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三百年（完）

欧洲好公民

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死于1996年6月23日。6个月前，他病重躺在雅典奥纳西斯心血管医院的时候，他的党选举了一位与他完全不同的人继任总理，并在此后非常勉强地选举此人担任党的领导人。新总理是科斯塔斯·西米蒂斯，曾在德国和英国学习法律和经济学。与前任一样，西米蒂斯在成为政客以前一直在学术界工作，不过两者的共同之处也仅限于此。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非凡的个性总能激发人们强烈的热情，相比起来，西米蒂斯则沉稳安静，不事张扬，为人谦和，几乎缺乏自信，看起来就像是一位不善社交的隐居之人。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总是雄辩滔滔，言永远大于行，而西米蒂斯则默默地采取行动，敏于行而讷于言，慢慢地改变着希腊政治以及希腊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

后来，人们把西米蒂斯描述为“希腊历史上最成功的总理之一”。他还是连续担任希腊总理时间最长的人，比卡拉曼利斯（1955—1963年）以及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1981—1989年）的任期略长。西米蒂斯的支持者和政治圈的人一直到今天还这样评价他：“他的执政理念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现代化’。”他执政的措施就是今天所说的“专家治国”。他把新的专业人才纳入他的顶层团队之中，让他们成为高水平的顾问。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尼科斯·塞梅利斯，他在1996年成为总理办公室主任，一直尽心尽力地辅佐西米蒂斯。塞梅利斯精力充沛，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还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他撰写历史巨著，生动形象地反映奥斯曼帝国最后几十年统治期间的希腊社会生活，比官方描写得更加细腻。在基础设施建设、退休金改革、信息技术应用和行政管理等方面，西米蒂斯邀请学术专家提供建议。并不是所有专家的建议在政策上都能得到落实。2001年，专家就提出了养老金改革的建议，但当时迫于政治压力没有实施，如果当时能落实，那么2010年债务危机后，养老金大幅削减的情况就不会出现了。

据说，西米蒂斯的“技术官僚”统治“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希腊选民的支持”。但是，1996年和2000年的连续两次选举胜利证明，他所领导的泛希社运至少与10多年前一样受欢迎，那时的泛希社运以民粹主义起家，还未受到后期不能兑现执政承诺的影响。反对西米蒂斯“现代化”执政理念的最大的声音来自泛希社运党内另一个派别。这个派别追随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的民粹主义思想，以其为榜样，但对西米蒂斯的总理权威来说，这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在西米蒂斯2004年辞职以后，这个派别就将那些“现代化推动者”从高位赶了下来。政府政策的实施掌握在如此少的可信任的顾问手里，这个事实本身就被批评为执政的一个弱点，当然这个弱点并不只限于西米蒂斯的政府。

“现代化”项目很快就围绕着两个高层次的、相互交叉的目标进行整合。这两个目标都很吸引眼球，可以在很广的领域动员民众并得到广泛的支持，甚至超越了党派政治。一个目标是举办2004年奥运会，另一个目标是加入欧元区。西米蒂斯政府上任一年后，就在1997年9月成功申办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欧元项目上，希腊一开始受到欧盟的冷遇，但其加入欧元区的申请还是在最后一刻被接受了，而且在2001年年初进入了第三阶段。最终在一年后欧元正式发行时，希腊成功加入了欧元区。

这些成绩并不仅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它们在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连锁性的反应。奥运会成为实施一系列宏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焦点，建设地点不仅包括雅典及其周边，还包括全国的各个地方。虽然在奥运会举办前的几年里，外国媒体对希腊表达了很深的怀疑，但希腊所有的建设目标都实现了，尽管有些工程是在最后一刻完工的。除了体育设施，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利用欧洲资金启动的多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完工了。同时，雅典卫城脚下大片曾经忙乱、肮脏的街道的景致得到很大的改观，质量提升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其他城镇，这些公共项目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环境。民营企业得到同步完善，全国各地的宾馆、餐馆等都进行了翻新整修，扩大了规模。

至于加入欧元区，单一货币成员国的鼓励措施就足以在那些年给希腊带来一个小小的经济奇迹，或者说，至少那时看起来是一个经济奇迹。

1994—2003年，希腊GDP增长强劲，从1997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的2007年，根据一组数据，希腊人均收入增长了33.6%，同时期超过它的只有爱尔兰。希腊的生活水准从来没有那么高。

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西米蒂斯政府也做了很多工作，改变了外国人对希腊的态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加入欧元区只是希腊保持其“魅力攻势”最明显的招数，其目的是使希腊前所未有地进入欧洲核心区。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希腊国内已经形成广泛共识，希腊的未来安全和繁荣（大致是这个顺序）在促成欧盟1992年成立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框架之内，能够得到最好的保障。泛希社运从1996年开始，在欧盟峰会、欧洲议会和其他欧盟组织中，与理念相近的国家或政党加强互信，达成共识。2003年的前6个月，希腊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其表现受到广泛赞誉，这标志着多年的欧洲好公民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在西米蒂斯两届政府的领导之下，希腊与巴尔干半岛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虽然“FYROM”的名字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但希腊至少在国际社会中不再孤立了。在希腊与土耳其的关系上，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末有短暂的转圜，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两国关系不断恶化。1996年，来自两国的突击队员登陆靠近土耳其海岸的两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并各自在那儿竖起了自己的国旗。这两个小岛在希腊语里被统称为“依米亚”，在土耳其语里被统称为“卡尔达克”。战争即将爆发，再一次由于美国干预才得以避免。塞浦路斯政府从俄罗斯购买防空导弹系统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直到1999年2月，西米蒂斯终于抓住一个机会：希腊在争议声中接待了来访的阿卜杜拉·欧加兰，这个人是库德工人党的领导人，是土耳其通缉的恐怖分子。在一次重大行动中，土耳其的特殊部队在欧加兰离开希腊驻内罗毕大使馆的时候把他逮捕了，并用飞机将其带回土耳其进行审判。对于希腊外交，这是一个极其尴尬的时刻。

不过，这也是一个转折点。欧加兰事件让泛希社运的外交部部长塞奥佐罗斯·潘加卡斯（暂时）丢了乌纱帽。潘加卡斯是一位恣肆张扬的政客，他的祖父曾是1909年暴动的主要发起者之一，那次暴动让维尼泽洛斯走上权力的顶峰，并在20世纪20年代以独裁者的身份短期统治希腊。替代潘加卡斯的是一位更具有说服调解能力的人物。乔治·帕潘德里欧（后称“小乔治·帕潘德里欧”）也有一位著名的祖父。这位帕潘德里欧往往被人亲昵地称作“小乔治”，从而与他同名的祖父区分开来。他的祖父曾在1944年担任希腊总理，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再度出山。作为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的儿子，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将是他这个政治家族的第三位总理。他于1999年被西米蒂斯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为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几十年的冷漠僵化带来了一丝轻柔和新的措施。

从政治上说，两个密切联系的事件使得希腊马上与土耳其进行了对话，这次对话不仅及时，而且很有必要。这两个事件都和欧盟及其雄心勃勃的东扩有关。塞浦路斯已经是欧盟候选成员国，得到了希腊的大力支持。土耳其早在1987年也递交了加入欧盟的申请，但是希腊政府在土耳其1995年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后，就一直行使否决权，阻止土耳其加入欧盟。那个时候，该地区的多数国家都把加入欧盟作为未来发展最好的途径，很显然，如果希腊和土耳其捐弃前嫌，求同存异，那么至少在欧盟扩张方面，两方都会得到好处。1999年6月，小乔治·帕潘德里欧作为希腊外交部部长和土耳其外交部部长伊斯梅尔·杰姆进行了初步对话。

接着，最出人意料的是，大自然的力量介入了。8月17日一大早，土耳其城市伊兹密尔被现代最严重的地震之一夷为平地，50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上万人死亡。地震伤害甚至波及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在随后的国际救援方面，来自希腊的训练有素的灾难恢复小组最先到达现场。对于邻邦这么大规模的人间悲剧，希腊的反应是广泛的，自发的。3周后，该地区再次发生地震，这对雅典北部郊区造成严重损坏，给整个城市带来恐慌。这一次，财产和生命损失要轻得多。这一次轮到土耳其出手相救了，土耳其的救援队在救助生还者和帮助清除废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灾难救援和公众同情现在已变成相互的了。

