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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族群竞择这个概念被认为是伪科学。 最著名的批评来自理查德· 道金斯 1976 年出版的科普名著《自私的基因》（ TheSelfish Gene）。书中有一个核心论点：个体不会为了群体的利益而割舍自己生存繁衍的机会。用红杉树打比方，就是说：尽管所有的树同时放弃高度能节约资源，滋养更茂密的森林，但是树不会这么做，因为对每一棵树而言，这么做的下场就是被自己的邻居抢去阳光，自己只能枯萎死亡。所以道金斯说，个体竞择必然压倒族群竞择，族群竞择不能用来解释生物现象。
在分析动植物行为时，之所以能忽略族群竞择，是因为多重均衡并不多见。即使有多个均衡存在，均衡的数量也屈指可数，而且，这些均衡在行为中的表达往往诉诸本能而非文化，以致均衡间的跳转需要较长时间的基因演化才能发生。 即使有一种鸟存在两个纳什均衡—比美和打架，但这两个均衡可能只在上千年的进化尺度上并存，所以在较小的时间尺度上仍然可以忽略多重均衡。 但是，人类和一般的动植物不一样。 人类能靠语言联结彼此，以文化指导生活。书写、礼制、宗教、司法等唯有人类才有的社会活动使人类社会可以支持无穷多个纳什均衡。 基因和知识上几乎完全相同的人类族群，可以在同一个年代组织起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政教合一和君主专制这样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完全不同的社会。这在其他动物中是不可想象的，却在人类社会司空见惯。 人是文化动物。人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做什么工作，为什么献身，文化和制度可以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而文化和制度的内容，又有着无穷无尽的可能。 我们很难想象一群鸟儿通过叽叽喳喳的沟通协调出一个夏令时，并一年一度，四年一闰地在某一天共同调整作息。而足够复杂的语言使人类能在几乎一切事情上相互协调。 通过沟通，人类中可以涌现出一批职业的法官和警察，来惩罚搭便车、开小差、违反规矩的人。 通过沟通，人类可以发展出森严的等级制，甚至君叫臣死，臣非死不可，还要谢主子赐死。 通过沟通，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传播对超自然的想象，走向极端的时候，还相互怂恿着一起为信仰献出生命。 骇人听闻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和米尔格伦的“电击”实验已经揭示了这一点。
也许有人会说，这两个实验反映了人类天性的残忍和麻木。我以为大谬。 除开几乎所有生物都具备的“自私”的特点外， 人性的本相，只是它的社会性。社会性的一大体现就是服从权威的天性。这种天性使得人类能以无数不同的方式相互合作和斗争，从而拥有所有生物中最多的文化多样性和最大的组织灵活性。 正是人类集体在文化上的多样和灵活，使他们能够应对多变的自然环境，站到地球生物链的顶端。 人类享有如此多样灵活的社会性，自然也无法排除向法西斯堕落的可能。天使和魔鬼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社会性赋予人类做天使的能力，就无法排除做魔鬼的可能。 正因为人类社会有无穷无尽的多重均衡，而且均衡间的选择、迁移、跳转不必诉诸生物演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尺度内发生，所以，唯有在人类社会，族群竞择的重要性与个体竞择并驾齐驱。 把动物世界里的道理生搬硬套到人类社会，一味排斥所有的“族群竞择理论”，显然大错特错。 和自然选择一样，族群竞择本是无意识的过程，但人类对竞择环境的主动回应会进一步加强族群竞择的效果。 中国古代朝堂之上常有“本末之争”：是更重视农业（本）还是更重视商业（末）。舍本逐末，往往是被批判的一方。粗看，古人的本末观缺乏理性。鼓励商业发展，才能推动人均福利的提高。人均福利，难道不是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吗？
