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中国和希腊正式建交，同时经验丰富的周伯萍被任命为中国驻希腊大使。但是上任仅几个月后，周伯萍就发生了重大的外交事故“雅典事件”，对国内外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一向谦逊待人的周总理得知此事后，罕见发火，甚至难得地说了重话：“美国出了个‘水门事件’主角是美国总统尼克松；中国出了个‘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周伯萍按照辈分来算，比周总理低一辈，同属宋代周敦颐的后代，因此周总理会说出周门不幸的言论，也可以看出这次的外交事件在国际上造成了多么恶劣的影响，而造成这样恶劣结果的原因却都是因为外交人员的粗心。

小失误酿成的大“雅典事件”

这天，周伯萍正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举办的国庆节庆典。一旁的罗马尼亚大使突然神色怪异地向周伯萍示意了一下，周伯萍心下知道有事发生，于是他让翻译过去了解情况。

等到翻译回来时，已经面如土色，周伯萍心下一沉。等到他们回到使馆，才知道他们闯下了大祸。

《纽约时报》上已经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国驻希腊大使访问以色列大使馆的新闻，而当时中国根本就没有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地位，更为糟糕的是这件事被许多记者和政界人士见证，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当时国际上许多“反华势力”借机生事，这让许多和中国交好的国家尤其是巴勒斯坦和中东阿拉伯国家都产生了疑惑，而这就是中国外交史上少见的外交失误“雅典事件”，事情的始末还要从前一天周伯萍走错了使馆说起。

1973年5月7日，阳光正好，周伯萍和翻译刚刚从希腊外交部出来，准备回使馆休息，他刚刚结束了希腊副首相访问中国相关行程的协调。

等周伯萍13点15分到达使馆后，就让翻译去使馆查看请帖，因为在回来的路上他就已经看见比平时更多的车辆和警力，这意味着肯定有要事举办。翻译拿着请帖匆匆告诉周伯萍说今天科威特使馆在举办国庆活动，邀请中国使馆参加。

周伯萍

活动是在13点30结束，周伯萍一看时间已经13点20分，他一上午都忙着和希腊外交部交涉，根本没有人通知他这件事情，按照国际惯例，如果收到邀请不去，在国际上是非常失礼的行为。

周伯萍来不及多想，叫上司机和翻译就出发了。一路上因为大多数的车和哨岗都沿着一个方向，司机也就顺顺利利地开往了“科威特使馆”的方向。周伯萍紧赶慢赶，总算到了使馆。

他一下车就看见一个像大使的人正在门口和宾客告别，使馆门口都是各界记者，还有些周伯萍认识的政界人士正在三三两两聊天，准备告辞。周伯萍心下一松，尽管活动已经到了尾声，但总算赶上了尾巴，不算太失礼。

周伯萍甚至都没有看清楚大使馆前的国旗，他就已经向门口的大使伸出了手。大使条件反射地也伸出了手，周伯萍向他解释了自己迟到的原因并表示了祝贺，两位大使进行了友好地交谈。

但是这时候大使和周围人面上露出了有些奇怪的表情，刚刚马不停蹄地忙完这一切的周伯萍正好不容易喘了一口气，根本没有注意到周围奇怪的一切。

这时候，《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终于按耐不住向周伯萍提问：“您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翻译听到这里似乎感到有些奇怪，但他不自觉地就忽略其中的怪异之处，自然而然地就将记者的提问翻译成“您到雅典来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

听到这里，周伯萍也感到一丝怪异，但他忽视了这一点，将记者的提问视为西方一向的挑衅，用一句话言语强硬地回了过去，然后不再理会，继续和其他大使寒暄。

最后，和大使告别后，周伯萍和翻译才真正放松下来，今天虽然有失礼节，但及时进行了解释和祝福，没有酿成太严重的失礼行为，但他们哪曾想到每一步小小的失误最终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是请帖的失误，那天收到的请帖的邀请人是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科威克。因为科威克这个名字和科威特国家单词相近，英语不好的值班同志就将请帖误认为是科威特使馆的邀请函，原本是第二天中午的日期也错看为当天中午。

