶，他们可能会认为邀请是义务性的。在组织公司活动和聚会的时候充分考虑这些差异，有助于让所有人感到被照顾到。 对女性和少数族裔来说，这些挑战是很困难的。根据西尔维娅·安·休利特、卡罗琳·巴克·卢斯和科尔内尔·韦斯特的研究，少数族裔一般不愿在工作中敞开心扉，因为担心自己得不到理解。“当我试图敞开心扉的时候，其他人就是无法理解我……所以我才不再尝试。”非裔美国人、消费品主管拉提沙如此解释道。亚裔美国人、能源公司执行官迈克尔说他不会向同事讲述自己在一个帮助有信仰人群和少数族裔的著名慈善团体担任董事的经历，因为这涉及“工作场所的禁忌话题：宗教和种族”，他担心这会导致他的同事这样想：“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以前还有所怀疑，现在你让我确信了这一点。”对“与众不同”的恐惧会让任何人感到被排斥。 畏惧与众不同主要是因为在寻找相似性。凯瑟琳·菲利普斯和她的同事提出了一个方案：采纳一种新的学习思维，这种思维广泛应用于在工作中建立亲密关系的情况。不要问“你昨晚有没有看爱国者队的比赛”，而是问“你最近看过什么好看的节目吗”。研究里写道：“这使得所有人的选择合理化，防止人们担心会因自己的回答而被他人评判，或者担心某个特定的文化圈变得过于大众化。”这不仅能防止冒犯讨厌爱国者队的人，也不至于跟不是橄榄球迷的人终结话题。 罕见的相似性会带来强烈的亲密感。在一个实验中，人们被告知他们之间有相似的指纹后变得亲密了一点儿。当参加者被告知他们都有非常罕见的仅2%的人有的“E形”指纹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当你想要建立信任和联系时，亚当·格兰特建议：“不要仅仅寻找共性，而是要寻找不常见的共性。” 摄影师本·弗里贝里正在和他的同事一起等待着一次采访。等待的时候，他们讨论起了电影《特洛伊》（希望他没问她有没有看《特洛伊》，而是问她最近看了什么）。“我们还在‘互相认识’的阶段。”弗里贝里回忆道，他刚进电视台工作。当他同事指出《伊利亚特》与这部电影的差异时，他们发现彼此都喜欢希腊神话。“我记得我当时在想，‘这将会是一种不同的关系’。”弗里贝里回忆道。 摄影师本·弗里贝里正在和他的同事一起等待着一次采访。等待的时候，他们讨论起了电影《特洛伊》（希望他没问她有没有看《特洛伊》，而是问她最近看了什么）。“我们还在‘互相认识’的阶段。”弗里贝里回忆道，他刚进电视台工作。当他同事指出《伊利亚特》与这部电影的差异时，他们发现彼此都喜欢希腊神话。“我记得我当时在想，‘这将会是一种不同的关系’。”弗里贝里回忆道。 正如菲利普斯、杜马、罗斯巴德写道：“人与人围绕工作的联系本身就已经很强，尤其是对跨越种族界限合作的人来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更进一步的关系需要人们有开放私人世界的态度。为了达到这一点，共事者们必须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加强与不同的人之间的联系。这可能有一些冒险，但是非常值得去做。” 公司尽管不能强迫人们成为朋友，但可以设计一些能充分利用公司内部多样性增强人与人之间信任的活动。缺乏克服对相似性依赖的机会和需要，这本来会让办公室关系的发展变得困难，却能对公司和社会有潜在的巨大益处——前提是公司能正确处理。 在公司，我们会遇到和我们不一样的人——这真的与种族无关。虽然美国的种族隔离问题依旧十分严峻，但办公室里的种族和民族多样性要远远多于学校、志愿组织和教堂。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令人震惊的是，在信奉基督教的美国，星期日上午 11 点是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时间。”60 多年以后，教堂和其他志愿组织是生活中种族隔离第二严重的地方，而学校则比教堂有着更加严重的种族、民族歧视。根据新墨西哥大学教授鲁本·托马斯的一项调查了超过 1 000 名成年人的研究，学校中的友谊只有 13%是跨种族的。在办公室，拥有跨种族友谊的概率增加了近一倍。接近 1/4 的工作朋友是来自不同种族的。 如果社会能发展成人们互相理解彼此差异的状态，工作就最有可能快速扎根生长。 关乎职业生涯的关系 考虑一下对你的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人，拿出一些时间对他们表示感谢。不管他是你的导师、赞助者或是别的任何身份，他在你人生中的存在越重要，你就越可能成功。工作上的成功，需要有人赏识你、引荐你。这个人有时候是你的朋友，有时候不是。 