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陆战争4》中的南苏蒂。  ↑南苏蒂伯爵将军。 南苏蒂伯爵艾蒂安-马里-安托万·尚皮翁（法语：tienne-Marie-Antoine Champion, comte de Nansouty；1768年5月30日－1815年2月12日）是法国大革命战争（英语：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期间的一位法国骑兵指挥官，于1803年被晋升为师团将军，随后在拿破仑战争（英语：Napoleonic Wars）期间担任重要军事指挥官。 他是勃艮第伯国贵族的后裔，也是布列讷堡军事学校的学生，后来毕业于巴黎军事学校。南苏蒂于1785年开启了自己的军旅生涯，进入“勃艮第”步兵团服役，担任中尉，他的父亲也曾在这里服役，参加了路易十五（法语：Louis XV de France；1710年2月15日－1774年5月10日）统治期间的战争。1792年，法国大革命战争爆发的时候，南苏蒂已经是一名骑兵军官了，他担任尼古劳斯·卢克纳元帅（法语：Nicolas, Count Luckner；德语：Johann Nikolaus, Graf Luckner；1722年1月12日－1794年1月4日）的侍从官。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英语：War of the First Coalition）期间，他进入第9重骑兵团服役，担任中校和中队长，率领法国军队在莱茵河流域和德国境内同敌军作战。1793年，他被晋升为上校，并负责指挥第9重骑兵团，他因在指挥骑兵部队作战期间立下多次战功而闻名。最终，南苏蒂于1799年被晋升为准将，在他此前多次拒绝晋升之后，第二年，他跟随让·维克托·莫罗将军（法语：Jean Victor Marie Moreau；1763年2月14日－1813年9月2日）在德国南部同敌军作战，并参加了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英语：War of the Second Coalition）的决定性战役。 1803年，南苏蒂被晋升为师团将军，这是他获得的最高军衔，他负责指挥第1重骑兵师［隶属于拿破仑（法语：Napoleon Bonaparte；意大利语：Napoleone di Buonaparte；1769年8月15日－1821年5月5日）新组建的大军团］。从1804年到1809年，南苏蒂一直负责指挥该师，他率军参加了第三次（英语：War of the Third Coalition）、第四次（英语：War of the Fourth Coalition）和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英语：War of the Fifth Coalition）中的最重要的一些战役，并率领骑兵部队参加了奥斯特里茨战役（英语：Battle of Austerlitz）、弗里德兰战役（英语：Battle of Friedland）、埃克米尔之战（英语：Battle of Eckmühl）、阿斯珀恩-埃斯灵之战（英语：Battle of Aspern-Essling）和瓦格拉姆之战（英语：Battle of Wagram）。1812年，俄法战争（英语：French invasion of Russia）期间，南苏蒂负责指挥第1骑兵团，他在奥斯特洛夫诺之战（英语：Battle of Ostrovno）和博罗金诺之战（英语：Battle of Borodino）中表现出色，但他的膝盖却受了重伤。第二年，他负责指挥帝国卫队骑兵部队，并率领部队参加了德累斯顿战役（英语：Battle of Dresden）、莱比锡战役（英语：Battle of Leipzig）和哈瑙战役（英语：Battle of Hanau），但他却再次负伤。1814年，他率领部队参加了几次战役，包括拉罗蒂耶尔战役（英语：Battle of La Rothière）、蒙米拉伊之战（英语：Battle of Montmirail）、沃尚战役（英语：Battle of Vauchamps）和克拉奥讷战役（英语：Battle of Craonne），同年他因伤致残。 作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一位军事精英和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获得者，南苏蒂伯爵是“皇帝军事之家”的一员，也是拿破仑的第一侍从，还担任过龙骑兵大将。波旁复辟时期，路易十八（法语：Louis XVIII Stanislas Xavier de France；西班牙语：Luis XVIII Estanislao Javier de Francia；葡萄牙语：Luís XVIII Estanislau Xavier da Frana；意大利语：Luigi XVIII Stanislao Saverio di Borbone-Francia；荷兰语：Lodewijk XVIII Stanislaus Xaverius van Frankrijk；1755年11月17日－1824年9月16日）授予他额外的荣誉和指挥权，其中一个就是让他成为了“法国国王军事之家”的一员。南苏蒂于1815年2月去世，并被安葬于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他的名字被铭在巴黎凯旋门上，巴黎十四区的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 早年生活艾蒂安·德·南苏蒂于1768年5月30日出生于波尔多。他的父亲在法国陆军中服役了五十年，路易十五统治期间，他参加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英语：War of the Polish Succession）、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英语：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和七年战争（英语：Seven Years' War），随后他负责指挥驻扎于特龙佩特堡要塞（位于波尔多）的部队。在旧制度下，作为一个小贵族家庭的一员，年轻的艾蒂安·德·南苏蒂选择追随父亲的脚步，进入军队服役。1779年，十岁的他被布列讷堡军事学校录取，在那里，他是一位品行端正、勤奋好学的学生。