其实，古人并不傻。 他们甘愿舍弃商业之末，是因为他们追求的首先是族群的生存和繁衍。在激烈的族群竞择中，生存品导向的经济政策能更有效地抵御外族的侵略。这不仅是农耕文明的取舍，连游牧文明也面临同样的权衡。 重商主义是一种极力追求贸易盈余，以积累贵金属货币为目标的经济思想。斯密以批评重商主义闻名，但他也说，在制造业还不发达的时候，平时多积累贵金属对国防具有战略价值。 如果部队要开赴国外（英国经常如此），物资从本国运输到前线成本太高，掠夺当地人民又嫌效率太低而且会激起民愤，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军队带着轻便的金银或高附加值制造品在境外交换物资。要想在战时能够从容出兵，就得在和平时期多靠贸易盈余积累贵金属。 你看， 哪怕是重视商业，甚至以扭曲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方式来重商，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族群的生存和繁衍。 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的军队打出国门的时候并不多。在国内作战，靠行政命令就能调集资源。即使出了国，国境之外是游牧区，商品经济不发达，军队带着钱也买不来多少东西，所以中国才有农本商末之说。 倘若中国王朝也要依靠商业来换取战争资源，那么商业就会被尊奉为国家之本。南宋之所以努力发展海上贸易，也是因为海上贸易成了朝廷财政的命根，而贸易所挣的钱能转化为军队随身携带的购买力。 上述分析还隐含了这样一个道理。古代社会的长期贫困陷阱不仅仅是因为族群竞择淘汰了效用品导向的文明，更重要也更直接的原因，是各个文明面对激烈的族群竞择，主动抑制了效用品，宁可忍受贫苦的生活，也要顽强地生存下去。 站在君主的立场上，就是 宁可民穷，也要国强。秦灭六国固然是竞择的体现，而统一前的商鞅变法、更早的胡服骑射、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李悝在魏国的变法，莫不贯彻着主动求“穷”的逻辑。 这种竞择压力下的主动求“穷” 或许比竞择本身的影响更为深远。 除了引导国家政策，族群竞择也影响着社会习俗。 比如汉族古代忌杀牛取食。 经济史学家赖建诚教授在《经济史的趣味》中解释道：耕牛是汉人重要的生产资料，忌杀牛取食可以保护农业生产。如果没有这些禁忌，人们为了炫富或满足口舌之欲，就会挤占宝贵的生存品资源。 这些文化之所以能扎下根来，就是因为它们对效用品的抑制使族群在荒年犹能活命。那些没有这些禁忌的族群，尽管多吃了几口牛肉，却在竞择中凋零。 我最喜欢的文化竞择案例，是关于祭祀的悖论。 对祭祀的投入意味着家庭口粮的减少。陵墓和祭礼所消耗的资源，本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一个族群为悼念死者花费太多，就容易被祭祀文化更为简朴的族群替代。替代的方式可能是轰轰烈烈的战争，也可能是润物无声的移民。 同样一份工资，外来打工者多买几个包子，本地人却兑换成了冥币，这种差别渐渐就体现为外来移民更高的生育率和更低的死亡率，最终本地的淫祀文化也将被稀释净尽。所以祭祀应该算是一种效用品。但目之所及，传统社会却多以淫祀为特征。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由浅入深，共有 6 个层次。讲清了淫祀问题，我们就能举一反三，理解人类文化的很多现象。 其一，祭祀占有的社会资源多不多，取决于观察者的参照系。 我们用现代社会的眼光去看传统祭祀，当然觉得把家庭收入的 1/10 投入祭祀是巨大的浪费。但也许，如果没有族群竞择，祭祀能占用 1/5甚至更高的家庭收入。 就说复活节岛上的石像吧。这个社会的规模只有亚欧大陆上一个乡镇那么大（土地面积相当于游戏《塞尔达传说· 荒野之息》地图的两三倍大，人口巅峰勉强上万），却建造了成百上千座巨大的石像，完成了亚欧大陆上可能凭借一个省的资源才敢负担的工程量。我们很难设想亚欧大陆上任何一个乡镇会在石像上耗费这么多人力。倘若真有哪个乡镇做这种事情，这个乡镇的居民恐怕早就绝种了。
石像之所以出现在复活节岛上，正是因为这曾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免于过分激烈的族群竞择（最邻近的有人定居的地方是西去 2 000 千米之外更小的皮特凯恩群岛）。只要没有内部的纷争，效用品文化就能比较长久地维持下去。复活节岛上内乱兴起之后，石像的建造也戛然而止。 其二，虽然祭祀作为效用品受到族群竞择的限制，但是家族内的个体在祭祀祖先上一掷千金，有利于巩固自己在家族内的地位。这是个体竞争的逻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族群竞择即使能限制祭祀，也无法彻底根除祭祀。 其三，祭祀文化的传播不仅发生在父母和子女之间，也发生在宗师和徒众之间、作家和读者之间、明星和粉丝之间、邻里乃至陌生人之间。 在家庭以外的传播中，只要一种文化具备足够的魅力，即使它妨碍人口增长，也未必不能开枝散叶。比如，很多宗教都鼓励出家独身。这尽管限制了人口的增长，但号召“出家”的宗教比不号召“出家”的宗教能获得更专一的侍奉。 其四，祭祀这种效用品与华服美屋不同，并非“普世”效用品，而是一种“本地”效用品。不同地区间祭祀方式各不相同，祭祀这种效用品再多，也不会吸引文化圈以外的族群移民或者入侵。 华服美屋这种每个民族都喜爱的“普世”效用品，其人均保有量会强烈受制于族群竞择，而烧香拜佛和求神问卜，只要信仰不一样，就很难引起文化圈以外人们的兴趣。 这解释了古代世界一对有趣的矛盾：一方面，普通人的物质生活都很穷；另一方面，古人在宗教、节礼上又总是穷大方，而且祭祀的神魔鬼怪千差万别，祭祀的方式也千奇百怪。 物质生活极单调，精神生活极多样。 如果当初把祭祀这种“本地”效用品也算作财富，马尔萨斯可能压根儿不会提出马尔萨斯陷阱的假说—在一些宗教人士眼里，现代化还是一种倒退呢。 我们今天郑重对待马尔萨斯的命题而不是那些宗教人士的命题，其实隐含的价值观是只把“普世”效用品看作生活水平的一部分，而忽略那些风味独特的“本地”效用品。 其五，国家效用品和民间效用品不一样。 民间效用品会吸引移民，但是君主消费的效用品，比如金字塔、紫禁城，并不是一个普通移民搬家之后所能企及的。所以君主的效用品能刺激入侵，却无法刺激移民，而民间效用品能同时刺激入侵和移民。
