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 | 梁元帝《职贡图》与“西戎”诸国

（来源：甘肃省文物局）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与周边国度和国内不同古代民族之间关系复杂而多元的历史阶段。从近年来有关梁元帝《职贡图》摹本的新发现，以及青海吐谷浑故地南北朝至唐代吐蕃时期的考古新成果综合剖析，能够察看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在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之下，南朝与西域各国的交流不只并未中缀，反而经过与川西北高原、甘青一带“西戎”各古代民族之间积极的交往、互动，树立起以长江上游益州、中游荆州为重镇的丝路交通网络，表示出南朝中央的“大一统”国度观和民族观，维系了秦汉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次序”及“朝贡制度”的持续，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梁元帝 《职贡图》 青海道 西域研讨 朝贡制度

梁元帝《职贡图》旧传有三种版本，一为传唐人阎立本摹本《唐阎立本王会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二为传五代南唐顾德谦摹本《梁元帝蕃客入朝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三为传北宋熙宁十年（1077）前摹本《唐阎立德职贡图》（旧藏南京博物院，现藏于中国国度博物馆）。这三种版本的《职贡图》中外学术界都曾高度关注，并多有研讨论著发表。近年来，赵灿鹏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又新发现了有关梁元帝《职贡图》的第四种版本，即葛嗣浵（1867—1935）记载的张庚（1685—1760）乾隆四年（1739）摹本《诸番职贡图卷》（收入葛嗣浵《爱日吟庐书画续录》卷5），并初次发布了相关研讨成果。基于新发现的资料，又陆续有学者发表了相关论著。

综观前人研讨，触及面极为普遍，有的讨论《职贡图》的时期与作者；有的考辨各种不同版本《职贡图》的真伪及其源流、传承与演化；也有的讨论梁元帝《职贡图》与《梁书·诸夷传》在文献史料、史源上的关系；还有讨论梁元帝《职贡图》中的国度排序方式及其所反映的“世界次序”，触及美术史、民族史、政治史、考古学、中西交通等诸多范畴，充沛反映出梁元帝《职贡图》所包含的重要历史信息及其关于认识了解南朝与周边国度、古代民族关系的多方面历史价值。固然不同时期的摹本常常会把自己所处时期的审美和历史认知在摹本中加以表示，不同时期的摹本实践上也迂回地反映出不同时期的边疆观与民族观，但经过对不同摹本之间的参互比较，不难发现其中一些使者的细致族名、国名在梁元帝时期的初始呈现状态与类型。他们最初的排序方式因时期变更、摹写者的取舍、后世拼接构成的版本不同等多种要素，往常曾经很难恢复。但透过这些具有时期特征的要素，也在一定水平上能够看出梁元帝时期关于周边国度和古代民族关系的基本认知，并讨论和追溯南朝梁代重整内部管理，调整对外交往重心，试图树立新型“华夷”关系这一国策的一些基本想象。

细致而论，笔者拟在前人研讨基础上，针对近年来梁元帝《职贡图》研讨中一个过去较少为人关注的问题，即图中所涉“西戎”诸国的划分，及这些古代民族关于南朝运营长江上游、扼控重镇益州，并经“青海道”坚持西域丝路畅通的严重历史作用，再作进一步的讨论，更深层次地探求南朝“大一统”的国度观和民族观，调查南朝在秦汉统一王朝之后关于“世界次序”与“朝贡制度”理念的维系和运作。

一、梁元帝《职贡图》关于“天下”与“国度”的认识

先后发现的四种不同版本的《职贡图》摹本，其中成画年代最早者据金维诺先生考证，应是南京博物院所藏相传为唐代画家阎立德或阎立本所绘的《职贡图》，从作品的作风和技巧上看，显然不是初唐的作品，年代要早于初唐，“可能是南北朝晚期的绘画”。其他几种《职贡图》摹本之间的亲缘关系及其源流演化前人曾经作过较多研讨，特别是残存的题记，可能阅历过不同的展开阶段，各有递增， 原画实践的题记存佚及文字内容已无从知晓。不外，经过察看各个版本中细致的使节名号，能够比对出其中能够基本确以为原图中所见的国名与古代族名。

传唐人阎立本摹本《唐阎立本王会图》，内容为“鲁国”等二十四国使者着色画像，每段以楷书注明国名，依次为虏国、芮芮国、波斯国、百济国、胡密国、白题国、靺国、中天竺、狮子国、北天竺、谒盘陀、武兴国、龟兹国、倭国、高丽国、于阗国、新罗国、宕昌国、狼牙修、邓至国、周古柯、阿跋檀、建平蛮、女蜑国。