在两国的媒体和公众意见以及政治圈中，恐怖的、被鄙视的古老“他者”形象正在被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可能出现的消亡形象覆盖，因为当今世界的任何地方都逃脱不了地壳运动的规律。希腊和土耳其在地震后的行动很快被贴上了“地震外交”的标签，这为政治家积极推动双方走出旧的政治宿怨提供了新的动力。地震以及双方的反应带来了两国民众意见的真正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在其后的几年里一直持续。随着两国关系的缓和，在1999年年底召开的赫尔辛基峰会上，希腊解除了土耳其成为欧盟候选国的限制。从实用的角度看，希腊此举强化了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团结，有百利而无一害。2005年以前，在启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方面，其他制约因素也一直存在。土耳其和希腊随后的发展使得土耳其的加入欧盟之路在10年后有了微小的、遥远的可能。但是，对西米蒂斯和小乔治·帕潘德里欧来说，他们依然赢得了一个真正的、持久的奖赏，那就是塞浦路斯成功加入欧盟。

到了1999年，沿着将塞浦路斯分开的“绿线”所进行的正式和平努力已经持续了25年。双方的态度是根深蒂固的。自称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一方是在1983年建立的，但是当时（现在也是）只得到土耳其的承认。对塞浦路斯人来说，来往于塞浦路斯共和国以及被占领国土（在希腊语中，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被称为“被占领国土”）是被禁止的，不过持外国护照的人可以穿过尼科西亚中心的一个由联合国人工管理的检查站。那么，在这样的情势下，塞浦路斯在加入欧盟后，如何在自己国内以及与欧盟其他成员国来实施《欧盟法律》和实现自由旅行？

突破性进展是在2002年取得的，当时，此前在土耳其被禁止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领导人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大选中被选为总理。尽管这次事件让人难以置信，但是正义与发展党领导的政府在2002年就职后坚定地推进全面加入欧盟。因此，埃尔多安准备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进行让步。土耳其政府“强龙压倒地头蛇”，不顾塞浦路斯土耳其族资深领导人劳夫·登克塔什的强硬立场，在联合国开启了对话，目的是实现塞浦路斯的统一。成功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就是解除土耳其加入欧盟最棘手的障碍之一。

安南计划应运而生，这一计划是以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名字命名的。从2002年年底到2004年3月，这一计划先后起草了五稿，欧盟、联合国、1960年宪法中的“保护国”以及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后的“安南计划”将根据瑞士联邦的模式，建立由“希腊族州”和“土耳其族州”平等组成的松散的中央政府。未来塞浦路斯的国名为“联合塞浦路斯共和国”。每一位塞浦路斯人既是共和国的公民，也是“希腊族州”或“土耳其族州”的公民。“希腊族州”和“土耳其族州”拥有同样的宪法权利，不管在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有多大的差异。1974年丧失家园的人将再也不能回去，但将获得一定的补偿。新划定的国内界限将扩大希腊族控制的地区——大约增加7%，在3年内完成。在更长的时间内，多数外国军队将撤出塞浦路斯，但不是全部撤出。

对于塞浦路斯“问题”，这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综合解决方案。2003年4月，塞浦路斯和其他9个欧盟候选国在雅典的古代市场遗址上签署加入欧盟的条约。安南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从国际社会赢得了大量的人气，集聚了大量的政治资本。希腊政府和土耳其政府一笑泯恩仇，实现罕见的联合。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还得到了欧盟和联合国的支持。欧盟磋商人员提出，最后的解决条款可以在塞浦路斯等10个国家根据条约于2004年5月1日加入欧盟的时候敲定，这个建议也无可厚非。加入欧盟协议在雅典签署几周后，人们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期望更高了，因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在自己一边开通了几个关口，让塞浦路斯两大区域的居民出入。上万名希腊族塞浦路斯人通过关口，跨越界线，重访将近30年没有见过的家园，后来出生的人当然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老宅。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在年底的大选中选举了一位比资深的登克塔什更为温和的领导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开始支持安南计划。

但是，有句俗语精辟地说明了很多此类磋商的特点：“除非一切都达成了共识，否则就相当于都没有达成共识。”磋商到了最后关头，但是没有就所有的条款达成一致意见，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自己对着空空的安南计划的协议文本，也只能徒唤奈何。塞浦路斯的未来最终由塞浦路斯希、土两族同时举行的公投来决定，公投的日期定于4月24日，恰恰是塞浦路斯加入欧盟条约生效的一周前。此前一个月，在希腊，西米蒂斯在议会选举中输给了新民主党。作为反对党，泛希社运支持安南计划。希腊新政府的领导人是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他是前总理的侄子，宣称新政府对安南计划持中立立场，没有反对意见。埃尔多安依旧强烈地推进安南计划的实施。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控制地区的民调显示，公投很可能得到“赞成”的结果。很明显，欧洲官员正等着民众投票的结果，从而在更高层达成的协议上面盖上那枚橡皮图章。大家期待着，公投结束一周后，塞浦路斯能够以国家统一的面貌加入欧盟。即使公投出现另一个结果，磋商人员也没有B计划，不会推迟塞浦路斯加入欧盟，更不会重新就条款内容进行磋商。

与半个世纪以前不同，2004年的希腊政府不可能在外交政策上被塞浦路斯左右。当然，希腊政府也不可能主导另一个主权国家——塞浦路斯的公民意见，尽管那个国家的公民也是希腊民族的一部分。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会以自己的方式治理自己的国家，他们根据1960年宪法，在1/4的世纪里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体制。自1974年以来，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经济远远超过了贫困、闭塞的塞浦路斯岛北部地区，其公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比希腊的公民高很多。尽管泛希社运还在不遗余力地推进自己的外交议程，但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对自己国土上的事有着自己的主见，他们要自己做主。

塞浦路斯的总统都是直选的，有着相当大的行政权力。塔索斯·帕帕多普洛斯于2003年上台，他曾是一名律师，在20世纪50年代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大选中得到了左右两派的支持，两派都担心其对土耳其做出让步。在4月24日公投举行前的日子里，帕帕多普洛斯举政府之力反对安南计划。他用希腊语说出了简明的、常常被引用的话：“我以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保证，我不会给我的下任留下一个更小的国家。”安南计划被希腊族塞浦路斯人拒绝了，72%的选票反对，而“绿线”那边同时举行的公投结果是赞成，赞成的比例要比另一边反对的比例低一点儿。

对很多国际观察家而言，以及在多数人看来，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丢弃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在那个时候及以后，从希腊的角度看，安南计划及其缺点已经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2004年两次公投的结果的确固化了塞浦路斯岛上的分歧，即便没有受到公投结果的影响，在10多年后，这种分歧也是不可改变的。但是，希腊族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并不怎么担心。欧洲磋商人员可能会认为，他们所谈判的是整个塞浦路斯岛加入欧盟，从技术上看，即便在今天，情况也的确是这样。但是实际上，从2004年开始，希腊族塞浦路斯人获得了加入欧盟的所有好处，而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却被排除在外。就像最初在塞浦路斯建立独立的国家那样，很少有人能预见到如此的结果，更没有人期待这样的结果。即便如此，这仍然应该被看作科斯塔斯·西米蒂斯领导的泛希社运政府取得的又一个成功，如果没有西米蒂斯和他的外交部部长小乔治·帕潘德里欧的外交倡议和寻求共识，那么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西米蒂斯政府的第二个4年任期到2004年4月结束。希腊在年初确定下一次议会选举将于3月7日举行，西米蒂斯此时表达了从党的领导人的位子上退下来的想法，继他以后，小乔治·帕潘德里欧担任党的领导人。但是，候选人只靠家族的名声是不足以在大选中获得多数选票的，更谈不上复兴泛希社运的大业。泛希社运已经执政11年，与很多此前的希腊政府一样，这一任政府在任期最后的阶段也深陷金融丑闻。西米蒂斯本人倒是没有受到任何牵连，但是在处理那些卷入丑闻的官员方面行动迟缓，所以就引咎辞职了。因此，他领导的政府在最后时刻取得的那些成就，比如，塞浦路斯加入欧盟以及8月举办奥运会，都是在这些成就的总设计师缺席的情况下获得的。

