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民权：康有为为何栽在陕西？

“圣人盗经”，是陕西近代史上顶除很有影响的事情之一。此事后来虽经多方考证原是一场误解，但当时却传得沸沸扬扬，弄得康有为名誉扫地，十分尴尬，直到往常也还时不时的有人把它当作中央掌故说来道去。那么，康有为为什么会如此之惨地栽在陕西呢？普通人多以为是新旧思想斗争所使然。如单演义《康有为在西安》说：

换经一事终酿成一场“风云”，的确是因康有为来西安讲学惹起了“一场新旧思想的抵触”进而“构成了反对康有为和支持的刘镇华的政治斗争，至于‘康圣人盗经’之说，亦不外是小题大作而已。”

西安方志馆编《西安通览》也说：

关于康有为辛亥反动时期及张勋复辟前后的政治活动，陕西籍跟随孙中山先生中止反清反动的老同盟会员李仪祉、杨叔吉早已不满，康有为在陕的演讲中，又反对民主共和，更激起他们的义愤。……他们向省议长马凌甫反映，，又与别的进步人士一同，请求刘镇华处置。刘见康有为的行动已惹起陕籍知名人士的义愤，从自己在陕西的统治位置思索，也只好同意驱康……

康有为（1858年3月~1927年3月）

这种说法是有相当的道理的。但我以为并不能阐明全部问题，由于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假如只是新旧思想的碰撞，或者说受过共和洗礼和新文化运动启迪的人们对他所讲复古复辟的一套老生常谈真的恶感的话，顶多也就是给他一点难堪，如讥其肤浅、中途退场，以至越窗逃席而已，尚不至于作人身的攻击，而“盗经风云”，又是发传单、宣言，又是控法院传拘，又是报载盗经漫画，又是派人设卡追索，以至还有损深詈疾的歇后语联，式式诛心，招招见狠，在在触及康氏的道德评价和对他的人格拷问，分明是要出他的丑，看他的笑话。这显然不是普通的思想相左者的战略与做法，也不是简单的一句“思想抵触”所能解释的。因而，康有为这次如此狼狈不堪地栽在陕西，除了新旧思想的抵触这个大的背景之外，还应当另有别的缘由。这缘由，经过对这段历史的调查，我以为至少还有下面三点：

首先，康之西来，是时任陕西督军的刘镇华请来的，但刘在当时陕人的印象中，官声绝差。其治陕的几年，苛捐杂税，无恶不作，向被视为“祸陕”；他之遥邀康氏来陕据单演义《康有为在西安》讲，原不外“借‘圣人’之口压制新文化与新思潮，又可借康有为的影响缓解一下因文庙朝孔惹起的反对教育厅长的风潮”，“还企望借邀康西来讲学表示自己对文化、学术的注重，借抗的名气捞取名誉。”而康在演讲中，不论是出于真心感激，还是虚与委蛇的客气，时不时地对其扬谀几句，如“陕西为周汉、唐旧都，文化最古；今有刘督军兴学于上，各长官与贤士夫佐助于下，岂待鄙言”，如“陕西兵争数年，土匪四起，安居乐业。今幸有刘督军之贤才，中央渐平”，如此等等，这对素对刘氏不满的陕人来讲，则无异于火上浇油，不只更其加重了他们对刘的不满，而且引火烧身，使人们在恶其掉队思想的同时，又多了一层嫌其为贼张目的恶感。

其次，陕西为十几朝古都所在，文化沉淀之厚重自不待言，长期接受世人仰视的历史久之也无形中培育了此地文化人激烈的自尊认识，康有为宣称对这“数千年第一文化之区”素所敬慕，而身临其地却踞傲自大，一副“舍我其谁“的狂妄容貌：“长安县长王文同（按：即王书樵），是一位老先生，和康有为见面的时分，康问长安县有多少户口”。不知是昏聩，到“圣人”慌张，还是北人不谙南音，“王一时答不上来，他就毫不客气地说：‘你连户口二字都不懂吗？户，就是窗户的户。’同时用手指着自己的嘴说：‘口，就是这个。’弄得王文同面红耳赤。”他到西安后，“孔教会的先生们特别表示欢送，口头上都称康为‘圣人’，见面时有行跪拜礼者，康也隐然以圣人自居”，毫不推托。如此言行，不可能不惹起陕人特别是陕西文化人的怨怼与恶感。即就“盗经”事情自身而言，据往常普遍接受的说法，在他似乎是“以它经换此经”，或“以新经换旧经”，保存古物，但在相当多的陕人看来，则无异于对陕人的蔑视与凌辱！给人的直接觉得，似是觉得陕西没人认识到这套经卷的价值，不知道维护，没身手维护，只需他康圣人知道它的重要，也只需他康圣人想到维护和能够维护。对此，自尊心极强的陕人，也不可能不作出猛烈的反响。何况“以它经换此经”，或“以新经换旧经”，能否兑现，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便兑现，其对维护佛典固然有功，对陕人则一定不是损失—由于这原版新版，加之可是天上公开了。因而，固然往常人们大多以为康氏当年受了很大的冤枉，但康氏自己当时很快就明白是咋回事情了。所以固然彼时其陕西的跟随者４０余人联名在《新秦日报》上刊登启事为其分辩，固然他悻悻离陕返杭后也曾亲身撰文为自己开脱，当时看到时任上海《新闻报》主笔的咸阳人李浩然反驳文章中正告他“都说你有意，莫谓秦无人”（《左传·文十三年》：“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便寂然偃旗息鼓，放弃了争辩。