传为五代南唐顾德谦摹本《梁元帝蕃客入朝图》内容为“鲁国”等三十三国使者白描画像，据研讨原图“共三十五段，其中重复二国，失题名两国”，故现存依次为鲁国、芮芮国、河南、中天竺、为国、林邑国、狮子国、北天竺、谒盘陀国、武兴国、宕昌国、狼牙修国、邓至国、波斯国、百济国、龟兹国、倭国、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密丹国、白题国、临江蛮、高丽国、高昌国、天门蛮、建平蛮、滑国、于阗、新罗、干陀国、扶南国。

北宋熙宁十年前摹本《唐阎立德职贡图》，内容有滑、波斯、百济、龟兹、倭、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白题、末国等十二国使者着色画像，共分为八段，每段以楷书注明其为某国使，并有关于此国历史天文习俗题记十三则（其中宕昌国使缺画像）。

新发现的清张庚摹本《诸番职贡图卷》有十八国题记，分别为滑、波斯、百济、龟兹、倭、高句丽、于阗、斯罗、宕昌、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檀、白题、渴盘陀、武兴番、高昌、天门蛮。

综合比较上述现存四种与梁元帝《职贡图》关系密切的摹本，其中呈现的诸国、族使节画像和题记原来的排序方式，因纸本剪裁、衔接、残留、传抄等历史上复杂的状况，曾经难以恢复，但梁元帝《职贡图》初始状态下的国名和族名能够从正史提供的线索中有所认识。例如，据金维诺先生考订，《梁书·诸夷传》和梁元帝《职贡图》中所载的“西戎”诸国，在《隋书》《唐书·西域传》中多已不见记载，或改用他名，或为他国所灭。其中滑国在南梁以后称为“嚈哒”，仅在《梁书·诸夷传》中称为滑国。另如，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密丹国都是滑国旁的小国，金维诺先生推测它们可能是在突厥灭滑国时一并被破灭。又如，宕昌、邓至在北周时已先后消亡，不再有传记见于史载。从这些方面来看，能够判定《职贡图》最初的“祖本”应是南梁时期绘成。假如基于这样一个讨论问题的前提，即认同这些后世构成的版本均为依据梁元帝《职贡图》的原本（“祖本”）逐步衍生而成，其中主要的国名和族名依旧坚持了原图的初始状态，仅仅是在继续、排列等方面存在差别，那么依据后人对梁元帝《职贡图》的摹本，也依旧能够从中大致了解到南朝梁代关于“天下”与周边“国度”框架的基本认识。

从天文方位而论，南朝关于四方各国均有触及。首先，关于北方中原的北魏，被南梁视为最大的敌国，故在传世《职贡图》题记中常以“鲁”或“虏”称之。《梁元帝蕃客入朝图》中有“为国”的题记，较为稀有。罗丰先生研讨以为，“‘为国’的装束同汉式，或为‘伪国’或西魏国，南朝称北魏为‘伪’。‘为’‘伪’‘魏’的中古音十分接近，差别细微”，这是很有可能的。其次，又可分出海南、东夷、西域诸国。海南诸国如林邑、扶南、狮子国、狼牙修、中天竺、干陀国等；东夷诸国则有倭、百济国、高句丽、新罗等国；西域诸国呈现的频率最高，王素先生以为其在国博藏传宋摹本《唐阎立德职贡图》和《诸番职贡图卷》这两个版本当中，西域诸国都“占绝大多数”。但实践上“西域诸国”还可从中再做细分，这将在下文中详论。

能够窥见，梁元帝《职贡图》所描画的“天下”与“国度”的图景，基本因循了自汉代司马迁《史记》以来正史的叙事结构，即以南梁自视为文化正统的“中国”为中心来分辨“内”与“外”，中国的周边东西南北散布着“四夷”，即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四方”，固然我们目前曾经无法知晓原图的记载次序和排位先后依次，即究竟梁元帝《职贡图》原图是依照四夷所在的地望距离“中国”的远近来排序？还是依照这些周边国度和古代民族与南梁政治关系的亲疏，或者依其国力强弱，以至与南梁国度利益关系大小等因历来排序？但从总体上看，依旧表示出“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天下”与“国度”观，这也在一定水平上反映出某种“世界次序”，行将“中国”（内）之“外”的国度和“蛮夷”诸族均依照方位划入“四夷”的大框架之中，并经过《职贡图》这种特殊的方式，力图反映“中国”与“四夷”之间构成的朝贡体系。