雅典奥运会被全世界的媒体广泛描述为一次成功的盛会。对希腊族的人来说，不管他们生活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奥运会向曾经在1896年举办过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雅典的回归，证明了他们的民族及其地位在现代世界得到百年认可。2004年8月13日，奥运会在雅典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内举办了完美的开幕式，呈现了希腊4 000多年历史的辉煌画面。这个开幕式一开始展现了青铜时代初期在基克拉泽斯群岛出现的抽象的大理石雕像，继而穿越米诺斯文明时期的克里特和迈锡尼的王宫，然后进入古典时代的艺术、体育和雕塑世界。亚历山大大帝乘着他的战车，拿着他的长矛登场，再现了著名的古代形象。接着是拜占庭东正教教堂的圣像，之后没有任何过渡，就一下子展现了1821年希腊革命以及1896年奥运会中的英雄。代表20世纪出场的是卡拉格奇奥基斯皮影戏、演奏布祖基琴的雷贝蒂卡乐队和雅尼斯·察鲁希斯的绘画，至少前两种艺术都是扎根于希腊的东方传统和奥斯曼历史之中的。很多乐曲来源于希腊山区和海岛的古老农村传统。从视角上看，全部的舞台造型中都突出了扇动着翅膀的天使形象。

开幕式中没有表现出来的希腊历史和重现的历史一样精彩。从古代罗马人到中世纪晚期奥斯曼人的历次征服被开幕式完全摈弃了。希腊历史承载的辉煌过去，被浓缩在一系列具有震撼力的视觉形象之中。至少在奥运会举办的3周内，近年来以不同形式重现的身份认同的冲突可以被放在一边了。

雅典奥运会是自信的、完美的。在19世纪50—60年代，第一次被康斯坦提诺斯·帕帕里戈普洛斯构建的《希腊史》，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最精彩的元素呈现给全世界的观众。在2004年8月的那个夜晚，这个现代国家最终成熟了吗？

第十二章

中年危机

（2004年至今）

随着奥运会的成功举行，几个月前泛希社运向其政敌新民主党的顺利交接以及塞浦路斯30年分裂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的解决，2004年的希腊人踌躇满志，向往极其美好的未来。加入欧盟，进入欧元区，不论在外部安全方面，还是在国内政治和经济稳定方面，都给希腊和塞浦路斯这两个希腊族的国家提供了最好的保证。未来只会变得更加光明。

有一段时间的形势的确看起来很光明。

希腊新的中右政府没有思想包袱，没有需要实施的具体项目，没有需要实现的宏伟目标，没有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毕竟，该做的，希腊都做到了。新总理的名字已家喻户晓——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他本人也没有什么包袱，除了他有一个与他同名的更有名的叔叔。除了在两党制的国家里，两个党派都是由其创立者的后裔来领导的。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的执政风格在各种描述里都是宽松随意的，甚至被政敌批评为懒政怠政。政府高层表现出来的某种形式的不作为，被看作新民主党5年统治的典型特征，这种统治一直持续到2009年。西米蒂斯政府启动的改革被悄无声息地放弃了。“买”选票的做法（如在大选年宣布税收减免）是从20世纪80年代“民粹主义10年”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执政时期开始的，现在则跨越了意识形态的障碍。据说，这一做法在卡拉曼利斯2007年“用类似的方式取得连任”的过程中，达到了新的高度。即便如此，在进入新民主党执政第二任期的一年以后，也就是2008年，希腊的各项经济指标一如4年前的状态——看起来很好。自21世纪以来，经济一直保持着年均增长4%的态势。

问题一开始并不是从经济中显露出来的。全球金融危机首先于2007年在美国爆发，到了2008年9月，随着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破产而达到顶峰。但是，不管是希腊本身还是希腊的银行，都没有直接形成导致全球银行业处于崩溃边缘的高风险性特征。所以，全球金融危机与希腊擦肩而过，不过只是看起来擦肩而过。

2008年12月，希腊的媒体开始连篇累牍地自我反省，其文章有指控，也有反指控，还有关于金融危机的讨论。进行自我反省有几方面的原因，它们都可以在国内找到。与美国的次贷危机一样，希腊的危机也可以追溯到前一年的夏天，但这看起来好像风马牛不相及。2007年8—9月，伯罗奔尼撒半岛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森林大火，烧死了68个人，烧毁了大面积的林地。这是受希腊气候影响的季节性灾难，每年都会发生。不过，另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指出大火是人为造成的。2007年的大火比往常严重得多。特别是在9月的大选之后，很多人认为政府没有对火势施加控制。全国土地登记项目是由卡波迪斯特里斯在1828年启动的，当时还没有完成，这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到一些说法上，即森林大火的背后有投机者，有主谋，他们非法烧毁了森林，其目的是大发横财。

到了2008年秋天，希腊出现了一系列重大丑闻，这让任何一个执政3年多的政府都难以置身事外，其中一个丑闻涉及文化部一名高级官员的怪异自杀行为。更大的丑闻是，政府的部长们与阿陀斯山瓦托佩蒂修道院有权钱交易。这个修道院是东正教的圣山，是一个自治机构。这个丑闻迫使卡拉曼利斯的左膀右臂塞奥多洛斯·鲁索普洛斯在2008年10月这个关键的时刻递交了辞呈。从那以后，“政府好像放任自流了”。

自从1974年实现民主过渡以来，希腊，特别是雅典，总是潜伏着一股暴力街头抗议的暗流。这种暴力行为在传统上被看作“雅典理工大学风暴”遗产的一部分，暴力实施者通常会声称自己的行动所秉承的是1973年11月占领雅典理工大学的学生的精神。到了2008年秋天，无政府主义者穿着帽衫、带着汽油弹走上街头，他们走向雅典市中心伊格萨基亚区的大街，那里靠近国家考古博物馆。几年来，穿着巴拉克拉法帽衫的暴徒和警察之间的夜战几乎已变成一种消遣形式。这种被仪式化的冲突是一种非正规武装生活的离奇重演，虽然没有成文的规则，但双方都心照不宣，知道暴力游戏可以玩到什么程度。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或希腊革命的时代，法律管不到大山深处，那些非正规武装就在那里无法无天地厮杀，打得你死我活。非正规武装就是土匪，其首脑从来不认国王，只认自己，这样的示范样板从未完全消失。

后来，在2008年12月6日的夜里，这些不成文的规矩被打破了。那天夜里，在对立冲突中，一个15岁的学生在伊格萨基亚广场被警察开枪打死了，而死者和穿着巴拉克拉法帽衫的暴徒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事件激起了公愤，数千名民众走上街头。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雅典市中心挤满了愤怒的游行示威者，有些是暴力分子。不同寻常的是，游行示威在全国蔓延，几乎影响到每一个城镇。公众已经对警察失去了信任，因此警察无法执法。商店被抢劫和烧毁，汽车被掀翻和点燃。低水平的恐怖主义再次回到雅典，对财产和警察的武装攻击也出现了。

有一位历史学家在当时把此类事件解释为“在一连串的体制、社会和道德危机所构陷的社会中受虚幻推动的、支离破碎的爆发”，而且这比将要来临的更大的“危机”的第一波冲击，早了好几个月。这位历史学家继续探讨事件背后的原因，认为其代表“民族标准、理性主义和相互尊重这些品质中出现的令人不安的衰败”。另一位在若干年后著书立说的历史学家注意到，“起义”的任何一方都缺乏连贯一致的或共同明确的要求。尤其让人惊讶的是，政治左派遭遇了完全的失败，既没有从此类事件中获得任何政治资本，也没有从这种“抗争”中获得领导权。这个迹象表明20世纪40—80年代，将希腊人分开的那道旧裂痕真的已经转移了。2008年12月，雅典的街头明显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但是，很少有人在那个时候预测下一道裂痕会在哪里显现，更没有人预测在未来10年将希腊社会撕裂的力量的本质是什么。

“危机”中的政治

到了2009年4月，雅典的街头再次拥有了和平，只是这种和平让人心神不宁。卡拉曼利斯政府想方设法地借了足够的钱满足当年财政预算的需要。但是，在全球金融崩溃后的经济氛围中，政府借款的增长引起了欧盟的注意。因此，欧盟要对财政赤字实施欧元区的规则，这就意味着要缩减公共支出。这方面并非没有先例。20年前，泛希社运政府在其第二个任期内也遇到过类似的处境。那时采取的措施不得人心。泛希社运在1989年下台，也许那些措施是泛希社运下台的部分原因。但是既然以前的类似问题得到了控制，为什么现在的问题不能得到控制呢？

卡拉曼利斯在2009年10月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比第二个任期正常结束提前了两年，此举的动机受到质疑。尽管他不遗余力地参加竞选，但有人依然认为他是有意甩开一个新民主党再也承受不了的包袱。几乎一个世纪前，人们对他的前辈乔治斯·塞奥托卡斯也进行了同样的谴责，且不无道理。2009年，泛希社运的领导人是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对于希腊面临的困难，他根本没提出能达成共识的解决办法，只是坚持强调希腊根本没有遇到问题，形势仍旧一片大好。10月4日，泛希社运获得44%的选票，在30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160个席位。小乔治·帕潘德里欧成为希腊总理。