1782年10月21日，他被转入巴黎军事学校，在那里，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两年后，南苏蒂成为了迦密山圣母村骑士团的一位骑士，一位先生（即后来的国王路易十八）亲自为他授勋，他为此感到非常荣幸。1783年5月30日，当他毕业的时候，他被晋升为少尉；1785年5月26日，南苏蒂进入“勃艮第”步兵团服役，他的父亲曾在这里服役，并拿出了出色的表现。  ↑一张巴黎军事学校的现代照片。作为一位年轻的军校学员，南苏蒂在那里学习，后来，1783年，他成为了一名下级军官。 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南苏蒂一家在波尔多过着平静而朴素的生活，他的父亲负责指挥驻扎于特龙佩特堡的部队，他的家人也住在那里，另外他们还能领取1000里弗尔的养恤金。1785年，他的父亲在部队服役六十多年之后突然去世，当时他依旧担任部队指挥官一职。他的遗孀没有收入，无法抚养他们的儿子和两个女儿。然而，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如布兰卡斯女公爵以及博沃元帅（法语：Charles Juste de Beauvau；1720年9月10日-1793年5月21日）的妻子联系了战争大臣德·塞居尔元帅（法语：Philippe Henri, Marquis de Ségur；1724年1月20日-1801年10月3日），并留心年轻的南苏蒂的情况。结果，1788年，南苏蒂被任命为“弗朗什-孔泰·卡瓦勒里”轻骑兵团（后来被改名为“第4轻骑兵团”）的临时指挥官。他很快被调到“洛赞”骠骑兵团（1791年，更名为第6骠骑兵团；1793年，再次更名为第5骠骑兵团）服役。1791年，南苏蒂离开该部队，连续两次担任军事参谋职务，首先，他于12月20日进入中心区陆军，担任副官长庞塞特·德·拉库尔·莫帕（法语：Antoine Franois Poncet de la Cour de Maupas；1750年9月17日-1825年6月7日）的副手；接下来，他于1792年初担任卢克纳元帅的侍从官。随后，他被晋升为中校，并于3月5日开始负责指挥第2轻骑兵团下辖的一个中队；4月4日，他被调到第9骑兵团服役，负责指挥其下辖的一个中队，在接下来的七年半的时间里，他都在这支部队里服役。 法国大革命战争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在第9骑兵团里担任军官  ↑约瑟夫-代西雷·库尔（法语：Joseph-Désiré Court；1797年9月14日-1865年1月23日）为亚当·菲利普·德·居斯蒂纳将军（法语：Adam Philippe, Comte de Custine；1740年2月4日-1793年8月28日）画的一幅肖像画。南苏蒂第一次参加军事行动的时候，他还是一名年轻的中校，在第9骑兵团［隶属于居斯蒂纳的军团（名为“莱茵区陆军”）］服役。 法国大革命战争爆发之后，南苏蒂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得不临时指挥整个第9骑兵团，因为他是团里军衔最高的中队长（他的军衔为中校），而且当时的指挥官——巴达·德·博多萨尔瓦上校（法语：Badda de Bodosalva；？-1792年10月）已于1792年5月底病倒了。他的团隶属于“莱茵区陆军”，并且并入了居斯蒂纳将军的军团，居斯蒂纳的军团准备向普法尔茨进军，部队的第一次军事演习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同年10月底，巴达·德·博多萨尔瓦上校去世，南苏蒂自然希望被任命为团长，接替他的职务。然而，居斯蒂纳却任命比他更年长的卢巴特·德·博安中校（法语：Jean Claude Loubat de Bohan；1755年11月28日-1839年10月12日）为第9骑兵团的指挥官，他不顾南苏蒂的反对，坚持自己做出的决定。在卢巴特的指挥下，第9骑兵团于1793年3月30日在上弗勒斯海姆与普鲁士军队交战。第一次冲锋成功之后，南苏蒂的第1中队遭到了敌军轻骑兵部队的反冲锋；其余的中队在卢巴特的率领下很快就与南苏蒂的中队会合，他们一起击溃了敌军。军团指挥官居斯蒂纳随后被任命为北部陆军的指挥官，但是在离任前，他试图对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发起最后一次令人生畏的进攻。这需要夜间行军，通常不需要骑兵部队参加，骑兵部队、步兵部队和炮兵部队之间的机动配合不佳。这导致了5月17日军事行动的彻底失败。尽管如此，在这次行动中，包括第9骑兵团在内的军团的骑兵部队在最初的冲锋中成功地夺取了敌军的一些火炮。然而，哈布斯堡王朝军队的反攻迫使他们在混乱中撤退，这在迎面而来的步兵部队中引起了恐慌情绪。 尽管遭遇了挫折，但是几天后，卢巴特·德·博安被晋升为将官，南苏提再次负责临时指挥该团。当亚历山大·德·博阿尔内将军（法语：Alexandre Franois Marie, Viscount of Beauharnais；1760年5月28日－1794年7月23日）负责指挥莱茵区陆军的时候，他指挥军队向美因茨进军。双方在兰道附近发生了一些战斗，第9骑兵团向敌军多次发起冲锋。就在这次事件之后，该团第二中队的指挥官援引了含糊其词的新法律中的一条规定，请求让自己负责指挥该团，接替南苏蒂的职务。他的请求被拒绝了，南苏蒂的临时指挥权得到确认。 担任第9骑兵团指挥官 现在，南苏蒂被晋升为上校，继续担任第9骑兵团指挥官，他于1793年11月和12月在斯特拉斯堡附近参加了几次小规模骑兵行动，并取得了成功。随后，他于12月底参加了第二次维桑堡战役［英语：Second Battle of Wissembourg (1793)］。战争结束之后，曾负责指挥南苏蒂所在的骑兵师的师团将军多纳迪厄被指控在敌人面前懦弱，他因此受到审判，最后被处死。南苏蒂没有参与这次事件。此外，尽管他是旧制度下的一个小贵族家庭的一员，但是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阶段，他没有受到任何骚扰。  ↑1795年，一名法国革命军重骑兵。1793年至1799年，南苏蒂负责指挥第9骑兵团。 1794年战役期间，双方继续在莱茵兰交战，路易斯·德赛将军（法语：Louis Charles Antoine Desaix；1768年8月17日 – 1800年6月14日）率军击退了反法联军。南苏蒂麾下的第9骑兵团与第17龙骑兵团合编成了一个旅，戴尔马·德·拉科斯特将军（法语：Antoine-Guillaume Maurailhac Delmas de La Coste Delmas；1766年1月3日-1813年10月30日）担任指挥官。该旅在同年5月底的两场战役中与奥地利骑兵部队交战，表现出色。