绝大部分人，即76%的男性和 83%的女性称，在工作中至少有过一名导师。尽管导师和学生的关系结合了朋友、主管和员工、治疗师和病人等其他关系的元素，但和它们存在差异。导师经验丰富，是学生的模范，向学生提供指导、精神支持、自我反省和发展的机会。正如西蒙斯大学教授斯泰茜·布莱克——比尔德所说，导师关系是“动态的、互惠的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有效的”。 正如绝大部分的社会关系，导师与学生的关系通常是基于浅显的相似性形成的。这使女性和有色人种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作为MBA学生，如果她们的导师是白人男性，她们就要多花大概28 000 美元才能成为导师的学生。正如西尔维娅·安·休利特和她的同事在《哈佛商业评论》中写的，“由于跨性别关系可能因性吸引而不正当地建立起来，高素质的女性和高地位的男性会避免这种关系”。由于近期性骚扰事件的增多，因指导女学生而感到不自在的男性导师的数量变为原来的三倍。 但是至今许多研究发现，正如其他最好的关系那样，最好的指导关系需要一些相似性和差异性。一项调查了超过220 对博士生和其导师的研究发现，大约 2/3 的学生和导师的性别相同。就目前来看，如果一个博士生和导师性别相同，他就可能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帮助、见识和赞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系的发展停滞了，并不会变得更好或更坏。相反地，异性之间的指导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明显提升。一旦导师和学生解决了和一个不一样的人一起做事的困难，这些差异就会使关系进一步发展。 基于深度相似性的指导关系——信仰、价值观、人生经历——会有更好的效果。例如，一项调查导师能提供多少心理支持和满足感的研究发现，基于更深层次的相似性的关系提供的精神和实践支持远远多于仅基于同性或同种族的关系。 我们被相似吸引，却最有可能从差异中获益。 指导关系向人们提供了权力与影响力、社会经验的积累，创造了建立新关系的机会，获得了他人认可和尊重，是公司能够利用的最有效的关系之一。尽管公司也不应强行建立人际关系，但给员工安排导师是值得提倡的。然而许多公司依然按照人员数量分配导师。招聘人员经常为了女性和少数族裔完善导师分配计划，这种程序会匹配同性、同种族或同性取向的导师。 一个正规化的分配计划能够消除基于个人相似性建立的人际网的缺陷。然而，尽管正规化人际网有潜在的收益，但仍有82%的女性和 84%的男性通过私人人际网非正规地找到导师。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萨默·斯里瓦斯塔瓦的一项研究比较了软件开发研究室中高潜力的员工的职业生涯，他们作为对照组，被随机分配了相似职业的导师。由于参加了指导关系计划，这些被分配了导师的员工更容易接触到有权势的人并建立更广泛的人际网。与之相似地，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福里斯特·布里斯科和麻省理工大学的凯瑟琳·凯洛格发现，进入公司时被随机分配给高管的律师，他的奖金要比不与高管交往的人平均高出 3 万美元，离职可能性减少了 18%。 埃米尼亚·伊瓦拉和她的同事在一项对全球MBA学生的研究中，比较了正规与非正规导师对职业成功的影响。与正规计划的导师配对的女性的晋升率要比以非正规方式与导师配对的女性高 50%。但这并不适用于男性，因为他们更有可能通过自身关系找到优秀的导师帮助他们，所以从正规化分配中获利的可能性更小。 “双方的意向十分重要，”美国海军学院教授、著有多本关于指导关系书籍的作者W.布拉德·约翰逊如此说道，“如果有一个变量能反映指导关系能否发展顺利，那就是关系建立最开始几个月两人的交流频率。” 尽管许多人对提供过指导和情感支持的导师有着开心的回忆，但是有一种更罕见的、对于职业生涯发展更重要的关系：赞助关系。1/5 的男性和 1/8 的女性有赞助人。 赞助人与导师的差异在于，赞助人会支持被赞助人，帮助被赞助人建立社会联系，用自身为被赞助人担保。通用电气公司的前首席多元化官德博拉·伊拉姆说，赞助人与导师的区别是赞助人会用“自己的名誉担保被赞助人”。尽管导师和赞助人通常都会提供精神和实践帮助，但导师更接近于朋友关系；赞助人是支持者和投资者，他们的支持是公开的，并且用自身的声望支持被赞助人。 赞助人与导师的差异在于，赞助人会支持被赞助人，帮助被赞助人建立社会联系，用自身为被赞助人担保。