新政府上任两周后，向议会报告严峻的经济形势的任务落在了财政部部长乔治斯·帕帕康斯坦丁努的头上。尽管他在经济形势分析的措辞上很谨慎委婉，好像是说不同时代的事，但是听者所获得的信息就和查理劳斯·特里库皮斯早在1893年说出的简洁的如炸弹一般的话是完全一样的——“很不幸，我们破产了”。在帕帕康斯坦丁努做报告的第二天，后来成为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卢森堡首相让—克洛德·容克以东道主的身份在卢森堡召开了欧元区财长会议，他对希腊问题的回应更为简洁：“完了。”对小乔治·帕潘德里欧来说，接受经济灾难总体规模的事实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在2010年年初，全世界的媒体都知道详情了——希腊处于危机之中。受影响的不只是希腊，因为希腊是欧元区中的一员。当时欧洲的银行和欧盟的机构依然在2008年金融崩溃的影响余波中苦苦挣扎。如果有一个欧盟的成员国突然出现主权违约，那么这就会威胁整个欧元区，也许还会威胁欧盟本身，威胁整个欧盟政治大厦。鉴于此，欧盟呼吁采取特别措施。

关于2009年年底和2010年年初在希腊发生的“完美风暴”的技术因素，专业经济学家已经探讨了很多。现在还有很多争论。归结到一点就是希腊政府在2010年4月不能按合适的利率贷款了，所以就不能偿还现有的债务。这种事情此前在主权国家也发生过，单单在希腊就发生过3次，分别在1843年、1893年和1932年。阿根廷在2001年也出现过这种事情。经典的解决方案是拖欠巨额债务、让货币贬值并重建国家经济。20世纪30年代，这个做法在希腊很成功。截至2009年，它在阿根廷实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欧元区成员国的主权违约还没有先例。由于希腊的经济规模不大（占欧元区经济的比例不超过两个百分点），其可以出现主权违约，而且其违约不会在世界市场的大海中掀起一点儿涟漪。但是，如果作为统一货币区域组成部分的国家发生主权违约，那么造成的影响将是无法计算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能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欧盟突然意识到，如果欧盟要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就必须确定相关规则。

无独有偶。居于欧洲地理边缘的其他国家也在痛苦地挣扎，面临着因两年前银行崩溃而产生的同样的压力。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购买已经破产的银行的债务，以这种方式挽救纳税人存在银行的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财政也几近破产。“欧洲债务危机”用国家名字的首字母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词汇和比喻。处于危险之中的国家是“欧猪五国”，包括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爱尔兰后来也加入了进来。最大的恐惧是“传染”，它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然后影响欧元区的核心国家。此危机有一个现成的、简单的解决办法，它的非正式术语是“保释”（有能力拿出保释金的人把他的同伙从监狱里捞出来），正式术语是“救助备忘录”，或简称为“MoU”，在希腊语里为Mnimomio。救援的顺利实施需要开展新的合作，从而让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和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各司其职。这种新的、特设的合作机制很快就有了一个绰号——“三驾马车”。

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在2010年4月23日正式提出了“保释”要求，也就是经济救援申请。5月2日，希腊和“三驾马车”签署救助备忘录。为了获得1 100亿欧元的贷款，泛希社运政府需要服下一剂猛药——大幅度减少国家财政赤字，以北欧那些更具活力的经济为标准，对自己的经济进行结构调整。这就是“紧缩政策”的开始。6个月前被选上台的政府曾向选民承诺，一切都很好，大家不需要勒紧腰带。救助备忘录签署3天后，约上万人走上雅典街头示威抗议，示威抗议后来升级为暴力行动。游行示威的群众放火烧了市中心的一个银行，烧死了3名银行员工。难道就像20世纪4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这次拯救欧元的代价是希腊社会秩序的崩塌吗？

虽然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希腊的社会秩序好像要崩塌了，但事实不是这样，或者至少截至目前不是这样。不过，与其他采用过同样措施的国家不同的是，希腊的经济崩塌了。

人们很快发现，救助备忘录中确定的目标太乐观了。给予希腊的资金90%都没用于重振希腊经济，而是用于还旧账和重振外国银行，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银行。接下来的4年里，希腊的人均收入下降了1/3，失业率达到27%，年轻人的失业率比总体失业率高一倍多。希腊经济总量萎缩了1/4，银行存款转向国外，投资额下降了近1/2，公司倒闭，公共服务减少。

退休和失业人群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最大。救济站门前排起了长队，曾经的中产阶级失去了房子，只得流落街头，自杀率骤增。20世纪40年代希腊发生过更加严重的情况，很多在雅典等大城市活不下去的人们纷纷返回自二战以来人口一直外流的乡村老家，因为那里有家族的根。有高等教育背景、可以在知识经济中一展身手但在雅典找不到工作的人们，选择充分利用欧盟公民可以在各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的便利，到国外生活。根据2017年的统计，在过去的7年里，约50万大学毕业生离开了希腊，相当于希腊劳动力的10%。税率的不断上升造成了通货紧缩。

希腊为何会落到如此境地？对于“欧猪五国”，欧盟一视同仁地开出了“药方”，其他国家的“病”都好了，为何独独只有希腊的“病”没有好，反而像是吃了毒药，依然深陷危机之中呢？

近年来，不少理论试图解释希腊深陷危机的原因。大多数专家认为，希腊和欧盟各有各的错，不能只怪其中一方。希腊本身有系统性的问题，欧盟在结构上存在弱点，尤其是欧元区在没有统一财政管制权力的情况下管理统一货币，这些共同产生了负面的化学反应。但是，除此之外，这些专家众说纷纭，很难达成一致。全世界的媒体以及许多严肃的评论员指责希腊人“奢侈”和“懒散”。有些人看不惯欧盟意欲达成“更深入的欧洲整合”或者有统一货币的经济和财政雄心。因此，当这两方面的弱点暴露于希腊不断扩展的“危机”之外的时候，人们就有话要说了。

于是，对希腊社会主义实践有看法的批评家们紧紧揪住泛希社运的某些特定政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政策，对其进行大肆抨击。他们常常提及公共部门的铺张浪费，特别是高等教育、医疗卫生部门，以及政府没有收税和公民没有支付的例子。充分的数据证明，希腊人并不“懒”，就是劳动效率有点儿低。一位泛希社运政府前部长曾经在2017年提出，希腊处于“危机”中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无能、庇护盛行、机构孱弱、缺乏竞争”。不过，事实似乎与媒体报道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到经济突然崩溃”的趋势不同。从1973年的国际石油危机到现在，希腊的GDP增长十分平缓，低于同时期的世界平均水平，每年不到1%。或许自那以后，希腊的经济就没有“真正”恢复过？

许多“事后诸葛亮”说：“希腊当初就不该加入欧元区。”不过，2012年2月希腊第二次请求欧盟救援时提出的“希腊脱欧”议案，是最终不得已而为之的“核手段”。虽然许多人预测希腊会脱欧，但是不论希腊一方，还是欧盟金融一方，都没有足够的理由先提脱欧之事。

2011年年初，形势很清楚，希腊若想避免政府破产，就需要再次接受欧盟的援助，并且承诺采取更多的紧缩措施。6月底，雅典市中心再次爆发了暴力游行。面对欧盟新的条款，以及10月的更大的内乱威胁，总理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在万般无奈之下宣布举行全民公投。希腊人将通过选票决定国家是接受欧盟的援助和条件，还是冒着国家破产的风险脱欧。10月31日，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宣布了举行公投的决定。而11天后，他就下台了。因为法国总统萨科齐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召开紧急会议，并告知这位不幸的希腊总理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希腊都不能举行公投。因此，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只能辞职。

小乔治·帕潘德里欧下台后，“技术官僚”掌控了政府。由欧盟央行前副行长、希腊银行前行长卢卡斯·帕帕迪莫斯领导的新政府，获得了3个政党结成的联盟的支持。帕帕迪莫斯政府不是通过选举上任的（也许当时的形势不适合选举），在2012年2月2日见证了希腊与欧盟签署第二次援助协议。当夜，雅典市内再次出现暴乱，不过该发生的已经发生，暴乱也改变不了什么。希腊用“剃头”（希腊对主权债务进行部分减记）和承诺缩减开支换来了1 300亿欧元的新贷款。“剃头”对希腊的银行造成了重击，并且意外导致危机于次年“传染”给了塞浦路斯。