翻译收到错误信息后，发现时间紧迫因此也顾不得检查请帖，便急匆匆地上报给周伯萍，周伯萍也慌慌张张地没有检查请帖就上路了。

其次是使馆位置的失误，如果司机知道科威特使馆的位置，到了科威特发现没有举办活动闹了个小小的乌龙这件事也就算过去了。可偏偏司机不知道位置还把他们往不熟悉的地方带，司机顺着车流方向走的正是以色列使馆的位置。

最后是周伯萍和翻译自己的失误。原本在从到达使馆到和以色列大使交流再到记者提问甚至最后和以色列大使告别的每一个行为，他们都有机会去发现这个很明显的失误。

无论是大使馆上的国旗，还是以色列大使的口音和神情，还有记者的奇怪提问，可惜周伯萍统统忽视了。

于是这些小小的失误让这幕尴尬的场面顷刻间就传遍了各国。

周总理发火背后

周伯萍，1920年3月15日生于安徽省肥西县。194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争，也担任过中央部门的主任和司长。

1964年9月周伯萍调入外交部，1967年5月后，历任驻坦桑尼亚使馆临时代办。1973年3月28日，周伯萍到达希腊首都，递交了任命国书，正式就任中国驻希腊大使。

照理说，周伯萍既经历过国内外事务实践的检验也有着不少从政的经验，不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已经无法逆转。虽然事后做了些许弥补，但造成的影响难以消弭。

作为一名驻外大使，周伯萍此次事件的处理显然是暴露了很多问题，故而消息传回国后，一向亲切的周总理极为震怒，

他直接将该事件定性为“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甚至说出了“周门不幸”的重话。那周总理为何如此生气呢？

最重要的是这件事一旦处理不好就会涉及到中国的立场问题。

1950年1月9日，以色列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仍然和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存在大使级外交关系，这直接触犯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利益。

除此之外，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许多都和中国利益相抵触。无论是和巴勒斯坦的土地争端，还是与阿拉伯国家在资源和利益上的争议，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表现出地区霸权主义，这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历来和巴勒斯坦交好，出于人道主义和追求和平的立场，中国支持了巴勒斯坦的人民解放事业，这也意味着中国不得不和以色列站在了对立面。更现实的因素是中国还需要依靠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提供的石油资源。因此中国当时并没有承认1948年建国的以色列。

而大使馆作为国家的代表，大使的一举一动往往就意味着国家外交政策的施行。

周伯萍错误参与了以色列大使馆的国庆庆祝活动无疑就是变相地承认了以色列的国际地位，这不仅损害了和当时痛恨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等国家的关系，甚至可能对当时美苏冷战的格局产生影响。

其次这也暴露出中国外交中的种种问题所在。无论是值班人员的英语水平还是司机的不认路抑或是翻译的粗心，这每一个失误放在国际事务交往中都是致命的。

周总理曾经说过：“外交无小事。”这不是说外交事务上没有大小之分，而是在外交上任何一件被忽视的小事都有可能引起轩然大波。周伯萍的这次“雅典事件”也正印证了这一句话。

明明都是可以避免的小失误，却偏偏最终酿成了大祸，新中国外交成就甚至可能因为一个小员工的翻译错误而一败涂地，周总理怎么能不大动肝火？

但是随着事情在及时地控制和补救下慢慢停止了发酵，外交部认为周伯萍虽然错误严重，但其态度端正，提出了免于处分的建议。一向待人宽仁的周总理在冷静下来后也同意了外交部的建议。

中国发展的历史上犯过无数的错误，也走过无数的弯路，每一次中国都能重新走到正途，归根结底就在于共产党积极地进行自我反省。领导人们实事求是和宽厚待人的精神也让无数的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为中国光明的未来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