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潜能（4）

第三部分思考第七章记得所有事情的男孩

大脑万艾可

猛虎相争，必有一伤。只要你听完蒂姆·塔利（Tim Tully）和他那5个爱打闹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兄弟姐妹在他们成长的中西部社区里一连串的光辉事迹，你就会明白此言不虚。

伊利诺伊州华盛顿镇这地方，街道两旁排列着修养整齐的篱笆和不起眼的错层房屋。每逢炎夏时节，几十个孩子便成群地在街上奔跑，互射水枪、摔跤和捉迷藏。同大多数的群体一样，这伙孩子通常也有个领头的男孩或女孩，而要想爬上这群人的顶端，非得靠在当地流行的“斗鸡”游戏里拔得头筹不可。夏天，他们用自行车来争斗，两名对手互相朝着对方全速驶去，目的是要把对方挤出马路。到了冬天，塔利和伙伴们则扔下自行车，拿起雪橇比试起来。

这便是1968年圣诞节那个雪天事件的背景。礼物已经打开，到了游戏时间。这帮孩子聚集在塔利家屋后的一座小山顶上，开始进行他们根据这处独特地形而发明的新式“斗鸡”游戏。游戏获胜方法是用雪橇把对方挤出一处骇人的悬垂部位，孩子们称之为“悬崖”。游戏场地由一处平缓的斜坡组成，自北向南大约长3码（塔利家就在这中间）。场地后面是一条山脊线，地势下降25英尺，倾斜角度约为80度。从此处往下三分之一处，斜面陡然变成10英尺高的垂直立面，底下是结冰的小溪。大多数雪橇手在被挤下“悬崖”时都采取了标准的生存策略。最好的办法是滚下雪橇，努力抓住一棵树来减缓下落速度。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捡回装备后，你就能面无光彩地再从下面爬上来，一路上抓住树根和树枝借力，就能沿着陡坡稳稳地向上攀爬。到了山顶，等你忍过一阵子的讥笑奚落后，就有机会发起复仇之战了。

在这个圣诞节，当时14岁的塔利玩得相当尽兴，坐在灵巧的飞行物上从山顶爬上滚下，大声叫喊、嘶声痛骂——正当此时，对手给了他漂亮的一击，他头朝下飞出了悬崖峭壁。塔利临时决定不妨胆大一些，放弃常规的撤离步骤。相反，他决定享受一下。他估计前面地上的雪有2——3英尺厚，他设想应该足以缓冲自己摔到地面上时遭受的惩罚了。他牢牢抓住雪橇的两头，蜷身朝下摔去。假如雪地下没有掩埋着一根树桩的话，这个计划本该是行得通的。当雪橇撞上树桩，塔利被向前弹向空中，表演了一系列看起来不可思议却足以成为邻里街坊永恒传说的空中杂技和地面筋斗动作。

在此过程中，塔利的膝盖重重地打在脸上，砸得他昏了过去。几个月过去，待到积雪融化后，他重回游戏场地，发现自己一颗还带着牙根的门牙静静地躺在草地上。塔利不记得自己丢了这颗牙。事实上，塔利根本不记得当天发生的所有事。更让人意外的是，塔利事故后回到家中，从床上醒来后，他身体虚弱，带着脑震荡，嘴巴肿得张不开，言之凿凿地说这天是两周前的星期五。不知何故，就像世界各地的亨利·莫莱森们不记得生命中刚过去的一小时一样，塔利确确实实“失去”了过去14天的记忆。仿佛那场意外把塔利大脑硬盘中的某一部分给抹掉了。由于塔利的记忆间隙太过确凿，他始终坚持自己那个错误的日期，为此他的父母还为他重新包装圣诞礼物，好让他再次体验打开礼物时的喜悦。

接下来的几年和他的大学时代，塔利时常苦思冥想记忆的奥秘，也对那次滑雪橇的经历深感好奇。为什么头部受到重击会让他整整2周的记忆消失无踪？如果新记忆可以从其他经历中单独分离出来并以某种方式抹去，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捕捉新的记忆并以某种方式将之转化为像一幅画或者一张相片那样清晰且持久的东西呢？随着年岁增长，我们似乎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记忆衰退，有没有可能逆转这一过程呢？有没有办法揭开记忆的奥秘呢？

蒂姆·塔利和我站在宽敞的、洒满阳光的中庭中央，周围环绕着几层楼高的玻璃幕墙。很难想象我身边这名男子以前是来自伊利诺伊州华盛顿镇的一个掉了门牙的青少年。

塔利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浓密的灰白头发不拘一格地从前额扫过，这两者都为他平添几分体面感。此处面积达20万平方英尺的原诺基亚手机厂房，栖身于圣迭戈市郊区的一座小山上。在这里，塔利不必再为了争夺领头老大的称号而奋勇迎头冲撞了。他每天都在总揽全场。

我望向四周每层楼玻璃窗背后的实验室，可以看到穿着白大褂的年轻研究员在来回忙碌，表演着蛋白质晶体学和其他科学实验的魔术。身旁的精密机器人手臂用长金属钳夹着各种小试板，每块板上面都有一种由1536种不同药物组成的化合物。它们不停地转动托盘，在培养箱和成像仪之间来回递送。

另一处区域，生物化学家正在构建包含80万种分子的化学库，其中大部分都是从零开始，之后它们将用来制造新药。

“我们一直都是埋着头，我们不需要筹钱，”塔利告诉我，“但这才是真正的交易。”

这就是40多年前悬崖争霸事件发展至今的面貌。如今，塔利已经成为同领域的佼佼者，他的目标不再只是揭开记忆的奥秘，而是远超于此。在一位匿名亿万富豪20亿美元的资助下，塔利正试图创造并争取批准一款新药，这种药将来有可能让我们每个人都能获得更出色的记忆能力，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记忆丧失的可怕“老年时刻”。换句话说，他在试图人为反转当年那场膝盖砸脸、牙齿松脱和脑部震荡事故产生的后果。蒂姆·塔利的目标是造出“记忆药片”。

塔利坚信，人类总有可能找到办法让我们所有人都拥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他已经在果蝇、老鼠和其他哺乳动物身上印证了这一点。

“没错，我们会找到的，”塔利说，“不必担心。”

但也不能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总得核实一下。塔利认为，证明这一点的依据并不难找到。你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即可。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时不时地跟记忆做斗争。我们会紧皱眉头，竭尽全力地想记起我们本该记得的细节。我们今天早上把车钥匙放在哪儿了？我们在鸡尾酒会上遇到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过去两个星期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们还会完全丧失记忆。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就是一场孤独的告别，病情的发展通常非常缓慢而稳定，足以让罹患者痛苦地认清这个残酷现实：一切记忆都在逐渐消失。

当这样的遭遇发生在我的祖父曼尼身上时，我便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着这一过程。他是一位出色的物理学家，满头银发，喜欢抽烟斗，坐在我旁边跟我一起看电视节目——我最爱的波士顿红袜队的球赛。曼尼是东欧移民，自小在纽约曼哈顿哈勒姆社区长大，出身贫困家庭的他经过努力，最终成为首位担任美国总统科学咨询官的犹太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曼尼逐渐陷入了精神迷茫的状态，最终我骄傲且忠诚的祖母诺拉也不得不承认，她需要帮助。到最后，曼尼住在他位于布鲁克林的长期住所，一早起床便狂躁地声讨当值的海地护工，坚称自己去白宫开会要迟到了。

我曾经很担心我的父亲，因为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时就时常看到他找不到家门钥匙。但最近我也开始注意到，自己的记忆似乎也在走向极限——要不是为了我妻子，我们大概永远都不会离开家。怀着这种忧虑，我也很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一些人认为，痴呆症是西方文献中有详细记载的第一种致命疾病。荷马在《奥德赛》（The Odyssey）中讲述了奥德修斯（Odysseus）的父亲拉埃尔特斯（Laertes）国王的故事。当奥德修斯离家20年后返回时，他发现父亲穿着旧衣在农场上干活，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庄园正在受到威胁。

记忆力减退现象固然古来有之，但与之相反的情况也不乏例证。偶尔会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的大脑运作方式天生就与常人不同，他们的记忆力突破了正常的界限。这些故事激励了世界上的蒂姆·塔利们，也似乎在暗示世上还有别的路可走。

19世纪有一位被奴役的非洲裔美国天才，人称“盲眼汤姆”威金斯（“Blind Tom” Wiggins），据说他能把长达10分钟的对话复述出来，后来他学会了弹钢琴和谱曲后，竟然能把只听过一遍的任何音乐片段给原样演奏出来。威金斯为此名扬四海，不但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还曾赴白宫为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表演。后来出现了一位名叫金·皮克（Kim Peek）的美国人，能在1小时内读完一本书并记住书里的全部内容。在2009年去世前，皮克读完了多达12000本书并能记得其中大部分的内容，他的故事成为电影《雨人》（Rain Man）的原型。

