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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城市营建思想与理论形成于先秦时期，其生态安全思想突出表现在城市选址对城市规模与环境容量、城乡关系、山水形胜、军事与交通，以及应对胁迫（如自然灾害）的恢复力等方面的考虑。中国古代城市选址及建设上重视“城市生态安全”的思想在中小型城市的规划建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丰盈的土地物产 土地的物产能力和容载能力是城市选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古希腊时期城堡的选址，既有防御之基本因素，也与乡村密切相连。城堡多是在光秃秃的岩山之岬的高地上，周围是农野或乡村，以保障城堡的防御和生活物资供应，以及奴隶的来源。正如柏拉图在其《法律篇》中所言： “我们应为城市选择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具有城市所需求的东西，这很容易想象和说明。”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自古就有选址的“相土”思想，即各种营建活动重视对地址的选择和对周围环境的审视。《周礼》之“体国经野”可以看作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按照体国经野体制，国（都）城外围为鄙邑（乡遂），后者是前者依托之近卫基地。因此，需要在大小城邑的外围规划农、林、牧等各种生产基地，形成经济上农村供养城市的国野关系。 “百里不贩櫵，千里不贩籴”。周武王与成王经营洛邑，不仅是因为“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有被山带河、四塞之固的险要，而且是因为三涂和岳鄙之间伊洛流域的广阔平原是宜于发展生产的地方。周初曾“卜食洛邑”，《周书·洛诰》载，周公卜宅洛邑后向成王呈奏：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郑玄注云：“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众，观召公所卜之处，皆可长久居民，使服田相食。”后来，古人逐渐形成了“度地”、“辨土”、“相土尝水”的传统。
《礼记·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春秋战国时期，《管子》继承和发展了“地邑民居必参相得”的城邑规划传统。《管子·乘马》中明确指出了城市密度与土地物产的关系：“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二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而关于城及乡村规模与土地物产能力的关系，《管子·八观》曰：“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战国时期，商鞅也指出： “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溪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说明商鞅时代的城乡布局和土地利用规划，已经考虑到了能源、水源、材料、交通、城乡规模与土地物产能力等生态安全因素，而且有了一定的用地比例分划和一个粗略的定额概念。
形胜的山水格局 中外城市自古都特别重视自然地理地形地势的险固、便利与形胜。如前文所述，西方古代城堡的选址，既有防御之基本因素，也与乡村密切相连。城堡多是在光秃秃的岩山之岬的高地上，周围是农野或乡村，以利防守、物资供应和清洁，同时景观优美。如古代爱琴文化时期的迈锡尼卫城、泰仑卫城，以及后来古希腊的雅典卫城等。以雅典卫城为例，雅典卫城建于城内一个陡峭的山岗台地上，地形高爽，山势险要，易守难攻，适应了地中海夏季炎热干旱、冬季温暖潮湿的气候环境，也能更好地防御敌人侵袭。雅典卫城的建筑布局是人们长期的步行观察思考和实践的结果，不是简单的游线关系。建筑群善于利用各种复杂地形和自然景观，构成活泼多姿的建筑群空间构图，各个建筑物处于空间的关键位置上，如同一系列有目的的雕塑。在卫城内可看到周围山峦的秀丽景色，既考虑了置身其中之美，又考虑了从卫城四周仰望时的景观效果，表现出了对于制高点和视控点的强烈偏好。 中国自古就十分注重城乡与自然山水要素的亲和与共生关系，选址时多关注周围山水的自然形态特征，称山川地貌、地形地势优越，便于进行军事防御的山水环境格局为“形胜”。《荀子·强国》云：“ 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即将“形胜”环境特征归结为地势险要，交通便利，林水资源充沛，山川风景优美等。“形胜”在 1980 年版的《辞源》中解释为：“一是地势优越便利，二是风景优美”；在 1980 年版的《辞海》中解释为：“地理形势优越”，“也指山川胜迹”；在 2005 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地势优越壮美”。与“相土”思想相比，“形胜”思想已将其对地理环境的考察，进一步扩大到宏观的山川形势，并强调形与意的契合境界。