通用电气公司的前首席多元化官德博拉·伊拉姆说，赞助人与导师的区别是赞助人会用“自己的名誉担保被赞助人”。尽管导师和赞助人通常都会提供精神和实践帮助，但导师更接近于朋友关系；赞助人是支持者和投资者，他们的支持是公开的，并且用自身的声望支持被赞助人。 根据一项调查了上万名员工和几十种职业成功预测指标的研究，赞助关系是职位晋升和薪资增长的最有效的预测指标之一——几乎与工作时间效果相同。在晋升方面，赞助关系比性别、个性、学历和经验更重要；在职业满足感方面也是如此。职业成功就像是一场获得赞助的游戏，因为这是表现良好的要求之一。 与导师不同，赞助人无法分配给员工。考虑到这种关系的本质，赞助关系必须要自己获取。巴克莱银行宣传和客户体验总经理沙恩·麦金太尔在被询问到如何同三个杰出的赞助人建立关系时说道：“我已经做到了。” 如果你想要寻找赞助，那么尽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因为这是展示自己技能的机会。另外，你可以自愿接受能使自己与平时无法接触的人交流的工作，比如组织评审团、撰写特殊报告或者参与新员工的招聘。然而，根据休利特所说，良好的个人表现和忠诚度不一定足够获得赞助，你需要彰显自己的独特性。 我们需要工作的赞助人和生活的导师。工作不是全部，我们还有生活。在生活中——正如在工作中——我们需要别人帮我们意识到并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 爱是唯一的方法 工作朋友能带给你许多益处，但这些友情也会带来许多负担，尤其是在工作朋友变成“真正的”朋友时，比如工作关系和家人、邻居、好友发生交叉的时候。中介者找到了在结交工作朋友的同时减少潜在损害的方法。 中介是一种克服部分工作与生活冲突的个人策略。这种方法的个人化特性，是中介者能够在雇主正在推动更加合一化的情况下，依旧保持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还必须权衡工作与生活的益处。一些扩张者通过结识他人使自己的个人能力和职业生涯得到快速提升和发展，与他人失去联系可能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威胁。召集提供了心理支持，获得支持的渴望对召集者来说，可能比平衡更重要。 走进办公室，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也带来了不同的角色——父母、儿子、女儿、妻子、丈夫、艺术家、拥护者。无论采取什么方法，满足彼此相互矛盾的需求、协调不同的角色都十分艰难。正如卢英德所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理解，如果你因为这些选择而感到困扰，那说明你并不是个疯子，反而是个正常人。” 当我们旅行结束的33 天后，我的母亲去世了。在那之后，我深深地依赖亲人，以寻找安慰。我的导师莉萨曾经在我的婚礼上提醒母亲和其他人：“爱是唯一的方法。”她还在产房中送给了我好时巧克力，她是唯一一个让我可以敞开心扉的外人。当我从悲伤中走出来时，我给我的赞助人发了邮件。他从来没见到我哭泣，我们也不会因工作以外的原因见面。他的身份不是正式的，但他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知道他会帮我处理工作中的事，给我哀悼的时间。在表达了遗憾后，他说出了我最需要的话：“都交给我吧。” 第十章六度分离：每个人都有联系 安娜·温图尔是纽约市的一名精英，经常光顾老牌四季酒店的烧烤屋餐厅。她非常喜欢吃牛羊肉。在四季酒店里，她与同为常客的弗农·乔丹不期而遇。弗农·乔丹参加了《华盛顿邮报》出版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葬礼。在葬礼上，马友友演奏了巴赫大提琴组曲第 6 号中的《阿勒曼德舞曲》。这位大提琴演奏家还参加了巴拉克·奥巴马 2009 年的就职典礼，华理克牧师也在那里进行了祈祷。几年前，这位牧师出席了洛杉矶《难以忽视的真相》首映式，坐在离莎朗·斯通不远的地方。这位女演员把她在戛纳电影节的晚宴上认识的前男友谢普·戈登介绍给了其他人。 在约翰·格尔担任编剧的电影《六度分离》中，“地球上的77 亿人都是紧密相连的”这一观念得到了普及。正如剧中的角色所说的： 我在某个地方读到，地球上的任意两个人之间都只相隔另外六个人，即所谓的六度分离。这适用于我们与地球上其他任何人之间，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威尼斯的贡多拉船夫。写下他们的名字，我发现，我们如此亲密，让人倍感安慰；我们如此亲密，就像滴水刑一样。