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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记一定是私密性文件 日记，中西方观念不同，现代人普通认知它是个人化的私密性文件。而这恰恰是个西方近代观念，中国传统上不这么看。 我常写日记，近年所作《侠隐庐笔记》中刚好就有一则解释了中国日记的传统，说：“盖此体本无定体，随人适志而为，故最繁杂，其能否为私密文件亦不一概。如欧公、陆游、范成大之作，即非密不示人者；明人且已以日记付诸雕板，则今人独以自志私隐、不予公开为正宗，必不然也。 良以儒家既讲吾日三省吾身，书院又以检查日记考覈勤惰，日记遂凡排日记载者均可当之，初非西方私人写作之属。 官僚于役所为游记，自儆涵养之功过格、省身录、人谱，珍藏文物图籍之进出帐，读书考证之札迻等等，简直无之而不可。如李越缦、叶缘督等，以至以日记为著述矣。流类至广，足堪深究。“ 二、日记流类至广，足堪深究 《侠隐庐笔记》还说：据沈津先生考证，“日记最早应是李翱《来南录》、欧阳修《于役志》、陆游《入蜀记》、范成大《骖鸾录》之类，皆甚简易且非日常生活。 元以后，作者渐多，今存有原件者，最早为元郭畀《郭髯翁手写日记》稿本。其人与赵孟頫、倪元镇善，稿有翁方纲诸人跋，云当时兴有三万字，则日记之匡构也。 雕板之最早者，则为明嘉靖刻《西巡记》（陈尧撰），都穆《使西日记》。 明人抄本、稿本则有杨士奇《南归日记》、潘允端《玉华堂日记》、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侯歧曾《侯文杰日记》、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等。 清人日记之存世者始渐多，今约二十余件。著者有陆陇其《陆清献公日记》，《吴骞日谱》，《何绍基日记》，敬征《敬征日记》，张廷济《清仪阁日记》，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落花春雨巢日记》，王秉恩《王雪澄日记》等。 数量甚多，而研讨者甚少，全网普查古籍时，北大以至未予上报（该校藏有《艺风老人手写日记》三十一册及《艺风老人日记》稿本），故相关研讨亟待展开云云。“ 可见关于日记笔谈，现今还得鼎力倡导研讨。 只不外，我的日记，若从私密性、个人化的角度看，却没什么揭秘扒私的研讨价值。但一些日常游艺、读书取乐的随笔，倒还跟古人差未几，所以无妨先就有关书法的部分摘录一二。 三、古笔沿革 赵峰运营了如指掌书院，与北京市书法教育会协作书法教员培训基地，今往揭牌并作演讲。 大意谓今日之言创作者，锐意创新，而难免解散字形、剥离字义、取法笼统、狂怪自喜，斯皆歧途，故蒙丑书之诮也。欲其矫正，应循其本。 本曰何？曰书法者，以笔写字之艺术也。 笔，古埃及、波斯削芦苇杆为之，古希腊、罗马则涂蜡于木板，以铁棒画之。欧洲后竟用鹅毛笔，其左翅最外五层者为贵。 吾国刻契然后笔书也。《易．系辞传》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征其实。甲、骨均系刻契，铜器亦颇见描写作字者，故凡硬物皆可，犹今之硬笔也。 