20世纪，全世界都听说了一位名叫所罗门·韦尼阿米诺维奇·舍列舍夫斯基（Solomon Veniaminovich Shereshevsky）的俄罗斯新闻记者，他能背出几十年前的对话和演讲，并且能在短短几分钟内记住很长的数字、数学公式和书里的部分内容。

“我不得不承认，”俄罗斯神经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卢里亚（Alexander Luria）如此阐述他的著名研究对象，“他的记忆能力没有受到什么明显的限制。”

当今世界则有杰克·豪斯勒（Jake Hausler），杰克两岁时跟着母亲萨莉（Sari）在新泽西州的郊区散步，他会指着过往的汽车并背诵一连串的似乎是随机的数字。后来有一天，母亲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杰克指的是每辆车前挡风玻璃的角落里年检贴纸上的数字，他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不久之后，萨莉的丈夫埃里克（Eric）发现，杰克知道本地商场肖普赖特（ShopRite）里每件商品所处的货架和确切位置。

5岁时，杰克不仅可以告诉你每个州的首府，还能说出每个州的州旗和大部分的州鸟。某天从幼儿园放学回家的路上，坐在儿童安全座椅上的杰克，不但能够脱口而出过去几个月里每一天是星期几、天气如何，还能准确说出当天班里是哪位同学被叫到教室前面在黑板上注明这些信息的。他还告诉母亲，他既可以按照时间顺序说出上述信息，也可以按照同学姓氏首字母排序背出来，他的母亲大为惊讶。

汤姆·威金斯、金·皮克、所罗门·韦尼阿米诺维奇·舍列舍夫斯基和杰克·豪斯勒等人的事例表明，我们所有人体内都有着某种尚未开发利用的心理机制有待解锁。直到近几年，像塔利这样的科学家才真正开始试图揭开这些谜团，他的解决方案可能使我们能够真正发掘这种潜力，并找到某种方法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加以利用。直到现在我们才拥有大脑扫描工具、基因分析和其他诊断机制，正是这些工具使得塔利拥有了破解密码的可能。

现代记忆科学诞生的踪迹多半可追溯到19世纪后期，当时一个30多岁、黑胡子浓密、带着不同寻常（有些人可能称之为自虐）决心的德国哲学家孤身前往巴黎。

这位哲学家便是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抵达巴黎后，他租下一间能俯瞰城市屋顶的房间，并开始着手进行一项异常烦琐、彻底且最终证明是具有颠覆意义的任务，他的解决方案将激发未来几代科学家的极大兴趣。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将他的行为称为“英雄”之举。

艾宾浩斯决心一定要在这里精确量化自己的记忆极限，不惜任何代价。要确定极限，就必须采取极端措施。为了确保以前的记忆不会影响到实验结果，艾宾浩斯创造了2300个元音和辅音的新组合，他称之为“无意义”单词。他在每一张纸上均写下一个新词，然后随机抽取几张纸，形成由7—36个新词组成的无意义单词列表。接下来，他开始记忆每一份单词列表。

艾宾浩斯感兴趣的地方是理解和表征我们用于记忆事物的最基本工具——重复。他每次实验都坚持严格的程序，以免损害结论：最先是用节拍器，然后是用手表的嘀嗒声，他以每分钟150词的速度读出列表里的每一个单词，不断重复背诵每个完整的列表，直到自己能记住所有内容。他记录下每次记忆练习之间的时间间隔，确保自己每天都在同一时间内完成这项任务。那段时间，他一直按照自己新记忆的准确性，以及形成新记忆所需的重复次数绘制出详细的趋势图，他称之为“遗忘曲线”，图上可以直观地看出记忆是如何，以及从何时开始消退的。通过这种方法，艾宾浩斯形成了能确切说明如何利用重复来形成新记忆的最早规则。

艾宾浩斯证明的第一件事情是，随着列表中单词数量的增多，记忆无意义单词所需的时间会急剧增加。通常情况下，6—7个单词组成的列表可以一次性就记住了，更长的列表则需要更多次数的练习（这一现象要归因于“工作记忆”的容量有限）。艾宾浩斯还证明，我们更可能记住出现在列表开头或结尾的单词，而非处于中间的单词（他分别称之为“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他还证明，即使练习次数远远少于记忆单词所需，但练习还是能帮助人们以后更容易学习这一单词。也就是说，记忆是可以累积的。

不过，艾宾浩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发现在于，尽管重复本身足以维持记忆，但重复的类别和重复的间隔会产生很大差异。艾宾浩斯发现，记住这些材料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每天都学一点，坚持很多天，这样比压缩成连续的长时间记忆能收到更好的效果。每个大学生恐怕都知道，测试前临时抱佛脚很可能会提高考试分数，但这种方法在测试结束后也会导致很快忘记刚刚学到的一切。把练习时间分隔开来，中间插入若干段休息的时间，然后重复我们需要记忆的内容，这种方法的效果会好得多。

为什么重复记忆的时间安排这么重要？德国精神分析学家乔治·米勒（Georg Müller，曾为艾宾浩斯的学生）和阿尔方斯·皮尔策克（Alfons Pilzecker）在几年后给出了解答。在重复了艾宾浩斯的研究结果之后，他们发现，如果在开始形成记忆不久就立马让受试者去记一个新的无意义单词，就会有损新的长期记忆的形成。他们推测，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大脑需要时间来执行某种神秘的机制，好把新的记忆转化为永久存储的长期记忆，他们把这个过程称为“记忆巩固”。当受试者在记住一个新的无意义单词后过早地接触其他无意义单词时，就会破坏这个“巩固”过程。刚刚记住的第一个单词还没掌握牢，大脑就遗忘了。记忆尚未巩固就溜走了。但是，如果米勒和皮尔策克重复接触第一个单词，那就能切实加强巩固过程，提升记忆。

在那个时候，其他科学家就已经注意到，“记忆巩固假说”为经常在头部创伤患者群体观察到的某种神秘的记忆丧失现象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这也正是塔利在雪橇事故中抹去了1968年圣诞节雪天的两周记忆之后也在经常思考的谜题。是不是头部撞击可能以某种方式干扰了大脑将近期短暂印象转化为终身持久记忆的能力？

这个理论很快就被科学界遗忘，直到将近50年后才重获关注。

20世纪30年代，两个意大利人设计了一种使用电极向精神病患者头部施加电击的方法。这种被称为电休克治疗（ECT）的治疗过程会引发癫痫，但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同时也有助于缓解与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和其他精神障碍疾病有关的症状。电休克治疗可能让人目不忍视——它会引起剧烈的扭动和抽搐。但电休克治疗也有一个奇怪的副作用，这恐怕也可以帮助它打败公共卫生领域内任何基于道德的反对意见：它几乎总能造成记忆力丧失，特别是对治疗前后发生事件的记忆。这就意味着病人实际上不记得手术治疗的过程。

到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电休克治疗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应用。记忆研究者认识到，电休克治疗是测试记忆巩固假说的理想工具。一组研究人员把老鼠放到迷宫里跑动，然后对其脑部实施电击。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发现在跑遍迷宫后几秒钟的时间内接受电击的老鼠几乎丧失了关于迷宫的所有记忆。不过，在间隔足够长的时间后再接受电击的老鼠却似乎保留了记忆。看来，老鼠的大脑确实需要时间来巩固有关迷宫的记忆，以形成长期存储。间隔时间越长，把巩固记忆给破坏并抹去的难度也就越大。

尽管如此，这幅拼图仍缺失了一些关键部分。毕竟，谁能否认我们也能准确生动地回忆起某些只经历过一次的事情呢？为什么父亲能生动地回忆起孩子呱呱坠地的那天？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清晰地记得2001年9月11日双子塔倒塌时我们身处何地？为什么记忆在这些情况下不需要重复呢？

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天，一位名叫詹姆斯·麦高（James McGaugh）的24岁研究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做研究时偶然发现了一篇论文，发表于1917年，不惹人注目却引人入胜。

令人费解的是，研究人员给实验老鼠注射兴奋剂士的宁后再将其放入迷宫中，似乎能显著地提高老鼠形成新记忆的能力。这些老鼠第二次进入迷宫时，迷路的次数和走出迷宫所需的时间都比其他受试老鼠要少得多。

麦高知道，这种现象的背后可能有一万种原因，可能是药物改善了老鼠的视力、注意力或者积极性。（但毕竟士的宁既是兴奋剂也是毒药。）不过，麦高一直密切关注电休克治疗实验，以及记忆巩固假说所衍生出来的让人兴奋的各种理念。他很想知道，这种药物是否有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兴奋剂能否巩固记忆？尽管这个想法大胆，前景也不明朗，但麦高意识到有一种简单的测试方法可以消除其他因素的干扰：麦高可以重复他从论文中读到的实验。不过注射药物的时间不是在实验前，而是安排在老鼠跑完迷宫之后。

这个实验方法也相当合情合理。毕竟，科学家们已经证实，老鼠跑完迷宫后可以通过电击来阻止记忆巩固的过程。但麦高的导师并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他是大笑着把这位年轻研究者从办公室里赶出去的。

