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无尤

“赋比兴”是中国诗词从古至今不时沿用的主要创作手法。赋比兴的运用最早见于《诗经》，但赋比兴的概念则最早见于《毛诗序》，《毛诗序》中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义”是六种重要的道理、义理。“六义”是对《诗经》的三百多首诗歌研讨剖析后总结出来的。这个“六义”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风雅颂”，风雅颂是《诗经》中诗歌的三个大的分类；另一部分是“赋比兴”，赋比兴是《诗经》创作的三个主要手法。我们今天只讲赋比兴。

固然赋比兴的创作手法最早见于《诗经》，但它不时被后代的诗人们所继承，成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最基本的三大手法。其中，“赋”的含义是“直言其事，即物即心”，“比”的含义是“以此例彼，由心及物”，“兴”的含义是“见物起兴，由物及心”。

实践上，赋比兴的内涵历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诗歌文化的展开，诗人们不时在完善和丰厚赋比兴的内涵，使得赋比兴的诗歌创作手法一直处于一种动态展开的态势。好比，汉代郑众以为“比者,好比于物……兴者,托事于物”，而南北朝时期的钟嵘则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大家看，钟嵘的说法和郑众的区别十分明显。到了唐朝，诗人们对赋比兴的论述又有新展开了，他们不再把比兴简单地看做创作手法，而是赋予了比兴“美刺讽喻”的内容请求。唐代的诗歌评论家更是进一步把“比兴”称之为“兴寄”，好比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批判齐梁诗风，说“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批判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而在《进诗状》中说他自己的诗“稍存兴寄”，这些大诗人大评论家曾经很时兴说“兴寄”的概念，其实他们说的兴寄就是比兴。白居易以至在《与元九书》中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谓之讽谕诗”，直接把“美刺兴比”当做了一个词。到了宋代，诗人和评论家们对赋比兴的研讨就愈加深化了。宋代李仲蒙以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 李仲蒙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只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分离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示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行进了一步，愈加契合诗歌创作中关于“赋”这一表示手法的请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明清时期，人们对赋比兴的研讨又有新成果，这里就不逐一罗列了。

我之所以花比较长的篇幅来引见历代诗人和评论家们对赋比兴的研讨展开，是想通知大家两个重要的观念：第一个观念是，中国传统诗歌历来不是一层不变的，历来都是在创新中展开，在创新中传承的，这是中国诗歌生生不息、长期繁荣的基本缘由，故步自封是没有出路的。第二个观念是，凡是巨大的诗人，都格外注重诗歌理论的研讨，只注重理论或者只注重创作理论的人都写不出好诗，都不可能成为顶级的诗人，顶级诗人一定是把理论和理论融会贯串的。不只是在诗歌范畴，在任何其他范畴都是同样的道理。希望诗歌喜好者们能深化的领悟这两个观念，这对大家的诗歌创作至关重要。

接下来，我分别举例解说一下赋比兴。

我们先来解说“赋”。赋就是“直言其事，即物即心”。

普通人都把“赋比兴”并称，以为这三种创作手法是并列的，以至有的诗人直接疏忽了“赋”，而把赋比兴简称为“比兴”，其实这些认识都是不精确的。这种认识的构成，缘于中国古代的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兴隆，这种状况在文人诗中表示的特别明显。很多诗人以为赋就是平铺直叙，对抒情的辅佐有限，于是便略“赋”而标举“比兴”，从而直接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其实，在赋比兴之中，“赋”才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首诗能够没有比和兴，但绝对不能没有赋。假如说把比兴比方成生命所需求的水和食物的话，那么赋就是空气。大家知道汉代的代表性文学体裁是“赋”，后人称之为“汉赋”，汉赋是和《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并称的五大文体之一，汉赋就是从赋比兴的赋展开来的。

一首好诗，其中如虎添翼的事是由比兴来完成的，但诗的基础架构是却由赋来完成的。我作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赋是毛坯房，兴是硬装修，比是软装修。所以把赋应用好是一个诗人必须具备的基本功。

赋的功夫不是体往常物象和情感的关系上，而是体往常叙写的句法和结构上，体往常炼字炼句上，是经过句法、结构和文字来承载感情表白感情的。赋绝不是干巴巴的写，干巴巴的写那不是诗，由于读者不会有感动，不会有诗意美的体验。赋名义写的是事和物，但实践上却是表白诗人的情感的，所以叫作“即物即心”，也就是写物就是写心。好比我的《立春》，“春风有信过江来，遍洒荣阳冻地开。万丈红尘生晧气，烟红墨绿一排排”，这首诗是对早春的直接描写，春天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个是“暖和”，一个是“明丽”，再一个是“奄奄一息”，我只把春天那扑面而来的暖和和明丽以及勃勃的生机写出来就够了。“遍洒荣阳冻地开”写的是春天的暖和，大地冻结，万物复苏，“万丈红尘生晧气”写的是春天的“明丽”，“晧气”是“光明的气候”，“烟红墨绿一排排”写的是万物生机焕发的蓬勃现象。但描写春天肯定不是我的初衷，我是经过对春天的描写来表白自己明亮的心情以及启动新征程的愉悦和激动，情感稍微丰厚一点的人，稍微有一点诗心的人，都能从诗中感遭到这种情感。