第二次欧盟援助的救助备忘录签订之后，选举的日子到了。此时，主要在野党新民主党的领导人是安东尼斯·萨马拉斯。萨马拉斯由于曾经在马其顿国名争议中坚决反对希腊北面的邻邦以马其顿作为国名，最终愤而退党，这导致新民主党在1993年的选举中失利。这一次，萨马拉斯的选举口号是“让我撕毁救助备忘录”，他采取了其竞选对手小乔治·帕潘德里欧3年前的策略。萨马拉斯只成功了一半，2012年5月6日的选举，出现了悬浮议会的情况，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成功组建政府。第二次选举被安排在6周之后。欧盟领导人毫不妥协：“如果希腊拒不履行救助备忘录的义务，就会被踢出欧元区。”对此，相当多的选民通过选举向新民主党传递了一个信息，萨马拉斯可以不用一党执政，可以与泛希社运和另一个小党组成联盟共同执政。

2012年的两次选举是希腊政治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自1977年以来，希腊就一直实行明显的两党制。希腊除了在20世纪80年代末有过短暂的两党联合执政外，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每一届政府不是由泛希社运组建，就是由新民主党组建。而在5月的选举中，这两个党派都没拿到绝对多数的选票。在6月的选举中，很多选民转投新民主党来防止其崩盘，但尽管如此，萨马拉斯领导的新民主党的选票率依然没超过30%。民众对泛希社运的惩罚是致命的，其在2012年6月仅获得了13%的选票，而且3年后的得票率更低。极左和极右政党的崛起，终结了希腊的两党轮流执政制度。

激进左翼联盟（希腊语缩写为SYRIZA）最初是在2004年由一些左翼小党组成的竞选联盟，但不包括传统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希腊共产党。从那时到2009年，激进左翼联盟的得票率为3%~4%，正好达到进入议会的得票率门槛。2008年后，激进左翼联盟主席是一位年轻的土木工程师、前学生运动分子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激进左翼联盟坚决地反对缩减开支以及“三驾马车”在救援方面强加给希腊的条款，在2012年5月的选举中以17%的支持率超过泛希社运，成为第二大党。6周以后，其支持率升至27%，仅仅比在新的联合政府中主导政权的党派少两个百分点。激进左翼联盟过于非主流，所以无法成为联合执政的党派之一。不过一个极左的边缘政党，能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议会中最大反对党，并不是偶然。

在右翼方面，从新民主党分裂出来的新兴政党“独立希腊人”由于采取反对救助备忘录的立场，在2012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了10%的支持率，但6月的支持率便有所下降。而在希腊和海外国家看来，最令人感到震惊的还是希腊第一个且是截至目前唯一一个法西斯或新纳粹政党——金色黎明的崛起。金色黎明起初是一个非常小的政党，在1996年第一次参加议会选举时，仅仅获得了不到1%的支持率，而在2012年的两次选举中，都获得了50多万张选票。与其他反对欧盟救援的政党不同，金色黎明在第二次选举中的得票数只有一点儿下降，相比5月时最高的7%的支持率，其仅仅失去了少量选票，而且在3年后，再度保有7%的支持率。金色黎明的徽章是“河流”，也就是“希腊钥匙”的形状，颜色是纳粹“卍”字的颜色，形状也类似。多年以来，金色黎明及其成员都是暴力行动的代表，行动目标是移民和同情移民的人群。金色黎明的理念源自尚武的斯巴达人，意图维持希腊血脉的纯洁，在当今时代算是公开的种族歧视和极端民粹主义。金色黎明惯用的一些语言修辞和符号，令人联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梅塔克萨斯独裁时期和1967—1974年的希腊军政府时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时期的政府统治都不是源自某项群众运动或某个政治组织，而是源自上层。希腊出现草根出身的法西斯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2010年以来的“危机”的结果以及社会对新环境的反应。

由于大多数选民不再支持曾经达成广泛共识的政治改革，希腊的政治格局再一次发生变动。一个全新的政治派系横空出世了，它在2008年年底的希腊街头暴力抗议的紧张局势中初见端倪，在出现债务危机时发展壮大。一些评论家将希腊政治的新分裂定义为接受救助备忘录的党派和不接受救助备忘录的党派。其他评论家认为那是民族中心主义和欧洲主义的对抗。不管怎么说，这道新的裂痕跨越并代替了传统的左派和右派的对立，它的存在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独立战争革命时期的国内冲突。这个冲突是因对自由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一方对自由的理解是彻底的自给自足，另一方对自由的理解是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现在，希腊人又一次必须做出选择了。

2015年1月，萨马拉斯政府正在争取满足第二次欧盟救援的条件，如果他成功了，那么这可能会让希腊经济出现微弱复苏。希腊被迫进行财政紧缩，经济恢复好像遥遥无期。选民在2009年的大选中信任中左派，在2012年又将票投给了中右派，两派都没能达到选民的期望。失望的选民将选票交给了政治新秀、反对党领袖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希望他能比萨马拉斯和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做得更好。在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导下，希腊这个小国这一次要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仗势欺人的债权人进行勇敢抗争。“三驾马车”为希腊危机开出的药方不管用，希腊必须换一个药方，激进左翼联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2015年1月25日的选举投票标志着希腊新的党派界限的形成。支持欧盟援助方案的党派，包括完全丧失民众信任、近乎崩溃的泛希社运在内，获得了不到40%的支持率。反对欧盟援助的党派有激进左翼联盟、从新民主党内分离出来的右翼政党独立希腊人、金色黎明和希腊共产党。其中，希腊共产党不愿与任何人合作，而任何人都不敢与金色黎明有瓜葛。这两个反对欧盟援助的极端党派总共拥有12%的支持率。作为左翼政党的激进左翼联盟拥有36% 的支持率，是当时最大的党派，可以获得额外50个议席的奖励，所以只要再多两个议席的支持，就可成为掌控议会席位的绝对多数政党。这完全符合希腊全新的政治格局，极左的激进左翼联盟与极右（非法西斯）的独立希腊人联合执政，双方合计拥有议会300个席位中的162个席位。组成新政府的这两个政党，都是因向选民做出了国家自给自足、反抗“三驾马车”插手希腊经济的承诺而上任的。

民主政权不再统一、完整，不过执政的目标十分清晰。摸爬滚打多年的政坛老手既然没法让选民满意，那就应该让位给曾经位于“边缘”的政治力量，由它们组成新的联合政府。

希腊政局接下来几个月发生的事，可以说是古希腊的经典悲剧，也可以说是一场闹剧，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分析了。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事情的主角都是学院派经济学家、电视达人雅尼斯·瓦鲁法克斯。他在2015年担任希腊财政部部长，在混乱不堪的6个月里信口开河，揭开了事件双方互相背叛、内部分裂和言行不一的盖子。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愚蠢、腐败的政客一败涂地之时，面对“欧洲强权”，受命于危难之际，敢于为希腊选民而斗争的英雄。他试图引领一场“希腊之春”，推动一次“起义”，但最终被那些顽固不化的欧洲势力“无情镇压”了，他本人也被自己的政党背叛了。

齐普拉斯最初的想法与瓦鲁法克斯一样，瓦鲁法克斯自始至终都认为，希腊人民信任他们，让他们执掌希腊的政权，就足以迫使欧盟改变其对待希腊债务的政策。他们的心情固然迫切，但是一个濒临破产的、仅有1 100万人口的国家的财政部部长，要对足足有5亿人口的政治和经济联盟发号施令，无异于螳臂当车，永远不会达到任何目的。齐普拉斯的对手、德国财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在2015年2月11日的欧元区领导人峰会上反唇相讥：“选举不能影响经济决策。”不过朔伊布勒也是被选民选上来的，更何况选他的民众数量比希腊民众数量还多，而且他对被新闻称作“欧元大家庭的老鼠屎”“破产穷光蛋”的希腊人的印象还不怎么好。

到了6月底，希腊又一次无法还清债务了。而此时，除非希腊政府签署类似2012年“技术官僚”政府曾经接受的一揽子条款协议，否则就不会得到第二次欧盟援助计划的最后一笔资金。然而，如果政府这么做了，激进左翼联盟领导的联合政府对选民的承诺就成了一纸空谈。齐普拉斯没有这么做，他宣布将于7月5日周日举行全民公投，请选民决定是否接受欧盟开出的援助条件，而当时距离公投仅有一周的时间。6月29日是齐普拉斯宣布公投的第一个工作日，欧洲中央银行在那一天取消了为希腊银行提供流动资金的安排。希腊政府和希腊银行不得不紧急实行资本管控，关闭银行数日，并在银行重新开门后对民众提款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大多数激进左翼联盟成员，包括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以及组成联合政府的独立希腊人党派成员和极端右翼党派金色黎明成员，都呼吁人们在公投中投“否”。