因此，君主的效用品比较容易维持在一个较高的均衡水平。我们所观察到的淫祀现象，很多是专属于贵族和君主的。 福山曾经从贫富差距的角度，怀疑马尔萨斯效应主要作用于穷人的收入，而无法调节富人的收入，因此他推测，尽管占据总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的人均收入始终处于温饱线附近，但整个社会的人均收入在前工业时代仍然是持续稳定增长的。 贫富差距也是两部门模型的一个应用—生存品是穷人的收入，效用品是富人的收入。福山的推论当然也符合产出结构定理的预测。但是，正如族群竞择机制束缚了广义的效用品那样，族群竞择也限制着贫富差距（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也可以看作族群竞择）。所以，福山关于人均收入持续上升的推论是错误的。 其六，祭祀既有效用品的一面，也有生存品的一面。 眼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很多人都归咎于收入少、房子小、工作忙、医疗差，可是当代中国人的收入、房产、闲暇、医疗水平比清代的中国人如何？为什么清朝人在饥寒穷蹙中犹能保持较高的生育率，当代中国人却不行了呢？ 现在的中国普通家庭，大多数夫妻生三孩的意愿并不强烈。一个三孩以上凤毛麟角的社会，是难以维持人口的代际更替的。 不愿意生育固然有许多原因，我只谈一个少有人注意到的方面—祭祀文化的消退是如何降低生育意愿的。 祭祀的驱动力本质上是两种信念的组合：
一个人如果秉持 A 信念，为了死后的幸福生活，就会有强烈的生育动机，因为社会保障不管烧纸钱，所以这部分需求是社会保障所不能满足的。 可是，万一孩子跳票，百年之后不给自己烧纸钱怎么办？ 在传统社会，父母不怕这一点，因为他们确信子女有动机靠祭祀寻求祖先冥冥之中的保佑，这就是 B 信念的价值。 一旦人们对上诉两条信念中的任何一条淡漠了，生育动机都会受到破坏。 如果你认同我的观点，不难得出结论：祭祀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强大的生存品。这种文化使汉族人历经苦难绝境，仍然生育不辍。人口的增殖反过来使文化扎根、传播，成为广大地域内共同的信念。 与祭祀相似的文化现象还有很多。比如，一夫多妻制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使有钱人能够留下更多的后代，财富被更均匀地投入后代的生产中，所以这种制度看似造成许多光棍，其实对人口增长也有一定的贡献（ Tertilt, 2005）。 当然，一夫多妻制使富人的遗产更为分散，本身也是抑制贫富差距的。再联想刚刚说起过的出家僧侣，也是一个道理。如果出家者多是贫穷男性，那么整个社会的人口增长率可能不减反增。 再比如，汉族重孝。但同样重要的夫妻恩爱，不见儒家设教，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传统社会的孝道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它鼓励父母对子女无限制的干涉和子女对父母无条件的服从。这种抹杀人与人合理界限的关系准则，使父母对子女产生不合理的预期，反而会导致极其紧张的家庭关系，妨碍了亲情的自然流露。 重孝的原因可能还是在族群竞择里。被催过婚的大龄青年们都知道，爸妈抱孙子的意愿比自己生孩子的意愿要强烈得多。 一般来说，生育之事，媳妇所负担的成本是最大的，儿子其次，父母再次。剥夺媳妇的话语权，把婚配和生育的话语权交给公婆，尽管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说是一种权力的错配，却能最大程度地鼓励生育。 在文化和文化的角逐中，鼓励生育的文化，不管多么蛮横，往往能淘汰不那么鼓励生育的文化。 中国古代宗法制的其他特征，比如“同姓不婚”和“外婚制”，多半也拜族群竞择所赐。 按照朱苏力教授在《大国宪制》中的解释，这类规则并不完全是为了排除近亲结婚，更重要的功能是削弱宗族和村落内部的性竞争，从而提升集体凝聚力（族内男女争风吃醋、十命九奸很容易瓦解宗族的凝聚力）。集体凝聚力在资源利用、抗旱抗涝、对外防御中具有压倒性的作用。在族群竞择的背景下，奉行同姓不婚和外婚制的宗族和村落会淘汰没有这种禁忌的宗族和村落。 本文摘自《富种起源：人类是怎么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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