再好比李白的《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等都是赋写的经典作品。

我接下来讲“兴”。兴是“见物起兴，由物及心”。

见物起兴起的是什么兴，起的是诗人内心的感动和兴发，也就是看到外物诗人的性情开端摇荡。好比看到鸳鸯，生发出恋爱之情，看到月亮，生发出思乡之情。物象起到的是对诗人内心情感的触发作用。好比我的《风雪》，“冬风怒号卷白毛，蛇鼠仓惶遁地逃。莫道春来天气好，麒麟山下正复妖”，“冬风怒号卷白毛，蛇鼠仓惶遁地逃”是赋的写法，直接描画了风雪天气下众生惊惶失措的状态，“莫道春来天气好，麒麟山下正复妖”便是起兴了，风雪天气下众生惊惶失措的状态直接触发了作者对世态炎凉、人心不古的慨叹，你以为春天来了“天气”就好了吗，错了，冬天有冬天的不好，春天有春天的不好，那些丑恶的人和丑恶的事是不会由于时节的变更而有所收敛的。这就是“由物及心”，

兴的创作手法是根植于赋中的，整首诗都是由赋所赋予诗歌的章法、句法所支撑的，没有赋做支撑，兴是兴不起来的。大家一定要留意这一点。

最后，我们讲一下“比”。比是“以此例彼，由心及物”。

大家应该曾经留意到了，比和兴是反向的。“兴”是由物及心，而“比”是由心及物。也就是说，兴是诗人被动的情感触发，诗人的情感可能并没有摇荡起来，但是当诗人看到某个物象时，诗人的情感被这个物象刺激和触发了，从而摇荡了起来。而比则相反，比是诗人先有了某种情思，然后主动寻觅某个物象去为这份情感做比方，让这个物象成为情感向外输出的载体，从而让这份情感愈加具象，愈加容易和读者产生共鸣。

赋比兴中的比是最巧妙最复杂的，比有明喻、暗喻、讽喻、拟人、拟物、意味等很多种手法。有时分一首诗常常由于一句奇绝的比方而成为经典。诗人们常常乐于在比上彰显自己高超的作诗技巧。好比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个“闹”字让整首词有了灵魂，而这个闹字运用的正是拟人的写作手法。诗人先有了对春光焕发、红杏怒放的惜爱之情，然后找到一个拟人化的闹字来对这份惜爱之情做载体，从而让这份情思活灵活现地呈往常了读者面前。

再好比我的《听潮声》，“谪陷红尘大道中，七分风雨三分晴。翻身不解凄惶意，覆手难为警世钟。有心栽得碧瑶树，无法赚杀烟霓灯。历尽千帆皆不是，卧云阁里听潮声”，通篇用的是借喻的手法，“警世钟”“碧瑶树”“烟霓灯”“卧云阁”“潮声”都是借喻。诗人在阅历了“世道艰难，人心不古”的心路进程后，生出了向往“鸥鸟忘机，恬淡清微”之生活的念头，诗人先有了这样的情感，然后经过“警世钟”“碧瑶树”“烟霓灯”“卧云阁”“潮声”等意象来输出这种情感，这就是“由心及物”。

再好比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采用了明喻的手法，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采用了暗喻的手法等等。

不论怎样，“比”依然是根植于“赋”中的，没有“赋”的炼字炼句、句法、章法，“比”便无从发挥作用。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赋比兴固然是三种诗歌写作手法，但其实是一个整体，三者之间的融合所产生的化学反响培育了诗歌的多姿多彩，培育了无数经典作品。其中，赋是即物即心的，是最基本的诗歌创作手法，关于初学诗的人来说，学好赋是第一位的，也就是必须在炼字炼句、句法、章法上下足功夫，这是运用比和兴的基础。而兴是由物及心的，是诗人内心情感的触发方式，兴能够让一首诗具有愈加浓烈的情感颜色。比是由心及物的，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对外输出方式，比能够让诗歌具有出奇的艺术效果。赋比兴三者的融会贯串、灵活运用是优秀诗人的标签。赋比兴固然只需三个字，但这三个字能够幻化出无量无尽的方式不同、情思各异的诗歌作品。

赋比兴作为中体诗最重要的写作手法，经过两千多年的展开演化，其技法曾经十分红熟，内涵曾经十分丰厚，今天的诗人们应该毫无保存地继承赋比兴，并竭尽全力地把赋比兴传承下去。

与无尤：本名范彦芳，祖籍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当代著名哲学家、文学家，中体诗开创者，在哲学、文学、家庭教育学、市场竞争学等范畴皆有建树，被誉为“千年解老第一人”、“中体诗之父”。代表作：《与无尤对位译解道德经》《道德经与企业管理》《中体诗论与诗集》《爸爸的进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