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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某个傍晚，曾经权倾一时的苏联实权派人物亨利希·格利戈里耶维奇·亚戈达在牢房中焦急地走来走去，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他的嘴里时刻不停地念叨着什么，不过这些已经几乎无人在意了。当天的探望时间即将结束时，亚戈达突然拉住以前的老部下斯卢茨基对他说：“你在给叶若夫同志写报告时，能否为我捎上一句话？看来，上帝是真的存在的！”
1926年7月26日，伟大的苏联领袖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在发表讲话时心脏病突发猝死，此时的苏联高层正处于权力争夺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他的意外病逝无疑加剧了这场政治斗争。有朋友可能对捷尔任斯基不太熟悉，在苏维埃政权建立最初一段时间里，捷尔任斯基与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并称“三巨头”，其中，捷尔任斯基又因其崇高的政治理想和德行颇受民众拥戴，在当时的苏联国内拥有几近圣人一般的地位。 1917年12月20日，当契卡建立后，捷尔任斯基一直主持该部门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他直言不讳地将这个特殊部门称为“自我组织的恐怖主义”、“纯粹的暴力手段”，但他却非常注重约束契卡的权力，还主张对于犯错的同志不急于处罚，而是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认识错误，改过自新。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都曾想要将契卡作为苏联领导人的政治工具，但有捷尔任斯基在，这个部门始终尽可能地保持公平公正，深得人心。捷尔任斯基的突然病逝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加上斯大林逐渐掌握主动，在这种局势下，一批人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中央，这其中就包括亚戈达。
亚戈达早年对政治并不感兴趣，热爱文学。他在完成中学学业后就找了份统计员的工作，随后结识了斯维尔德洛夫。1904年，亚戈达到一家地下印刷厂工作，从那时开始，他越来越频繁地参加社会民主活动。1907年，亚戈达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2年后获释；1917年，亚戈达在沙俄军队中服役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伟大的“十月革命”。 苏俄内战期间，亚戈达曾以最高军事监察员的身份频繁活动在东线和南线，此时的他进入了职位的快速攀升期：1919年11月3日加入契卡，次年7月底就进入契卡主席团；1921年3月31日被任命为契卡副主席。1922年9月18日，亚戈达称为捷尔任斯基的副手，1923年，取代了契卡的国家政治保卫局被升格为与内务部平级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亚戈达成为该部门的第二副局长。捷尔任斯基病逝后，维亚切斯拉夫·明仁斯基接任，亚戈达成为第一副局长。虽然明仁斯基能力很强，但他体弱多病，因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亚戈达实际上承担了许多部门一把手的工作，这也为他日后的权倾一时奠定了基础。
亚戈达做事手段雷厉风行，为了完成任务甚至有些不顾一切。例如在1932年被派往乌克兰监督粮食收购计划，确保该计划按时完成的过程中，亚戈达就采取了一些强硬手段。虽然这种做法颇受非议，但他无疑受到了斯大林的赏识。1934年2月10日，亚戈达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5月10日，明仁斯基逝世，近两个月后，亚戈达就被斯大林亲自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此时，该部门已经彻底沦为苏联领袖手中的政治工具，亚戈达在其中扮演了许多不光彩的角色，他的下场也非常悲惨，但却充满争议。 不少学者认为，亚戈达看似手段残酷无情，他实际上与叶若夫、贝利亚还有很大的差别。1932年，苏联遭受了罕见的饥荒，根据亲历者回忆，当时的苏联宛如人间地狱，“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目光已失神无采，蜷缩在地上等死……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毡子，在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然而，在亚戈达的“努力”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却四处传播这场自然饥荒的发生是“阶级敌人”和“反革命阴谋分子”暗中作祟，虽然这样的逻辑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但亚戈达却对上头的命令执行得一丝不苟。
从1933年开始，亚戈达又开始对高层内部所谓的“反对派”和“列宁的老近卫军”展开清算，不少老同志受到牵连，而亚戈达却轻信了领导的话，认为此举不过是为了根除腐败。1936年，亚戈达的权势到达了顶峰，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把手，据说这一职位的地位相当于苏联元帅。亚戈达在职场上春风得意，工作却仍然“兢兢业业”。不过，发生在1934年底的基洛夫遇刺案再一次被翻了出来，虽然他在1936年8月亲自监督了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处决过程，但他大概想都没想过，自己不久后也将落入同样的人生结局。 亚戈达在基洛夫一案中的表现，正是不少学者们对他评价的纠结所在。原来，深受捷尔任斯基的影响，亚戈达在对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审判中表现出了犹豫。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他最初仅仅判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二人10年有期徒刑。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他下令逮捕了许多人，其中包括自己的亲侄女。但在证实缺乏证据后，他又把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释放了。
我们都知道，政治的许多举动往往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也不会听理由，纵观其一生，亚戈达显然是缺乏这方面的政治头脑，他的工作方式显然引起了高层的不满。1936年9月25日的高层会议上，亚戈达遭到了点名批评：“亚戈达同志显然在揭露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工作中未能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项工作上延误了4年时间……”被批评“工作不力”，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但亚戈达在政治觉悟方面的迟钝害惨了他。会议结束后，亚戈达就被调任为邮电部门负责人，他的职务由叶若夫接替。次年1月29日，亚戈达又被转入预备役。虽然他在工作中仍勤勤恳恳，但这已经改变不了什么了。1937年4月3日，亚戈达遭解职，5月被捕。
正如我们文章开头所说，初被投入监狱的亚戈达大惑不解，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还想借助他人帮忙想最高领导人诉说冤屈。发现回头无望后，亚戈达开始变得寝食难安，他整天在牢房中来回踱步，直到某个傍晚，他让自己从前的下属为他传递那句话。下属不解地问他为何突然要这样说，亚戈达回复道：“我忠心耿耿地效力，仅仅获得了勋章和嘉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得到；而当我破坏戒律后，立刻就遭到了上帝最严厉的惩罚。您看看我现在的下场，稍微一想就能判断出，上帝到底存不存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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