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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综合体和创新情结如何改动了我们的城市？

城市的创新综合体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下一幕”。

Sharon Zukin, 2020. The Innovation Complex:Cities, Tech, and the New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blog.oup.com/2020/03/how-new-york-city-became-a-technology-hub/

正如其他城市一样，新冠病毒全球大盛行促使纽约人从办公室工作紧急转向在家工作，并推进远程办公、远程会议和在线教学等数字平台的大延展。但是，近年来科技行业也推进了各种面对面互动空间的产生，例如黑客马拉松、见面会( meetups)、创业加速器( startup accelerators)和创新区( innovation districts)，构成了一种称霸全球的创新综合体/创新情结(the innovation complex)。

作为全球第二大创业生态系统和应用数字技术创培育业的超级明星城市，纽约坐拥许多这样的空间。固然数据统计有差别，但无论是市府官员还是代表科技社区的组织，都宣称纽约有超越9000家 初创公司，有15至30万名科技从业者，其中一半在非科技公司工作。纽约有70个科技加速器， 其中一些专业从事健康或金融等范畴，44所 编程学校以及500多个科技培训和教育项目。 固然“ 亚马逊、谷歌和脸书”三 大科技巨头都在曼哈顿扩张权力，每家占地100万平方英尺的面积，但最近一项研讨显现，布鲁克林滨水区是美国增长第二快的"创新经济"。

纽约如何成为创新综合体之城？纽约城市大学城市社会学家朱克英( Sharon Zukin)今年出版新书《创新综合体/创新情结：城市、技术与新经济》，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本书基于对60多名风险投资者、初创企业开创人、经济延展管理者的访谈，讲述了纽约黑客马拉松 (hackathon)、见面会( Meetup)、加速器和创新区的故事，提示纽约如何成为技术经济的超级城市，批判性地审视数字时期的城市经济转型，展示初创经济、技术生态系统和创新政治如何运作，提示了新城市经济背地的“三螺旋”——政府、企业和大学——如何成为城市新的权益精英，共同行动，重塑城市。

今日之城市既是发明土地、劳动力、文化和资本之间强大相互作用之关键所在，亦是抵御其作用之关键所在，这些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了新经济的基础：“ 创新综合体/创新情结( the innovation complex)“。

新经济既包含物质维度，亦有意味维度。在物质维度，城市领导者为促进技术创新建造了多个场所或建筑“ 综合体“；在意味维度，他们表示出一种心理上的”情结“或文化上的焦虑，即在控制创新的同时又不会失去权益。他们遵照现代经济增长的叙事：在政府支持下，新想法蓬勃延展，企业投资，创培育业机遇。这种” 虚拟“的希冀让他们想象出一个人人繁荣的创新景观。

理想状况则更具风险、更为复杂。不为人知的是，城市政府表演着重要角色。政府为企业投资和专业教育提供补贴，以便科技公司能创培育业机遇。政府树立科技中心和创新区，让房地产开发商蓬勃延展。而且政府还要处置本地市场和社区由于科技公司带来的“推翻“ ：网约车效劳和短期房屋租赁，自动驾驶汽车和电动滑板车，以及提供”聪慧城市“配备的公司搜集私人数据。即便政府试图降伏数字创新的老虎，市长们也为一个更大的背景所牵制：全球资本主义的重塑。

城市本地生活和财富与全球资本密不可分。这一点在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中表示得淋漓尽致，这些大城市已成为新经济中心的所谓“ 超级明星城市“。在这些城市里，初创公司遍地开花，未来的工作岗位成倍增加，在控制着深沉资金池的投资者的支持下，数字技术培训的任人唯亲制，构成了新的科技金融精英。但你必须知道去哪里寻觅他们。那些你不知道名字的重要人物和你从未听说过的事情，在扩展影响力，制定规则，并塑造年轻一代的思想方式。

这种联络可能会让你想起“权益精英“，这个词是由 20世纪中期的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提出，用来描画处于商业公司、政府和军队最高层的少数个人所构成的一种新型一统的结构—— 这种结构范围极广，深深根植于国度机构之中，比历史上任何中央统治者和影响者都要强大。对米尔斯来说，在二战后1950年代延展起来的权益精英，是为了应对全面核战争的风险和国度市场的财富。今天，以科技行业和金融投资者为基础的相似精英，应对的是全面经济竞争的风险和全球市场的财富。经过公共、私人和非营利部门的协作，科技—金融—政府精英以及相关的任人唯亲制正在为全球资本的新时期重塑城市。