虽然希腊选民受到了来自欧盟的压力，面临希腊银行关门以及可能不再开张的威胁，但其选择出乎欧盟的预料，有61.31%的选票为“否”，尽管参投率有点儿低（根据希腊标准）——只有62.5%的人参加了公投。希腊政府小心翼翼地强调，公民的选择并不能决定希腊在欧元区的去留。这次公投并不是为了挺欧或是反欧，不过很多投“是”票的人（包括希腊境内和境外的人）不这么认为。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留在欧元区和欧盟的人，要比公投中反对欧盟援助特别条件的人多。虽然希腊人民再一次对希腊必须缩减开支以及欧盟机构的颐指气使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但是他们并不反对欧盟本身。

公投次日，财政部部长瓦鲁法克斯提交了辞呈。到了周末，在支持接受欧洲援助的党派的建议下，希腊议会就重返欧盟并寻求签署第三次救助备忘录进行了投票。在瓦鲁法克斯书内的众多爆料中，最具冲击力的当属齐普拉斯私下为这次向欧盟“屈服”找的借口：“他告诉我，他担心如果我们坚持对欧盟不松口，在‘古蒂’的命运就有可能重现，在1922年的那次政变中，有6名政客和军队领袖被处决……（他）接着暗示我，像那样的政变有可能再次发生。”如果瓦鲁法克斯说的是真的，那么一位民选总理的怯懦岂不是昭然若揭？这是一位民选总理最不应该有的表现。或者说，瓦鲁法克斯其实在暗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希腊的“深层建构”中有一股力量最迟在2015年就会推翻希腊的民主制度，甚至不惜动用极端暴力，使希腊再次陷入100年前那样的政治动乱中。

7月13日，欧元区各国首脑发表联合声明，同意签订欧盟对希腊第三次援助的救助备忘录。接下来的3年，希腊将总共接受860亿欧元的救助，其中的一半将用于支付希腊的债务，另一半则用于希腊经济结构的大规模改革。与希腊在公投中拒绝接受的上一次援助的最后一笔资金相比，这次的援助金额要多出数倍，但是条件也更加苛刻。正因为如此，希腊变成了“债务殖民地”。曾经的“欧盟对希腊的象征性殖民”又往前走了一步。欧洲债权人向希腊人表明了他们的要求，并且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

截至目前，根据希腊政治的逻辑，有人认为激进左翼联盟和总理齐普拉斯将受到选民的责问和惩戒。每次希腊最终接受欧盟援助的条件时，下一任政府的态度相比上一任都会有180°的大转弯，而这一次救援条件是三次援助中最苛刻的，造成的结果是执政党分裂了。但是，齐普拉斯依靠反对党议员的支持支撑了下来。不仅如此，齐普拉斯意识到了自己的执政不稳，便宣布于9月20日举行提前大选。选举结果出人意料。激进左翼联盟内部闹分裂的派别，也就是反对欧盟援助计划和反对希腊留在欧盟的那一派出局了。这些人新组建了一个政党，但是得票率没能达到进入议会的门槛。各党的得票结果几乎是1月大选结果的重现，得票率波动与之前相比，不超过2%。最大的两个党，激进左翼联盟和新民主党的支持率与1月大选结果相比，各自的波动甚至没有超过1%。激进左翼联盟和“独立希腊人”再次联合执政。在本书撰写期间，可预见的是这两党联合执政的局面还将延续3年。

在批评家的眼中，齐普拉斯宣布公投的决定毫无道理，公投的结果无法执行，而且希腊最终接受的条件比10天前欧盟提供的条件还要严苛。对那些于2015年8月退出激进左翼联盟的极左翼来说，希腊政府态度的180°大转弯是对希腊人民的背叛。从此以后，瓦鲁法克斯公开支持后者的观点，不过他并不支持希腊脱欧。另一些人则认为，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尤其是瓦鲁法克斯，让“希腊经济损失了大约1 000亿欧元”。3年之后，有些地方出现了第三个声音。这个声音认为，也许那上千亿欧元就是让希腊社会各阶层获得深刻认识所付出的代价。除了接受“三驾马车”强加的财政紧缩政策以外，希腊别无选择。对希腊来说，早点儿接受欧盟开出的药方，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不过，经历过了3次欧盟援助以及政府的3次更迭，到了2015年秋季，希腊依然无路可走。这难道意味着“危机”即将结束了？

与“危机”共存

“危机”二字，从字义上来讲，是“决断”的时刻，是变革的转折点；从词源上来讲，是古希腊人留给今天全球化世界的另一个词汇遗产。但是，不论是在希腊，还是在谈论希腊的其他地方，在过去的10年里，“危机”的含义已经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不再指决定性的时刻，而是指一种状态。正如人们看到的，那种状态的部分本质是，国家一旦陷入其中，就难以自拔，或无所作为。这与“危机”的正常词义大相径庭。正因如此，本章提到希腊2010年后的“危机”状态时，就会给这个词打上双引号。在希腊，“危机”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几乎完全因突然贫困的影响而产生。在现代社会，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像希腊经济那样在5年之内足足萎缩了1/4，国民养老金和收入至少降低了1/4，失业率高达25%，青年失业率更是接近60%。希腊2015年7月实施的资本管控和银行账户限制，直到2018年9月都没有被解除。

除了明显的经济损失，这些影响对社会的冲击可能更深远，也可能更持久。自冷战结束以来，希腊社会经历了快速的、不平衡的变革。自2003年中东战乱以来，越来越多的中东难民前往欧洲寻求庇护，其中很多人借道希腊，尤其是2013年以后，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对于这些数不胜数的难民，已经入不敷出的希腊政府和私人慈善团体不得不负责他们的生存和福利。仅2015年上半年，自土耳其抵达爱琴海东部群岛的难民人数就有10多万，2015年是难民人数最多的一年。2016年，难民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其他在北面的国家封闭了国境，开始搭建围栏，将难民拒于国境线之外。这种措施并不适用于希腊，因为希腊有数百个岛屿，其大陆也三面环海。因此，上万人滞留在一个他们本来不愿意停留的国家。结果是希腊的社会服务处于几近崩溃的边缘，让已经在内部“危机”中苦苦挣扎的社会雪上加霜。

新的难民潮或移民潮的到来产生的另一个影响是，希腊自1923年以来，再次有了相对数量的穆斯林居民。历史的记忆很难被抹去，希腊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后，有人第一次提出在雅典兴建一座清真寺，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多年激烈的争论。虽然希腊在2016年确定了选址，批准了建设计划，但是在本书完成之时，那座清真寺还没有对外开放。与此同时，其他方面的社会压力也大大增加。战后的希腊曾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几乎没有街道犯罪和抢劫。希腊“危机”改变了所有美好的一切。即便在雅典最富有的社区、贫困迹象最少的地方以及设计优美和维护良好的地铁上，抢劫犯罪也时有发生。雅典西部郊区的大片地区，甚至包括某些靠近市中心的地区，已经成为警察和守法公民都不能进的“禁区”，被人贩子和毒贩子等黑社会成员控制。这些黑社会盘剥欺诈那些在“危机”中变得无家可归的希腊人以及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据说，走投无路的居民求助于极右政党金色黎明的非法武装组织，以求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得到保护。因为希腊的警力严重不足，且警察士气低落，甚至与黑社会成员同流合污，根本不能保护市民的安全。

一般来说，人们上街示威后的几年内，绝望和颓废的浪潮就会出现。尽管希腊缺乏暴力疏通的渠道并受到幻灭和失去希望的影响，但其社会秩序还没有崩溃，因为希腊人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包括最重要的传统的家庭单位，以及基于现金和以物易物的黑市经营。许多希腊人不怎么信任银行，多年来，银行的官僚衙门程序从机制设计上看，简直就不是为客户服务的。如果你要找一些其他的做生意的方式，那么这也不难。那些有能力的人离开希腊到国外工作了。从前，历代希腊人一直生活在希腊这片国土上，在民族国家200年的历史中，经历了远比这次严重的“危机”更恶劣的条件。帮助希腊人渡过难关的是他们的忍耐或韬光养晦的特质。尽管与以前一样，希腊如今遇到的依然是困境，但希腊目前的“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希腊需要做出生死抉择，如果希腊人还是只依靠古老的、传统的特质继续前行，那么其前景将一片暗淡。