因为你必须找到合适的六个人来把联系建立起来。他们不仅仅是大人物，可以是任何人。 这一想法通常被认为是由著名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 1967 年进行的一项巧妙的实验得出的。在前往马达加斯加和美属萨摩亚群岛等偏远地区的旅行中，米尔格拉姆会让当地人和其他旅行者参与一场游戏。走近某人，也许是在一家俯瞰海滩的酒吧，他会问对方是否会配合自己，看看对方是否能找到朋友或熟人，把彼此联系起来，即发现一个共同的熟人，并感叹“世界真小”。最后，米尔格拉姆决定正式测试这个命题。这个实验和研究这一发现的论文被恰当地命名为“小世界问题”。 米尔格拉姆和杰弗里·特拉弗斯向内布拉斯加州和波士顿市的近 300 人发送了邮件，内含的文件上描述了本实验的相关信息。目的是让他们通过尽可能短的链路将包裹传递给目标——一位工作在波士顿、家住马萨诸塞州沙伦镇的股票经纪人。 在链路的起始端，1/3 的人住在波士顿附近，但与股票经纪人没有任何其他已知的联系。1/3是内布拉斯加州人，他们是“蓝筹股股东”，最后 1/3 是随机挑选的其他内布拉斯加州人。这么做是为了看看与目标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或专业联系更紧密所产生的链路是否会更短。 这个实验有一个关键的规则：发件人只能把信息发送给自己所熟知的人。如果发件人碰巧认识目标人——这在一开始是不可能的——就可以直接把信息发送给他；如果不认识，就必须把信息发送给自认为离目标更近的人。 从初始发件人到目标所需的平均链路长度，或者说中间人个数，为5.2。在最初的 296 封邮件中，217 封至少被传递了一次。其中，29%的邮件最终到达了马萨诸塞州的这位股票经纪人手中。从波士顿出发的链路比从内布拉斯加州出发的要短一些。由波士顿发起的邮件需要经过 4.4 个中间人，而由内布拉斯加州的随机挑选的人所发起的邮件则需要经过 5.7 个中间人。股票持有者没有任何真正的优势，他们的链路长度与其他类型的链路没有区别。为了符合实际，将平均数四舍五入为最接近的整数，就得到了六度分离。 在送达股票经纪人的邮件中，近一半是通过同样的三个人发给他的。其中一个人G先生是沙伦镇的服装商人。他参与完成了 25%的传递链。这说明邮件不是随机传递的，它们像漏斗一样流过关键途径。 在“小世界问题”实验之后的几十年里，三个问题仍然存在：世界变小了吗？为什么世界很小？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可以复现吗？在米尔格拉姆最初的实验的 30 多年后，社会学家和网络科学家的先驱邓肯·沃茨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沃茨与当时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合作者彼得·多兹和罗比·穆哈马德，准备再一次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小。在他们的实验版本中，166 个国家的 60 000 多名参与者试图将邮件送达 13个国家的 18 个目标中的一个，其中包括一名挪威陆军兽医、一名澳大利亚警官、一名爱沙尼亚档案检查员和一名印度技术顾问。即使地理距离、社会距离遥远，研究人员还是得出了一个熟悉的结论。在排除了未完成的链路之后，这些信息需要经过大约 6 次传递就能送到目标手中。 沃茨与当时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合作者彼得·多兹和罗比·穆哈马德，准备再一次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小。在他们的实验版本中，166 个国家的 60 000 多名参与者试图将邮件送达 13个国家的 18 个目标中的一个，其中包括一名挪威陆军兽医、一名澳大利亚警官、一名爱沙尼亚档案检查员和一名印度技术顾问。即使地理距离、社会距离遥远，研究人员还是得出了一个熟悉的结论。在排除了未完成的链路之后，这些信息需要经过大约 6 次传递就能送到目标手中。 然而，这一次，他们没有找到一个G先生或凯文·贝肯这样的人物。传递链路并没有呈漏斗形。沃茨写道：“普通人……也可以与杰出人士一样，能够跨越社会和职业圈之间、不同国家之间或不同社区之间的鸿沟。” 成功的搜索极大地依赖于职业关系。在工作中，多样性最有可能扎根，我们最有可能与长相或想法与我们不同的人进行互动，在那里，中介者最有可能蓬勃发展。没有薄弱的纽带或职业关系，世界就不会这么小。