“你想跑完以后再给药？”麦高的导师怀疑地问，“跑完以后，学习已经结束了，”导师嘲笑地说，“你的这个点子也太没谱了！”

幸运的是，麦高的导师当时正准备收拾行李去世界各地休假。几周后，导师离开了美国，这位年轻的研究生得以继续实施他的实验计划。在老鼠跑完迷宫后，麦高给一半的老鼠注射了少量的士的宁，给另一半注射了同样剂量的盐水溶液。

“老实说，每次我想起这件事，都会寒毛直竖。”如今的麦高回忆起接下来发生的事说。

实验结果实在很难让人忽视。跑完迷宫后立刻接受士的宁注射的实验老鼠，在第二次进入迷宫时的记忆远远好于对照组的正常老鼠。它们迷路的次数更少，记住整条路线所需的后续训练次数也更少。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兴奋剂改善了实验鼠的记忆能力。

“天啊，看看这个，”他回忆道，“这方法竟然真的管用！”

“我记得自己当时就像在离地面4英尺高的地方走着，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见过。”

现在我们都知道，各种各样的兴奋剂都可以适度增强记忆巩固。而麦高过去50年来一直在研究其背后的原因。

麦高推断，老鼠体内必然已经具备某种机制，可以专门用来完成兴奋剂所起的作用，给实验鼠注射兴奋剂，就是侵入这套千万年进化历练所打磨而成的生物系统。但为什么一个生物体如果生来就具备事件发生之后可影响记忆强度的大脑机能，那么它存活下来并把基因遗传下去的概率是否就会增加呢？为什么不是简单地把所有记忆都变强，而且是立刻变强呢？巩固选择性的事后记忆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生存优势呢？

当麦高回顾自己的记忆时，他意识到某些经历特别突出。有的记忆是高兴的，比如说在实验室里的那个顿悟时刻。有的记忆是悲伤的，比如说，他得知肯尼迪总统被枪杀的那天他从波特兰驾车回到俄勒冈州尤金市的那段阴郁的路程。麦高猛然意识到，他脑海中最鲜活的记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这些记忆多数都具有深刻的情感内涵。我们记住的都是有意义的经历。麦高和他的研究团队因而陷入了思考，作为科学家，他们知道身体会对情绪产生反应：不管情绪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身体都会释放出压力激素。莫非压力激素就是他一直在苦苦寻找的记忆调节剂？

为了找出答案，麦高的研究团队开始给实验鼠施加某种令其不愉快的刺激。如此一来，实验鼠只要能记得的话，就会极力避免这种刺激。他们在训练场里的特定位置给实验鼠脚部施行轻微电击。电击后，研究团队再给实验鼠注射一剂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就是从肾上腺释放的激素，被认为与“战斗或逃跑”反应时的能量迸发有关。研究人员发现，在电击两小时后注射肾上腺素不会增强实验鼠的记忆力。但如果在接受电击后立刻注射肾上腺素，有关电击的记忆力则会大大增强。看来这下错不了了——肾上腺素确实增强了记忆能力。此后，麦高又做了后续的实验，证明与压力有关的各类神经过程和激素都可以加强记忆的巩固。

麦高说，这些激素的功能“就像一枚音量开关”。

“自古以来就有人觉得，忘掉一些事情是好事，”麦高说，“否则，我们就要同时记住太多的事情。比如说，你不会想记住你的脚在此时此刻究竟是什么感觉。但我们的祖先需要知道食物在哪里，他们需要知道食肉动物在哪里，这样才能生存下来。他们需要一种方式来记住情绪上的重大事件。”

多年来，试图开发记忆增强药物的制药公司一直对麦高的研究结果深感兴趣。但到目前为止，有害的副作用（如一些兴奋剂会让人成瘾）使得大部分研究都放慢了速度。但是，麦高的研究成果也激发了新一代科学家对这一课题开展更加深入的钻研，以便从分子水平上了解其背后的真正成因。也许这样能找到更直接的办法来控制这枚音量开关。

让我们重新说回蒂姆·塔利。

塔利在达特神经科学公司（Dart NeuroScience）担任研发执行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官。这家公司坐落于一处高耸的山脊上，俯瞰数英里连绵起伏的翠绿群山，山外是南加州15号州际公路，从这向西几英里就是圣迭戈的黄金太平洋海滩。

我来到此地，正是12月一个温暖无云的下午，刚好逃离了我家所在的东海岸的刺骨寒冬，而这里简直就是田园诗一般惬意的宝地。主入口前，一面超大号的公司旗帜飘扬在柔和的微风中，旗帜图案由一弯蓝色月牙和一群代表分子的小点组成。塔利来到大堂迎接我，他衣着休闲，穿着一条黑色牛仔裤和一件纽扣衬衫，袖子卷了起来。

他带我看了户外的禅意花园，花园里有一个汩汩作响的喷泉，科学家们若有伤脑筋的难题要思考，便可来到这片小天地暂享独立空间。（如果他能靠精神的力量屏蔽远处高速公路上传来的噪声的话。）我们还认真参观了健身房，里面的健身设备齐全，锃亮如新。

塔利带领我进入他们公司专门设计建造的百人大礼堂，这里配备了最先进的视频设施，为公司员工直播来自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和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最睿智的学者的讲座（每周开设两场神经科学讲座、一场认知科学讲座）。这里花费数百万美元才完成了整体翻修改造，如今看起来还较为崭新，塔利引以为傲，仿佛连室内植物都值得大赞特赞。

“这个机会实在是不可思议，”他对我说，“我是说，你好好看看这儿吧！”

所有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位名叫肯·达特（Ken Dart）的神秘亿万富翁的远见卓识和宏愿。达特从《福布斯》（ Forbes）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塔利的文章，愿意投资即将到来的所谓“大脑万艾可[1]”。当时，塔利在冷泉港实验室（The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里有着一份稳定平静的研究工作，这家实验室位于纽约州长岛（Long Island），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负责的一家备受赞誉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塔利试图解开记忆的生物化学和遗传学密码。他时常发表论文，参加咄咄逼人的论战来捍卫在科学界的声望，也会在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但听众多半觉得他的演讲主题很艰涩，比如“CREB结合”蛋白“基因表达模式”等。

但与此同时，塔利也和沃森这位与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合作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传奇人物，共同创办了一家名为赫利孔山医疗（Helicon Therapeutics）的小公司。赫利孔山医疗公司的远大目标绝不亚于塔利目前供职的公司，但预算跟不上理想，研究进展也很缓慢。赫利孔山公司就跟其他千禧年之际创立的同类公司一样，也陷入了财务困境，似乎从来没有获得太多关注。不过，身为泡沫聚苯乙烯产业帝国继承人的达特，对《福布斯》上读到的研究领域很感兴趣，他希望能给予赫利孔山公司适度的初始投资。2007年，这位说话直来直往的大人物向塔利提出了一个更有野心的建议：达特全额投资开办一家新公司，然后完全交给塔利管理，不知如何？看来，达特希望用手里近乎无限的资源帮助塔利制造出世界上第一粒“记忆药片”。不过达特有个附加条件：塔利必须同意全职为他工作。

肯·达特绝不是爱胡乱花钱的人。事实上，美国参议院的一些议员还曾戏称他为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的当代翻版。达特属于典型的“秃鹫资本家”，这类人往往以不良资产为食。近年来达特频频登上新闻的事迹包括：搬到开曼群岛来避税，作为持有债务工具的债权人拒绝向濒临破产的债务人阿根廷和希腊让步，出资支持人体冷冻技术研究。据报道，达特之所以资助人体冷冻研究，为的是希望自己能在法定意义上保持“活着”，这样他的后人就不必缴纳遗产税了。

塔利也很坦白。他警告达特：“你必须明白，这个项目可能要20年才能赚到利润，等你赚钱以前每年都要花掉一亿美元。”也就是说，成本大约是20亿美元。

“我想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数。”达特回答。

达特通过了塔利的“畏难测试”。于是，塔利接下这份工作，开始按照自己的想象来打造研究设施。

此时，塔利站在他的这家公司新建的熟食店外面，他告诉我这里可以容纳300名食客。我似乎也从新闻上看到过这里，其用途可不光是用餐。它还是一年一度达特神经科学公司“极限记忆锦标赛”（XMT）的竞技场，比赛每年都会吸引世界各地的顶级记忆达人来到这处偏僻的圣迭戈办公园区，共同挑战人类的记忆极限。2015年，比赛奖金高达76000美元，决赛选手来自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中国，甚至还有来自蒙古国国家队的记忆力新秀。比赛过程中展现出的记忆巅峰实在令人啧啧称奇。要想获胜，参赛选手必须记住80位随机数字、50个随机排序的词语、30张图片、30组人脸——人名的对应等。

为了赢下为期两天的2015年锦标赛决赛，身材矮小的33岁德国人约翰内斯·马洛（Johannes Mallow）在21.01秒内记住了80位数字。他的德国队友西蒙·莱茵哈德（Simon Reinhard）则创下了牌类项目纪录，在23.34秒内记住了52张牌。来自蒙古国的17岁的恩赫吉·图穆尔（Enhkjin Tumur）只用了14.40秒的时间就记住了30张图片的顺序。这大概就是你读完以上几句话所花的时间。