说是这么说，但在“危机”的阴影下，有些领域还是能为希腊人带来希望，比如文化和艺术领域。从传统上说，诗歌是希腊人用语言进行自我表达所依仗的最重要的工具，在这个时期实现了繁荣，催生了新的形式、新的种类和新的环境。有些最新的希腊诗人（移民身份）能同时用他们的母语和希腊语进行双语创作。用最近的一部英文版的希腊诗歌选集的编辑的话来说：“所有的希腊诗歌以不同的形式见证了‘如今希腊与巴尔干半岛上的人们生活的艰难’，但同时也‘带给人们完全不同于现实的想象的新途径’。”在文学方面，小说家继续拓宽他们的题材，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在作品中表现与希腊迥然不同的情况，或者塑造与希腊有关的代表“他者”的人物形象。也许由于如今希腊的犯罪率极高，侦探小说终于自成一派，进入鼎盛时期。帕特罗斯·马卡里斯创作的几部犯罪小说都很畅销，小说的主角是词典爱好者、检察官哈若托斯，小说被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他的《危机三部曲》在2010—2012年出版，以含沙射影和尖酸刻薄的方式描述了处于“危机”最初几年的希腊人民的日常生活。

其他的艺术形式也“在希腊危机中出现了爆发性的创新，尤其是在戏剧、电影和表演方面”。以基尔戈斯·兰西莫斯、亚历桑德罗·阿万纳斯为代表的希腊导演的艺术电影作品，在海外拥有一定的知名度，有些电影甚至是用英语拍摄的。古典和“艺术”音乐的传统里，出现了新的曲目和公众演出。自“危机”以来，雅典建立了具有国际水平的文化中心，其上演了一些令人惊叹的节目。例如，2010年启用的奥纳西斯文化中心以及2017年3月建成的、包含新歌剧院和国家图书馆在内的斯塔夫罗斯·尼亚尔霍斯文化中心。这两个新的文化中心都是希腊经济取得极大成功的体现，这种成功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那个时候的经济收益从传统上来说都是来自国境之外，也就是通过船运获得。2017年在雅典举办的为期6个月的国际艺术展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总计接待了3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此外，雅典的街头艺术也从以前的胡乱政治涂鸦、大学校园的“牛皮癣”升华成了繁荣、睿智、勇悍、有创造性的另一种艺术形式。

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希腊与欧盟签署的救助备忘录在某些人眼里还是有效的，至少在受到资助方面，产生了正面的效果。从数据上来看，萨马拉斯政府在2014年年底成功实现了基本的财政盈余，其后的政府在2018年也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2017年，至少在一位希腊经济学家看来，希腊民众的观念有所改变，不再那么反对政府负债，并开始赞成“对财政支出进行合理约束”。这一观念的改变发生在2015年夏季以后，正是激进左翼联盟领导的执政联盟的政策出现实用性转向之时。

经过三年半的执政，曾经位于政治边缘的极左党派激进左翼联盟逐步演变成了它之前替代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泛希社运。自2015年7月的惊人反转之后，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不仅没有感到有损自己颜面，反而继续强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这好像全靠他的个人魅力和权威，与他之前的任何一位成功的总理的做法都是一样的，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执政的扬尼斯·科莱特斯。如果当下的激进左翼联盟真正取代了泛希社运，那么齐普拉斯则是新一代的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齐普拉斯的仕途之路起步于共产党左派，靠着呼吁实现希腊自给自足的国家民粹主义理想成为最高领导人。但是在国内和欧洲权力现实的影响下，其执政权力很快就会被削弱。

对希腊而言，目前最好的消息是，之前预言的种种最坏情况至今为止尚未发生。例如，希腊没有发生国家违约，也没有从欧元区退出，当然也就没有出现脱欧混乱；希腊的公共秩序没有崩溃，最近几十年在欧洲其他国家兴起的威胁国家主权完整的分裂运动，并没有在希腊出现；在前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西班牙和英国掀起的地区独立运动以及在某些更大的地区发生的自治运动，都没有在希腊发生。在希腊历史中，大规模的起义和运动都是在统一愿望的驱动下发生的。大雅典地区之外的希腊有将近一半的希腊人口，他们大多拥有很强的地区身份认同。不过，哪怕是在身份认同情感最强烈、最有可能独立的克里特岛，也从来没有哪个政党严肃地提出过从希腊分裂出去的主张。尽管经济危机给希腊带来了新的紧张局势，但是截至目前，希腊都没有出现任何闹独立的潜在威胁。

在另一个希腊族国家——塞浦路斯，情况则大为不同。1960年之后，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逐渐对立，后来又因为地理上的分隔，两族对立越发严重。现在塞浦路斯同样陷入了这场危机，但是它和希腊相似的处境已经结束。2012年希腊第二次签订救助备忘录以后，塞浦路斯金融业因为希腊银行的债务减记而损失惨重。2013年3月，塞浦路斯政府也面临国家违约的风险，不得不向欧盟寻求援助。自此，塞浦路斯政府施加了资本管控，银行存款支取数额也受到了限制。在之后的2015年，希腊也实行了这两项措施。比起希腊，欧盟给塞浦路斯开出的条件更高，塞浦路斯的第二大银行被迫破产，所有银行的储户损失了高达10%的存款。2013年3—4月，塞浦路斯受到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比同时期的希腊大得多。塞浦路斯的民营经济承受了巨大损失，企业纷纷倒闭。但是，公共领域的情况要好一些，其构筑了防御危机的堤坝。几个月后，银行存款支取数额的限制就解除了。两年之后，外汇管制也取消了。

2015年夏，在希腊经济再次崩溃、希腊第三次向欧盟求援时，塞浦路斯的经济已经从危险中走了出来。自1974年民族流血冲突之后，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再一次证明自己具有在短时间内摆脱经济危机的能力，希腊人却不行，一直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两个国家同本同源，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就是它们之间越来越多的差异的一个明证。

不过，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欧盟援助和希腊主权债务这个看起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只是这场越来越深的“危机”中的一个问题。从最底层分析，这场危机其实是身份认同的危机。

在10年“危机”带来的新的重压下，各行各业的希腊人（不管他们是否生活在希腊）都发现自己不得不停下来反省思考，再一次看看自己的历史，看看伴随自己成长的价值观，看看自己的身份认同和世界归属。希腊政府重申自己属于西方阵营，也就是属于现在代表西方的欧盟，是整个欧洲文化圈的一部分。不过，希腊的欧盟之路再一次证明，希腊与欧洲的融合充满艰难险阻，而且付出的代价巨大。

根据调查和民意统计，支持希腊留在欧盟和欧元区的选民人数有所减少，不过即便是现在，希腊也没有出现多数选民支持脱欧的迹象。一份2017年年底发布的私人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希腊公投时，留欧派占69%；而到了2016年年底，这个比例下降至53%。最近在世界各地盛行的排外主义、民粹主义，也在希腊出现了。广泛流传的源自“雅典理工大学风暴”的反美主义，正在向反德方面发展，这形成了对德国的敌视，因为德国被看作造成希腊财政紧缩的罪魁祸首。在一些报纸漫画里，德国财政部前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身着纳粹军装，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则成了希特勒的化身。10年“危机”在一些地方引发了要求德国为其二战期间对希腊所犯暴行进行赔款的呼声。更令人讶异的是，德国被要求归还德意志帝国占领希腊时强制从希腊国家银行借出的款项。这些呼声在2015年“希腊之春”时最强烈，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

民粹主义抬头造成的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催生了金色黎明。它在当今的希腊政坛已站稳脚跟，民调显示其影响力大约占7%。也就是说，其影响力与最近100年中处于鼎盛时期的希腊共产党的影响力差不多。至少，金色黎明只与有着共同生物祖先的种族缔结联盟，特别是奉行军国主义的、反民主的斯巴达人。希腊政治图谱的另一边，是与右翼民粹对立的试图追随之前的俄国及苏联的左派。此前，大约30名因抗议第三次救助备忘录而退党的来自激进左翼联盟的议会议员，正属于那些左派。在2015年“希腊之春”运动期间，对他们以及齐普拉斯来说，如果“进一步融入欧洲”的目的没有实现，那么一个审慎的备选方案就是复兴与俄罗斯密切相关的古老梦想。