不外，也有一些变更。在梁元帝《职贡图》当中，呈现了“国”和“蛮”“番”的不同称谓，笔者以为，这是后来宋元之际以“外国传”特地记载域外历史、事迹而与传统的“四夷传”相区别这一书写方式转换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只是在《职贡图》中还尚未构成严厉“外国”和“四夷”的分辨。如“建平蛮”“天门蛮”等长江中游荆楚一带的古代民族被称为“蛮”；而本属同一区域、同一性质的古代民族“女蜑”则在有的版本中被称为“女蜑国”。已有学者研讨以为，“女蜑国”实践上很可能即为“临江蛮”。又如“武兴国”，在不同的版本中也有称为“武兴番”者，两者之间的界定何为“国”、何为“蛮”也并不十分明晰。《南齐书·蛮传》称：“蛮，种类繁多，言语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其中荆州是诸蛮汇集之地，梁元帝《职贡图》中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平蛮、天门蛮、临江蛮（女蜑蛮）等均列入与四夷诸国同等意义上的“朝贡体系”之中，以至有的冠之以“国”，恰恰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诸蛮”在自视为“中国正统”的南梁统治者心目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

上述各个版本当中，“西域诸国”最为众多。如《唐阎立本王会图》中呈现的芮芮国、波斯国、胡密国、白题国、靺国、北天竺、谒盘陀、龟兹国、于阗国、宕昌国、邓至国、周古柯、阿跋檀等；《梁元帝蕃客入朝图》中呈现的芮芮国、河南、谒盘陀国、武兴国、宕昌国、邓至国、波斯国、龟兹国、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密丹国、白题国、高昌国、滑国、于阗等；国博藏传宋摹本《唐阎立德职贡图》中呈现的滑、波斯、龟兹、宕昌国、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白题等；《诸番职贡图卷》呈现的滑、波斯、龟兹、于阗、宕昌、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檀、白题、渴盘陀、武兴番等，均被既往研讨者列入“西域诸国”的范围之内。但是事实上，笔者以为其中一些如“河南”“武兴”“宕昌”“邓至”等，实践上从天文位置上看并非处在传统意义上的西域,而只是长江上游川西北高原和甘青地域的古代民族。从方位上看，将其划入“西北诸戎”（本文简称为“西戎”）大致尚可，但假如将其划入“西域诸国”当中，与芮芮（柔然）、波斯、龟兹、于阗、高昌这类西域大国相提并论，很显然并错误等。所以，《梁书·诸夷传》中将周边诸夷划分海南、东夷、西北诸戎三大类别，其中“西北诸戎”既包含有西域诸国，也包含有其他一些地处南朝西北、西南的古代民族，这和梁元帝《职贡图》显现出的情形相似。这个变更，阐明和上文所论南方“诸蛮”在《职贡图》当中的列位变更一样，长江上游川西北高原、甘青地域的部分“西戎”族群，在南梁时期位置上升，被视为具有和西域诸国同等重要的位置。

综上所述，梁元帝《职贡图》所反映出的“天下观”和“国度观”与秦汉以来史家所创设的周边叙事传统依旧坚持了高度的分歧性，即以“中国”为中心，将无论是域内还是域外的“外国”“蛮夷”都分别列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四方”之中，而无论其能否来自同一族属、政治上能否有所关联。固然事实上在梁元帝《职贡图》的题记和《梁书·诸夷传》中经常标注出“大国”“小国”“旁国”等称谓，但是一个最为明显的变更在于，关于南方长江中游一带的荆楚“诸蛮”和长江上游、甘青地域的部分“西戎”，梁代统治者均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列位上使其处于和四方诸国相提并论的位置。这个变更背地的历史缘由，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求的。

二、处在西域与益州之间的“西戎”诸国

如上所论，上述被梁元帝《职贡图》特别关注的位于长江上游川西北高原、甘青地域的部分“西戎”，有些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西域诸国，但都是位于扼控南朝与西域之间交通咽喉之所的重要邦国，从天文位置上看，恰恰都处于西域和益州（成都）之间，这与南朝地缘政治、地域交通及其对长江上游、甘青区域的运营，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梁书·诸夷传·西北诸戎》开宗明义记载：“有梁受命，其奉正朔而朝阙庭者，则仇池、宕昌、高昌、邓至、河南、龟兹、于阗、滑诸国焉。”表明这些“西北诸戎”与南梁曾经树立起了朝贡关系。需求特别关注的是，在《梁书·诸夷传》所罗列的“西北诸戎”当中，和梁元帝《职贡图》一样，能够明显分辨出不同于传统西域诸国的几个主要邦国，即宕昌、邓至、河南、武兴（仇池）诸国。下面，我们参照《梁书·诸夷传》与《职贡图》，分述如下：