尽管极限记忆锦标赛让达特占据了《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卫报》，以及蒙古各地几乎所有的报纸头条新闻，但它并非只是品牌推广的工具。每年，达特和来自华盛顿大学的一组学者团队都会同参赛者交流并收集数据，目的是广为搜寻记忆科学中最捉摸不透的白鲸[2]：完全天生的记忆天才——当代的舍列舍夫斯基、盲眼汤姆或杰克·豪斯勒。换句话说，就是继承了超凡记忆基因的那一类人。这些人不用借助药物，记忆能力也要优于注射了士的宁和肾上腺素的实验鼠。

除了记忆锦标赛以外，世界各地都在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来搜寻具有超凡记忆能力的基因变异体。今天的塔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信，只需要弄清超凡记忆力达人的遗传结构，他就可以找到让我们所有人都增强记忆能力的办法。塔利相信，只要能在与记忆有关的特定蛋白质基因序列中找到突变，就可以利用他已有的80万个分子库创造出能复制该突变效应的小分子化合物。

不过，早在给极限记忆锦标赛冠上达特的名号前，塔利就知道，大多数参赛选手都可能依赖某种可以后天习得的助记技巧。例如，“位置记忆法”（Method of Loci）就是一种古希腊时代发明的记忆技巧，其思路是构建一座想象中的“记忆宫殿”，然后把需要记忆的所有事物跟宫殿里的不同位置一一对应，这样记忆效果便会大为改善。想要运用这种记忆技巧，你只需要在脑海中想象一座你熟悉的建筑物、房屋或一条路径，然后把你想记住的各类信息想象为某个有关联的物体，再把这些物体逐一填进各个房间或者岔路口。

希腊人和罗马人发现，同时调动多重感官（尤其是视觉线索）能够让记忆更持久。甚至有人认为，卢里亚那位著名的当代研究对象、俄罗斯报纸记者舍列舍夫斯基的超强记忆，其实就是联觉现象的一大案例，这里的联觉是指某种感官刺激会连带调动其他感官的罕见现象。比如说，舍列舍夫斯基经常可以在听到某些单词或数字时也能“看到”：“1”代表“骄傲且体格健美的男人”，“2”代表“情绪高涨的女人”，“6”则代表“脚部肿胀的男人”。

不过研究表明，学习并熟练掌握这些技巧，并不需要出众的记忆基因。塔利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的研究人员曾把参加记忆竞赛的8名选手请回来，进行了长达3天的广泛测试。有意思的是，记忆竞赛选手的最大优势似乎并非记忆，而是在注意力控制和工作记忆领域。

通过极限记忆锦标赛，达特的记忆力专家们真正想要找到的，是那些可能从未听过“位置记忆法”或者大多数参赛者所使用的任何其他记忆技巧的选手。他们正在寻找的，是那种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记忆力有多强的选手。

“记忆锦标赛选手运用了一种非常具体的方法，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这样做，这就不是一个潜意识过程”达特公司的认知心理学家玛丽·派克（Mary Pyc）指出，她也曾帮助赛事协调和选手测试工作，“但我们相信，普通人群里存在天生就有异常记忆能力的人，也许也会来参赛。”

“天生就有特殊记忆能力的人，他们的表现看起来跟接受过训练的人差不多，”她说，“但他们可能会说：‘我不知道怎么了，这些信息就是黏附在我脑子里。’也许他们没必要接受训练。这就是遗传学起作用的地方。”

尽管大多数受试者都依赖于古老的记忆技巧，也不具备研究团队寻找的那种天生优秀的记忆能力，但派克说她也确实选定了若干对象，打算给他们做进一步的测试。

世界各地都在竭力搜寻具有特殊记忆能力的个体进而研究其基因组成分，极限记忆锦标赛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除了记忆竞赛冠军，塔利和他的合作者已经开始测试美国电视游戏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的冠军，同时在考虑研究顶尖的纵横字谜解题选手和国际象棋冠军。派克说，《危险边缘》的冠军的初步测试结果比极限记忆锦标赛选手的希望更大，因为《危险边缘》的选手必须先吸收海量的信息，然后再从长期记忆中轻松获取这些信息。

塔利从学术界招募了各类人才来协助完成该项目的首批全球搜寻过程。（这家公司虽然还没有开始甄别与形成超凡记忆力有关的基因，但已在准备尽快开始这项研究。）过去的几年里，达特每年都向亨利（罗迪）·罗迪格三世（Henry “Roddy” Roediger III）提供约25万美元的资金。这位亲切友善的华盛顿大学心理学家，全部职业生涯都献身于研究人类存取记忆和回想记忆的方式，他也出席了每一届极限记忆锦标赛。此外，罗迪格正在开发各种专业领域通用的、用于甄别超凡记忆力的标准测试。极限记忆锦标赛参赛选手、《危险边缘》的冠军，以及普通人中选出的个体，可能都在特定领域内各有所长，关键在于要设计出某种测试方法，来衡量塔利希望设法增强的那种能力。

罗迪格实验室、塔利、派克（曾为罗迪格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正在千方百计地从普罗大众中找出记忆超常者。这支研究团队最早做的事情就是编写自愿测试问卷并投放到华盛顿大学网站的页面上，再通过社交媒体予以推广。测试问卷写着“擅长记人名人脸？来测测你的人脸——人名记忆力吧”。值得注意是，最终有超过6万名志愿者点击了测试链接。罗迪格和他的团队发现，其中35人得分最高，也就是说这35人具有超强记忆力（作弊因素除外）。但这只是开始。

“我们得找到500万人才行，”塔利说，“因为我们需要从中找出大约100人，才能获得足够的样本量，来统计识别基因组中跟极端记忆能力有关的基因。”

爬上几层楼后，塔利领着我穿过一段长长的怪异走道，然后在一扇很不起眼也很容易错过的门前停了下来。他朝我招招手，示意我走进一个黑黢黢的小房间。他告诉我，这里就是“蝇室”。

达特这家公司的运营和覆盖范围相当广泛。达特还在中国西部开设了第二家研究机构，从上海往西要飞3.5小时才能抵达这处“无人之地”。由达特神经科学公司帮助提供研究经费资助的合作单位包括但不限于美国的纽约大学、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加拿大的艾伯塔大学和中国台湾的清华大学。

塔利指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只会出钱资助研究功能障碍的人，所以没有人会去研究超强记忆力。看到学术界对这些东西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真是太酷了。”

但令人惊讶的事实在于，达特最有力的武器恐怕是整座大楼里这个极不起眼的小角落，以及居留于此的这种极不起眼的小生物——果蝇。在我们参观的途中，塔利数次惊叹自己是如此幸运。环顾四周梦幻般的实验设施，塔利总会发出此时他在黑暗走廊里重复着的同一句感叹，语气中一半是自豪，一半是不可思议。

“我是说，我是个养苍蝇的！”

这话没错。没了这些苍蝇，一切都无从谈起。研究果蝇似乎提供了一条间接途径，帮助我们揭开人类记忆的奥秘，并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天生记忆超凡的人。比起记忆竞赛选手、希腊哲学家还有19世纪在白宫弹过钢琴的盲人天才，果蝇似乎与他们的杰出才能毫不相干。

但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塔利就运用现代遗传学工具做出了一项让同僚兴奋得无以复加的壮举。塔利证明，他可以让果蝇获得相当于摄影式记忆的本事。

那么，塔利是如何做成这项实验的？这与他目前的研究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位精明懂行的商人肯为他们支付高达20亿美元的资金？要理解这一切，我们必须稍微绕点远路，看看新的记忆和联系在大脑的最基本层面——分子水平上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和科学理论家们一直在思考我们的意识记忆、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之间的关联本质。为什么某个想法或感觉可以让人想起另一个独立的想法或感觉，而这两者唯一的联系就是它们刚好同时出现？比如说，其他人抽烟斗的气味是如何让我想起我的祖父曼尼的呢？为什么我的脑海中会立刻浮现出他戴着领结站在灯火通明的纽约市住所，面朝一张他用来当吧台的樱桃木旧橱柜，给自己倒上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的模样？

这似乎很矛盾：我们的意识记忆的观察和描述都非常主观，但其生物解构则是最复杂，也是最难以实现的。当我们回想起单一记忆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重新体验的往往不仅是全部的气味和景象，还有那些共同构成单一时刻经历的声音、感受和想法。这是生物学造就的奇迹。所有点点滴滴的感觉——烟斗的气味、吧台的轮廓、白色的粗线地毯、公寓里挥之不去的闷热感、我像孩童般对祖父形象的敬意和深情——都被储存于我大脑中的不同部位。不过，通过某种神秘、深奥的回忆过程，我可以在一毫秒的时间内重新激活聚集有最初感官印象的大脑区域内的神经元，使之再度一起触发，正如多年前这段记忆初次形成时神经元一起激发一样。