然甲骨中已有用软毫写前方刻，或尚未及刻者，则是软毫笔于殷商已多有之。董彦堂先生当年考掘，多亲见此，故尔后作甲骨文字书法时，多以朱书。 朱书在甲骨中数量较少，然一九九五年以来，郑州小双桥遗址所见初商陶缸朱书文字，尤足以证明软毫笔之运用，在殷商初期已甚普遍。 且其写法，后世皆承用之，所谓书丹也。凡刻碑，皆先用朱砂作字，写毕而刻。姜白石《续书谱》曰：“笔得墨则瘦，得朱则肥，故书丹尤以瘦力奇。而圆、熟、美、润常有余；燥、劲、老、古常缺乏，朱使之然也”，即言其事。 文献中言书丹者，最早为蔡邕，殊不知其源尚可推至商初也。 固然，软笔较硬笔易于书艺，确由蔡邕名言之也。其言曰：“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唯笔软则奇特生焉。”斯可见厥后之舍硬笔用柔毫，并非适用之需，乃审美之请求使然。 亦因如此，毫上乃亦有大量文章可做，非独硬笔之干硬也。何种毫、如何制，皆有无量考究。 其始也，毛系于木外，裹毫而成，如战国河南信阳长台阙出土笔之类，以线固毫于木端。若今人之缚扫帚，亦有将木劈开夹住毫毛者，长沙左家山楚墓出土者类此。湖北睡虎地秦墓所出三笔，始钻一孔以纳毛。传说蒙恬造笔者，或即指此。 后世制笔，皆仿此式矣。然钻木为膛以纳毫，究嫌不便，其时另一发明则又出焉，此则以竹为笔也。 《说文》云“笔，从竹从聿。”聿即本字，小篆正作以手执木而木端有毫之状。加竹之笔，则为秦制字，可见以竹拢毫为笔，确为秦之特征。蒙恬造笔之说，一定妄言。 至于毫，当时以中山兔为贵，后则鼠须、山马（即水鹿也，非马）、石獾、牛耳等，层出不穷。东坡且云尝用鸡毛笔（此笔今已稀有，余仅在湖州得一管。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另得一鸭毛笔，盖相似也），余则复杂，杂以殚述。 然硬笔遂亦退出舞台，或竟无用乎？似亦不尔！道家天师符，夙以竹笔为之。则竹编虽捶为细丝，终非蓄毫；且用之既久，竹丝渐钝，便如棍也。 即以棍言，米芾评王献之十二月帖，亦言其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故末。此与唐人印印泥、锥画沙之说，皆言软笔之用，亦需参硬笔法也。言书艺者，宜于此更予体会，乃能契入。 以上言笔，以下用笔如何写文字而成艺术，则吾倦矣，懒写之。 四、写字不重书艺者 书法一道，今曰美术，审美事也。古人则或不然。程明道谓某书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朱熹有铭文曰“握管濡毫，伸纸行墨，一在其中。点点画画，放意则荒，取妍则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亦同其旨。见《宋名臣言行录外集》。斯盖以为作字求妍取媚，难免于玩物丧志也，与论人重德相似，古人谭艺有此一派。 亦有唯务适用，不暇妍美者。如钱咏《履园丛话》卷十一云：“凡应制诗文、牋奏章疏等，书只求文辞之妙，不求书法之精，只需匀称端正而已，与书家绝然相反。” 斯分辨艺术字与适用字之别，亦非无理据。清代以来，颇有书家函札皆作大小篆章草狂草者，谁能识之？尝见康南海与友人书札文翰，皆平正不似其碑碣榜书楹联等，私以为较为得体也。 然此适用之说亦有充极尽致者，如汪由敦《松泉集》卷十八自跋试笔卷后曰：“书为六艺之一，以适用为贵。