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所带来的惊奇和敬畏将被削弱。无论是脸书上的朋友还是马萨诸塞州的股票经纪人，无论是华理克牧师还是马友友，我们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我们该怎么做呢？ 完全有序还是完全无序 神经网络、食物链、电网、公司董事会、电影明星、互联网、你的邻居们都拥有着一些相同的网络特性。它们都是一个个的小世界。但正如沃茨所写：“‘我们的世界有多小？’有人可能会问，‘不仅仅是我们的世界，还有任何一个世界，要变小需要什么？’” 他没有深入世界去测量不同的网络，比较它们的特性，而是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沃茨和他的论文顾问史蒂文·斯托加茨决定依靠数学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用图论这一研究和表示网络的数学领域来解决。沃茨和斯托加茨通过创造两种极端形式的网络来研究。 一个是他们所谓的“规则”网络。这个名字来源于它一如既往的规律。把一个网络想象成圆周上的 20 个点，每个点代表一个人，并与其他 4 个点之间存在着联系。在一个规则网络中，每个人都与左右两边各紧邻的两个点相连。如果你的邻里关系遵循这一规律，你就会和你隔壁的邻居以及隔壁的隔壁的邻居成为朋友。一个规则网络是完全有序的，它没有任何随机性。 另一个极端是一个完全随机的网络。朋友之间没有固定的模式。你可以扔下4 颗弹珠，落在圆周上的离你最近的一个点就是你的朋友。与规则网络规模相同的随机网络中没有集群，没有邻居。但圈子里的任何两个人之间都有很短的链。 小世界网络——人类网络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处于两个极端中间。它们既有足够的秩序及可搜索性，又有足够的随机性为创造一个小世界提供必要的捷径。它们在混乱和秩序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 为了说明小世界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回到上述模型中。想象一下，你坐在一个20 人的圈子里，试图向对面的人传递信息。每个人只能和右边或左边的人交谈。在这些规则下，要向对面传递信息，就必须经过另外 9 个人。现在想象一下，一个人可以给圈中随机的一个人（即使不坐在旁边）传递信息。传递信息所需的中间人数量可能会减少。如果有几个人拥有这种能力，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所需中间人数量会急剧下降。只要走几条捷径，世界就会迅速变小。 在他们开创性的工作中，沃茨和斯托加茨发现，小世界网络有两个特性：它们有密集连接的群体或派系，以及一些随机连接的联系来连接这些群体，使得在网络中的任意两人之间能够形成短链。小世界也往往有几个节点有大量的连接。这与我们在人际网中看到的特性是一样的——大多数人有成百上千的联系，但扩张者的联系多得多。 在他们开创性的工作中，沃茨和斯托加茨发现，小世界网络有两个特性：它们有密集连接的群体或派系，以及一些随机连接的联系来连接这些群体，使得在网络中的任意两人之间能够形成短链。小世界也往往有几个节点有大量的连接。这与我们在人际网中看到的特性是一样的——大多数人有成百上千的联系，但扩张者的联系多得多。 换言之，要创造一个小世界，你需要召集者的稠密群体。在他们稠密的人际网中，每个人都很容易被联系到。在召集者稠密的邻里、学校和社区关系内，信息可以迅速传播。对于简单地发送一封邮件，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在生存、生育、构建生活、冒险规划未来的时候，这些看似冗余的人际网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信任和支持。 小世界网络也需要中介者和扩张者来弥合这些群体之间的鸿沟。在一个简单的笔记传递实验中，他们的角色很相似。然而，在社会上，他们的角色是不同的。中介者有非凡的能力，能与跨越不同社会世界的人建立不同的关系，这从创造力到组织影响力都能带来好处。而扩张者有着更丰富但更浅薄的人脉，他们有着惊人的能力，能够迅速动员团体，激发灵感。 中介者、扩张者和召集者联合起来，使世界变小。他们在有序性和随机性之间取得了一种美丽的平衡。这就是人类大脑、生态系统乃至蚁群的工作原理。尽管他们在个性和偏好上存在差异，但他们都有助于创造一个辉煌、充满活力的人类秩序。 