我们从亨利·莫莱森等健忘症患者那里认识到，正是颞叶、海马体和杏仁核组成的结构体使这些不同的感觉能储存在一起。你可能还记得（这得感谢你的海马体），莫莱森在失去这些结构体后，仍然可以在脑海中短暂地保存信息，他也仍然具有手术前的记忆，但好像负责将新信息编码并放至长期存储空间的归档员已经不在那儿了。新的信息一旦从莫莱森的视野里消失，从他的意识心智里消失，那就永远消失了。莫莱森已经不能存储新的信息了，因此也无法记起这则信息。这些结构体究竟如何起作用尚不得而知。但它们总是以某种方式将大脑中的神经元编结在一起，存入全部不同输入集合的触发模式，以便我们之后再次调动起来，同时激活所有这些神经元，好让我们立即重新体验那一刻。

自现代神经科学诞生之初起，研究人员就已经提出，这些外显关联（正如内隐记忆一样）是被编码在构成大脑的1000亿个不同的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中的。唐纳德·赫布后来提出“一起激发的神经元也连接在一起”的假说，实际上就是以外显记忆作为主要例证。赫布认为，大脑本质上是一台强大的重合检测器，决定神经元联系如何形成和加强的物理规律恰是为了反映和记录这些重合——这显然适用于人类的意识记忆。如果几种不同感觉只因为过去发生时间相近而产生连接，那它们往往也会相继生成我们的意识知觉。当烟斗的气味让我想起曼尼时，那是因为我在处理这种特殊的气味时，大脑中感觉区域的神经元会被激发，而这些神经元刚好与编有我祖父的深深记忆的神经元相连。

此外还有什么方法能让大脑嗅觉区域的信号（烟斗的实际气味进入我鼻中所激起的信号）传至大脑中存储着祖父栗色领结和房间闷热感的视觉记忆区域呢？除了通过突触传递信号，此外还有什么方法能让与烟斗气味有关的神经元以某种方式提示进而激发大脑其他部位与领结有关的神经元呢？

研究人员曾针对大脑区域中被认为是扮演记忆归档员角色的神经元开展实验，许多人相信此类实验最先为赫布理论提供了可靠的生物学证据，这也并非巧合。1973年有一个开创性的实验，泰耶·勒莫（Terje Lmo）和蒂莫西·布利斯（Timothy Bliss）第一次在兔子的记忆中心演示了一种类似赫布理论的现象，他们称之为“长时程增强效应”（LTP）。勒莫和布利斯的实验表明，给兔子大脑中连接到马体（即莫莱森等失忆症患者头脑中被破坏的结构）的神经元施加一系列电刺激，可以使这种联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显著强化。这种强化效应表现在，相连神经元之间传递刺激的敏感度大为增加，从持续几个小时提高到一天以上。

尽管还没有人能够确切证明，长时程增强效应为情景记忆奠定了基础（至少还不足以排除其他因素），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可能性最大的人类记忆形成方式。正如我们所见，虽然长时程增强效应或赫布学习法则在大脑各个部位都存在，但海马体中的神经元对此最为敏感。（反之亦然，长时程减弱效应也对应着记忆减弱。）

不过，直到最近几十年左右，神经科学家们才开始逐步弄清两个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在最基本的水平——分子水平上产生增强效应的实际过程。只有把研究对象缩小到大脑最小的组成部分，并从分子水平上理解关乎记忆的突触联系发生增强效应的确切情况，我们才能真正开始向蒂姆·塔利一以贯之的目标发起冲刺：破译大脑密码、制造“记忆药片”。

2002年，塔利和他的一些科学界同行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这一目标，为此《福布斯》杂志委托一位名叫罗伯特·兰格雷思（Robert Langreth）的作家为此撰写了封面故事，也正是这个故事引起了肯·达特的注意并最终出资支持塔利的研究。虽然达特对媒体避而不见，还被报道成冷酷的金融大鳄，但达特跟本书此前介绍的许多其他人物都有着相似之处——他也接受过专业的工程师训练。达特在密歇根大学获得机械工程学士学位，懂得如何把机器看成各个部分的组合。塔利的研究工作引起了一名工程师的注意，这也不难理解。

当然，在兰格雷思的生花妙笔下，破解人类记忆的分子基础并加以调整的这一目标，使人回想起昔日诸多经典的工程学竞赛——比如，登月竞赛、抢建世界第一高楼之战、修建首条洲际铁路的竞赛。兰格雷思写道，生物技术公司“非常接近解开记忆的奥秘”，而“激烈的科学竞赛”正在“促成首例能有效增强记忆的药物”。

而事实上，在兰格雷思刊发此文之际，包括默克、强生（Johnson & Johnson）和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在内的许多大公司都加入了竞赛。但在兰格雷思看来，最主要的竞争发生在塔利和沃森的赫利孔山公司与另一家小公司——记忆制药公司（Memory Pharmaceuticals）之间。记忆制药公司的领导者被兰格雷思称为塔利的“头号劲敌”，其早期研究在许多方面为正在进行的竞赛奠定了基础：他就是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可谓“业界元老”，这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有关记忆力的早期研究让他赢得了2000年的诺贝尔奖。

当然，这场“科学竞赛”的日常和促成该竞赛的事件恐怕也称不上“史诗”。这场科学终结战役中，塔利选择的武器是看起来不起眼的果蝇，坎德尔则花了数年时间研究一种同样稀松平常的生物——一种名为海兔（Aplysia）的相对低等的海底软体动物，因其大脑细胞体积极大而备受研究人员青睐。

但精彩的是，兰格雷思在为《福克斯》而作的文章中，笔底生花地将一连串审慎枯燥的实验室实验写得风情万种。在坎德尔的培养皿里，海兔的神经元以“精妙的电化学交配之舞增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

“短期记忆恰如一夜情，以短暂而激烈的化学反应将细胞合为一体，”兰格雷思笔下对坎德尔的研究如是说，“效果持续数分钟或数小时后消退。长期记忆则更似婚姻，不断以新的蛋白质加强连接细胞的突触，可持续经年。”

为了设计和表征上述两种或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或坚强持久的伙伴关系，坎德尔研发出一种相当有效的实验范式。他在皮氏培养皿中建立了海兔神经元的简单回路，进而着手研究简单记忆的形成机制，方法是测定海兔的一种基本反射：感知威胁后的缩鳃反射。感觉神经元负责感受外部刺激，运动神经元则负责产生缩鳃反射。坎德尔想知道，感觉神经元每当接受刺激时分子水平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才会使运动神经元随之发生相应的反射动作。

为了找到答案，坎德尔和他的团队仔细地将电脉冲施加于神经元的集合体上，记录下后续每个脉冲的电位变化，并将之同突触细胞结构中可能导致电位升高的变化形成映射。坎德尔在他的著作《追寻记忆的痕迹》（In Search of Memory）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他的发现。他的研究团队证明，单一电脉冲施加于神经元集合体内的感觉神经元后，导致突触处两类特定化合物含量升高——分别是环腺苷酸（cAMP）和蛋白激酶A，这使得邻近细胞对相邻信号的敏感度也暂时增加。这就是兰格雷思所谓的“一夜情”。

另外，长期记忆——神经元的“婚姻”——则需要突触部位真正发生物理重塑，每当感觉神经元被激发，都会导致细胞间隔区域释放的神经递质含量永久增加。这些变化在本质上是“结构性”的——换句话说，要促成这种信号增强，必须在突触处以增加蛋白质的形式补充一些永久性的基础架构。

坎德尔的实验表明，神经元集合体只有在接受5次电脉冲之后才会发生这样的神圣结合；他发现，5次电脉冲后突触处释放的两种化学物质之一会移动到其中一个神经元核的细胞指挥中心。一旦到达后，这种化学物质似乎就会发挥某种神奇功能，开启某段关键基因，进而形成一种化学级联现象。这就好比施工现场午餐时间结束后吹响了开工号角：激活基因以后，一群细胞建造工程师便会放下午餐盒，前往突触处，开始给2个神经元之间建立新连接。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坎德尔后来在《追寻记忆的痕迹》中提出，之所以说电休克治疗或头部重击可能会破坏长期记忆巩固的过程，原因就在于接受疗法或遭受重击会导致这些细胞工程师尚未完成工作时就清除了他们在突触处的施工现场。

坎德尔于1990年做出这一关键发现，从而引发了一场研发记忆药物的竞赛。坎德尔怀疑存在一种特定的蛋白质，能参与调换基因并导致午餐时间发出开工信号。这种蛋白质被称为CREB（环腺苷酸反应元件结合蛋白）。当然，1990年的实验中，坎德尔的团队设法阻隔了海兔体内的CREB之后，这种有机体就似乎失去了在接受5次电脉冲后形成新的长期记忆的能力。

上述发现与记忆药物的关联就很明显了。能不能找到某种方法，人为地帮助CREB完成工作？最终，坎德尔认为有两种与CREB相关性极高的分子：一种可以促使基因建立或增加长期连接（称为CREB激活剂），另一种则可以使其失效（称为CREB抑制剂）。坎德尔提出，CREB激活剂与CREB抑制剂在细胞核中的占比决定了人类长期记忆的强度。