奏折第一，碑帖次之，联额又次之，挂幅、手卷、扇头皆玩具，世人以其易擅名，故特好之，实无足留意，昔人谓高文大册何尝用此？ 又曰：”古人作书各自为体。碑帖以严重为宜，简牍以分散取态，若奏剳自当战争匀整，以示恭敬。善书者但见墨刻传播，多属往还书问，遂谓古人书以箫疏简远为极则。又曰士子以书法应世，惟进御最重，此外记姓名耳。即令追踪羲献，不外酬应取名誉，于适用无补。” 汪氏在乾隆时，历任三部尚书，故其言如此，有山谷所称“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蛛网缀珠窠”之概。由其功用言之，故以妍美为不急之务。 然一时适用文书，又岂能无审美问题耶？金安清《水雷春艺》卷下尝载：“馆阁书逐时而变，皆窥上意所在。国初圣祖喜董书，一时文臣皆从之，其最著者，为查声山、姜西溟。雍正乾隆，皆以颜字为根柢，而赵米间之，俗语所谓墨、圆、光、方是也。然福泽气息，无不雄厚。嘉庆一变而为欧、则成亲王始之。道光再变为柳。如祁寿阳其称首也。咸丰以后，则不欧、不柳、不颜。近日多学北魏，取径愈高，成家愈难，易流于险怪，千篇一概矣。” 斯语可见适用文书亦自缘时会而成体段，非遂能脱离美术。其美或由帝王好恶，或由习尚。如清之前期由于帝王，中期由于士夫贵胄，晚期则魏碑古字，习尚起于下而不倡与上也。 所谓书家字，实即由此中脱颖而出，如文中所举姜西溟诸公是矣，非别此尚有所谓书法界，另出一类适用字，或另出一种所谓美术艺字也。 有之，则古之书手耳。汉魏南北朝书手所书，今敦煌卷子中常见，古不以为书法也。段成式《酉阳杂俎》将官楷手书归入“诡习类”中，可见一斑。沈括《梦溪笔谈》云：“三馆楷书，不可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评论尤酷。 南唐《贾氏谭录》，亦鄙中土士人不工札翰，多为院体，云：“院体者，贞元中翰林学士吴通微尝工行草，然体近吏，故院中胥徒尤所仿，其书大行于世，故遗法迄今不泯，然其鄙，则又甚矣。”斯语与沈括同旨。 今人去古已远，法度论亡，古之俗者，与今相校，已极雅饬。故敦煌经卷虽出书手，皆可宝爱，足备美观。 斯则与欧公之慨叹相似也。欧阳修《唐安公美政颂》跋尾曰：“余之所录，如于邮高骈，下至楷书手陈游瓘等书皆有。盖唐之武夫悍将暨楷书手辈，字皆心爱。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耳。”今人不学无文，又远甚于欧公时，当时适用文书，今皆为艺术珍玩矣。 五、《侠隐庐笔记》所论川中汉碑 1. 碑皆在石，而独有在楼者，《成都府学周公礼殿记》是也。乃汉时所建旧屋之木柱。欧阳修尝疑为《文翁石柱记》，非是。 2.汉魏碑刻，蜀中独多，《周公礼殿记》之外，如建安七年庐丰碑（所谓汉夜郎碑），建安十年樊敏碑，建安十四年高颐碑、高颐阙，建安十四年黄龙甘露碑（廿六年又有一碑）、金恭碑、城坝碑、是邦雄杰碑、仲秋下旬碑、薛刘二君断碑、雍劝阙碑、诏赐功臣家字，故吏应酬残题名，公乘伯乔残题名，繁长张禅等题名，交趾都尉沈君神道，金君却，杨宗募到，绵竹令王君神道，司马孟台神道，高直阙，平杨府君神道，沛相范君阙，汝南上蔡令神道，延年椁字，太尉公墓中画像，修官二铁盆款识，巴官铁盆铭等皆是。 3.或曰，汉末天下丧乱，西蜀僻远故也。