1．宕昌国

《梁书·诸夷传》记载：“宕昌国，在河南之东南，益州之西北，陇西之西，羌种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瓘忽始献方物。天监四年，王梁弥博来献甘草、当归，诏以为使持节、都督河梁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陇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弥博死，子弥泰立，大同七年，复授以父爵位。其衣服、习俗与河南略同。” 在《职贡图》摹本中，宕昌国有的残存有人物图像，有的残存有题记。余太山先生曾据裴子野《方国使图》的残存题记比定梁元帝《职贡图》宕昌国题记：“（前文缺）贡方，［物］齐永明中［有］（以下缺文）监十年，梁弥博表献甘草当归，诏为□□□□□□□（使持节都督河凉）二州安西军护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陇西公，衣物习俗与河南国略同。”新发现的《诸番职贡图卷》宕昌国题记前部残阙，“监十年”上，可补以下六十字：“宕昌国，在河南虏东南，益州之西北，陇西之地。其王曰梁氏。宋孝武世，有宕昌王梁谨忽始贡方物。齐永明中，宕昌王梁弥机，机死，弥颜立，并受中国爵号。天。”题记中除宕昌王的姓名与《梁书·诸夷传》略有出入之外，史实大致相同。

《梁书·诸夷传》中记载宕昌国“在河南之东南，益州之西北，陇西之西”，显现出宕昌与吐谷浑、益州、陇西之间相互毗连的特殊天文位置。另在《魏书·宕昌传》中记载：“宕昌羌者……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宕昌既其一也。”据周伟洲先生考证，宕昌是羌族梁氏树立的中央性政权，其地望大至在今甘肃东南白龙江上游，中心即在今甘肃宕昌左近。宕昌与北魏关系密切，吐谷浑在其西北，故受吐谷浑的影响很深，也受吐谷浑的挟制。北魏太和九年（485）宕昌王弥机死，其子弥博立，吐谷浑曾经发兵攻宕昌，弥博逃奔仇池，北魏仇池镇将穆亮率兵击吐谷浑，并立弥机兄子弥承为宕昌王。尔后，宕昌与北魏关系更为密切，“朝贡相继”。至北魏永熙三年（534）之后，北魏衰亡，宕昌又背北魏而完整依附于吐谷浑。直到北周保定四年（564）大将军田弘击灭宕昌，以其地置宕州，宕昌羌内一部分散入党项，一部分入吐谷浑。正是由于宕昌所处天文位置十分险要，故南北朝时期也成为北魏和南朝争夺的要地。《梁书·诸夷传》记载刘宋时宕昌王梁瓘忽“始献方物”，梁武帝天监年间，宕昌王梁弥博又向南梁“献甘草、当归”，并取得南朝的诏封，反映出南北政权之间对宕昌的争夺十分猛烈，宕昌也同时向北朝和南朝示好，从中获利。

2．邓至国

《梁书·诸夷传》记载：“邓至国，居西凉州界，羌别种也。世号持节、平北将军、西凉州刺史。宋文帝时，王象屈耽遣使献马。天监元年，诏以邓至王象舒彭为督西凉州诸军事，号安北将军。五年，舒彭遣使献黄耆四百斤，马四匹。其俗呼帽为突何，其衣服与宕昌同。” 邓至国在《职贡图》中也残存题记：“邓至国使。邓至国西凉州界［羌］别种也，宋文帝世，邓至王象屈耽遣其所置［里］水镇将象破羌上书献骏马，天监五年国王象舒彭遣属僧崇献黄耆四百斤、马四匹。其俗呼帽曰突阿，其衣服与宕昌略同。”另据《魏书·邓至传》记载：“邓至者，白水羌也，世为羌豪，因地名号，自称邓至。其地自街亭以东，平西以西，汶岭以北，宕昌以南。土风习俗，亦与宕昌同。”从上述史料可知，邓至位于宕昌以南，也为羌人树立的小政权。白水羌，是指今甘肃、四川交界之处的白水江一带的羌人别种，周伟洲先生考证邓至的中心大致在今四川南坪一带，应当可信。邓至与宕昌习俗相近，天文位置相邻，也是处在西域与益州交界的关隘之地。从南朝刘宋开端，便曾经向南朝纳贡，所献之土产为本地所生的良马。南梁时再度遣使来朝，所进贡之方物也不外是“黄耆四百斤，马四匹”，却充沛表白了和南朝之间朝贡关系的树立。所以，在梁元帝《职贡图》中，将与宕昌相邻的小国邓至来使也正式载入史册，表示出南梁对川西北高原一带的诸小国也同样高度注重。

3．武兴国

武兴国使节多次出往常《职贡图》中。据《梁书·诸夷传》记载：“武兴国，本仇池。……其国东连秦岭，西接宕昌，去宕昌八百里，南去汉中四百里，北去岐州三百里，东去长安九百里。本有十万户，世世分减。其大姓有苻氏、羌氏。言语与中国同。著乌皂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鞾。地植九谷。婚姻备六礼。知书疏。种桑麻。” 新发现的《诸番职贡图卷》题记中，即有“武兴番”，可与《梁书·诸夷传》中的“武兴国”相互对照：“武兴番本是仇池国，国王姓杨。其国东连秦岭，西接宕昌，南接梁汉，北接岐州。去长安九百里。国有十万户，世世分减，今已半矣。言语与中国略同。著乌皂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靴。种五谷。婚姻备六礼，知诗书。知慧大同元年，遣使符道安、杨瑍等送启，乞归其国。”《诸番职贡图卷》题记中“知慧大同元年，遣使符道安、杨瑍等送启，乞归其国”一句，在《梁书·诸夷传》中载为：“大同元年，克复汉中，聪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户归国，诏许焉，即以为东益州。”两者相互对照，不只可得知梁武帝大同元年（535），武兴国新立国君聪慧央求率部众四千归国，获南朝诏准，而且还新发现使节符道安、杨瑍之名，似为传世史书所不见。