坎德尔在《追寻记忆的痕迹》一书中推测，处于高度情绪化的状态（具体引发情境可能是发生车祸或者打开电视机得知两架飞机撞向了世界贸易中心）时，詹姆斯·麦高选出的压力激素可能会启动一系列化学过程，使细胞核内充满某种分子，导致CREB抑制剂含量降低（关闭记忆）、CREB激活剂含量上升（开启记忆）。

“这可能就是所谓闪光灯式记忆的成因，”坎德尔写道，“闪光灯式记忆，就是那些充满情感事件、令人回想起生动细节的记忆……就好像在大脑里迅速而有力地刻下一幅完整的相片一般。”

坎德尔继续写道，同样地，像所罗门·舍列舍夫斯基那样表现出超强记忆力的人，“原因可能是存在某种限制CREB抑制剂活性的遗传差异”。“虽然长期记忆通常需要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重复地训练和休息，但偶尔也会记住没有情绪冲动的单一事件。”他写道。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而又兴奋的假设，因为假如说人类记忆的奥秘果真就存在于CREB激活剂和CREB抑制剂两者之间的比例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开发出一种药物来影响这一比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不能像舍列舍夫斯基那样拥有超强的记忆力，也没有理由发明不出“记忆药片”。

下面就需要塔利的果蝇再次登场了。

塔利在冷泉实验室里开发出了一种测试果蝇记忆力的办法，其基本原理和有效性与坎德尔的海兔脑回路实验毫无二致。塔利把将果蝇置于两种不同气味中，其中一种气味伴随着不愉快的震动——每当果蝇闻到这种气味时，塔利就会马上调高电压，把这些小家伙电晕（标准训练过程需要12次电击）。同时，塔利通过训练让果蝇知道，第二种气味是良性的。也就是说，当果蝇处于第二种气味时，塔利不会对其施加电击。果蝇在接受每种气味进行的12次训练之后，塔利将之放入“丁”字形迷宫的底部。丁字顶端，两种不同气味分别从两头飘出，果蝇在飞到三岔口时必须选定某个方向。

塔利实验发现，果蝇似乎要经过10遍的训练（每遍接受12次电击）才能学会躲开与电击相对应的气味，而转向丁字路口另一侧的中性气味。但即便如此，果蝇的记忆力也并不完美——有时候还是会选错方向而遭到电击。但经过10遍的训练后，果蝇的记忆表现似乎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准。

就在坎德尔证明可以通过阻断CREB来阻断长期记忆之后，这场竞赛就开始迈出了关键性的下一步——证明增强CREB可以增强记忆力。1993年，坎德尔的实验室努力尝试通过海兔实验来加以证明。不过，塔利拥有一个能让他的果蝇占据有利优势的秘密武器：杰里·因（Jerry Yin）。杰里·因是塔利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他成功地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来控制果蝇体内合成CREB的数量。杰里·因通过改变其中一种果蝇的DNA，使其能够产生更多具有开启记忆功能（CREB激活剂）的蛋白质。他再通过改变另一种果蝇的DNA，使其体内能够产生更多具有关闭功能（CREB阻遏剂）的蛋白质。

这两种果蝇还具有一大特性：杰里·因和塔利通过基因工程设计，使科学家们可以让特定的CREB基因激活或失活。当基因处于休眠状态时，果蝇产生正常比例的蛋白质，拥有正常的记忆能力。当杰里·因和塔利将果蝇置于高温下，该基因被激活，导致果蝇开始生成更多的CREB激活剂或更多的CREB抑制剂。如此一来，两位研究人员在任何训练开始前的几个小时就可以激活两种基因，接下来观察果蝇形成新记忆的能力出现了哪些变化。

1993年，塔利的研究团队证明，CREB抑制剂的过度表达可能会削弱形成长期记忆所需的蛋白质合成过程。不过，短期记忆和学习能力并不会受此影响。与此同时，一位名叫阿尔西诺·席尔瓦（Alcino Silva）的同事也很快就在研究缺少CREB激活基因的小鼠时发现了同样的实验结论。

接下来，塔利和杰里·因开始向终极大奖发起冲击——他们试图把实验结果反过来，提高记忆力。

不料，最初的实验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即使他们调整了CREB基因，果蝇的记忆力也未能有所改观。不久后的一天，塔利呆呆地坐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一间休息室里候机，准备搭乘飞往东京的航班。他摇着头，想知道自己和研究团队究竟什么地方做错了。突然间，他灵光一闪，心生顿悟，从椅子上跳下来，跑向了付费电话。

先前，塔利和杰里·因对给技术员玛丽亚（Maria）的操作指令非常明确：她应该先拿取正常组和突变组两组果蝇，接着对两组果蝇分别进行每10分钟一次的电击和不电击的气味训练，这样重复10遍。然而，玛丽亚把经过10遍训练后的果蝇分别放入“丁”字形迷宫，突变组果蝇却与正常组果蝇走错方向的次数一样多。

在那间机场休息室里，塔利打电话给玛丽亚，把他的灵感脱口而出——也许塔利和杰里·因问错了问题！或许转基因果蝇在这个迷宫里的表现上限也跟正常组的果蝇相同（也就是说两组果蝇飞往错误方向的次数相同）。也许问题不是突变组果蝇在接受标准的10遍训练之后选择飞往正确方向的次数呢？也许问题是突变组果蝇学会正确方向的速度。

“玛丽亚，把训练周期改成一遍试试！”塔利对她解释说，她应该先只做一遍气味——电击对应训练，然后就进行测试，看看突变组果蝇犯错的次数是否会比正常组果蝇少。

玛丽亚照做了，实验结果相当明朗，记忆是瞬时完成的。果蝇的记忆开关被彻底打开后，可以只练习一遍就学会正常果蝇必须练习10遍才能记住的事情。果蝇拥有了摄影式的记忆力。塔利和杰里·因已经证明，以CREB为研究对象，果真会有可能破解记忆的奥秘。

塔利完成这项举世瞩目的实验结果后的那个周日的晚上，他最早分享这一消息的人就是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沃森——一位在冷泉港实验室德高望重的长者。

“他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我是说双手抱头、双脚离地的那种，”塔利回忆道，“他说，这下我们可要发财了！”

不过，CREB对人类记忆是否有效还有待证明。几周后，塔利在科学杂志《自然》（ Nature）上读到一篇文章，里面的内容让他又跑回了沃森的办公室，那也是一个周日的晚上。

荷兰研究人员报告称，他们已经确定一种人类遗传缺陷与鲁宾斯坦-塔伊比综合征（Rubinstein-Taybi Syndrome，RTS）引发的破坏性脑病有关。这一突变所处的基因会在记忆形成过程中同CREB基因发生相互作用。那么，荷兰人从人类RTS患者中发现的突变，有没有可能恰好跟塔利和杰里·因刚刚完成实验中的突变起相反作用，从而阻止记忆的形成呢？

“吉姆！可能这些患者精神受损的原因是他们的长期记忆开关被破坏了！”塔利几乎是大声喊出来的。

两人很快就一致认为，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出答案——他们需要开始测试小分子药物。只要找到一种药物能渗入大脑并调节CREB开关，那么就可以证明其对记忆形成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并治疗这种疾病。为此，两人成立了一家名为赫利孔山医疗的公司，这家小公司完全依赖于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支持，鼎盛时期一度拥有70名的员工。但他们也面临竞争局面，因为另有一群知名科学家也认为记忆药片的曙光已近在眼前，其中就包括坎德尔。

事实上，到2002年，这些公司中至少有3家有诺贝尔奖得主坐镇，所有这些学者都大胆预测，能获得FDA批准的记忆药物即将问世。尽管这些预测被吹得天花乱坠，尽管登上了《福布斯》封面，但事实证明它们过于乐观了。

这些公司最终多半都倒闭了，要么像坎德尔的公司那样，悄悄卖给了后来也放弃或缩减相关研究的大型制药公司。一些科学家指出，人脑的记忆机制实际上要比坎德尔实验用的小海兔要复杂得多。此外，影响坎德尔靶向途径的药物还可能对大脑其他区域产生意想不到的破坏性影响。但最大的障碍可能只是资源不足和缺乏耐心罢了。

“几乎每一种研发药物都失败了。”记者休·哈尔彭（SueHalpern）在她2008年出版的记录这一失败的著作《记忆的真相》（Can't Remember What I Forgot）中写道：“一般来说，5000种化合物中，只有5种能通过5亿美元临床测试的考验而进入人体测试，其中又只有一种能获得FDA批准。”

塔利坦承，如果不是因为达特，他的个人研究可能无法持续那么久（事实上，达特在2012年独资买下赫利孔山公司并将之并入了达特神经科学公司）。但塔利依然坚称，自己的乐观情绪从未消退。

到现在为止，塔利和他的团队已经在临床研究中使用了6种药物。其中两种药物因毒性问题被叫停，另外4种药物仍在实验中。至于塔利迄今为止究竟实验了哪些化合物，他始终三缄其口。