例如《周公礼殿记》屋柱，云是初平五年立，而汉献帝时实无初平五年，则此或为兴平元年之误。蜀地僻远，年号不通，斯可证矣。 其实襄阳《梁休碑》题建安二十七年，则吴人而用汉历也，岂其地亦僻远乎？黄龙甘露之碑，建安三十六年立，其时汉祚已终，而刘备次年始称帝，是又蜀人奉汉之正朔也。古人纪年，本无庸拘执深考之；而蜀中汉时文教商务俱昌，固不得以僻远视之，岂是不读《蜀都赋》耶？ 4.汉魏碑刻有为许由庙者，有夷齐庙者，有季札墓者，有范蠡祠者，有屈原庙者，亦有司马迁碑，皆能够见人心习俗之美。 5.至于祠神仙，如延熹八年皇帝遣使奉牲以祭王子乔而立碑，或洛阳上清宫题记曰太老君、真人君、仙人君、东海君、西海君，及唐君房学道得仙，庶民为之立庙刊石之类，则为神仙信仰之迹。与崇隐逸、慕独行，非一事也。 6.永建二年先尼和碑，事与曹娥碑绝相似，详见《水经注》。 7.建中清国初，黄山谷自戎州东归。其弟叔向摄邑巫山，有大盐盆，积水堂下，以植莲芡。山谷去其泥而识之，其文铸出铁上，事见《隶辨》。 考此可知蜀中所存汉代碑铭古器既多，当时士大夫又以玩索考证古器为娱戏，金石之学，以是蔚起。昔年曾辑东坡诗文，言及此风，兹则补证之。 8.又《隶辨》卷八云：“郭林宗碑侧别有一碑，乃傅山所为。体既杜撰，迹复丑恶，无知者以为中郎书，争相传拓，可笑也。闻郑簠又书一碑，与傅山并峙，岂以傅山为非其人而欲自拟中郎耶？” 斯语甚趣，足见清人本不甚以傅山为然。今人瞎捧傅山，利其“宁拙勿巧，宁丑勿好”之说，以为自家纵笔涂鸦之借口耳。实于傅山狂草之外诸体，皆未究心，不知傅山颇有英雄欺人处、认贼作父处、胆大妄为处，脱手容易处，汉隶尤甚，非可宗法也。 六、宋元字学与书学相扶而长 宋代金石学既兴，古文字之研析，遂同时沾溉文字学与书法。如宋杜从古撰集《篆古文韵海》五卷，系以郭忠恕《汗简》及夏竦《古文四声韵》二书缺佚不备而作，自序称“比《集韵》则缺乏，较《韵略》则有余”，视竦所集，则增数十倍也。斯为小学类书无疑，然《书史会要》云宣和中从古与米友仁、徐竞同为书学博士，高宗称先帝喜书，设学养士，独得杜唐稽一人。唐稽即从古字也。据此可知杜原工书，其所以集篆及古文者，岂仅为小学音韵计耶？ 元吾衍《续古篆韵》六卷，盖与此同。以石鼓文、诅楚文、比干盘、泰山峄山等刻依韵分类，末卷辨疑，则专为郑樵、薛尚功两家《石鼓音义》而作。 又元曹本《续复古编》四卷亦然，彼少好古篆，年十七八，辄喜作石鼓峄山篆，师籀斯而主说文，故下笔深稳圆劲，作此书则补宋张有《复古编》者。原书分联绵、形声相类、声相类、形相类、字迹小异、上正下伪六类，曹本增字同音异、音同字异二类，其为小学专著，无待考辨。然书家笃志古篆而编此，命意不言可喻。旧日古篆消亡，笔法靡所考诠，书家且不通《说文》，宋元遂有此辑古镜今之作。 若宋洪迈，取两汉以来碑铭、遗经残石、镫钲盆镜，参稽经传而纂《隶释》《隶续》《隷图》《隷韵》《隷纂》者，嗜好古篆之家亦颇有之。张有撰《复古编》，曹本续之，即其一例。外此则元尚有杨銁《增广钟鼎篆韵》七卷，补宋王楚原著及薛尚功广之之作。应杜《应子篆法偏旁点画辨》一卷，《辨释篆法辨》一卷等，皆不当仅以小学家言观之。 七、评傅青主，附书家艳情说 何义门本极推重朱竹垞，《寄弟书》尝云：“言及此老，真如公孙毘邪之泣李将军。”其后乃曰：“朱所辑《明诗综》，去取几于无目。高季迪名价却要松江几社诸妄语论定，即此已笑破人口。