法国莱茵区陆军总司令［即师团将军米乔德（法语：Claude Ignace Franois Michaud；1751年10月28日-1835年10月19日）］在报告中指出：戴尔马麾下的两个团每次在面对敌人时都表现出勇敢无畏的精神。7月，第9骑兵团参加了几次骑兵行动，南苏蒂因指挥得当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他是一位纪律严明的指挥官，知道如何有效训练他的部下。 从1794年12月开始，驻扎于莱茵河流域的法国军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该时期以夏尔·皮舍格吕将军（法语：Jean-Charles Pichegru；1761年2月16日－1804年4月5日）的部队无法拿下美因茨为标志。让·维克托·马里·莫罗将军接替他成为总司令。莫罗将部队重组为三个军团和一支预备队，第9骑兵团隶属于该预备队。布尔西耶（法语：Franois Antoine Louis Bourcier；1760年2月23日-1828年5月8日）率领后备骑兵部队参加了埃特林根战役（英语：Battle of Ettlingen），第9骑兵团下辖的两个中队投入了战斗，表现非常出色。这场战役的下一个重要时刻发生于1796年8月11日黎明，南苏蒂和他的部下们暂时隶属于“中央军团”，该军团的指挥官为洛朗·德·古维翁·圣西尔将军（法语：Laurent de Gouvion Saint-Cyr；1764年4月13日－1830年3月17日）。古维翁·圣西尔的骑兵部队经过连续几天的行军已经精疲力竭，他决定让一个新组建的卡宾枪骑兵中队担任前哨部队，对于一支精锐重骑兵部队来说，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任务。黎明时分，内勒斯海姆战役（英语：Battle of Neresheim）打响，奥地利骑兵部队向卡宾枪骑兵部队发起冲锋，击溃了毫无准备的骑兵部队，他们在惊慌之下逃跑。他们的迅速逃跑引起了其他骑兵团的恐慌情绪，他们习惯于看到卡宾枪骑兵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战胜敌人。南苏蒂竭尽全力阻止骑兵部队溃败，并把其他的惊慌失措的团重新组织起来，但是骑兵们的士气一整天都很低落，南苏蒂被迫在敌人面前退让，而不是带着士气低落的部队冒险冲锋。这招致了军团指挥官古维翁·圣西尔将军的批评，他让他的侍从官去命令南苏蒂率领部队冲锋，后者花了重要的时间去部署他的部队。在他的指挥下，四个骑兵团（第2猎骑兵团、第20猎骑兵团、第2骑兵团和第9骑兵团）发起了一次冲锋，表现出色，阻止了奥地利第1线列步兵团的前进。第二天，奥地利卡尔大公（德语：Erzherzog Karl Ludwig Johann Josef Lorenz von sterreich；英语：Archduke Charles Louis John Joseph Laurentius；1771年9月5日 – 1847年4月30日）率军从战场上撤退。南苏蒂的第9骑兵团在1796年战役中参加了许多其他的战役，他们每次都表现出色。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团，多次拒绝被晋升为准将，想继续当一名上校，继续指挥第九骑兵团。 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 ↑让-约瑟夫·多普尔将军（法语：Jean-Joseph Ange d'Hautpoul；1754年5月13日－1807年2月14日），他经验丰富，于1799年担任南苏蒂的直接上级。 1797年10月，《坎波福尔米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的结束，但是短暂的和平期于1798年结束，第二次反法同盟立。南苏蒂的第9骑兵团先后隶属于“日耳曼地区陆军”、“美因茨地区陆军”和“多瑙河地区陆军”，他在让-巴蒂斯特·儒尔当（法语：Jean-Baptiste Jourdan；1762年4月29日－1833年11月23日）帐下效力。1799年，这个由南苏蒂指挥的团被编入了师团将军让-约瑟夫·安热·多普尔麾下的骑兵预备队（隶属于“多瑙河地区陆军”）。这支部队在第一次史塔卡赫战役［英语：Battle of Stockach (1799)］中惨败，其大部分士兵被编入安德烈·马塞纳将军（法语：André Masséna；意大利语：Andrea Massena；1758年5月6日－1817年4月4日）的“瑞士地区陆军”；骑兵部队则被编入新组建的“莱茵区陆军”。 1799年，法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似乎很严峻，尤其是在法军在德国西南部遭受到了损失（以第一次史塔卡赫战役而告终）之后。8月29日，南苏蒂被晋升为准将（之前他是一名上校），负责指挥由第8骑兵团和第9骑兵团组成的重骑兵旅。后来，南苏蒂的旅被临时扩充为四个团，与让-路易-布里吉特·埃斯帕尼（法语：Jean-Louis-Brigitte Espagne；1769年2月16日-1809年5月21日）准将的四个团一起被编入了一支3000人的骑兵预备队（第1卡宾枪骑兵团、第2卡宾枪骑兵团、第6骑兵团、第8骑兵团、第9骑兵团、第10骑兵团、第19骑兵团和第23骑兵团，拥有14门加农炮），指挥官是45岁的多普尔将军。“莱茵区陆军”的总指挥权被交给了有前途的克劳德·莱库尔贝将军（法语：Claude Jacques Lecourbe；1759年2月22日-1815年10月22日）。莱库尔贝认为以他的兵力不足以发动进攻，所以他决定撤退。在撤退期间，在维斯洛赫战役［英语：Battle of Wiesloch (1799)］中发生了一次骑兵对决，在那里，多普尔的部下，尤其是南苏蒂的旅非常投入。随着莱茵河战役的结束，路易·巴拉杰·迪里埃（法语：Louis Baraguey d'Hilliers；1764年8月13日-1813年1月6日）接替了莱库尔贝的军长职务，他对多普尔的骑兵预备队进行了重组，将南苏蒂的旅缩减为最初的两个团（第8骑兵团和第9骑兵团）。 德国战役 尽管边境的军事形势有所缓和，但是法国仍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埃及-叙利亚战役（英语：French campaign in Egypt and Syria）结束之后，拿破仑·波拿巴将军回到法国，在此之后，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被许多人视为“法国的救世主”。