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机、机器人、赛博格：美国文化中机器人的三种想象

[掌管人 的话]

固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机器人三规律”在机器人伦理讨论中路人皆知，但“美国机器人文化”这种说法对学界来说还比较陌生。谈及西方早期机器人文化，学界经常会讨论捷克戏剧《罗素姆万能机器人》（ Rossum ’ s Universal Robots ，1920）或德国电影《大都会》（ Metropolis ，1926）等经典作品，或去追溯德国浪漫派作家E.T.A.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的小说《沙人》（ Der Sandmann ，1816）和法国作家利尔·亚当（l’Isle-Adam）的长篇小说《未来夏娃》（ Metropolis ，1886）。但随着相关研讨的推进，美国早期机器人想象和叙事的特别性和学术价值开端显现出来。在19世纪的欧美机器人叙事中，《沙人》和《未来夏娃》是西欧浪漫派式的女性机器人叙事，而美国早期机器人叙事的起点也深受欧洲传统仿人自动机的影响（参见刘永谋、李尉博《自动机、机器人、赛博格：美国文化中机器人的三种想象》第一部分）。但从《大草原上的蒸汽人》（ The Steam Man of the Prairies ，1868）开端，美国早期机器人叙事开端裹挟工业反动等时期特征（参见黄亚菲《西方早期类人机器人想象的“蒸汽机时期”——从爱德华·埃利斯〈大草原上的蒸汽人〉谈起》）。同时，思索到《莫克森的主人》（ Moxon ’ s Master ）中对智能和弑主机器的讨论，美国19世纪早期机器人想象足以解脱欧陆传统的直接影响。它是时期精神和想象力的结晶，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和群体心理的多棱镜。阿西莫夫《转圈》（ Runaround ，1942）、《双百人》（ The Bicentennial Man ，1976）等机器人叙事名篇的呈现，让美国机器人文化大放异彩，特别是在与机器人相关的伦理范畴（关于《双百人》的研讨参见荆祎澜《论〈双百人〉中机器人安德鲁“为人”的两种进路》）。20世纪机器人叙事随之进入黄金时期，机器人叙事也进入“美国时期”。本期“机器人人文研讨”专栏三篇论文从机器人想象史和人机关系等角度深化讨论了美国机器人想象和叙事，大幅进步了美国机器人文化研讨的广度和深度，值得机器人人文和技术人文研讨学界的重点关注。

——掌管人广州外语外贸大学

西方言语文化学院副教授

程林

机器人的概念，在西方其来有自，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青铜伟人塔罗斯、亚里士多德想象的自动弹拨乐器等自动机器形象 [1]。17、18世纪，能够模仿生物行为的机械装置在西欧盛行一时，机械工程师们制造出了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机器人。瑞士钟表商雅克-德罗兄弟（Jaquet-Drozs）以及法国生理学家雅克·德·沃康松（Jacques de Vaucanson）等人制造了形似动物或人的自动装置，它们能够跳舞、演奏音乐或者写出预定的短语。

不外，这些机械装置大都被称为“自动机”（automaton），往常常用的“机器人”（robot）一词，直到1920年恰佩克（Karel apek）发表《罗素姆万能机器人》之时才被发明出来。翌年，《罗素姆万能机器人》在纽约演出，robot也很快在美国和西欧盛行开来。随着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以及好莱坞崛起、美国科幻文学“黄金时期”到来，美国人对机器人的想象也开端辐射全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赛博格”（cyborg）“后人类主义”等概念兴起，人机综合体成为美国机器人想象的新主流。从历史上看，美国的机器人想象先后盘绕着“自动机”“机器人”与“赛博格”三种概念展开，而每一种概念都遭到美国技术文化的极大影响。

一、“自动机”：美国早期的奴仆想象

“自动机”是能够独立于人类控制而自主运转的木制或机械装置，常以发条作为动力来源，模仿生物体的机制与行为。美国于1776年建国，正值自动机盛行欧洲之时。1769年，匈牙利工程师沃尔夫冈·冯·坎普林（Wolfgang von Kempelen）制造的会下棋的自动机“土耳其人”（the Turk）曾被带往美国展览，以至曾经在棋赛中打败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2]。与欧洲相似，美国的早期机器人想象，也是在“自动机”的概念下进行的，细致体往常两个方面：第一，美国的早期自动机想象与哲学、宗教的讨论密切相关；第二，美国的自动机想象传达出美国社会等级制度中特有的种族呆板印象。