诗话并有将《列朝诗集小传》中语增损改易据为己有，甚矣其寡识而多事也。二十年来所敬爱之人，一见此书，不觉兴尽。封面再得渠亲写八分书，便是二绝矣。” 失望者尚有傅青主。《与友人书》曰：“傅青主临大令千字一卷、又楷书杜诗一册页。王帖极熟，乃是其皮。功夫虽多，犯冯先生楷字之病，不迭慈溪先生远甚。楷书专使退笔，求古而适得风沙气。诗下必记数语，发语鄙秽，烂诋宋贤，则又蟾蜍掷粪也。二十年轰雷贯耳，一见兴尽。”评两君，失望相同，评语亦同。 平情而论，青主之诗与字，皆入魔道，不能雅正。唯其人则畸而心爱者，其得名之故或在此。 如当时太原有名妓秀云，为轻薄子所绐，抑郁而死青主怜之，张鼓乐，召僧尼葬之。侠情固可喜也。 诗中张皇造作者虽多，近古乐府小儿女语者则心爱，亦由乎此。如《子夜》云：“凤嘴红灯照锦屏，夜深软语劝欢听。怜欢恩爱因侬重，侬劝侬欢颂佛经”;又，“不肯编排装扮侬，镜傍谍驾躛春风。道侬无复当怜处，祝贺侬欢天眼通”;《亭亭怨》云：“怨杀风魔道士诶，无情无礼脱欢鞋。共闻欢笑道欢欣，侬察声音是恼来”;《临街楼上》云：“临街楼上材官家，抹额玄绡紫髻丫。白马少年楼下过，关窗滴历弄琵琶”等，揣摩少女心机，皆宛转关情。黄冠道人而能体会有情众生，盖有如其《青羊庵诗》所谓“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云云也。 明清诗艳体艳情甚多，而论者多不留意。盖以为所关者小，又或触及妓事有碍风化，其实乃一特征，颇与唐宋元朝不同。 且有诗家仅于此可称，馀缺乏道也。如祝枝山，书法雄一世，诗则多艳体，否则真如《艺苑卮言》所评为盲贾人张肆也。 《代东园梅》曰“祝家园里一株梅，旧是三郎手自栽。今岁寒花开欲尽，三郎何处不归来？”《忆虎邱》“真娘宅畔三株树，笑杀王郎薄幸人。何处风流能胜此？枉得抛下没情亲”等，乃能够见祝兄心曲。《野获编》摘其《风流遁赋》殊不妄也。观明清人集或能够此为一窦。 八、评王铎 前云傅青主书法入魔，另一例则王铎也。 二君近年均爆红，追慕者多。甚且有启功先生“后王胜前王，五百年来无此君”之说。乱世浮嚣，故有此瞽说也。清初人论王铎，颇不尔。 王弘《砥斋集》云：“王宗伯于书道，天赋既优，用工又博。合者直可抗迹顔柳，暮年为人略无行简，书亦渐入恶趣。三百年来书，当以东吴生为最优(指祝枝山)愈看愈佳，宗伯则久而生厌。倘不谓然，请为布毯三日”，足称公论。馀可详余论清朝人书论一文。盖与青主狂躁抖扭借口于草者相似。 殊不知即便张颠狂素，其颠狂处，尚多遭厉诟，况其下者耶!如高闲等，黄山谷至以为仅能张诸酒肆，则学傅青主、王觉斯者，当置于何地?今之浮慕浪举，抑何为哉? 九、吴大澂愙斋作字 燕京大学购书委员会由洪煨莲、顾颉刚、邓之诚、容庚、郭绍虞组成。邓收小说、笔记、史料书，金石拓片由容审收，文学则郭也。顾廷龙亦在馆。当时方作吴愙斋年谱，谓吴能画山水、人物、花卉，字则初作玉筋篆，后学杨沂孙再作金文。凡与陈介祺、潘祖荫、王广生、李眉生信多用金文。 十、钱锺书无书法常识 钱锺书先生读书既多且勤，令人钦服。然于《砥斋集》所载“阮亭于书，得老宗家法，外拓特胜。以视此卷，不啻过之”之“老宗”与“外拓”二语云“费解”，颇令人不解。 整理者云：老宗指本家王宠，外拓则袁裒《书学纂要》云大令用笔外拓而开廓。甚是！此皆常识，不知钱先生何以不解。