拿破仑和他的追随者们广受民众支持和政治支持，他们发动了一场政变，成立了法国执政府。随后，“第一执政”拿破仑立即制定了针对法国在欧洲大陆上唯一的敌人——奥地利的作战计划。南苏蒂最初被派往“第一执政”的“陆军预备队”中服役，这支部队将在意大利作战；但是让·维克托·马里·莫罗将军坚持让他留在自己的“莱茵区陆军”中，这支部队将在德国中部作战。因此，南苏蒂负责指挥莱库尔贝的“右翼军团”（隶属于“莱茵区陆军”）下辖的骑兵部队（第15骑兵团、第11龙骑兵团和第12猎骑兵团）。 南苏蒂的骑兵部队参加了几次战役，第一场战役是史塔卡赫-恩根战役（英语：Battles of Stockach and Engen），他以干练与勇敢著称，随后，他的部队成功地向敌军步兵部队发起冲锋，并在位于史塔卡赫（为一年前法国多瑙河地区陆军战败的地方）附近的街道上追上了他们。他的部队在提洛伯国境内巡逻，1800年6月14日，他的部队在一次战役中击退了罗伊斯-普劳恩亲王海因里希十五（德语：Heinrich XV. Reu zu Greiz；英语：Prince Heinrich XV of Reuss-Plauen, Viceroy of Lombardy-Venetia；1751年2月22日-1825年8月30日）的部队，同一天，“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的部队在远在南方的马伦哥取得了胜利（英语：Battle of Marengo）。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结束之前，南苏蒂一直负责指挥提洛伯国的一支自治部队，接替他职务的人是莫利托将军（法语：Gabriel-Jean-Joseph, 1st Count of Molitor；1770年3月7日－1849年7月28日）和古丹将军（法语：Charles-tienne César Gudin de La Sablonnière；1768年2月13日-1812年8月22日）。第6骠骑兵团和第8骠骑兵团被编入他的部队之后，南苏蒂的部队多达五个团。在此期间，作为一名能干而能够熟练运用技巧的骑兵指挥官，他巩固了自己坚实的声誉；莱库尔贝将军说他不想让别人来指挥他的骑兵部队。 和平时期 ↑第4骠骑兵团。1803年，该团被编入南苏蒂的师。 《吕内维尔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大陆进入了一段和平时期。然而，与此同时，由于葡萄牙王国与英国结盟，“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决定对卢西塔尼人进行军事恫吓。他下令组建“吉伦特观察兵团”。在从九个人里边进行筛选之后，南苏蒂负责指挥该兵团下辖的骑兵部队。“吉伦特观察兵团”接到了入侵葡萄牙的命令，并进入了西班牙领土，但是在法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达成和平协议之后，它很快就回到了法国。随后，南苏蒂执行了各种各样的命令，1803年3月24日，他被晋升为师团将军。这一年，他35岁。他先后负责指挥驻扎于塞纳-瓦兹省的部队和“汉诺威地区陆军”［指挥官是爱德华·莫蒂埃将军（法语：Adolphe douard Casimir Joseph Mortier；1768年2月13日－1835年7月28日）］下辖的骑兵部队（第5猎骑兵团、第2骠骑兵团、第4骠骑兵团和第5骠骑兵团），直到汉诺威军队被解除武装、法国军队占领这座城市为止。 1804年2月1日，南苏蒂负责指挥“海岸陆军”下辖的骑兵预备队。针对法国骑兵部队的改革早在1803年9月就已经开始了，法国革命军下辖的前12个重骑兵团将被改组为胸甲骑兵团。这次改革还新组建了一个强大的重骑兵师（下辖6个团，分别是第1卡宾枪骑兵团、第2卡宾枪骑兵团、第2胸甲骑兵团、第3胸甲骑兵团、第9胸甲骑兵团和第12胸甲骑兵团），指挥官是南苏蒂。1805年8月29日，这个师被更名为“第1重骑兵师”（隶属于新组建的“大军团”）。南苏蒂还于1804年6月14日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指挥官级勋章。1805年，拿破仑任命他为皇后身边的第一内侍，但是南苏蒂不喜欢宫廷生活，在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之后，他立刻就辞去了这个职位。 拿破仑战争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 ↑1805年，法国胸甲骑兵部队准备发起一次冲锋。同年，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中，南苏蒂率领胸甲骑兵部队参加了几次战役。这幅画是由让-路易·欧内斯特·梅索尼埃（法语：Jean-Louis-Ernest Meissonier；1815年2月21日－1891年1月31日）创作的。 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爆发的时候，大军团组建了一支骑兵预备队，指挥官是若阿尚·缪拉元帅（法语：Joachim Murat；1767年3月25日－1815年10月13日）。这支骑兵预备队下辖两个重骑兵师（分别是南苏蒂的重骑兵师和让-约瑟夫·多普尔的重骑兵师）、三个龙骑兵师、一个步战龙骑兵师和一个轻骑兵旅。南苏蒂的师（下辖6个团）很快就因管理最好、作战最严谨而获得了声誉。 在战争的初级阶段，南苏蒂的师最初隶属于路易·尼古拉·达武元帅（法语：Louis-Nicolas d'Avout；1770年5月10日－1823年6月1日）的第三军团，并随军先后渡过莱茵河和多瑙河，随后被编入缪拉的骑兵预备队。南苏蒂在韦尔廷根战役（英语：Battle of Wertingen）中第一次获得了率领他的部队参加战斗的机会，在战斗中，他的部队以高超的机动性而著称。南苏蒂不得不与他帐下的两个卡宾枪骑兵团分离并将其交给缪拉指挥，他率领他剩下的部队在奥格斯堡跟随拿破仑的部队同敌军作战，在那里，他的部队被编入让·拉纳元帅（法语：Jean Lannes；1769年4月10日－1809年5月31日）的第五军团。在这之后，施豪恩拉伯恩战役（英语：Battle of Schngrabern）中，他们支援了瓦尔特（法语：Frédéric-Louis-Henri Walther；1761年6月20日-1813年11月24日）的师。随后，1805年11月25日，维施奥战役（英语：Battle of Wischau）中，第9胸甲骑兵团与多普尔的胸甲骑兵师、瓦尔特的龙骑兵部队以及贝西埃尔（法语：Jean-Baptiste Bessières；1768年8月6日－1813年5月1日）的帝国卫队近卫掷弹骑兵部队和近卫猎骑兵部队一同参加了一次重要的骑兵行动。 