（一）经过自动机讨论人—机器之别

机械师对自动机的热忱，并不全然出于猎奇或名利的考量。以自动机介入哲学与宗教的讨论，也常常是他们的重要目的。自古以来，许多哲学家以机械隐喻或类比来解释人体内部和人体的不同功用，如肺被描画为风箱，手臂被描画为杠杆，眼睛被描画为暗箱，等等。其中最著名的观念当属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在17世纪早期提出的“身心二元论”，将人描画为物质性的身体与非物质的灵魂的分离。在这种了解下，人的身体可能是上帝发明的机械装置，而理性意志或灵魂的指引能够让人超越其他动物以及非生命的物质[3]。到了17世纪晚期，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物理学的胜利极大刺激了机械论哲学的盛行。当时的许多科学家与哲学家以为，人体和物质都遵照同样的物理定律；独一的争议在于，心灵在多大水平上也是机械的。极端如拉美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erie）在《人是机器》（ L ’ homme-Machine ）中提出的观念以为，人类的整个灵魂也具有机械实质。在17、18世纪，自动机常常被拿来比方宇宙、国度或者一些生物的有序实质，哲学家与神学家以钟表、发条为喻，赞扬造物主发明了像人体这样复杂、高效和美丽的机器。正是在这种哲学与宗教讨论的背景下，沃康松等机械师制造了他们的自动机，来探求人体与机械的区别与联络。正如盖比·伍德（Gaby Wood）所言，这些自动机“不只仅是猎奇”，更是“关于自我的大胆想法的化身”，是一种能够应战人们对自我了解的“哲学玩具” [4]。

但是，盛行的机械论哲学并非没有遭到质疑，特别是在18世纪后半叶即美国成立前后。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以及约翰·洛克（John Locke）从宗教以及哲学两个角度提出了对机械比方的反对，在英国以及尚未独立的北美殖民地产生了极大影响。前者以为，必定性信条将破坏人的道德观念，未能为神的审问、奖惩留下余地；然后者以为机器比方将取消一切的“天赋准绳”和“道德准绳”[5]26-28。与此同时，生机论开端在欧洲医学界盛行，文学家也愈加注重人的理性方面，他们都普遍反对极端的机械论观念，希望能够像笛卡尔一样，为人类留出超越地道机械存在的可能[6]146-184。这些要素一道招致了18世纪后半叶自动机形象的翻转：自动机不再是代表着上帝高超技艺的精密机器，而是形容一个未能表示出超越性的人，即一个缺乏自由准绳、由于外部的压榨或者个人愚笨的因循守旧而生活得像机器的人，只值得怜惜或蔑视。

（二）自动机想象与美国种族呆板印象

在这些哲学、宗教、科学争论的影响下，美国人心目中的自动机亦表示出18世纪晚期的可悲形象，这种形象与美国社会等级制度中的种族主义分离起来，传达了美国主流文化对社会“他者”群体的呆板印象。这些呆板印象常常暗示美国社会主流群体具有能够超越地道物质性的自动机的理性，而社会中被边沿化的其他种族，如黑人、印第安人、亚洲人等“他者群体”则不具有这种理性，从而使读者或观众在自动机想象中产生控制、驾驭他者群体的幻想。例如，1788年，一位名叫“法尔科尼先生”（Signor Falconi）的魔术师举行了一场名为“机械印第安人”的表演。这个“机械印第安人”实践上是一个真正的印第安人，他被魔术师请求充任一台没有理性的“自动机”，执行观众下达的任何指令，好比向舞台上的某个数字射箭[5]19-20。显然，这个“自动机”不是一个具有齿轮、弹簧的机械装置，而是一种比方，暗示印第安人的身体缺乏自主性；观众则充任了“明智”或者“心灵”，能够降服它的身体，以及它可能产生的暴力。

在19世纪，自动机不时以有色人种的形象出往常美国，部分彰显了美国社会中的白人至上情结。在美国的自动机展演中，坎普林的“土耳其人”遭到了热烈欢送；后来美国人又仿制了许多自动下棋装置，如“阿吉布”（Ajeeb），它们的名字都明显具有异国情调[7]。在文学作品中，爱德华·埃利斯（Edward S. Ellis）1868年的《大草原上的蒸汽人》（ The Huge Hunter；Or，The Steam Man of the Prairies ）讲述了一个天才白人小男孩驾驭蒸汽人进行西部冒险的故事，这个蒸汽人有着漆黑的脸庞、鹰钩鼻，还叼着一根烟斗 [8]。这种明显的种族呆板印象无疑是对非裔和犹太裔美国人的夸大模仿，将白人至上主义与西部神话分离在一同。