创新综合体越胜利，城市的宜居性就越差。其中一个缘由是，私人投资者收割了大部分回报。他们用承担风险的意愿来合理化他们的高回报。但是，正如经济学家玛丽安娜· 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所言，固然政府支持创新理应得到道德上的嘉奖和经济上的回报，但私募股权经理微风险资本家却在这两方面得到了过多的回报。这些投资者以及在初次公开募股（IPO）或出卖中兑现股权的初创企业开创人和早期员工所积聚的庞大财富， 涌入城市住房市场。土地价值上涨过高、过快，招致大多数“本地“劳动力无法担负寓居费用。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城市政府不能或不愿从创新金融回报中拿出一部分，来保障供给足够的可支付住房、运作顺畅的公交系统和公平的公立学校。在最坏的状况下，一个城市创业生态系统的投资热潮取决于房地产投机、主权财富基金的融资以及海外投资者签证项目等不可持续的泡沫。

但是，在过去几年里，公众曾经认识到科技巨头的财富和工人的经济不稳定之间、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的力气和用户的风险裸露之间的庞大鸿沟。对创新综合体的黑暗面的认识，激起了人们的抵御。

纽约固然具有庞大资源，同样也承担庞大义务，为应用创新促进公共利益提供了一个重要实验场。首先，我们必须看到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创新综合体/创新情结 是如何在这座城市里一砖一瓦地树立起来的。本书提供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历史性和批判性解释，展示新经济如何在我们这个时期付诸实施，重塑城市。

作为权益中心，城市调动经济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大范围以至全球性的投资。先是在工厂里，然后是在摩天大楼上，往常则是孵化器、加速器和协同办公空间，城市实真实在树立了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同时，作为文化中心，城市发明了新的想象、合理化和顺应变更的方式——其中不乏 抵御变更的方式。

今天城市的远见者和民选官员想象一个创新景观，技术发明新的数字平台、可销售的产品以及—— 对政客最重要的——工作岗位。他们希望这种想象图景能推进城市复兴。

文艺复兴是上述变更的一个恰如其分的隐喻。至少在西方，对创新的想象根植于于15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在那时的佛罗伦萨城，贵族资助人招募有才气的艺术家，资助那些日后发明了惊人的原创性项目的工作室。推翻性的天才与协作生产相分离，使佛罗伦萨成为当时欧洲的文化之都和世界艺术史的首都。

五百年后，创新的想象唤起了另一个典型的时间和地点。20世纪初的底特律，正处于现代工业时期的黎明。自行车、载人马车和货运马车制造商汇集在这个城市，发明新产品——汽车，并树立工厂制造大量汽车。原创设计和流水线生产相分离，使一个中西部小城市，在从亨利·福特时期到他战后继承者的50多年的时间里，变成了世界大范围生产的首都。

不外，21世纪最重要的是最近创新绽放的时间和地点：后工业时期的门槛，即19 50至1980年代，诸如比尔·休利特、大卫·帕卡德、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和史蒂夫·乔布斯的工程师、投资者和企业家，在北加州电子工业的工作空间里融合想法与资本。这一靠近斯坦福大学的实验与协作的蜂巢，长大为后来称为硅谷的科技创新霸权的温床。

今天各个城市所想象的，无非是硅谷的城市化，一种基于将新型数字技术置于密集的战略性集聚之中，发明新的创新和生产文化，并获取经济回报的想象。

一切城市都有相似的愿景。简直在全世界一切其他大城市里，企业、民选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都在为创新树立“中心”、"生态系统“ 和”栖息地“。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工具箱中，"创新”既是一种叙事手段，也是一种操作方式，关于面临不肯定未来的城市而言，是一种无法抗拒且显然不可避免的战略。

创新一词在19 40年代开端盛行，当时经济史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用 创新一词来描画企业家应用新技术或新条件来重组生产的不可思议的才干。但自那时起，创新的含义曾经发作了变更。文化历史学家约翰·帕特里克·利里 （John Patrick Leary）指出，在21世纪初，这个词 不只是“ 资本主义市场动态震荡” 的认可，更是一种屈从。创新话语的普遍性以及创新空间的传播证明了城市对自己可能无法渡过这种震荡的极度焦虑。