致谢 当我第一次见到达顿出版社的斯蒂芬·莫罗和他的团队时，我未来的儿子还只有蓝莓那么大点儿。自那之后，我们一家产生了恍如隔世之感，朱利安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上，这本书诞生了，而我的母亲也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不知道在一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我的生活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在本书创作期间，我的丈夫尼克就像我在身怀朱利安的时候一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书真的是我俩共同努力的结果。尼克制作了人际网测量表，常与我交换想法，帮助我进行研究，合作了第九章的规划，阅读并编辑了每一篇文稿，逐字逐句对书中的事例进行了核实。在我内心动摇之际，他让我坚信把这些想法以文字呈现的努力是值得的，并为我提供了无尽的精神支持。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的家庭，他放弃了他在纽约曾经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在此过程中，他为我创造了这本书的创作空间。很少有人能像尼克那样无私地为家人奉献自己。他可能不记得，在我们的婚礼誓言中，我们发誓要“努力理解我们自己和对方”以及“帮助对方明白对彼此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并在这些价值观的基础上展开生活”。他向我做出的承诺在本书创作期间得到了证实。他的爱和他的生活方式每天都在提醒我，我自己想要拥有怎样的生活。我很幸运能拥有他这样的伴侣。 与我出色的代理人、经纪人马戈·贝丝·弗莱明一起工作，是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最大的收获之一。从一开始，我们的关系就感觉是命中注定的，这也是社交算法的神奇产物之一。在创作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从学习如何写作到在公共图书馆喝茶庆祝手稿完成，弗莱明的表现远远超出了人们对代理人的正常预期。本书中的某些部分我本来打算草草了事的，她敦促我补充了一些有说服力的案例；在我母亲去世后，她来看望我，给予我极大的安慰；她也曾在出租车的后座上与我共度了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她是一位难得的朋友，她能够与我分享所有类型的情感。她是一位才华横溢、充满爱心的支持者，她在本书中看到的东西比我看到的要多。我将永远感激她，因为她帮助我看到了她所看到的，并帮助我把它变成了现实。 与我出色的代理人、经纪人马戈·贝丝·弗莱明一起工作，是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最大的收获之一。从一开始，我们的关系就感觉是命中注定的，这也是社交算法的神奇产物之一。在创作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从学习如何写作到在公共图书馆喝茶庆祝手稿完成，弗莱明的表现远远超出了人们对代理人的正常预期。本书中的某些部分我本来打算草草了事的，她敦促我补充了一些有说服力的案例；在我母亲去世后，她来看望我，给予我极大的安慰；她也曾在出租车的后座上与我共度了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她是一位难得的朋友，她能够与我分享所有类型的情感。她是一位才华横溢、充满爱心的支持者，她在本书中看到的东西比我看到的要多。我将永远感激她，因为她帮助我看到了她所看到的，并帮助我把它变成了现实。 我在创作本书过程中的另一收获，是发现了我对写作的热爱。事实证明，我的编辑斯蒂芬·莫罗对语言、文字和思想的那份热爱很有感染力。莫罗一直是一位体贴、耐心和善良的老师。在我为本书纠结的时候，莫罗展现了他的热情，他提到了丝绸之路乐团的音乐以及在地铁上听陌生人聊到的故事，帮助我坚持了下去。莫罗对社交世界的深刻理解、好奇心和文字的魔力都融入了这本书的每一页。 我的人生导师、老师、朋友彼得·比尔曼具有发现世界奇妙之处的非凡能力，并想方设法将其中一部分传授给了我。如果失去了比尔曼的影响，我的生活和工作就将变得非常无趣。 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中介和翻译的结果。