以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我们依旧能够从西屋公司（Westinghouse）的两款机器人——Rastus和Elektro身上，看到自动机想象中的种族呆板印象在美国机器人文化中的影响。Rastus是该公司1930年推出的一款机器人，形象为一个黑人男孩。在展演中，演示者能够运用手中的遥控按钮，让它执行扫地、开灯等许多任务[5]131-133。它和法尔科尼的印第安人一样，能够为观众提供一种幻想中的控制感。在1939年纽约“明日世界”世博会上，西屋公司推出了Elektro，一个高大的白人男性形象的机器人，但它所执行的任务是抽烟、聊天等休闲文娱活动，以至会讲色情笑话，与Rastus的恭顺黑奴形象完整不同[9]96-163。作为黑人，Rastus是一个缺乏能动性、只能依照命令行事的自动机形象；而作为白人男性，Elektro就能够当一个更自由的“纨绔子弟”，从事更具发明性的休闲文娱活动。

总而言之，早期美国机器人文化认可人（特别是白人男性公民）具有相关于自动机的优越性，并经过想象自动机，欣然将社会中的他者群体暗示为无能动性、待降服的非理性存在，传达了树立在种族、性别、阶级基础上的呆板印象。美国内战废弃了奴隶制，但自动机想象又为美国人提供了新的奴隶。时至今日，肇始于自动机想象的可驾驭、可控制的奴隶机器人形象，可谓深化人心，致使于美国学者乔治·汉普顿（Gregory Hampton）批判道，当代美国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中呈现的许多机器人形象，依旧是在运用“明日”的机器人“重新发明”“昨日”的奴隶[10]。

二、“机器人”：技术异化问题及其消解

美国的第二种机器人想象盘绕着“机器人”一词而产生。该词是从捷克语“robotnik”（意为“农奴”）和“robota”（意为“强迫劳动、苦役”）两个词衍生而来的，最早出往常1921年捷克剧作家恰佩克著名的《罗素姆万能机器人》中。不外，在美国的机器人想象中，“自动机”和“机器人”有所区别。以往，经过“自动机”想象，美国白人以为自己具有相关于机器的优越性，并因而能够合理地奴役“机器”。但是，美国人关于“机器人”的想象盘绕着日益严重的技术异化问题而产生，此时的机器人一改昔日依从、温和的自动机形象，成为要挟人类身份认同、挣脱了人类控制的“叛变者”。

（一）技术异化问题：“robot”一词降生与盛行的缘由

自1922年《罗素姆万能机器人》于美国首演后，“robot”一词在美国一炮而红。它的盛行与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人关于技术异化问题的普遍焦虑是分不开的。福特流水线与泰勒制等工厂组织方式在美国的盛行，使得技术异化不再是人文主义哲学家的笼统思索，而是美国工人的切身之患。1910年前后，亨利·福特（Henry Ford）改进了流水线装配工艺，以高度细化的劳动分工、通用零部件、单一功用机器使得生产力大幅进步，但也相应地减少了工作的发明性以及产品的多样性[11]。在同一时期，美国工程师和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提出了所谓“科学管理原理”的工业组织准绳。他不只倡议运用规范化机器进行生产，树立计件工资制，还将延聘效率专家用秒表丈量工人的细致动作，简化工人的工作步骤，以最大限度地进步效率[12]。泰勒的“工厂效率运动”在整个美国社会惹起了共鸣，以至构成了一种可谓“效率热”的热烈反响，把省时、省力和效率至上的观念深深嵌入美国文化中，致使于有时它们自身成为了目的[13]。反对劳动分工和效率至上的人担忧，工业化机器大生产曾经把工人约束在机器生产的节拍上，将以往居于有权者位置的白人男性公民变成了没有头脑与灵魂的“工人自动机”，机器反而是具有超人力气的“活机器”[6]11-12。

