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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起《四库全书》的纂修，多数人的第一反响可能是总纂官纪昀，特别是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播出后，纪晓岚的名头更为众所周知。近年来，随着“四库学”蔚为显学，研讨不时深化，一系列此前受注重水平缺乏的人物与文献逐步得到应有的关注，如张升先生整理《王际华日记》、刘贝嘉先生著《于敏中年谱》等，都为相关人物的研讨提供了重要整理成果。
<< 滑动查看下一张图片 >> 最近又有许隽超、李嘉瑶点校《陆锡熊集》出版，其《宝奎堂集》《宝奎堂馀集》所收多篇表札文章，颇可令人想见一副“大清国度社科基金项目掌管人”起草讲演的生动样貌。笔者粗翻数卷，对整理者用心之处有所体会，试为言之。 古籍整理的普通思绪是存古求真，自校勘学的“谱系法”引入以来，学者多注重初版初印。古籍整理虽须务求反映版本谱系的关系和文本容颜的流变，但是细致到一部书的整理，则未必须求尽采初刊而不用重刻。《陆锡熊集》整理者于《宝奎堂集》《篁村集》两书嘉庆间陆庆循（锡熊长子）初刻本和道光间陆成沅（锡熊孙）重刻本之间选择了后者，因陆锡熊诗文多“不肯存稿，随手散去”，暮年虽自编订诗文存稿，仅成数种，“其馀诸稿，尚未彻编，而先子遽捐馆舍”（以上皆见陆庆循跋），陆庆循虽辑成刊布，但终有遗憾，表白了当再事搜辑，刊刻续编的想法。陆成沅重刻时，虽新辑补遗诗文甚少，但编次校订较初刻本更合理，因而整理者取重刻本为底本，而以初刻本及《宝奎堂馀集》《篁村馀集》《颐斋文稿》之重合篇目为校本。其后又整理《宝奎堂馀集》《篁村馀集》两种抄本，仍认真列出两《馀集》目录，重合篇目作了存目处置。《颐斋文稿》因其独有文章仅四篇，概列入“诗文补遗”中。 除精校整理陆锡熊诗文集以外，本书整理者裒辑附录丰赡，如点校陆锡熊母曹锡淑《晚晴楼诗稿》作为附录一、点校于敏中致陆锡熊札五十六通（《于文襄手札》）作为附录四等。特别是《于文襄手札》识读颇有难度，学者先后识读，然多据1933年北平图书馆影印本进行考释，次序既非原貌，释文亦多有失误。整理者据国度图书馆藏原本点校，不只存其次序，释文亦多有进步，试举数例。 如《于文襄手札》第十通：“前日询催《热河志》，可即促来寅儧办。”此处“来寅”，历来学者多释作“来宣”。按担任《热河志》者曹仁虎，字习庵，一字来殷，《于文襄手札》后多以“习庵”称之，盖曹氏既名仁虎，近世汉语“殷”、“寅”音近，加以“虎”、“寅”相对，故于氏称曹氏为“来寅”。 又第八通触及催办《热河志》一段，历来学者多释作“并于便中回明。中堂大人校辱《热河志》，屡奉询催，万难再缓”云云，而“校辱”二字不辞，当作“核夺”。此本整理者释作“并于便中回明中堂大人核夺。《热河志》屡奉询催，万难再缓”云云，较为妥当。 当然，仍有之前学者悬而未决之处，此本亦未能尽是，如第二十七通有句，学者多释作“东进《金石录》乃崔大司寇（是富制台）在东省时恭辑，御制诗章联篇装册进呈”，实则“崔大司寇”四字，原稿旁加点灭符号，旁书“是富制台”四小字，实为改字。此本整理者则释作“《东山金石录》乃是富制台在东省时，恭辑御制诗章，联篇装册进呈”，虽能察原稿点灭状况，但释作“《东山金石录》”仍有误，当作“《东巡金石录》”方是。 不外瑕不掩瑜，《陆锡熊集》所附于敏中致陆锡熊信札的整理质量，较以往有明显进步，且相互取校，更兼此次整理全属重整旗鼓，对前人成果并无依傍参考，而得点校质量如此，更属难得。 二 同属附录的范畴，笔者对《于文襄手札》的整理质量赞扬钦服的同时，也对《晚晴楼诗稿》的整理有些疑问。 其实《晚晴楼诗稿》目前的整理，已使笔者颇觉可喜，因整理者对底本版心的文字也颇为注重，这在正文《篁村集》的整理也能看出来。陆成沅在编订重刻旧本《篁村集》时，得前辈见示《鹊华晴嶂图》有陆锡熊题诗一组，此时盖刻版已成，故陆成沅另起一版收录此诗。该诗卷端径写诗题，而并无另题分卷，仅在版心题“篁村集续编”以示区别。如整理者未加措意，或所用影印本挖改版心，则极易将此诗误入《篁村集》第十二卷。而固然从现存印本看来，陆成沅并未如此诗末尾识语所言，再得遗作进行补勘，但《陆锡熊集》整理者不遗其细，仍据版心辟“篁村集续编”一章，收录该组题诗并陆成沅识语。