本书所基于的研究，源于不计其数的同事、榜样和人际网学者的毕生努力。罗恩·伯特、罗宾·邓巴、蒂齐亚纳·卡夏罗、郑甜、马修·萨尔加尼克、戴维·奥布斯特费尔德、马汀·奇达夫、亚当·克莱因鲍姆、马克·格兰诺维特、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桑原科、林南、彼得·马斯登、伊莎贝尔·费尔南德斯——马特奥、马里奥·斯莫尔、桑迪·彭特兰、保罗·英格拉姆、鲁本·托马斯、伊丽莎白·库里德——霍尔基特、雷·里根斯、比尔·麦克维利、马丁·加希乌洛、布赖恩·乌齐、彼得·比尔曼、詹姆斯·穆迪、米勒·麦克弗森、丹·麦克法兰、安德鲁·哈加登、邓肯·沃茨、鲍勃·萨顿、布莱恩·兰迪斯、斯特凡诺·塔塞利、戴维·克拉克哈特、斯科特·费尔德、诺姆·泽鲁巴维尔、罗布·克罗斯、内德·毕晓普·史密斯、塔尼娅·梅农、丹尼尔·莱文、豪尔赫·瓦尔特、J.基思·莫尼根和埃米尼亚·伊瓦拉等人的工作在本书中都非常重要。我要特别感谢Teaching Social Networks PDW论坛的工作成员，特别是亚当·克莱因鲍姆、伊莎贝尔·费尔南德斯——马特奥、比尔·麦克维利和马丁·加希乌洛，他们组织了这项活动。我对人际网的认识以及如何将对人际网的研究付诸实践的思考也受到了这个群体的深刻影响。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弗朗西斯卡·吉诺、达契尔·克特纳、米奇·普林斯汀、卡梅伦·安德森、凯茜·莫吉尔纳·霍姆斯、简·达顿、伊丽莎白·邓恩、埃米·埃德蒙森、克里斯蒂娜·波拉特、南希·罗斯巴德、特蕾西·杜马、凯瑟琳·菲利普斯和西尔维娅·安·休利特帮助将人类元素带入这本书。 我十分幸运，能够同一群致力于跨学科研究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一道工作：吉姆·巴伦、罗布·巴塞洛缪、特里斯坦·博特略、托里·布雷斯科尔、海迪·布鲁克斯、罗德里戈·卡纳莱斯、朱莉娅·德贝尼尼奥、西德尼·杜普雷、伊万娜·卡季奇、巴拉日·科瓦奇、迈克尔·克劳斯、阿芒迪娜·奥迪——布拉西耶、杰弗里·索南费尔德、奥拉夫·索伦森和埃米·弗热斯涅夫斯基。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与杰弗里·索南费尔德、迈克尔·克劳斯和海迪·布鲁克斯的长时间沟通形成了重要的见解。我不断地从维克托·弗鲁姆的教育学天赋中得到启发。自我来到耶鲁大学后，奥拉夫·索伦森帮助我成长为一名人际网学者和一名教师，他一直是一位难能可贵的导师。埃米·弗热斯涅夫斯基一直是我的榜样。吉姆·巴伦一直是一位不知疲倦、充满耐心的支持者，我非常感激他，是他的不懈努力让我们的团队不断成长和壮大。罗布·巴塞洛缪常常是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黏合剂，他是一名召集者，每个人都想成为他们团队的一员。除了塑造我的学术思维，我的同事们还教会了我如何创造一个互相尊重与坦诚、充满欢笑与智慧的工作环境。 我十分幸运，能够同一群致力于跨学科研究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一道工作：吉姆·巴伦、罗布·巴塞洛缪、特里斯坦·博特略、托里·布雷斯科尔、海迪·布鲁克斯、罗德里戈·卡纳莱斯、朱莉娅·德贝尼尼奥、西德尼·杜普雷、伊万娜·卡季奇、巴拉日·科瓦奇、迈克尔·克劳斯、阿芒迪娜·奥迪——布拉西耶、杰弗里·索南费尔德、奥拉夫·索伦森和埃米·弗热斯涅夫斯基。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与杰弗里·索南费尔德、迈克尔·克劳斯和海迪·布鲁克斯的长时间沟通形成了重要的见解。我不断地从维克托·弗鲁姆的教育学天赋中得到启发。自我来到耶鲁大学后，奥拉夫·索伦森帮助我成长为一名人际网学者和一名教师，他一直是一位难能可贵的导师。埃米·弗热斯涅夫斯基一直是我的榜样。吉姆·巴伦一直是一位不知疲倦、充满耐心的支持者，我非常感激他，是他的不懈努力让我们的团队不断成长和壮大。罗布·巴塞洛缪常常是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黏合剂，他是一名召集者，每个人都想成为他们团队的一员。除了塑造我的学术思维，我的同事们还教会了我如何创造一个互相尊重与坦诚、充满欢笑与智慧的工作环境。 英格丽德·内姆哈德是每一个学者梦寐以求的合作者，她使用这本书中提到的可穿戴传感器与我共同进行了这项研究。如果没有杰茜卡·霍尔顿及其团队的帮助，关于第九章的研究不可能完成。Lulu Change团队提供了有益的研究帮助。