与“机器人”在往常科幻作品中的金属形象不同，它在《罗素姆万能机器人》中的最初含义，就是指一个由于工厂劳动而被降格为机器的工人。这部作品中的机器人不是机械的，而是生物工程制造出的“低配版”人类，它只具有劳动所需的人体功用，而不会做其他关于工作来说完整多余的事情[14]。显然，这是比方从事高度细分的工厂劳动的工人，特别是在福特流水线以及泰勒制工厂中工作的工人。最后，剧中的机器人发起了一场全球叛乱，灭绝了人类，这个结局也常常被解读为不堪忍耐盘剥的工人发起的无产阶级反动[15]。实践上，在20世纪20—30年代，以阶级为角度反映技术异化问题的科幻作品大为盛行，但情节大多相同，较有代表性的是弗里茨·朗（Fritz Lang）1927年的电影《大都会》。首先，这种电影会描画两个场景，少数特权阶级生活在华美堂皇的“天堂”，从事非人格化工作的劳动者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天堂”；随后，体系内的慌张关系招致危机呈现，包含机器的毛病、工人的对立、特权者的阴谋等；最终某个角色（常常在女性角色的辅佐下）调解了双方的矛盾，阻止了更大的灾难[6]278-279。总之，“robot”一词的降生，意味着机器从以往依从的自动机形象变成了人类身份认同的要挟者，也标记着西方对非人化、机器社会以及“活机器”的幻想抵达了最黑暗的高峰。

（二）以消费主义再次降服机器人

固然对技术异化的忧虑主导了美国人对机器人的最初印象，但阶级叙事的机器人想象，在美国并未构成主流。其缘由可能包含：美国资本家对工人反动的恐惧，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萧条的骚动进步了工人对流水线工作的接受水平[5]122-123，206。不外，最重要的缘由，是在美国技术达观主义的影响下，美国企业家、科幻作家对机器人可能带来的消费主义潜能的想象。

不同于往常美国“金融立国”的方式，早期美国以实业作为立国之本。在18世纪末，许多美国人将轧棉机的发明者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和蒸汽船的发明者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看作美国的民族英雄，由于这些机器能够使美国人享有的物质财富增长，从而确保这个新国度具有在经济上，进而在军事上，独立于欧洲的才干[16]。到了20世纪初，美国又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在此过程中，进步主义、适用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美国兴起，美国人开端置信人类进步依赖于民主与科学的组合。能够说，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技术达观主义在美国社会长期占领主流。

在技术达观主义的影响下，许多美国人深信大范围工业生产，以及运用机器（人）取代人类工人将会带来益处。1910年，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想象了一种运用机器取代店员的“无人商店”，以为这将降低商品的价钱，从而进步消费者的生活质量[17]。1923年，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在《回想》（ Looking Backward：2000—1887 ）中，同样想象未来的美国商店运用机器取代了员工 [18]。在理想中，生产效率的进步使工人们能够在缩短劳动时间的同时，取得更多报酬。据统计，美国工人的工作时间从1900年的每周60小时降落到1920年的每周50小时以下，但平均工资却从每年435美圆增加到568美圆[19]。机器大生产处置了工资与闲暇“不可得兼”的古老难题，并且承诺给工人更丰厚的消费可能，以弥补单调重复的工作带来的痛苦。

机器给社会与工人带来的这些积极改动，与美国消费主义文化相分离，改动了机器人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形象。在20世纪30年代，机器人制造商经过运用新兴的遥控技术，如声控、光控技术，制造能够随意被消费者控制的机器人，前文所述西屋公司的Rastus和Elektro便是例子。在演示Rastus时，工程师运用光控装置强迫这个黑人男孩执行命令；而关于白人男性形象的Elektro，西屋公司则在广告中强调其操作员主要为女性组成，以暗示任何人（即便是女性）都能够控制这个似乎具有能动性的庞大机器[5]157。

在美国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机器人还常常以无所不能的助手形象呈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1956年的科幻电影《忌讳星球》（ Forbidden Planet ）中的机器人罗比。罗比是一位理想的家庭助手，它遵照着永远不会伤害人类的机器人定律，兢兢业业地维护着女主角阿尔泰拉。但最重要的是，它除了具有仆人的普通功用外，还能够随时运用胸中的储物间满足主人的任何消费愿望，好比红酒、珠宝、服饰、电子产品，以至奢华住宅等，可谓一台取之不尽的消费品生产工厂 [20]。机器人助手的形象与降服的“自动机”形象的不同之处在于，自动机的发明常常是为了给人以哲学教益，强调人具有超越机器的理性官能；而罗比这样的机器人助手则让观众沉浸在一种消费主义乌托邦中，幻想让机器人替自己工作，从而取得解放，享用更多的文娱和闲暇。