《晚晴楼诗稿》亦如是，其各体卷端仅题“晚晴楼诗稿”，署名“申江女史曹锡淑采荇”，若粗略看去，恐怕对其为何作此分卷产生疑惑。其实视其版心，则可疑虑顿消。此书虽系抄本，但当系誊清待刊之本，不只卷端题名都颇规整，以至有较为规整版心，今查此书各卷，版心上题“晚晴楼诗稿”，其下各体分题，依次为“古诗”、“五律”、“七律”、“七绝”、“诗馀”等，再下并有页码，“诗馀”卷端不作“晚晴楼诗稿”，而题“诗馀（附录）”。“七绝”之后、“诗馀”之前，又有一页虽无版心，而卷端题“五言绝句”。整理者则依据版心，对该诗稿进行分卷，依次为古诗、五律、七律、七绝、五言绝句、诗馀（附录），可谓精慎。
<< 滑动查看下一张图片 >> 但是古诗、五律、七律、七绝四体后皆有若干页诗并无版心，而其体裁仍属此体者，其中“古诗”所收诗仅一首，而其题下小注云“以后辛亥作”。
笔者以为《晚晴楼诗稿》最初誊录装订成册时，盖仅有古诗、五律、七律、七绝、诗馀五体，其誊录装订当在辛亥年前。辛亥以来续有所作，乃据体裁分别誊抄，归类插装与各体之后，故古诗体新收一诗题下小注所谓“以后辛亥作”，盖指古诗、五律、七律、七绝各体后之不题版心者诸作。至于“五言绝句”题于卷端，而仍不题版心者，盖此若干首五言绝句亦系“辛亥作”，故然。窃谓此类状况当另写整理阐明，指出此本或经增订补装的状况，并在各体之后，以“古诗补遗”、“五律补遗”等称号加以补题，庶清头绪。历来古籍整理者及义务编辑，多于正文措意颇力，而于附录稍有轻忽，《陆锡熊集》整理者能留意到版心文字，并据以补题各体，已属难得，惟细节思索似仍有不逮，再版时当有所更定。 此类千虑一失的情形，于正文整理中亦有，如陆成沅重刻本《宝奎堂集》，于吴锡麒序，版心题作“原序”，与严良训、俞长赞、周尔墉、吴式芬各序版心仅题“序”有所不同，此盖因陆庆循初刻《宝奎堂集》时，仅延请吴锡麒作序，陆成沅重刻时，复请严良训等四人为序，而复沿用初刻本之吴锡麒序，以故版心题作“原序”，示区别尔。整理者虽在前言中对版本情形阐明甚详，而在正文中将五人序皆径题作“宝奎堂集序”，窃谓其中有未安处，再版时似宜再推敲。
三 除了“据版心题”虽严循规范，但仍不够详实以外，此本的内容编排也仍有令人疑惑之处。例如《宝奎堂集》《篁村集》以陆成沅刻本为底本，校以陆庆循刻本，而陆庆循刻《宝奎堂集》有跋一则，虽未见于陆成沅刻本，要以仍附正文之后便于读者参正为善，乃入附录五“序跋提要杂评”，使读者翻检颇感不便。 至于《宝奎堂馀集》《篁村馀集》，前者于书衣、扉页、卷末等处皆有刘之泗题跋，卷首有李详题识，均较长而可成文；后者则于扉页处有刘之泗题识两则，仅寥寥十数语。整理者于前者将李详题识置于卷首，刘之泗题跋一概赘于卷末，有割裂原书容颜之嫌；后者则摒去不录，仅在前言中加以援用，似是以为此数语短小，缺乏以成独立之题识，故不录。愚见以为此数则题跋皆观书、藏书所题，非关编者表白微意，与陆庆循、陆成沅之于《宝奎堂集》《篁村集》，相去不能够道里计，而与附录五“序跋提要杂评”所收陆锡熊墨迹题跋、官私藏书目录所载陆锡熊集之提要位置相当，宜将李详、刘之泗题跋全数录出，置于附录五“序跋提要杂评”为是。 以上所言，皆系隐恶扬善之语，无碍此本开辟榛莽之功。但略陈管见，以期更臻完善，则实读者诸君之所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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