塔尼娅·鲁绘制了这本书英文版的精巧插图。汉娜·芬尼在本书的整个编纂过程中都帮了大忙。希瑟·克赖德勒在核实这本书的事例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此，特别感谢阿曼达·沃克、纳塔莉·丘奇、莱拉·西迪基、斯蒂芬妮·库珀及达顿出版社的团队将本书送到读者们的手中。 感谢莉萨·乌伊莱因带领我踏上第四维度的非凡冒险之旅，我的心中没有一天不充满感激之情。她是我最伟大的老师，她拯救了我的生命，她教会我如何生活、如何去爱。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病房里朱莉·普赖斯告诉我，我永远也不会孤身一人。她一直信守诺言，在这本书的旅途中，无论高潮、低谷还是平凡的时刻都给予我支持。凯文·多德是一个榜样，也是讲故事的大师，他给我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信息。感谢他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对我的嘘寒问暖，并且永葆纯真。娜塔莎·麦克莱恩使我能够坚定信念，并且在过去的两年里，她还给我带来了无数的欢笑。我尽我所能把乌伊莱因、普赖斯、多德和麦克莱恩在本书中与我分享的一些智慧传递下去。 我有幸拥有很多了不起的朋友，他们教会了我爱、付出以及生活的乐趣：安迪、安娜、安妮、鲍勃、查利、克里斯、克里斯蒂娜、查克、丹、戴夫、德布、黛安娜、唐、多琳、埃莉斯、乔治、赫布、伊利、简、贾尼斯、珍、珍妮、约翰尼、凯特、凯瑟琳、凯文、金、克里斯廷、劳伦、琳达、路易、马格斯、马克、梅、莫伊拉、娜奥米、尼尔、帕德里克、理查德、罗宾、露丝、萨拉、苏迪、特雷莎、特里、蒂姆、崔西、文尼和韦恩。 我有幸拥有很多了不起的朋友，他们教会了我爱、付出以及生活的乐趣：安迪、安娜、安妮、鲍勃、查利、克里斯、克里斯蒂娜、查克、丹、戴夫、德布、黛安娜、唐、多琳、埃莉斯、乔治、赫布、伊利、简、贾尼斯、珍、珍妮、约翰尼、凯特、凯瑟琳、凯文、金、克里斯廷、劳伦、琳达、路易、马格斯、马克、梅、莫伊拉、娜奥米、尼尔、帕德里克、理查德、罗宾、露丝、萨拉、苏迪、特雷莎、特里、蒂姆、崔西、文尼和韦恩。 安德烈亚·米勒、卡米拉·博兰和珍妮弗·詹宁斯从一开始就陪伴在我身边。这是一趟奇妙的狂野之旅。在尽头路边安家颇有益处，我与米歇尔·洛佩斯、萨莎·鲁登斯基和伊莱·休奇的友谊就是社区力量的最好证明之一。本书始于我和埃玛·斯帕拉的一次谈话，在整个过程中，她一直充满爱心地支持我。 没有肖娜·麦克马洪，就不可能有这本书。我在写作和工作的时候，知道你在关爱和照顾我的孩子，这是一种无尽的安慰。我们全家人都很幸运，能够每天从你身上学习，并与你在一起。我们不仅把你当作家人，你也是我最亲爱的朋友之一。 本书反映了我父亲无尽的好奇心和旺盛的精力。感谢他无条件的支持，激励我不断探索。他和谢里尔·麦丘是我的生命线。他们是我在恐惧和悲伤的时候会伸出援手的人，也是唯一能让我安心问自己是不是疯了的人。谢谢你们一直让我相信我不是，我们可以一起渡过难关。我弟弟安德鲁，是我认识的人中心胸最宽广的人。他对我、母亲和我们家的爱让过去的一年变得没那么难以忍受。很多时候没有他我都撑不过去。我也要感谢罗杰、贾妮斯·卡普兰、佐耶、亨利、汉克·威德、盖伊、戴维·麦克唐纳、利兹、丹尼、林赛和DJ金，他们让我明白了家庭的意义。 我的孩子们向我展示了爱的深不可及之处：悉尼的同情心比我所知道的11 岁孩子的同情心还要多。看着她克服恐惧去追求她的热爱，我也想这么做。人们永远不会被充分提醒，在任何场合突然出现歌曲或舞蹈都是更好的选择。格蕾丝的冒险、勇气和好奇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神奇。朱利安就是纯粹的快乐。他们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爱和光明，我的心每天都在舒展和软化。 家庭是我们第一个也是最深刻的联系。直到我失去了母亲，我才意识到这种联系的深度。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把一本书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我希望她去世前教会我的——从小事中寻找快乐，保护你所爱的人，全心全意地去爱——能够通过本书继续留存。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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