近世沈尹默论书，专以内擫、外拓分辨大小王，钱先生岂亦不知？此殊费解。 十一、沉香纸 杨子文赠沉香纸，写一联，贺王登科学生李凤新新婚。 此沉香纸者，昔在新店燕子湖畔，郑龙水友人曾赠一纸云：试用沉香粉于纸浆中而成。余在北京国度图书馆书法展时用之，加题“冷香飞上诗句”，裱为一框，颇获好评。 前此在国图与张志清、杨子文道及。子文适在海南种植沉香，又在开化助力黄宏健恢复开化纸，闻而喜之，乃用沉香木配入纸浆中，试作数十张，远道携来，得之甚感。 计去衢州开化鼓吹造纸已六七年，得见成果，能无慨然乎？况又为沉香纸耶？ 古未有以沉香造纸者，所用料不出麻构、竹藤、桑青、檀稻、瑞香数种。构有黑皮、白皮、花皮、红皮之分；桑有家桑、野桑；麻有白麻、黄麻、马尼拉麻、苎麻。此外尚有龙须草、雁皮、荛花、木芙蓉、狼毒草、毛竹、葛藤、紫藤及楮等，若以纤维分则桑科之桑与构皆为长纤维，榆科之青檀，瑞香科之三桠与雁皮为短纤维。日本书家较重楮与雁皮，或曰空海尝携楮皮返日也。 至于唐代纒纸笔，则似用韧性较佳之皮纸。宋元以后之宣纸虽以青檀为主，而颇加沙回稻草，以檀皮纤维短而稻草长也。 渲染之效多由于稻草，其曰净皮者，檀皮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特级净皮则达八成。若棉料则反之，稻草多皮少。 或曰棉宜作字，皮宜作画。其实非是。笔性随人，书画各类用纸亦不相同，此所以纸种愈多愈佳，今后尤应多所发明。今以沉香入纸，即其尝试之一也。 黄宏健所恢复之开化纸原为藤纸，宋时玉版宣、澄心堂笺、硾笺、粉云罗笺、敲冰纸均为剡溪藤所造。术多失传，据李肇《翰林志》云：唐代凡赐与、征召、宣索、处分曰诏，例用白藤纸；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则用青藤纸。是唐时已盛行，且道士不只用黄麻纸也。 宏建今日亦寄来数种，命试笔。昔欧阳修病中寄梅圣俞诗，已有“君闲可能为我作，莫辞自书藤纸滑”之句，今试之，纸仍滑也。 （另记）以笺纸为文玩： 二月二日去故宫，方办亚洲文化交流展、古代掌中书展，皆可观。掌中书即袖珍本也，展出图录，配合做成大书套小书方式。即一图册引见一巾箱小口袋书，以晚明胡正言《十竹斋画谱》、晚清焦书卿《文美斋诗笺谱》、及民初《荣宝斋诗笺谱》合为一小文玩手札本，亦颇趣。 十二、旅中抄书 早起抄《易牙遗意》一卷竟，跋曰：“《易牙遗意》酝造类一卷，明英郡韩奕公望编撰，周履靖校并序。余由《夷门广牍》中录出，以广州旅次聊以消闲耳。旅邸灯昏人困，几不成字，姑见其意可也。饮食一道，历代变异甚多，殊方土物，民情亦复不同，故技术悬殊，此虽短书，而犹足以观者亦以此。” 其实抄撮短书，最便旅途。备小笔砚及纸墨便可，不择地皆可书之。今早餐毕，即在餐桌上写，效劳员俱来围观，叹赏称奇，犹海岛上人见骆驼也。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树立、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行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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