4．河南国

河南国即吐谷浑国，是西域与益州之间最为重要的中央政权。《梁书·诸夷传》载：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鲜卑慕容氏。……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其界东至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盖古之流沙地焉。……有青海方数百里，放牝马其侧，辄生驹，土人谓之龙种，故其国多善马。有房屋，杂以百子帐，即穹庐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头长裙帽。女子披发为辫。其后吐谷浑叶延，颇识书记，自谓曾祖奕洛干始封昌黎公，吾盖公孙之子也。礼以王父子为国氏，因姓吐谷浑，亦为国号。至其末孙阿豺，始受中国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号河南王。慕延死，从弟拾寅立，乃用书契，起城池，筑宫殿，其小王并立宅。国中有佛法……梁兴，进代为征西将军，代死，子伏连筹袭爵位。天监十三年，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进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十五年，又遣使献赤舞龙驹及方物。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临，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

《梁元帝蕃客入朝图》中使节人物画像中，第一段呈现的就是鲁国三人、高昌国一人、河南国一人，位次均居于前列。好像罗丰所言，“这样的排序或许并不能完整反映萧绎《职贡图》的原始状况，但其所躲藏的含义或可得到某种水平的呈现。南朝与周边国度的利益关系，是国度排序的主要指导准绳”。在南朝与河南国（吐谷浑）的关系中，后者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最为显著的特性，就是吐谷浑处在西域与益州之间，“东至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掌控着南朝与西域交通的要冲之地。所以，南朝要经略西域交通线路，保障与西域各国之间交往畅通，首要必须坚持与吐谷浑之间的友好往来。依据《梁书·诸夷传》所载，吐谷浑使节在梁代“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与南梁的交往在“西戎”诸国中也是十分密切的。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素在于，益州是南朝在长江上游的重镇，特别是梁武帝即位之后，关于益州的运营成为南朝的严重国策之一，多派遣皇族心腹出任益州刺史。而吐谷浑由于“其地与益州临，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所以和南朝之间在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有着更多的联络。《梁书·诸夷传》记载，吐谷浑“国中有佛法”，崇信佛教，而梁武帝颇热衷佛教，所以在天监十三年（514）吐谷浑提出要在益州“立九重佛寺”，也得到梁武帝的诏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成都及其左近地域考古发现大量南朝佛教造像，其中年代最早的为齐永明元年（483）造像，主尊佛衣式样为汉地“褒衣博带”式袈裟且在胸前系带打结，这是目前国内现存最早的实例。从齐永明造像的发现地点来看，它正益处在四川通向甘肃、青海等地的交通线路之上的岷江上游，其背地可能暗含着与甘青一带佛教文化之间的联络与交往。从造像题铭中有“西凉曹比丘释玄嵩”的名号来看，也可佐证造像者与西域凉州一带的关系密切。因而，国外学者以至提出在南朝益州与吐谷浑之间，存在着一条西通西域各国、东接南朝首都建康的佛教传播道路——“吐谷浑道”。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朝和吐谷浑之间关系上的重要性。

综合以上对梁元帝《职贡图》和《梁史·诸夷传》中特地列出的部分“西戎”诸国的察看，能够归结出这样一些显著的特性：其一，这些邦国从天文位置上看，都位于今川西北高原、甘青地域一带，它们既和真正意义上的西域各国有所联络，但又不完整与西域诸国相同等，以往的研讨者笼统地将其一并划归到西域诸国的认识，似有加以调整的必要。其二，察看上述所举宕昌、邓至、河南、武兴（仇池）诸国，它们均处在西域和长江上游重镇益州之间，分别以河南国（吐谷浑）和益州为其首尾两端，《职贡图》和《梁史·诸夷传》的叙事，也多以河南国、益州作为标定其天文方位的参考坐标。其三，梁元帝《职贡图》和《梁史·诸夷传》关于这些“西戎”邦国的列位，似乎并不依其国之大小、强弱为序，而是高度关注其天文位置的重要水平，凡与益州、河南（吐谷浑）相互毗连者无论大小均逐一罗列，从南至北分列为武兴、宕昌、邓至、河南（吐谷浑）一线。