“很显然，我不能告诉你那些靶标的一些细节，不过我们会继续关注CREB通路和它在长期记忆形成中的作用。”塔利说。

塔利的计划非常远大：他的目标是每年用两种新分子进行改善记忆力的临床研究。

2000年，詹姆斯·麦高收到一封奇怪的电子邮件，一位34岁的女子来信声称自己有“记忆问题”。她的问题不在于记不住。这位女士声称自己能记得她11岁以来每一天发生的一切。

“只要我从电视上看到某个日期闪过去……我就会自动回忆起那天，记起我身处何方、所做何事，”这位名叫吉尔·普赖斯（Jill Price）的女士写道，“这个过程无法停止、不可控制，令我身心俱疲。”

麦高同意在一个星期六与普赖斯会面。赴约前，麦高认真准备了一套测试方法，他想检验她是否能够记得20世纪70年代特定日期发生的重大事件（这正是她声称开始发生记忆问题的时间），然后再倒过来考察，看看她是否能够说出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

双方会面时，麦高惊讶地发现，普赖斯能够准确说出“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去世的日期。她可以告诉麦高美国电视剧《朱门恩怨》（ Dallas）里的大反派小杰（J. R.）被枪杀的日期，罗德尼·金（Rodney King）被洛杉矶警方暴力袭击的日期。普赖斯甚至在麦高用来准备清单的参考书中发现一处错误：伊朗学生冲进首都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的日期是1979年11月5日而不是11月4日。她坚称麦高手上这本参考书的日期错了。麦高在网上查询了一下。普赖斯是正确的。

随着进一步深挖，麦高逐渐意识到，普赖斯用于检索这些记忆的线索总是具有某种自传性质。例如，她回忆称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在西班牙的一座高尔夫球场去世的日期是1977年10月14日（星期五），记得这个日期是因为她回忆起当天她是在母亲开车带她去看足球赛的途中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接下来几个月，麦高在开始探究普赖斯的记忆极限时意识到，她的记忆力在某些方面并不比我们其他人更好。普赖斯表现尤为突出的记忆，必然是与某些自传性质事件联系在一起。麦高最终将普赖斯的状况命名为“超级自传体记忆”（Highly Superior Autobiographical Memory，HSAM）。

自从有关普赖斯的初步报告发表以来，麦高和他的合作者已经确定了大约55个具有“超级自传体记忆”的个体。令人惊讶的是，HSAM患者在他们生活中其他领域也出现了与强迫性精神障碍（OCD）相关的诸多症状，这导致一些人猜测他们可能会在潜意识里排练自己已知的情况，进而形成对具体信息的内隐记忆。蒂姆·塔利已经基本得出结论，这些人大多并不具备他们正在追寻的解开记忆奥秘的钥匙。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批人没有任何研究价值。合作者们希望，麦高甄别出的HSAM人群里存在他们所寻找的那种特殊记忆能力。

塔利的合作者之一罗迪格就认为，他可能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人。通过麦高的关系，罗迪格见到了杰克·豪斯勒——那个来自新泽西街区、孩提时期就能准确背出汽车年检标签数字的超凡孩子。罗迪格多次与杰克见面，尽管麦高已经将杰克诊断为HSAM患者，但罗迪格认为这个孩子还值得继续研究，他也确信杰克并非孤独症患儿。

“没有几个4岁小孩儿能记住年检标签上的数字。”罗迪格说。

等到罗迪格向我说出上述对话时，那个早熟幼童已经成长为13岁的阳光大男孩，有着棕黄色的头发，喜欢露齿大笑，如今的杰克喜爱收集棒球卡也喜欢地理。我决心要同他本人接触一下，哪怕只是通电话也行。

当我终于有机会与杰克本人交谈时，他和他的母亲萨莉在位于圣路易斯的家中接待了我。

“杰克，你何不让亚当跟你说说他的生日？”萨莉提议说。

“你的生日是哪天？”杰克问我。

“我的生日是8月1日，”我说，“怎么了？”

“哦，很简单，”杰克说，“那天我去看了底特律老虎队的球赛！”

2014年8月1日，杰克第一次和家人一起去底特律，他解释道。那天是星期五，城里的天空有点浮云，但气温大概是华氏70度，很舒服。

“我们去了希腊城（Greektown），这是底特律的一个希腊居民区，那里的东西很好吃，”杰克说，“火焰奶酪。闻起来就像汽油。”

我已经有所打动，但还没有完全折服。毕竟这只是几个月前发生的事。“其他的8月1日呢？”我问他，“你能告诉我其他日子发生了什么吗？”

“那么，就说2012年吧，”杰克回答，“那天太糟糕了。我在参加夏令营。吃午饭时我感觉不舒服，我就说我感觉不太好。我说我感觉想吐，我感觉脱水，奇怪的是还有点儿充血。那天气温是华氏96度。”

然后，杰克又提到美国国歌《星条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的歌词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 Scott Key）。杰克告诉我，基和我的生日一样，都是8月1日。只不过，他是1779年出生的。

跟普赖斯一样，杰克也发现拥有超凡记忆并不总是件轻松的事。

“我真的很喜欢有这么好的记忆力，但我也会记住我身上发生的不好的事，”杰克说，“这些不好的事往往还因为某些原因而特别突出。”

比如2011年9月16日（星期五），那天的杰克无意中将另一个孩子从游乐场的梯子上推了下去，他因此被关进了禁闭室。现在他只能记着——这件事本身和他当时的感受——每天都记着。余生都无法忘怀。

只要同杰克·豪斯勒这样的人交谈过，就很容易理解塔利为何对自己的追求如此乐观。随着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千万人逐渐步入衰老，这样的产品无疑会赢得其他药物从未有过的广阔市场。比如说，我就盼望有一天能不再担心自己会弄丢车钥匙。

第八章指挥交响乐的外科医生

深部脑刺激与电的力量

几年前一个惬意的8月上午，11点钟左右，30岁的莉斯·墨菲（Liss Murphy）从芝加哥一家顶级公关公司的办公桌后站起来，没有费心收拾物品，没有关闭电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要去哪里，就这样走出办公室，从生活中消失了。

前几周，她就感觉到有些异样：那是一股悄悄蔓延的焦虑，一种不太对劲的感觉。有几次，她突然就哭了，却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些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好像她刚刚快要赶上一场风暴的边缘。而那个8月的早晨则让她最终卷入风暴之中。

今天的莉斯·墨菲，身量修长、金发碧眼，面容瘦削而迷人，笑起来灿烂大方。墨菲很难认同用抑郁症一词来描述她的境况。抑郁症意味着某种渐变，就好比一只气球缓慢而稳定地从一头漏气一般。

墨菲在30岁那年夏天患上精神疾病，在她回忆中是一种“快速而猛烈的东西”——一种没来由的情绪风暴，围困住她，吸走她的生命力，徒留一个“没有想法”也“没有感情”的她，一片既“空虚”又极度沉重的空白。

莉斯·墨菲再也没有回到办公室。她甚至没去取回自己的个人物品。

“那种崩溃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她说，“那是精神上的、身体上的、生理上的；一切都这么垮了。我减下来的体重惊人，我两年没有说过话，足不出户，我什么重要的事也做不了、一点儿小事都要拼了命才能完成。我就像是一直穿着拍X光片时穿的那件特别重的铅服一样。”

没过几个月，墨菲便离开芝加哥，搬回家乡波士顿，接下来她的病历篇幅开始逐渐增长到7页。墨菲尝试使用百忧解（Prozac）、帕罗西汀（Paxil）等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以及谈话疗法。她服用过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和三环类药物［硫酸苯乙肼（Nardil）、阿米替林（Elavil）、多塞平（doxepin）］。她尝试过兴奋剂和“附加疗法”，也就是各种药物的不同组合来增强彼此的药效。最后，在麦克林医院，她同意医生用带子把她绑好，再给她施行电休克治疗——不是1次，而是30次。但即使是电休克治疗，也没有让她重获生机。看来一切都无济于事。

之后在2004年5月，一位名叫达林·多尔蒂（Darin Dougherty）的精神病学家告诉莉斯，他正在寻找志愿者接受一种称为“深部脑刺激”（DBS）的实验性疗法。这种手术绝不适合胆小的人。多尔蒂解释说，在初期外科处理时，他的同事、神经外科医生伊马德·伊斯坎德尔（Emad Eskandar）会在墨菲的颅骨顶部钻两个硬币大小的孔，把42厘米长、约7厘米深的电极插入她的大脑灰质。

接下来，莉斯还要再接受第二次手术。这一次，伊斯坎德尔会在墨菲胸前的皮肤下切开一个口子，将一个装有电池和脉冲发生器的装置植入这处空腔，然后在她的皮肤下穿入一根直达头骨并与电极相连的电线。植入装置开启后会发出电流，电流则会刺激她的神经纤维，将信号从与动机和情绪有关的原始大脑区域传送到额叶。