第三，康氏贪爱文物而不检细行，很容易惹起他人的联想与猜疑。如孙伏园《长安道上》就说，康在西安时，“陕人之以家藏古玩请圣人品评者，圣人全以‘谢谢’二字答之，就此收下带走者为数亦不少。有一学生投函责备圣人行检”，康氏竟“手批‘叫刘督军严办’字样”（《鲁迅生平史料》第三辑）；米暂沉《刘镇华的终身》，也说他“淹没了许多人请他审定的金石字画一类文物”（《陕西文史资料》第三辑）。陈崇凯《康有为不矜细行》以至还提到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说“咸阳市书协会长、泾阳县政协副主席孙迟依据其父生前多次讲述，说当年康有为在专程赴咸阳刘古愚家天阁村和烟霞草堂拜见后，从礼泉唐昭陵南下，欲赴兴平汉茂陵旅游。途中曾在花花苗寨子的古庙停留，无所得，路经泾阳孙家村东时，见村外有一大庙，听说庙内有一大铁蘸炉，游兴又起，遂进内观赏该炉并四处寻看。。当看到庙内无量佛莲台上的铜香炉后，发现是圆形三足双耳的大明铜炉，十分赞扬。在该庙稍事休息后，临走时即随手牵羊，将这只铜香炉装入行囊。”并说此炉就是世所珍藏的“宣德炉”，孙还为此填了一首《乌夜啼》曰：“盛誉当年壮举，尴尬晚来丑行。传言“换经”风雅士，贪枉苦运营。漫许文章千古，空有书法擅名。若是学问成货贿，值此半炉铜。”

这种种不端，与圣人和人们对圣人的期许颇不相侔，虽说固然是出于对古物的宝爱，但究竟爱不得法，为人诟病，极易使人对其人格产生警惕与狐疑，而他在此事的办理上又“经”令智昏，确有粗疏不慎不妥之处，兼以这经书还是那么的可贵，又更其加重了人们的狐疑，也更容易授人以口实。用一句坚固话说，正愁着没个啥事收拾你呢，这下好，你自己给送上门来了。说你是贼，你纵使身有百口，口灿莲花，而谁又能信，谁又愿信？！

这三个缘由，其根身手实单演义先生在其《康有为在西安》中，都曾经触及到了，只是他没有明白地指出来，别的人似乎也没有特别属意于此。但我以为，为反动军阀张目使陕人因怨憎刘镇华而恶及余胥，狂傲轻浮引使陕人感情上兴起莫大之恶感，还有不拘小节颇招物议的种种令陕人不齿和不堪的行为，即便没有思想抵触的大背景，其中任何一点，也都可能惹起陕人的猛烈反响并还以颜色，而诸因相乘，又岂有他的好果子吃？“盗”经只是一个现成的借口，一个陕人聪明发泄不满和愤恨的渠道！无经可“盗”，人们完整可能另找其他的路子。遥忆尔后若干年西安发作的“驱戴”斗争，彼时戴季陶之被逐固然亦有大而复杂的政治背景，但真正招致他人挨砖、车被烧的，乃是子虚乌有但却传得邪乎的他曾侮骂陕人，要在“陕”字前面再加个反犬，以示其野蛮落后不懂王化，极大的伤害了陕人的感情。此事对观照康氏当年在陕的遭遇，颇有启迪之处。在那时那样的情境下，自取其咎的康氏，其出丑受辱、狼狈被逐笃定是必无可逭的，他怎样可能不栽在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