中国古代城乡选址多强调有形美境胜的天然山水环境作为凭恃。古人创建都邑，必取乎形胜，先论形胜而后叙山川。“天时不如地利”。《周易》说：“ 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孙子兵法·计篇》云：“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生死也。”其《地形篇》又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形胜的山水环境格局为城乡的生态安全提供了“天然屏障”，使城乡的军事、生产与生活，以及对胁迫（如自然灾害）的恢复力得以维持。 先秦的“形胜”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秦列名“战国七雄”，东逼六国，正是其居关中形胜之地。《史记·苏秦列传》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史记·索隐》注引韦昭云：“形胜”即“地形险固、故能胜人也。”西汉建都长安，除了考虑到关中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和交通便利等条件外，主要就是看中了“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可与守近，利以攻远”的军事地理条件。
《史记·高祖本纪》曰：“ 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曰：“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魏晋以后，“形胜”思想与从传统的堪舆、形法中独立成型的风水思想一道，影响了城市和村落的选址与建设，“枕山、环水，面屏”是中国古代城市和村落选址的基本模式。历史上，长安、洛阳与南京等城市的选址与建设，均是这一模式选择的结果。
便利的水陆交通 水陆交通条件对传统城址的选择影响也很大。由于水、陆交通是古代主要的交通方式，所以城市选址一般位于水陆交通要冲，一方面满足了生产生活及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满足了设险防卫的需要。考虑交通、水源、防卫等问题，古代城市往往选择水陆交通要冲。《管子·乘马》提出：“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即建都于依山傍水之地，这种城址即兼有水陆交通的便利。西汉晁错指出：“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范蠡谋筑越小城时，提出城址应“ 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北魏刁雍也提出“ 城之所，必在水陆之次”。 历史上，因为水陆交通便利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很多。如《盐铁论·通有第三》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都之中，跨街衢之路也。”再如：吴之阖闾城（今苏州城），秦之蜀郡成都城，秦末汉初之南越国都城番禺城（今广州城），宋之汴京城（今开封城）、历代西安城和洛阳城等城市的选址与持续发展，都与其处于水陆交通要冲之地有关。
地利的建设条件 中国古代城市选址中原始的“生态安全”思想体现在城市的自然生态环境、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和社会的生产生活等多个方面，可以说既有宏观方面的要求，也有微观方面的思考，是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的综合。 在城市的具体建设上，古人特别强调自然环境的实用性和“地利”的建设条件。如良好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充足的生活用水、较少的灾害胁迫、良好的灾害恢复力等。作为城市建设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影响城市发展的同时，影响城市形态和空间结构的变化。《管子》一书提出了一套较为实用的城市选址和规划思想，突出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因地制宜、重环境求发展的生态安全思想。 良好的地形和气候条件、较少的灾害胁迫是城市选址与建设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考古发现，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已懂得在冬暖夏凉的山坡南面和较少灾害胁迫的地方建造房屋。相对于区域的大气候，良好的气候条件和较少的灾害胁迫可以使城市获得“宜居”的生态安全环境。《管子》一书不仅提出了城市选址的基本原则，而且强调了如何进行城市选址、要依山川形势筑城、要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等问题。反映了我国古代顺乎自然、崇尚自然和利用自然的优良传统，以及因地制宜的重环境求实用的城市建设思想，反映了我国古代注重生态安全的城市建设思想。《管子·度地》中关于五害（即水、旱、风雾雹霜、厉及虫）的论述，即是城市选址时对于气候条件和灾害胁迫的考虑。《管子》的规划思想，完整地体现在齐都临淄城的遗址中。
再如，《汉书·晁错传》在论述边城选址时曰：“ 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正阡陌之界。”表明地形地貌、小气候、植被、生态、景观、地质水文等环境条件，是城市选址与建设重要的考察因素，要看环境是否实用和宜人，然后才择其佳处辨方正位，确定建筑规划事宜。 然而，当自然环境不利于城市建设时，古人往往又通过人工的方法加以调整和改造。如，在城市的自然灾害中，水害为最大，因此古人尤其重视城市的防洪规划与建设。吴庆洲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古城防洪研究》中，论述并总结了八条中国古代用以指导城市防洪的规划、设计的方法和策略，包括“ 防、导、蓄、高、坚、护、管、迁”等，体现了古人对于自然环境的调整、改造和适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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