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向敌军发起冲锋 在率领大军深入奥地利领土之后，拿破仑的部队在奥斯特里茨镇附近与敌军（约有八万五千人）相遇。战斗在1805年12月2日黎明前打响，南苏蒂重新掌握了整个师的指挥权，他的师被重新编入缪拉的骑兵预备队。南苏蒂的部队被部署在部队的左翼，他负责指挥的部队包括本来隶属于他的师的六个团，每个团下辖三个中队：皮斯顿准将（法语：Joseph Piston；1754年9月30日–1831年3月21日）的第1卡宾枪骑兵团和第2卡宾枪骑兵团（分别有205人和181人）、拉乌赛准将（法语：Armand Lebrun de la Houssaye；1768年10月20日-1848年6月19日）的第2胸甲骑兵团和第9胸甲骑兵团（分别有304人和280人）以及圣日耳曼准将（法语：Antoine-Louis Decrest de Saint-Germain；1761年12月8日-1835年10月4日）的第3胸甲骑兵团和第12胸甲骑兵团（分别有333人和277人）。此外，第2骑马炮兵团第4连下辖的一个骑马炮兵组也是他的师的一部分。这些士兵的一开始排成两行，被部署在卡法雷利（法语：Marie-Franois Auguste de Caffarelli du Falga；1766年10月7日-1849年1月23日）的步兵师（隶属于拉纳的第五军团）的后面。  ↑奥地利亲王约翰一世·约瑟夫·冯·列支敦士登（德语：Johann I Baptist Josef Adam Johann Nepomuk Aloys Franz de Paula；1760年6月26日－1836年4月20日）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负责指挥奥俄联军的骑兵预备队。在这场战役中，他的部队在与南苏蒂的第1重骑兵师的一系列交战中表现最差。 上午10点左右，战场上的战斗已经开始，俄国将领彼得·巴格拉季昂（俄语：Пётр Иванович Багратион；英语：Pyotr Ivanovich Bagration；1765年7月10日－1812年9月24日）几天前在维施奥战役中赢得了骑兵战斗的胜利，他将他的部队从敌军第五兵团下辖的步兵部队那里撤了回来。与此同时，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翰一世·约瑟夫（是一名奥地利亲王）率领4000名佩有马刀的骑兵（隶属于奥俄联军的骑兵预备队）与缪拉帐下的6000名佩有马刀的骑兵交战。奥俄联军没有为骑兵进攻提供步兵或炮兵支援，而缪拉的骑兵部队则能与拉纳的步兵部队和炮兵部队配合作战。在与拉纳的步兵部队进行了一系列交战之后，他们伤亡惨重，奥俄联军的部分骑兵部分撤退了，他们的指挥官对他们进行了重组。被编入巴格拉季昂自己的骑兵部队之后，他们再次出发了，这次的目标是缪拉所在的指挥中心。当奥俄联军的骑兵部队逼近目标的时候，南苏蒂帐下的四个团（两个卡宾枪骑兵团以及第2胸甲骑兵团、第3胸甲骑兵团）正好与他们相遇。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两队人马的厮杀声。短暂的战斗之后，奥俄联军的骑兵部队溃败，并被赶跑了。然而，约翰一世很快就重组了他的军队，由于法国骑兵部队全部都被部署在卡法雷利的步兵师的左侧，他率领自己的部队攻击该师的右翼，但是他的部队马上就遭到了持续的燧发枪扫射，他的骑兵部队失去了组织。看到这种情况，南苏蒂率领他的部队向右转，以排为单位穿过步兵之间的间隔，然后在步兵部队的前方排成两行。三次冲锋接踵而至，南苏蒂巧妙地指挥第1卡宾枪骑兵团、第2卡宾枪骑兵团和第2胸甲骑兵团（位于第1行）同敌军作战，然后指挥第9胸甲骑兵团和圣日耳曼的旅（位于第2行）同敌军作战。奥俄联军的骑兵部队最终被击溃，并彻底被击退了。在经过一系列骑兵与步兵协调作战之后，缪拉和拉的部队迫使巴格拉季昂的部队全部撤退，并损失了2000人（大约是部队的一半兵力）和16门火炮。 法军方面，尽管他们当天一再向敌军发起冲锋，但是第1重骑兵师的伤亡相对较小，这是指挥官指挥能力的证明。皮斯顿的第1旅2人死亡，41人受伤；拉乌赛的第2旅1人死亡，25人受伤；圣日耳曼的第3旅47人死亡，28人受伤。伤亡率最高的团是第3胸甲骑兵团，44人死亡，27人受伤，伤亡率高达21%。在缪拉的参谋长——奥古斯丁·丹尼尔·贝里亚德将军（法语：Augustin Daniel Belliard；1769年5月25日-1832年1月28日）起草的报告中，南苏蒂的指挥能力被评价为“卓越而杰出”，随后，南苏蒂在军队公报中被提及，12月25日，他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大军官级勋章。此外，在他的师中的六名上校中，3人被晋升为准将，3人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大十字指挥官级勋章。1805年12月底，在法国与奥地利帝国签订《普雷斯堡和约》之后，南苏蒂的师驻扎于巴伐利亚选侯国，他们在那里过冬。 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普鲁士战役  ↑1806年10月25日，在普鲁士首都柏林，大军团举行胜利游行。 1806年9月，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爆发，拿破仑率领大军团进入德国的心脏地区，与普鲁士军队进行了一场值得纪念的战争。和去年一样，南苏蒂的第1重骑兵师由同样的六个团（第1卡宾枪骑兵团、第2卡宾枪骑兵团、第2胸甲骑兵团、第3胸甲骑兵团、第9胸甲骑兵团和第12胸甲骑兵团）组成，该师再次成为若阿尚·缪拉的骑兵预备队的一部分。起初，由于拿破仑的部队的作战速度很快，第1重骑兵师和两个胸甲骑兵旅（隶属于多普尔的第2重骑兵师）中的一个没有及时到达前线参加耶拿-奥尔施泰特会战（英语：Battle of Jena–Auerstedt）。从10月14日晚上开始，南苏蒂的骑兵部队追击溃败的普鲁士军队，10月15日，他的部队跟随一个敌军军团（下辖一万名步兵和3个骑兵团）进入埃尔福特的街头。敌军被困在城里，普雷瓦勒上校（隶属于第3胸甲骑兵团；法语：Claude Antoine Hippolyte de Préval；1776年11月6日-1853年2月19日）在夜幕降临前前往埃尔福特与敌军谈判，商量投降事宜，结果，法军俘虏了12000名敌军士兵（包括6000名伤员），并缴获了65门加农炮。 南苏蒂的师继续追击普鲁士军队，该师从10月25日开始就驻扎在波茨坦，两天之后，他们在柏林参加了大军团的胜利游行，后来，10月30日，拿破仑亲自检阅部队。