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2年是中华民国元年，万象更新，充溢希望。也是这一年，中国红十字会被正式批准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12年新年伊始，传来佳音：1月12日瑞士国日内瓦红十字会会长阿铎尔致函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董事部长沈敦和，告知中国红十字会已得到国际红会的正式招认，享有与各国红会同等候遇，函称：“俱征贵大臣善与人同，友谊克敦，遵即分电全球入会各国，皆已一概招认，合电奉告。” 曾经有一种观念以为，1904年7月8日中国红会就曾经得到国际红会的招认，因而，“我国红十字会取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招认的时间应以1904年7月8日为准”。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当时的中国红会还不契合“招认条件”。 那么，取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招认需求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1887年，卡尔斯鲁厄第四届国际红十字大会授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核实了各国新红十字会基本准绳之后”通告其成立的特权。为完成这一任务，国际委员会制定并不时完善组织规则和《招认条件》，其中《招认条件》规则：树立在一个独立的国度领土上，而且《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条约》已在该国生效；是该国独一的全国性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并由一个中央机构指导；本国合法政府已依照日内瓦条约和国度立法正式招认它为意愿救护团体，担任政府当局的人道主义工作助手；具有独立的位置，从而得以依照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准绳中止活动；采用日内瓦条约规则的红十字或红新月的称号和标记；组织机构应能便于实行该会章程所肯定的任务（包含平常就做好准备，一旦发作武装抵触，便于实行条约所规则的任务）；该会活动需提高本国领土；在吸收意愿工作者和专职工作人员时，不得思索种族、性别、阶级、宗教和政治见解等。
瑞士国日内瓦红十字会 给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的复函 1904年7月8日，瑞士政府的确将中国政府入会一事公告在约各国，但中国只是因补签“原议”而被接纳为会员国，也就是说，只是取得了兴办红会的资历。当时虽有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存在，但它由五国合办，非中国独有，显然不契合《招认条件》，不可能得到招认。这就难怪国际红会会长穆业、副会长欧第业8月12日给中国外务部的复函中告知“将贵国入会一事公告在约各国”的同时还“深望贵国设立红十字会”了。1904年7月8日中国红会得到国际红会招认之说缺乏有力证据的支持，实践上是难以成立的。 1907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解组，中国红十字会走上“自立”之路，初步具备了被“招认”的条件。但基础单薄，无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人道主义工作，以至连一个正式的章程也没有（只需一个《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争取“招认”，尚需时日。 固然如此，沈敦和等人仍以“招认”宣布于外，他在驳张竹君女士书中就说“中国之有红十字会，于今八年，国度招认，全球招认”。其实沈敦和心中明白，“全球招认”也只是招认中国为红十字会会员国，还不是国际红会的正式成员。
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万国联盟旗帜 辛亥反动爆发，沈敦和改弦更张，发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展开卓有成效的战地救护。中国红十字会名誉鹊起，惹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争取“招认”的机遇曾经成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沈敦和想到借助日本赤十字社的“东风”来完成这一夙愿。 日本赤十字社（初名“博爱社”）降生于1877年，十年后，也就是1887年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招认。中日一衣带水，不只距离近，而且大批中国留日生参与到日本赤十字社的行列。日本赤十字社的胜利阅历成为中国效法的模范，中国红十字运动从启蒙宣传到立会、制定草章、征集会员，无不参照仿行。有学者说：“中日两国红会的关系其实是学生与教员的关系。” 辛亥之役，日本赤十字社应沈敦和之请，给予中国红十字会以难能可贵的援助，除派医队参与战地救护外，还派法学博士有贺长雄前往上海，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运作多有规划。有贺长雄从1911年11月26日到上海至12月11日回国，在上海半月，其间沈敦和“每日带秘书、通译前来……谘询红会细致措施。有贺博士于二十七日先将条约缔盟，与万国红十字会分离之故，细致阐明。沈氏闻之，深为致谢，并谓中国红十字事业，未来如能兴隆，皆为博士之赐。当将该会试行章程，求请修订”。后来首届会员大会上经过的《中国红十字会章程》（6章20条），就是在有贺长雄博士的辅佐下“参照东西各国成法”拟制的。中国红十字会各种创制和范围日臻完善，具备了被招认的条件。 受中国红十字会之托，1911年12月26日，日本赤十字社社长松方侯爵特别致函国际红会会长阿铎尔，引见中国红会加盟。松方侯爵函称：“中国红十字会已兴办，设总会于上海中央。该会组织完整，办理合法，愿具保结，请即知照万国招认，以利中止。”鉴于中国红十字会已契合《招认条件》，1912年1月12日，阿铎尔会长函告：中国红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招认。多年的等候，终于变成理想。而中国红十字会的加盟，也为国际红十字运动注入了新颖血液。 |
名表回收网手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