《职贡图》所表示出的这样一个叙事特性，似乎还并不只仅限于上述“西戎”诸国，即便是在距离南朝更为悠远的西域各国，也常常还会以益州、岷山道等作为天文坐标来加以强调。如梁元帝《职贡图》上呈现的滑国、白题等，均与南梁王朝有过朝贡关系。据与《职贡图》关系十分密切的《梁书·裴子野传》记载：“是时西北徼外有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此二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子野曰：‘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云：‘白题，胡名也。’又汉定远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乎。’时人服其博识。敕仍使撰《方国使图》，广述怀来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国。” 这段记载中，梁代裴子野所言透显露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处在西北徼外的白题及滑国，在南梁时曾遣使朝贡，而且强调其所应用的是“岷山道”。新发现的《诸番职贡图卷》中的高昌国题记，也有两处提到益州：“高昌国，去益州一万二千里。国人言语与魏略仝……寒暑与益州相似。”王素先生以为，如此强调益州，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当时西域与南朝交通，由于河西走廊被北朝控制，都走避开河西走廊的传统的汉魏羌中路或西羌路，也就是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路或吐谷浑路，然后进入益州顺长江东下到建康”，可谓中的之语。

三、“西戎”诸国在南朝对长江上游和西域交通运营上的意义

经过上文的剖析，从更深的层面上探求，笔者以为梁元帝《职贡图》的本体认识当中，很可能还暗含着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在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之下，萧梁王朝依旧力图维持南朝与西域各国的交流不因南北隔阻而中缀，特别企望经过与川西北高原、甘青一带“西戎”各古代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与互动，树立起以长江上游益州、中游荆州为重镇的丝路交通网络，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充沛表示南朝中央的“大一统”国度观和民族观，努力维系秦汉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次序”及“朝贡制度”的持续。

在传世文献中所保存下来的梁元帝《职贡图》序文当中，这个企图是很明显的：

梁元帝职贡图序曰：窃闻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四夷八蛮，七闽九貉，其所由来久矣，汉氏以来，南羌旅距，西域凭陵，创金城，开玉关，绝夜郎，讨日逐，睹犀申则建朱崖，闻蒲陶则通大宛，以德怀远，异乎是哉，皇帝君临天下之四十载，垂衣裳而赖兆民，坐岩廊而彰万国，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云望日，重译至焉。……尼丘乃圣，犹有图人之法。晋帝君临，寔闻乐贤之象，甘泉写阏氏之形，后宫玩单于之图。臣以不佞，推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款开蹶角，沿泝荆门，瞻其容貌，诉其习俗。如有来朝京辇，不涉汉南，别加采访，以广闻见，名为《职贡图》云尔。

萧绎在文中首先追溯了自汉氏以来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记载“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以及域外诸国情形的历史传统，继而回想了梁武帝君临天下四十载，万邦来朝的盛况，其后，特别表白了萧绎自己对长江上游一带的高度关切。所谓“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正是对长江上游地域既有各方“诸夷”，又有来自远方“胡人”这一理想状况的写照；而从上游再顺江而下“沿泝荆门”，则是经过中游荆楚之地四方“来朝京辇”的必经之途。萧绎“瞻其容貌，诉其习俗”，绘制成《职贡图》，究其初衷，南朝，特别是梁武帝以来高度关注长江上游“诸戎”以及益州、西域一带的历史背景与理想战略，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络。

南朝长江上游的重镇，非益州（成都）莫属，其位置如《南齐书·州郡志》所载：“益州，镇成都……三峡险阻，蛮夷孔炽。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南齐书·芮芮虏》中也载：“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从南北朝时期总体地缘政治而论，益州是南朝和北朝相互争夺的长江上游战略要地，梁武帝以来，关于益州的运营极端注重。日本学者曾留意到，梁代益州刺史除首任刺史邓元起（502—504年在任）之外，继任的西昌侯萧渊藻（504—510年在任）、始兴王萧憺（510—514年在任）、鄱阳王萧恢（514—518年在任）、西昌侯萧渊藻（518—520再任二年）、晋安王萧纲（520、未就职）、临汝侯萧渊猷（521—526年在任）、鄱阳王萧范（526—537年在任）、武陵王萧纪（537—553年在任）等人，均为梁武帝的“皇亲国戚”，由此可知梁代对蜀地经略的注重水平。究其缘由，不只是由于蜀是与西域各国交通之间重要的枢纽，也和来自北魏、西魏等北方的军事压力不时增强有关。由于北方强敌控制了陆上通道，因而从梁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康通往长江上游，主要必须依托长江水路。在旧金石学资料当中，还能够找到第四任益州刺史鄱阳王萧恢率军经过长江天险三峡时留下的题铭：“天监十三年十二月，鄱阳王任益州军府，五万人从此过，故记之。”可见梁代应用长江水道向蜀地输送军事力气的历史遗址。作为南朝对手的北魏，也同样留意到了这一点。如《魏书·邢峦传》中就记载：“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唯资水路。”也是将上游的重镇益州列入必争之军事要地来看待的。