从11月7日开始，南苏蒂率领自己的师跟随缪拉的部队向维斯瓦河进军，12月22日，他们和骑兵预备队的其他士兵们一起渡过了这条河。骑兵部队在拉帕津桥进行了一次短暂而成功的行动之后，他们试图及时参加戈维明战役（英语：Battle of Golymin），但是由于道路泥泞以及前面的龙骑兵师行动速度缓慢而耽误了时间；他们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到达战场的。随后，该师在华沙过冬，但是缪拉请了病假，南苏蒂很快就接替他的职务，并负责指挥拉萨尔（法语：Antoine-Charles-Louis, Comte de Lasalle；1775年5月10日－1809年7月6日）的轻骑兵师、克莱因（法语：Dominique Louis Antoine Klein；1761年1月19日－1845年11月2日）的龙骑兵师以及米约（法语：douard Jean-Baptiste, comte Milhaud；1766年7月10日-1833年12月10日）的龙骑兵师。这几个师被排在部队的第一列，虽然南苏蒂的正式上级是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法语：Nicolas Jean de Dieu Soult；1769年3月29日－1851年11月26日），但是他的部队可以独立行动，如果发生任何不可预见或者不寻常的事件的时候，他要直接向皇帝汇报。南苏蒂很小心地完成了新的任务，亲自在前线巡逻，并负责确定在哪里部署轻骑兵部队（负责掩护前哨步兵部队）。 波兰战役：早期军事演习  ↑1810年以前，两个卡宾枪骑兵团的士兵们不穿胸甲。1804年至1809年间，他们是南苏蒂的重骑兵师的一部分。 俄军对左翼部队发起了军事行动，在得知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之后，缪拉重新负责指挥骑兵预备队，他命令南苏蒂重新负责指挥第1重骑兵师，并跟随部队向埃劳集结。南苏蒂与自己的部队在华沙会合，他十分勤勉，将他们带到了指定的目的地，但是他们直到1807年2月13日才抵达目的地，此时，埃劳战役（英语：Battle of Eylau）已经结束五天了，他们来不及参加任何军事行动。2月14日，南苏蒂得知他的战友兼前任上级多普尔将军（法国大革命战争时期，此人曾担任过他的上级）去世的消息，埃劳战役中，他率领骑兵部队英勇地向敌军发起冲锋，并受了致命伤。战争结束之后，拿破仑决定让士兵们过冬。为了确保前哨部队的安全，他命令缪拉率领一支强大的纵队（包括南苏蒂帐下的士兵们）去击退任何可能会被发现的敌人。3月10日，第1重骑兵师在沃尔夫斯多夫与敌军发生了一场短暂的小规模冲突，在决定将所有的重骑兵都派往维斯瓦河下游地区之前，那里是他们休息和需要增援的地方。 冬季行动后，部队得到了补充，1807年6月1日，南苏蒂的师（下辖6个团）人数不少于3257人。这是骑兵预备队中最强大的重骑兵师，它里面还有两个这样的师，即圣叙尔皮斯（法语：Raymond-Gaspard de Bonardi,comte de Saint-Sulpice；1761年10月23日-1835年6月20日）的第2重骑兵师和新组建的第3重骑兵师（指挥官是埃斯帕尼）。随着军事行动于1807年晚些时候恢复，南苏蒂的师被匆忙派往德盆镇，米歇尔·内伊元帅（法语：Michel Ney；1769年1月10日－1815年12月7日）率领他的军团撤退到这里，在积极地从危险的处境中脱身之后，部队的损失少得惊人。拿破仑率领内伊的军团、骑兵预备队和帝国卫队向多布雷城进军，6月9日，他在那里发现了一支庞大的敌军联合武装部队。缪拉的部队继续向前推进，把敌军逼到了多布雷城的街头，夜幕降临时，他率领骑兵部队攻入此地。南苏蒂和他的部下作战英勇作战，在此之后，第二天，他就去休息了，他命令埃斯帕尼的第3重骑兵师去参加海尔斯堡战役（英语：Battle of Heilsberg）期间所有的军事行动。 1807年6月初，拿破仑重新评估了战略形势，决定率军向东北方向进军，以阻止本尼格森（俄语：Левин Август Готлиб Теофиль фон Беннигсен,Леонтий Леонтьевич Беннигсен；拉丁化俄语：Lévin vgust Gótlib Teofíl' fon Bénnigsen,Leóntii Leónt'yevich；德语：Levin August Gottlieb Theophil Graf von Bennigsen；1745年2月10日－1826年12月3）麾下的俄军穿过位于弗里德兰的桥梁并渡过维纳河。如果俄军在弗里德兰成功地渡过了维纳河，他们就可以向友军（即普鲁士军队）靠拢，此时普军正驻扎于柯尼斯堡。拿破仑制定了一个计划，让缪拉元帅指挥两个军团和一支强大的骑兵预备队，命令他们向柯尼斯堡进军，同时，他将其余的部队派往弗里德兰。带头向驻扎于弗里德兰的敌军发起进攻的部队是让·拉纳元帅的预备役兵团（下辖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格鲁希（法语：Emmanuel de Grouchy；1766年10月23日－1847年5月29日）的龙骑兵团以及南苏蒂的卡宾枪骑兵团和胸甲骑兵团暂时驻扎在那里。缪拉不在的时候，格鲁希担任骑兵部队的高级指挥官，他将全面指挥所有留在拿破仑身边的骑兵。 波兰战役：弗里德兰  ↑1807年6月14日，弗里德兰战役中，南苏蒂的胸甲骑兵部队向敌军发起冲锋。 6月13日，夜幕降临后，拉纳率军抵达弗里德兰，他发现这个阵地已经被俄军占领了。6月14日一大早，拉纳几乎是以象征性的兵力（人数为11000至13500人）对庞大的敌军（人数为85000人）英勇地发起了进攻。他的目标是阻止敌军渡过维纳河，让拿破仑拥有足够的时间率领剩余的部队抵达弗里德兰。两军第一次交战之后，南苏蒂的师抵达弗里德兰战场，并被派往战略要地海因里希斯多夫。法军需要守住这个村庄，因为它保护着拉纳的部队与拿破仑的其余部队之间的通讯线路。格鲁希也率领着他的龙骑兵师向村庄进军，他震惊地发现村庄已落入敌军之手，而南苏蒂的部队正在小跑着撤退，甚至没有试图去遏制敌人或者去封锁军团的通讯线路。事实上，南苏蒂的部队刚到不久，他就接到了命令，他的部队要在海因里希斯多夫安顿下来，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指示，也没有被告知右边发生了什么。当俄国步兵部队和骑兵部队大胆地向他逼近的时候，他开始担心自己的部队的通讯线路的安全，因此命令他的士兵们返回，以避免线路被切断。  ↑弗里德兰战役中，拿破仑下令进攻。