多尔蒂认为，莉斯·墨菲的大脑机能出现了根本性故障。如果能侵入大脑的正确部位，借助电信号以大脑的语言与之对话，或许还会有机会拨乱反正。当然，多尔蒂无法向莉斯保证手术就一定能解决问题。当时深部脑刺激已经投入医疗使用10多年时间，用于治疗重度症状的帕金森氏症，它有助于缓解震颤、僵硬、运动迟缓和行走障碍。但墨菲将成为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首例接受该手术的抑郁症患者，事实上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亦属首例。

然而，医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深部脑刺激能起到作用。伊斯坎德尔曾为多尔蒂的多名强迫症患者进行了手术，其中不少病患也深受抑郁症的困扰。而在这些病例中，多数都显现出全然意料之外的结果——深部脑刺激疗法不仅治愈了患者的强迫症，还帮他们摆脱了抑郁症。

莉斯没花多长时间就下定了决心——她想回到自己正常的生活。是的，莉斯告诉多尔蒂，她愿意一试。

我们已经知道，神经科学家常常把神经元一起或相继激发的过程比作众多乐器一齐演奏出的“交响乐”，从而形成一种胜过部分总和的整体效应——这支交响乐能让我们产生思考、感受和运动。几十年来，大部分神经科学家，以及本书迄今为止遇到的众多人物，都始终专注于对这种音乐形式的倾听和理解。

但多尔蒂和伊斯坎德尔打算给墨菲做的手术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多尔蒂和他的同事们不再满足于坐在场外聆听各类乐器演奏的神经交响乐。他们想要打开交响乐音乐厅的大门，直接走到指挥台上，试图重新指挥这支乐队。

许多人认为，类似深部脑刺激疗法这样能让医生改变大脑神经的激活模式——本质上也是控制大脑神经元交响乐演奏模式的干预措施，这种疗法很有可能彻底颠覆医学领域。现有的治疗脑部疾病的各类药物经常失效，引发的副作用也很棘手。原因之一在于，这些药物是通过改变整个大脑，而非仅限于致病区域的化学反应，从而调节健康神经元的行为。但另外，在电刺激疗法中，医生则可以针对某个不连续的神经元群，将治疗范围局限在大脑的某个致病区域。如此一来，医生们就可以把技术力量全部集中在这些他们感兴趣的大脑部位了。

“深部脑刺激使我们能进入我们所知的与某种症状相关的实际回路中，我们就可以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来刺激它，使它激活或失活，”多尔蒂说，“就稳健性而言，这种方法可以说与之前的方法有着天壤之别。”

从理论上讲，完全没有理由把这种技术限制于医疗条件下。许多实验结果已经证明，深部脑刺激的潜在用途包括调节认知能力，改进大量认知任务表现，甚至可以完成蒂姆·塔利一直努力尝试通过制造药片来达成的目标——提高记忆力。事实上，由于实验结果颇佳，美国军方正在资助研究一系列微创技术，以期能在无须施行脑部手术的情况下获得同等效果。

就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自己其实也亲身体验了一把乔治梅森大学一位研究人员的疗法，他给我的颅骨贴上浸泡过酒精的海绵，转动一下黑匣子上的转盘，往我大脑右侧顶叶皮层发送电脉冲（我只感到轻微烧灼感）。这项技术被称为“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研究人员想知道，这项电疗法能否通过增强我大脑中的神经元，提高我完成一项需要短时记忆的任务的能力。（医生认为TDCS在其他患者身上有效，但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因此变得更聪明。）

曾为帕特·弗莱彻做过大脑扫描的哈佛大学神经科学家阿尔瓦罗·帕斯夸尔-莱昂内，正在尝试用TDCS来增强神经的可塑性。

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上述微创技术确有实效，我们可以预见未来，把电极直接植入裸露大脑皮层的人体实验很可能会迎来最令人振奋且又最难以忽视的科学进展。这种直接触及神经元的方法之所以更为有效，是因为神经外科医生在操控电流时，不会受到中间颅骨的阻尼效应和散射效应的影响。

正因如此，接受乔治梅森研究人员电疗法的几个月后的一个夏日，我收拾行李，飞到波士顿，同负责莉斯·墨菲手术的神经外科医生伊玛德·伊斯坎德尔会面。尽管我对于TDCS有过愉悦的体验，但对于电极植入裸脑还颇为审慎。不过，在向伊斯坎德尔深入了解之后，我决定站在这位外科医生背后，目睹他把电极植入别人大脑的全过程。

深部脑刺激于1987年诞生于一间法国手术室，当时神经外科医生阿利姆·路易斯·贝纳比（Alim Louis Benabid）在准备给患有不可控颤抖症状的患者进行手术时有了意外发现。数十年来，这类病患接受治疗的最后一种较为极端但往往有效的技术就是：脑外科医生给患者颅骨上钻几个洞，把被认为是病灶的大脑区域取走。这种疗法有时也用来治疗其他运动障碍性疾病、严重癫痫和一些精神疾病。1987年的一天，贝纳比的治疗计划是取走病人的丘脑，一种位于大脑深处的核桃状结构。他打算通过破坏或“损伤”部分组织来切断身体周围神经纤维上导致患者手抖的杂散电脉冲的源头。

当然，每一种脑外科手术都具有高风险。手术失误可能会导致病患瘫痪、失明，甚至死亡。为避免意外，贝纳比采取了一种常见的手术预防措施：他让病人在手术室中保持清醒，而正因为病人没有神经疼痛感受器才有可能保持清醒。贝纳比医生将电探针插入他打算移除的大脑部位，然后发出电脉冲，并仔细观察病人，以确保脉冲刺激没有造成意外影响。这是神经外科医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使用的技术，为的是验证他们将要移除的大脑区域不承担任何重要作用；电极中的小电流会激发其周围的神经元，显现出这些部位在身体中扮演的角色（如果确有作用的话）。

到了1987年，神经科学家已经制订一项医疗方案，贝纳比恰好幸运地将之忽略了。他没有按照方案要求以50赫兹的频率刺激患者的大脑，而是把旋钮转至将近100赫兹。当贝纳比把电极施放至目标区域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患者的手停止了抖动，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当贝纳比关闭电流时，患者的手就会恢复抖动。当他再次开启电流时，手又停了下来。贝纳比意识到，高频率的刺激以某种方式平息了引发问题的信号。

正当贝纳比开始试图理解这项神秘技术并开发出最有效的使用方法时，埃默里大学神经科学家马伦·德朗（Mahlon DeLong）同一时期的一项发现帮助了他。20世纪的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来自大脑皮层感觉和运动区域各处的信号，汇聚于与动机、奖励和运动相关的深层大脑区域，各种信号在这里以某种方式混合在一起并做出评估。整个过程结束时，这处区域会不可思议地产生一种信号，使人做出恰当的反应，比如把手从热风炉上移开，或者在爬楼梯时调整步伐。

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德朗在记录分析猴子大脑激活模式时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德朗原本的研究目标是基底神经节，他发现，当猴子在执行涉及不同类型运动的任务时没有出现“汇聚”，来自大脑皮层的不同感觉信号也没有像科学家预测的那样发生混合。事实上，来自身体不同部位基底神经节的感觉信号仍然彼此隔离，并在独立“回路”或网络中并行传播。举例来说，迈克尔·默策尼希曾仔细研究过大脑皮层分区实体中专门负责处理指尖触觉的部位，该部位连接于基底神经节中负责指尖触摸的相应局部区域，该区域又连接于丘脑中处理这种感觉的第三处中转站，然后再反馈至大脑皮层。以上4处中转站中，每一处站点都会有来自大脑其他区域的输入信号把新的信息反馈入这些独立回路，但主信号仍会保持不变，沿着同一指尖“回路”传输。

德朗由此指出，随着这些信息在大脑中传播，感觉和运动处理功能会保持相互之间的隔离。此外，德朗还认为，人类会利用这一独立回路系统来执行认知、情绪处理等更高级的功能。事实上，德朗提出，大脑执行几乎所有功能时都会存在独立的“并行式”或“模块化”脑回路，从大脑皮层连至基底神经节或其毗邻结构，再连至丘脑，最后回到大脑皮层。

“这些循环通路就是理解人类行为几乎所有方面，以及学习和适应不良的行为是怎样形成干扰的关键所在，”德朗说，“就像进化过程中获得新功能一样，新的模块会不断地添加到这个非常基本的原始组织中去。”

这一理论发现在医学界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德朗开始梳理这些独立回路，并将之分别定义为运动传导通路和非运动传导通路。德朗在基底神经节中发现一个至关重要的结构，或称为所谓的“中转站”，似乎在帕金森氏症中起着关键作用，他称其为丘脑底核。患有帕金森氏症的猴子体内，这个区域异常活跃。但当德朗使用药物使该区域停止作用时，症状就消失了。德朗证明，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脑部疾病就是回路性疾病，只要你治对了回路，就能消除其相应的症状。

贝纳比在读到德朗的论文时，便意识到他为自己的新深部脑刺激技术找到了理想的实验场和完美的实验目标。1991年，贝纳比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分水岭式的论文，其中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该技术治好了同时患有特发性震颤和帕金森氏症的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