与俄罗斯亲近并不是希腊人的臆想。激进左翼联盟首次控制政府后，就派遣不止一名内阁成员访问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齐普拉斯也于2015年4月对俄罗斯进行了访问。2013年年底，当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克里米亚事件上的形势最为焦灼紧张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顾问曾设想将希腊、塞浦路斯以及土耳其邀入俄罗斯总统倡议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2014年12月，普京在一场演讲中说：“由于信仰同一种宗教，我们与希腊有特殊的关系。”而齐普拉斯作为回报，在上台一个月之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反对欧盟制裁俄罗斯。

就在希腊财政部部长瓦鲁法克斯在华盛顿和欧洲各国首都周旋磋商的时候，其他希腊政要也在寻求向俄罗斯借款的可能性。如果谈判成功，那么希腊或许就不用再接受“三驾马车”的援助，或者最起码在退出欧元区的时候，谈判成果能为希腊提供一个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不过，普京与叶卡捷琳娜大帝之后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希腊并无太多的兴趣。据说，齐普拉斯在公投当天晚上得知普京拒绝了希腊政府的贷款请求后，希腊对于与欧盟签署救助备忘录的态度便彻底改变了。

在希腊民众以及不少政府高层甚至最高层的眼里，希腊仍属于东正教或因复杂历史关系而形成的苏维埃共产主义的阵营。在克里姆林宫，一个寻求希腊或塞浦路斯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想法在2013年可能显得有点儿操之过急。不过，俄罗斯从来没有放弃这一想法。以塞浦路斯为例，虽然俄罗斯政府没有提供资金，但是塞浦路斯能在2013年恢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来自俄罗斯民间投资的几笔令西方观察者担忧的大钱。如今，在尼科西亚的餐馆里，菜单上不仅有希腊语和英语，还有俄语。如果你抵达塞浦路斯的拉纳卡国际机场，那么迎接你的是房地产公司的俄语广告。有权有势的俄罗斯“寡头”被授予塞浦路斯共和国公民身份，因此也就获得了欧盟成员国的公民身份。2018年3月，当绝大多数北约成员国和欧盟成员国因俄罗斯涉嫌在英国使用被禁止的神经毒剂而驱逐自己国家的俄罗斯外交人员时，作为北约成员国和欧盟成员国的希腊和塞浦路斯不应和此举就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了。

目前来看，希腊大多数的“危机”应对措施不是“评古”就是“论今”。所谓“评古”，就是寻找并依赖历史上的行之有效的资源和策略；所谓“论今”，就是放低姿态寻求未实践过的新途径。不过，无论希腊采取哪种应对措施，“危机”中还有一个反复发生的点。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还需要用一些比喻。自2010年以来，希腊已经变成了一个“实验室”，或者变成了实验对象，也就是“天竺鼠”或实验动物。在所有比喻中，最令人后脊发凉的比喻是“矿井中的金丝雀”。在矿井中放置这个笼中鸟的目的，是让鸟发现人类感知不到的有毒气体，并给人类警告。如果笼子里的金丝雀死了，那么矿工在窒息前还有时间逃出矿井。从这个意义上说，希腊就是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丝雀。这些组织及其支撑起来的全球金融系统，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岌岌可危，脆弱不堪。依据上述比喻的逻辑，希腊就是这些组织放在笼中的弱小的“金丝雀”，即在危机来临之时，为了更多国家的利益，希腊可以被牺牲。

这些比喻及其表述很不受希腊人的待见，但是希腊人也和其他人一样，常常将这些比喻挂在嘴边，唯一的作用是向世人强化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在希腊大众文化里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另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先锋”。

所谓的“先锋”是先于大军进入战场、提前为大军探路的步兵。如此来说，先锋与金丝雀好像没有什么不同。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先锋即便要服从命令采取行动，也依然拥有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他可能为了保护队友负伤，乃至献出生命；另一方面，他可能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找到安全的通道，引领战友走向胜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作家乔治斯·塞奥托卡斯1929年在一次很大的民族灾难后，用他的笔召唤“勇敢的先锋”走出希腊，到欧洲的其他地方去，以实现希腊文化的复兴。

对希腊来说，这场“危机”以及接下来的数年不仅仅会带来更明显的威胁，也一定会带来机遇。希腊是通过救助备忘录得到援助的第一个国家，这个救助备忘录是“三驾马车”专门建立的。希腊也是唯一一个通过救助备忘录机制得到3次经济援助的国家。希腊政府的能力和人民的忍耐力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但政府与人民最终都经受住了考验。欧洲、欧元和欧元区的应对风险的能力比以往更强了，这多亏了希腊这个“先锋”。正是由于希腊承担了风险，欧洲的强大才有了可能。

在200年前的19世纪20年代，希腊人是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旧欧洲塑造成现在由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新欧洲的先驱。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希腊和希腊人在今后还会一直秉持“西方”的价值观、传统和政治。考虑到地缘以及历史方面的原因，希腊可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但是，在2021年希腊庆祝建立国家200周年之时，希腊人都应该为他们取得成就的方式而感到自豪。这种方式是，他们的成就从一开始就是循着自己的本性，经过艰难的每一步，通过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合作赢得的，而不是通过闭关锁国取得的。如此成就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因为不论人们理解希腊还是误解希腊，希腊从来都是现代欧洲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致谢

此书的完成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机构和单位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我对所有相关的人员和组织致以诚挚的感谢。对于后者，我最需要感谢的是伦敦国王学院，那几乎是我所有学术研究的基地；我还要感谢前拜占庭和现代希腊研究系（现更名为“古典系”）、希腊研究中心的前同事们。撰写这样一部著作需要利用图书馆的大量资源，否则这是不可能完成的。图书馆是人文研究的“实验室”，我们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就英国而言，伦敦国王学院的毛姆图书馆所收藏的希腊语图书以及关于希腊和希腊人世界的期刊最多，它们都是在过去的200多年里收集而来的，具体馆藏于布罗斯收藏室和福伊尔特藏图书馆。在这些有着丰富藏书的图书馆中，我不知度过了多少时间。我要特别感谢图书馆外联部经理特雷莎·埃尔姆斯以及特藏部主任凯蒂·萨姆布鲁克一直以来给我的大力支持。

我要特别感谢的其他单位是雅典的英国学校，这是在英国科学院支持下开展前沿研究的一个学院。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读研究生期间第一次去那儿的时候，我就与这所英国学校有了联系。这所学校的招待所以及与美国古典研究学校（那真是现代城市中心地带的一个绿洲）共用的花园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家。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每次去那儿都身心愉悦。我在那里利用其资料丰富和环境舒适的图书馆（该图书馆全天开放），并将那里作为利用希腊其他必要资源的基地。在其他资源中，最重要的是金纳迪乌斯图书馆，这是我写作本书时查找到的资料最多的图书馆，它就在英国学校的对面。希腊和塞浦路斯的几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图书馆、资料室以及工作人员也为我提供了帮助，其中有雅典大学、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克里特大学、国家希腊研究基金以及塞浦路斯大学。

我在本书的准备和研究中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有些人往往是在不经意间为我提供了帮助，聊天的片段或某个研讨会上的学生提问，常常在很久以后给我启发，而当时可能谁都没有意识到。为本书分析希腊历史和文化提供帮助的人，并不都认可我的内容和观点。在有些方面，特别是我撰写本书后面几章的时候，我与受访者的谈话遵循了查达姆宫规则——尊重受访者的隐私。

这本著作的出版将带着企鹅出版公司的标识，我感到很自豪。书稿最终的形成归功于我的代理人费利西蒂·布赖恩以及艾伦·莱恩出版社的策划编辑西蒙·温德尔的热情。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关注我的这个研究项目，并一直给予我慷慨的支持、积极的鼓励和中肯的建议。特别幸运的是，本书的初稿得到了目光犀利的专家和读者的审读，比如，西蒙·温德尔，他是历史领域的多产作家；哈里斯·弗拉维亚诺，他是希腊美国学院的历史教授，还是希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很有社会影响力；我的儿子迈克，他攻读的第一个专业是历史专业。理查德·梅森对本书最后的文稿进行编辑排版，让本书成为集细腻、纯熟等特质于一身的风格和内容方面的典范，成为注重细节的样板。我还要感谢塞西莉·麦凯在图像处理方面为我提供的专业帮助。毋庸多言，书中所有的不足以及对历史事实和观点的选择与阐释，都只与我个人有关。

罗德里克·比顿

于伦敦国王学院

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