值得留意的是，无论Rastus、Elektro还是罗比，都与往常盛行文化中的机器人形象相似，具有金属机械构成的身体。它们既不是《罗素姆万能机器人》和《大都会》中被异化的工人，也不是20世纪初招致工人丧失人格的机器的化身，而是意味着美国的消费主义乌托邦。这样的消费主义愿景表演了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的“弥补纲要”，以美好生活的承诺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中分歧理的工人—资本家的交往活动[21]。从异化工人向金属机器人的转变，在很大水平上取消了机器人原有的与无产阶级反动之间的关系，将它的形象置于依从的仆人或友善的帮手之下，这也进步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对机器人的接受水平。能够以为，将对机器人的了解从被机器化的工人转变为金属外观的人形造物，是美国技术文化对全球机器人文化产生的最严重影响之一。

三、“赛博格”：走向人机融合的新想象

不论是人能够控制机器的自动机想象，还是人机对立的机器人想象，都强调了人与机器的二元关系。但与此同时，许多科学家、哲学家与科幻作家也在寻觅将人与机器统一同来的措施。牛顿物理学引发了机械论哲学的热潮，用物理学定律解释人的身体乃至灵魂与机器的相似性。19世纪热力学以为人与机器遵照同样的能量定律，食物之于人正如煤炭之于蒸汽机一样，提供了独立运动所需的原动力[22]。最终，20世纪70年代“赛博格”的降生，标记着人机二元论开端走向解体。科幻作品中呈现了大量与人外形相似的机器人，讨论将这些机器人作为人类看待的可能。

（一）当代科技新进展与赛博格的降生

在20世纪，行为主义心理学率先含糊了人与机器的界线。其开创者约翰·华生（John Watson）主张将人的行为作为心理学独一的研讨对象，他将思想恢复为言语反响与喉头习气，将心情恢复为内脏和腺体的变更，而这些习气和变更都是遭到外界环境刺激而产生的[23]。行为主义完整运用人的行为来定义其身份认同，这就承认了人具有超越机器的“灵魂”“明智”或“认识”，突破了人与物质世界的界线。在伊安多·宾德（Eando Binder）著名的“亚当·林克”（Adam Link）系列小说中，主角亚当固然是一个典型的金属外观的人形机器人，但却似乎具有“人性”，以至被授予了美国公民身份。亚当的制造者林克博士运用行为主义的观念解释道，“心灵是由环境所塑造的一种电现象”，既然亚当禁受了和常人一样的社会锻炼，那么他自然能够具有人性[24]。

控制论同样开启了人与机器融合的新可能。该学科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中有关自动反响型机器的科技创新，好比自动追踪雷达、制导鱼雷或导弹等。它们固然是机器，但是能够依据环境信息的变更及时调整自身行为，似乎和人一样具有思索才干。除了这些科技创新之外，控制论也有着认识论上的影响，即技术并非只是客观中立地辅佐主体认识客体的工具，它同样能够改动主体的可能认识维度，并经过反响作用影响主体的行为。1960年，曼弗雷德·克莱因斯（Manfred Clynes）和内森·克兰（Nathan Kline）首创了“赛博格”一词。它是“控制论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的简称，以指代宇航员和他们的生命监测系统所组成的整体。在太空的恶劣环境中，这样的监测系统能够让宇航员及时认识到个人与环境的状况，并且相应地采取行动[25]。往常，“赛博格”指的是一个渗透了各种技术的人体，例如理想中植入耳蜗的听障人士，科幻作品中被机械改造的人类、仿生人等。

由于工人关于流水线工作接受水平的进步，美国人逐步丢弃了在工作中取得提升的传统清教观念，转而在休闲文娱中取得身份认同。但是，技术的不时延展与多样化使得他们的身份认同变得支离破碎。在20世纪80至90年代，手机、电脑，以至网络进入了许多美国度庭，用户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变得史无前例地密切。美国文化理论家杰伊·泰洛特（Jay Telotte）以为，随着技术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个人对理想世界与身份认同的了解也随之改动，例如人的存在并非经过面对面的交流而被感知，而是经过电话、电脑等电子媒介来传送[26]。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宣称，由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理想之间的了解与联络不时改动，当代人的身份认同曾经成为“多个网络的终端”，缺乏衔接性与特别性[27]。可见，技术与人类正在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技术成为人类名不虚传的“身体的延伸”，这些变更都指向了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式的“后人类”，即人类的身体是一个可支配的假体，能够经过与不同的技术相分离来布置或塑造[28]。总之，美国人以为人的身份认同不再需求由灵魂或明智来彰显，而是被技术与行为所决议。这些科技新进展为赛博格想象提供了前提条件，美国人开端认识到，人机融合是可能的。