以益州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树立西通西域各国、南下建康的交通网路，关于南梁也具有战略性意义，来自各地的商贾往来于吴蜀之间，能够应用长江水道获取庞大的财富。而往来于西域、益州、荆州、建康之间的佛教僧人，常常也和这些商队形影不离，不绝于史载。一些来自西域的僧人，先在凉州传法，尔后南下益州，然后才辗转去往荆州和建康，益州成为其重要的驻锡地和中转站。

如昙摩蜜多，“罽宾人也……少好游方，誓志宣化，周历诸国，遂至龟兹……遂度流沙，进到敦煌，于闲旷之地，树立精舍。……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事，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以宋元嘉元年展转至蜀，俄而出峡，止荆州，于长沙寺造立禅阁，翹诚恳恻，祈请舍利”。

释僧隐，“姓李，泰州陇西人，家世正信，隐年八岁出家，使能长斋，至十二岁蔬食及受具戒，执操弥坚。……闻西凉州有玄高法师禅慧兼举，乃负芨从之，于是学尽禅门，深解律要，高公化后，复西游巴蜀，专职弘通。顷之东下，止江陵琵琶寺”。

畺良耶舍，“此云时称，西域人……初止于钟山道林精舍……元嘉十九年西游岷蜀，处处弘道，禅学成群，后还卒于江陵”。

释超辩，“姓张，敦煌人。幼而神悟孤发，履操深沈。诵《法华》、《金刚波若》。闻京师盛于佛法，乃越自西河，路由巴楚，达于建业。顷之东适吴越，观瞩山水……，后还都，止定林上寺，闲居养素，毕命山门。……以齐永明十年终于山寺……时有灵根释法明、祗洹释僧志、益州释法定，并诵经十万余言，蔬苦有至德”。

从益州再向西行，横亘在西域和益州之间的，就恰恰是上文所论的“西戎”诸国宕昌、邓至、河南等国。好像严耕望先生所论：“按当时南北团结，益州西北逾岷岭高原而至河湟、河西之交通道路大通，故河西、凉州、西域之僧徒多有取道岷岭入蜀，或经蜀中东下江陵、建康者。”又说，“河南入蜀之道，有明云取途岷山者；有云宕昌、龙涸者。龙涸，地在松潘草原，宕昌亦岷山松潘草原之东境。是此一地域，当南朝益州与河、湟、西域、漠北之重要要际交通道路，且交通往还相当频繁也”。王素先生也留意到：“当时，即便如高昌国，由于种种缘由，遣使到建康，走的还是河西走廊故道，但中途仍是绕经宕昌进入益州，然后由益州经荆州到建康的。”宕昌在唐宋时期的天文志中也记为宕州，也有称为宕昌寨、宕昌驿、宕昌镇者。严耕望先生考订以为：“宕州为宕昌旧国中心肠带，当为此一地域经济条件较优地域，尤当为此一地域之交通中心。松州向北交通，观宕州位置当为所经之地……宕昌国故城，盖今宕昌镇，转西北，循今白龙江主流之岷江而上，中经恭县、逾岭，又循另一水而下岷州（今岷县）。道中山水绝秀，自南北朝以来，此道即为西北诸国及商胡通南朝之径途。下迄宋、金，茶马贸易仍循此道。” 由此，或可探知梁元帝《职贡图中将宕昌、邓至这些“西戎”小国也谨慎其事地加以记载的深层缘由。

前已论及，在“西戎”诸国当中，最为重要的是河南（吐谷浑）。从吐谷浑所处天文位置而论，不只扼控南北交通，是南朝从益州通向西域的最大关隘，西域诸国中的高昌、于阗，漠北草原的芮芮（柔然）、丁零和吐谷浑一道欲与南朝联手共同抗拒北朝强敌，也常常经过吐谷浑作为中介，从而使得吐谷浑能够左右逢源、多方获利，严耕望先生评价其位置说：“吐谷浑河南国成为西通西域，北通柔然，东通北朝，南通南朝之交通中心。” 的确是恰当的。近年来，在青海吐谷浑故地考古中又有不少的新发现,如青海都兰热水2018年一号大墓、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墓葬的主体年代固然曾经晚到唐代中后期，但当中依旧保存有不少南北朝以来的文化要素。一方面，能够察看到这些墓葬中浓厚的中原文化颜色，如都兰热水2018一号大墓中出土有典型的北朝时期的青瓷莲花四系罐、北朝至唐代的丝绸残片，乌兰泉沟一号墓壁画中呈现中原式样的木结构建筑式样和农牧并举的生活场景，壁画中的人物服饰既有着吐蕃装的牵马人，也有着鲜卑装的吐谷浑人，反映出多民族融合的历史画面。另一方面，这些墓葬中又出土有大量具有欧亚草原文化特征的金银器、珠饰等物，有些金银器同时具有波斯萨珊、中亚粟特和东方唐王朝的艺术作风，以往在西宁也曾发现过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这些考古实物都充沛反映出历史上吐谷浑与各古代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及其在中西交通史上的位置。因而，梁元帝《职贡图》中将河南国（吐谷浑）使者的位置加以了强调，也是和河南国在与南朝交往中具有的重要位置分不开的。