南苏蒂将军在这场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奥拉斯·韦尔内（法语：mile Jean-Horace Vernet；1789年6月30日－1863年1月17日）的这幅画中，他位于拿破仑的旁边（即他的左边）。 然而，南苏蒂的举动破坏了拉纳的整个计划，因为强大的援军需要经过海因里希斯多夫才能抵达战场。惊慌失措的拉纳立即派一名侍从官去见格鲁希，敦促他阻止敌军切断他与拿破仑之间的联系，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格鲁希及时接管了南苏蒂帐下的主要中队的指挥权，并命令他们返回最初的位置，然后率领自己的龙骑兵部队不顾一切地向敌军发起了冲锋，但是取得了成功，他的部队抵达了村庄的街道，并突破了俄军防线。格鲁希的龙骑兵部队的内部在这次突然的进攻中变得混乱不堪，所处的位置也很糟糕，俄国骑兵部队发起了反击，但是南苏蒂的部队及时赶到，法军击退了俄国骑兵部队，暂时占住了位置。两名骑兵指挥官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格鲁希亮出了自己作为骑兵指挥官的资历和地位，针对南苏蒂早些时候的撤军决定进行了批评。南苏蒂反驳说，自己在指挥骑兵部队作战方面经验更加丰富。当战争重新开始时，在随后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中，这次争吵并没有妨碍南苏蒂的部队在格鲁希的指挥下表现出色。因为之前的战败，俄军决定强行攻占海因里希斯多夫，他们集结了一支强大的步兵部队，之前他们还有不少于60个骑兵中队，外加大约2000名哥萨克骑兵。为了应对俄军这一举动，格鲁希使用了障眼法，引诱敌军骑兵部队远离步兵部队。然后，格鲁希的部队从正面冲向敌军骑兵部队；同时，南苏蒂率军从侧翼攻击他们，格鲁希的部队与南苏蒂的部队合力击退了他们。尽管有无数的指控和反指控，但是法国骑兵部队一直占据上风。 拿破仑带着大量援军到来之后，此时正是进行全面反击的时候。拿破仑计划对俄军左翼发动重点进攻，他想阻止敌军从右翼调遣军支援遭到重创的左翼部队。为此，格鲁希接到命令，要他不停地骚扰面前的敌军，以防止本尼格森把左翼部队重新组织起来。该命令还要求格鲁希让轰击法军左翼部队的敌军的火炮安静下来。在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的过程中，南苏蒂完全支持格鲁希，他们一同率军结束了俄军对这一地区的炮击。后来，格鲁希在报告中表达了对南苏蒂的行为的钦佩，他补充说，后者“光荣地修补了”他之前犯的错误。大军团第79号公告发布时，南苏蒂也被提名表扬。战争结束之后，第1重骑兵师参与了对驻扎于尼曼河畔的俄军的追击，但是在7月，法国与俄国签订了《提尔西特条约》，两国之间的敌对状态很快就结束了。 帝国伯爵、第一侍从和半岛战争（英语：Peninsular War） ↑法国荣誉军团大鹰级勋章。 南苏蒂将军在弗里德兰战役之后获得了众多荣誉和财富，这似乎表明了拿破仑对他的赞赏，而且拿破仑并不认为这场战役中的早期事件是南苏蒂的过错。1807年7月11日，师团将军南苏蒂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大鹰级勋章，这是法国荣誉军团第五等勋章，也是最高勋章，专门颁发给最优秀的军官。这每年也为他带来了2万法郎的收入。1807年6月30日，他拿到了第一笔奖金（合计12846法郎），该奖金由华沙大公国支付。9月23日，他又从拿破仑的总账账簿那儿拿到了5882法郎的奖金。从1808年3月10日开始，南苏蒂另外又拿到了两次奖金，其中一笔奖金总计25000法郎，由威斯特伐利亚王国支付；另一笔奖金总计10000法郎，由汉诺威采文领地支付。他还拿到了一笔10万法郎的奖金，用于在巴黎购买一套法式府邸；南苏蒂在圣日耳曼郊区买下了迪雷庭长（法语：Claude Duret；约1570年-1611年9月17日）府邸，该地区居住着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新精英人群。的确，一流的军事人物，例如意大利总督欧仁（法语：Eugène Rose de Beauharnais；1781年9月3日－1824年2月21日）、达武元帅、拉纳元帅、拉普将军（法语：Jean Rapp；1771年4月27日－1821年11月8日）和莱格兰德将军（法语：Claude Juste Alexandre Louis Legrand；1762年2月23日-1815年1月8日）也在圣日耳曼郊区拥有属于自己的住宅。 此外，1808年，他进入“皇帝军事之家”工作，担任拿破仑的第一侍从，这每年能给他带来30000法郎的收入，当大侍从官阿尔芒·奥古斯丁·路易·德·科兰古将军（法语：Armand-Augustin-Louis, Marquis de Caulaincourt；1773年12月9日-1827年2月19日）被派往圣彼得堡担任大使的时候，他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据说拿破仑选择南苏蒂是因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他还拥有着优雅的举止、贵族般的姿态和良好的管理才能。作为第一侍从，拿破仑短暂地前往西班牙督战（从1808年11月到1809年1月初），南苏蒂不得不陪同在拿破仑身边。在那里，他负责几项行政工作，包括为拿破仑提供稳定的服务、管理侍从，以及负责指挥他身边的值班军官。拿破仑身边的侍从官也有自己的侍从官，他们也要接受第一侍从的指挥。尽管在多次战役中南苏蒂从未远离过拿破仑，但是他本人在这场战争中却从未行使过战场指挥权；1809年1月，他陪同拿破仑返回法国，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即将爆发。 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由于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大部分军队都被卷入了血腥的半岛战争，这使得奥地利帝国相信，为1805年的耻辱性失利复仇的最佳时机终于到来了。奥地利希望能够击败法国，重新获得在意大利地区和德国地区的影响力。1809年初，奥地利军队的战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拿破仑被迫离开西班牙，返回巴黎，将他的主力部队（驻扎于德国）重新组织起来。同年春季，南苏蒂被召回［（当时他负责指挥第1重骑兵师（隶属于骑兵预备队，其下辖3个重骑兵师）］，并在让-巴蒂斯特·贝西埃尔元帅的帐下效力。