城市领导者有很多担忧：城市的企业无法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城市的生活质量无法吸收适合的“ 人才”，城市无法产生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初创企业，会招致投资者跳过他们的城市转向更有生机的中央。在这些担忧的压力下，城市领导者的"创新情结"具有两面性：工具性和认识形态性。他们为创新的呈现建造了多个场所或“综合体”，他们表示出对技术和权益的心理“情结”或文化焦虑。全球许多城市都具有相似的创新综合体/创新 情结，强化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权益。创新综合体/创新情结的动力来自于危机和增长。

本书的目的是跟随二十世纪中期人类学和社会学两位丰碑人物玛格丽特· 米德（Margaret Mead）和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脚步，他们 努力于了解文化和社会等级制度，并从意义和权益更大结构的角度向学术界之外的公众加以解释。本书主要讲述一个关于文化和权益的故事：新的后工业经济文化如何在纽约落地生根，这些过程又如何在对权益的共同追求中将不同的行动主体和不同的资本循环分离起来？

受米尔斯“权益精英”的启示，本书讲述了一个关于科技如何塑造或者说重塑城市“ 权益精英”的故事：这个由盟友、协作者、常常也是对手组成的群体，他们对土地应用和经济延展做出最重要的决议。固然他们没有中国政府那样强大的力气来规划经济延展，但这个由机构高层组成的涣散群体衔接着城市最重要的空间，创新综合体在这里被想象、定位和投资。他们的集体战略经过衔接公共、私人和非营利部门的同伴关系而活动。在这个框架下，本书记载了一个科技“社区”如何构成、如何延展共同的身份和利益，并在公共范畴倡导这些利益。本书将这些变更与城市的天文空间、当代资本主义的组织空间以及创新经济的话语空间联络起来。

本书每章研讨一种生产空间，在这里文化方式和经济规范被制定、执行和落实。在这些过程中，整个创新综合体—— 建筑、区域和整个城市——延展出范围、形态和意义。读者可能对本书中所研讨的中央并不熟习，但了解它们很重要，由于它们发明了一种空间想象和社会叙事，塑造了创新综合体的树立者看待世界的方式。

本书后续章节从较小的空间谈到更大的空间，第二章讲黑客马拉松，第三章讲见面会（M eetup），第四章讲加速器，第五章进入风险资本家的办公室，第六章扩展到布鲁克林滨水区，第七章讲创新综合体的最后一个空间，既是机构性的，也是隐喻性的。它是一套教育“管道”，构成一种新的科技金融任人唯亲制。最后一章重点讨论创新综合体与城市既有产业、现有土地运用和长期政治联盟之间的抵触。

近年来，盘绕着数字技术的力气以及科技公司巨头如何运用这一力气呈现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而本书提出不同的问题：基于数字技术的新经济的"综合基础设备 "是如何呈现的？创新综合体和创新情结如何改动了我们所生活的城市？

创新的光环使我们对它的社会成本麻木不仁，对技术如何被用来拉动社会改造的杠杆视而不见。

创新是一个政治范畴。在今天的”全球创新经济”中，两位著名的研讨者说，“少数几个能可信地宣称控制‘ 最佳理论’内情学问的行为主体具有不成比例的权益”。这些行为主体就是把创新综合体变为理想的公司、组织和人员。

城市的创新综合体是全球资本主义的“ 下一幕”。它从本地到全球，从技术、金钱、就业到文化、政治和整个社会，圈层不时扩展。固然今天的新经济被称为数字时期，但它既是一个空间单位，也是一个时间单位，是一个由组织、话语和物理空间所组成的帝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帝国一样，这个帝国曾经在全球范围内扩张。

今天，“ 硅谷”的文化霸权既是城市化的，也是全球化的。同样的初创公司和孵化器，采用相同的叙事和美学，而且常常由相同的投资者投资，全球四处都是。正如构建了现代城市的火车站、地铁线路、路灯和下水道网络一样，今天的创新综合体正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里一砖一瓦地呈现。

但是它的发作并非没有抵触与矛盾。新的基础设备对城市既有的权益结构提出应战，但也依赖于并最终将与之融合。无论我们把这个组合称为“ 三螺旋”、“增长机器”还是“权益精英”，它将科技精英、有钱的投资者、民选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利益联盟，并塑造当地新的经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