四、结 论

综上所论，透过梁元帝《职贡图》所留给后世极端丰厚的历史信息，我们能够察看到多侧面的历史情形，也使其具有了重要的史料价值。

首先，是在南北朝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南朝的“天下”和“国度”观依旧坚持了秦汉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度的正统史观，关于“中国”的认知仍是以南朝作为中原王朝的正朔所在，维系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一统”观念。同时，又以秦汉以来的“朝贡”制度为主要伎俩，经过对域外或边疆古代民族首领和使节的接待礼仪和列位方式，来表示“天下次序”或“藩臣之礼”。即便是在北朝强敌构成严重压力的局势之下，南梁政权依旧以帝王之尊或亲身接待这些来自“四夷”的使节，或经过“瞻其容貌，诉其习俗”，绘制成《职贡图》，尽可能搜集各方资料信息，力图维持其大一统的中心位置。这一点王素先生曾有过很好的总结：“它反映了作为当时世界主体或中心的梁朝，对作为附从或外围的各国的分野及次序的见地。”

其次，为了维系这个“世界主体”或“中心”的位置，就必须坚持中西交通，特别是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关系。但在天文区位上，政治中心位于长江下游的南朝与北朝相比，明显处于优势，与西域之间远隔万里长江水道，所以必须采取各种措施稳定其对长江上游和中游的控制，才干坚持与西域各国的畅通。从本文所提示的有关历史状况来看，这应是梁代在当时与北朝、西域多边关系之下采取的内部管理与战略重心调整的重要举措之一。因而，梁元帝在《职贡图》序文当中所表示出的关于长江上游的特别关注，应有其战略深意。

复次，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思索，在梁元帝《职贡图》中，将长江上游、甘青地域的部分“西戎”以及长江中游一带荆楚的部分“诸蛮”，也都列入与海南、东夷、西北诸戎中的西域诸国同等重要的位置加以看待，这并非只是单纯地为了炫耀其治国“政绩”，而另有更深层面的实践运作和外交上的彰显效果在内。其目的，是旨在经过对川西北高原、甘青一带“西戎”和长江中游“诸蛮”之间的掌控、交往和互动，树立起以长江上游益州、中游荆州为重镇的战略性交通网络，以效劳于南朝总体性的国度战略。

从实践运作效果上看，这一战略应当说是相当胜利的。关于南北朝时期这条从长江下游建康先抵益州，然后过河南国通往西域的这条历史上被称为“青海道”“河南道”“羌中道”的交通道路，前贤曾经多有论述，兹不赘述。只需求弥补一条重要的考古证据：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曾有两件文书上都提到了“吴客”，荣新江先生考证以为这些所谓的“吴客”，实践上就是来自南朝的使节，早在南朝刘宋时期，他们就曾经先抵高昌，再去柔然（芮芮）。南梁时期与西域交通依旧坚持了畅通，前引梁裴子野所记“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就是一个明证。

透过对梁元帝《职贡图》的进一步研讨，除了对其自身历史价值的讨论之外，笔者以为还有一个十分值得我们关注的理想意义，即在以汉文化为中心的王朝历史书写当中，一方面固然具有传统的“天下想象”和“华夷认知”，但随着时期的展开，这些传统观念也在发作变更，不时融入更具时期特征和富有实践政治运作意义的新元素。本文所论的梁元帝《职贡图》中所反映出的对长江上游川西北高原和甘青地域“西戎”诸国、长江中游荆楚“诸蛮”的重新归类与定位，事实上也是南朝增强远离南朝政治中心的西南、西北边地各古代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络，重整南朝内部政治天文结构、树立新型“华夷”关系的重要国策之一。这一举措也为后来隋唐统一国度树立过程中，重塑中央与边疆各族群以“朝贡体制”为中心的内在联络与等级次序，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自创。《唐会要》卷63《史馆上》记载了“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其中“蕃国朝贡”条下云：“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习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笔者以为，这一制度的历史渊源或可上溯到梁元帝《职贡图》，表示出唐王朝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继承与展开前朝遗策，重整统一思想文化体系，经过“朝贡体制”多方吸取信息资源，强化国度管理的国度观和民族观。认真梳理和研讨历史上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关于今天我们从历史脉络上深化讨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认识”这一严重命题，也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义务编辑 贾 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