（二）科幻作品中人机融合的赛博格

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科幻作品中呈现的赛博格形象大多为以下两种：第一种是技术超人类，其实质是人类，经由技术改造而得到了身体机能的增强；第二种是仿生人，其实质是电子或机械的，但名义与人类无异。两种赛博格以极为不同的方式传达了人机融合的愿景。

在技术超人类的赛博格想象中，机器被视为人类的得力助手，能够随时响应人类的召唤，人类能够圆满地与机器融合在一同，取得超才干，例如《机械战警》（ RoboCop ）中的赛博格警察墨菲、漫威电影中的钢铁侠等。不外，在这种类型的想象中，观众能够明显看出，赛博格中的哪些身体部件是生物的，哪些是人工的。这一类赛博格想象的关键在于，人与机器融合所取得的超才干，使观众以为赛博格能够被视为一种赋权的工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白人女性以及有色人种等长期以来公民权遭到压制的群体普遍以为，经过与技术分离成为赛博格，他们的才干以及社会位置能够得到提升。1983年，美国女权主义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 Cyborg Manifesto ）中提出，赛博格将突破人与动物、人与机器、物理与非物理、男性与女性等一切二元存在的界线，而这些二元论正是长期以来“统治女性、有色人种、自然、工人、动物的逻辑和理论” [29]。

但是另一类赛博格想象，即以外形与人相似的仿生人为主角的科幻作品，常常会暗示人—机器二分法的进一步消弭。例如，在1982年的《银翼杀手》（ Blade Runner ）中，银翼杀手德卡在明知瑞秋是复制人的状况下依旧与她坠入爱河，而电影结局的独角兽意象暗示德卡同样是一个复制人，但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复制人身份。在1991年的《终结者2：审问日》（ Terminator 2：Judgment Day ）中，男主角约翰胜利为T-800注入了人性，以至让母亲莎拉以为T-800能够充任一个合格的丈夫。在2004年的科幻电视剧《太空碉堡卡拉迪加》（ Battlestar Galactica ）中，四个重要角色发现自己实践上是“赛昂人”（剧中的赛博格反派），但他们分歧同意坦白自己的身份，继续忠于人类殖民舰队。这些赛博格形象均指向了华生的行为主义哲学，并反映出当代人类身份认同的不连续性：仿生人固然实质上是机器的，但只需其行为表示出了足够的人性，就能够得到与常人一样的看待；它们暗示，人和机器没有任何能够被分辨的实质。

四、结语

正如美国学者达斯汀·阿伯内特（DustinAbnet）所言，美国的机器人想象一直在“人化的机器”以及“机器化的人”之间拉扯[5]5-7。一方面，人被想象为机器，如不能独立思索、缺乏自由准绳的人，或者被机器异化的工人；另一方面，机器被想象为人，如能够独立运转的人形自动机、“蒸汽人”、机器人等。最终，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赛博格想象含糊了人与机器的界线，人—机器的分辨最终开端走向解体。美国人关于机器人的想象，依照“自动机”“机器人”“赛博格”依次展开，并且深化受每个概念所处时期的美国文化的影响，表示了美国人所生活的社会类型与生活方式，提示了同时期美国人对自身以及他者人性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机器人科幻是美国人认识自己的重要方式。

随着美国科幻文学和好莱坞科幻影视作品的盛行，美国机器人文化也同样向全世界输出。例如，20世纪中叶，作为忠实的机器人助手形象，机器人罗比在许多国度，特别是日本的玩具市场中大为盛行，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机器人所包含的无限可能性[9]191-201。《黑客帝国》（ The Matrix ）、《终结者》等作品中表白的机器人“敌托邦”忧虑，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深化影响了盛行文化关于人工智能的认知 [30]。可见，美国机器人想象极大塑造了全球机器人文化，曾经成为美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被视为美国价值观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

通讯作者：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研讨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科技与公共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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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科普创作评论》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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