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爆发之后，南苏蒂的师很快就脱离了骑兵预备队，并暂时隶属于路易·尼古拉·达武元帅的第三军团，在这场战争中的早期军事行动中，第三军团负责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当拿破仑下令将部队集中于雷根斯堡的时候，南苏蒂的师再次隶属于贝西埃尔的部队，并与巴伐利亚军队并肩作战。法军在阿本斯贝格之战（英语：Battle of Abensberg）和兰休特战役［英语：Battle of Landshut (1809)］中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在此之后，拿破仑将自己大部分的部队（包括南苏蒂的部队）集中在埃克米尔，达武的部队也在那儿。 埃克米尔之战和雷根斯堡之战（英语：Battle of Ratisbon）  ↑1809年，一名全副武装的法国胸甲骑兵正在进行突击作战。 1809年4月21日至22日，拿破仑在埃克米尔之战中与卡尔大公麾下的奥地利军队交战。4月22日，即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南苏蒂的部队首先被派往希灵平原，支援巴伐利亚将领迪罗伊（德语：Bernhard Erasmus von Deroy；1743年12月11日-1812年8月23日）的部队，经过几次失败的尝试，他们设法从敌人手中夺取埃克米尔镇。除了希灵平原之外，埃克米尔的地形高低不平，多山，山坡十分陡峭，这使得骑兵部队不适合在这里行动。然而，整个拿破仑战争中最令人难忘的骑兵行动的其中之一就是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始于位于埃克米尔附近的斜坡，巴伐利亚骑兵部队、符腾堡骑兵部队与奥地利骑兵部队相遇，他们向其发起了冲锋。奥地利军队赢得了胜利，巴伐利亚军队和符腾堡军队撤退至位于两个法国重骑兵师附近的地区并进行了重组。这两个师分别是南苏蒂的第1重骑兵师（下辖第1卡宾枪骑兵团、第2卡宾枪骑兵团、第2胸甲骑兵团、第3胸甲骑兵团、第9胸甲骑兵团和第12胸甲骑兵团）和圣叙尔皮斯的第2重骑兵师（下辖4个团），他们一个挨着一个，排成了五行，所有的团的士兵们排成了纵队，其中一个在另一个的前面。这些士兵们被命令继续前进，他们爬上斜坡，来到了刚才轻骑兵部队被击退的高地。骑兵们在高原上驰骋，他们赶上了拉纳元帅的步兵部队，他钦佩地欢呼着“胸甲骑兵万岁”，并在骑兵部队疾驰而过的时候鼓掌。他们的两个前线团已经排成了一条线，德国轻骑兵部队保护着他们的侧翼，两个重骑兵师在高原上与奥地利骑兵部队相遇，双方发生了冲突，最终奥地利军队被轻松击退。然而，这只是一场更大规模的骑兵战的前奏。 为了掩护撤退的部队，卡尔大公集结了他所有的骑兵预备队，总共有44个中队，将他们部署在雷根斯堡路（位于埃戈尔斯海姆镇的附近）的两边。晚上7点到8点之间，拿破仑命令骑兵部队将敌军骑兵部队从这个阵地上驱散。为了准备冲锋，南苏蒂将他的五个团分成两队：三个团被分到了一队，两个团被分到了二队，将剩下的团留给了圣叙尔皮斯。圣叙尔皮斯的师位于南苏蒂的部队的右边，依旧是一个团级纵队，而轻骑兵部队则护卫着整个军团的两翼。法军总共有48个中队，在前进的过程中，他们遭到了奥军炮兵部队猛烈的炮火打击，紧接着，戈特赛姆（德语：Friedrich Heinrich Freiherr von Gottesheim；1749年1月-1808年4月5日）的胸甲骑兵团向他们发起了猛烈的冲锋。面对敌人的进攻，南苏蒂命令他的中队向敌人靠拢，但是要让马小跑起来。然后，当他们走到距离奥地利军队大约一百步的地方的时候，前线卡宾枪骑兵团停了下来，他们拿起卡宾枪，在三四十步外齐射，然后，他们拔出剑来，与胸甲骑兵部队一起向敌军发起了一次强有力的冲锋。南苏蒂带头冲锋，圣叙尔皮斯的部队紧随其后，尽管奥地利骑兵部队气势汹汹，但是在经过短暂的肉搏战之后，他们被击退了。“凯撒”胸甲骑兵团前来支援戈特赛姆的胸甲骑兵团，他们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什蒂普希茨”骠骑兵团和文森特（德语：Karl Freiherr von Vincent；1757年8月11日-1834年10月7日）的轻骑兵团也被击退了。一场血腥的厮杀在月光下全面展开了，夜晚，军刀砍在铁制的胸甲上，产生了火花。奥地利将领安德烈亚斯·冯·施内勒尔（德语：Andreas Freiherr von Schneller；1755年-1840年3月16日）在这次战斗中负伤，负责指挥奥地利所有的骑兵部队的卡尔·威廉·冯·斯图特海姆将军（德语：Karl Daniel Gottfried Wilhelm von Stutterheim；1770年8月6日-1811年12月13日）侥幸逃脱。奥地利骑兵部队被击退，并被追赶至远处的沼泽地，随后他们又撤退至克弗灵，卡尔大公帐下的大部分部队也在向雷根斯堡撤退。 第二天黎明时分，追击又开始了，紧接着又发生了雷根斯堡之战，奥地利军队试图在雷根斯堡拖延法军的追击。经过激烈的战斗，在此期间，南苏蒂和圣叙尔皮斯的部队成功地向敌军骑兵部队发起了三次冲锋，法军占领了位于雷根斯堡的敌军大本营，但是奥地利军队却巧妙地撤退了。南苏蒂与达武选择留在雷根斯堡，观察卡尔大公的部队的撤退方向。 阿斯珀恩-埃斯灵之战  ↑法国第3胸甲骑兵团的士兵们正在冲锋。在阿斯珀恩-埃斯灵之战中，第3胸甲骑兵团隶属于安托万·德·圣日耳曼将军的旅，总指挥官为师团将军南苏蒂。 1809年5月21日，拿破仑在离维也纳不远的地方率军横渡多瑙河，向卡尔大公麾下的奥地利军队（驻扎于河的北岸）发起进攻，这场战役后来被命名为“阿斯珀恩-埃斯灵之战”。尽管如此，法军在人数上仍处于严重的劣势，很快，这种情况就变得非常明显了，他们很难坚持下去。南苏蒂只能让他帐下的一个旅（即圣日耳曼的第3胸甲骑兵团和第12胸甲骑兵团）渡过多瑙河，参加5月21日的战斗。他发现让-路易-布里吉特·埃斯帕尼将军正在率领胸甲骑兵部队英勇地向敌军发起冲锋，就像他们一整天所做的那样，他们要阻止奥军对法军防线的薄弱点的进攻。埃斯帕尼在战斗中阵亡，他的中队疲惫不堪，需要补充人手。南苏蒂立刻率领圣日耳曼的中队向前冲锋，让部队继续坚守阵地。 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即5月22日，南苏蒂收编了第2胸甲骑兵旅［即杜梅克（法语：Jean-Pierre Doumerc；1767年10月7日－1847年3月29日）的第2胸甲骑兵团和第9胸甲骑兵团］。上午，在得到一些增援之后，拿破仑让拉纳元帅的军团前进，向敌军防线发起进攻。南苏蒂和拉萨尔的骑兵部队负责保护步兵纵队，迫使敌军骑兵部队撤退。然而，上午9点左右，多瑙河上的大桥断裂的消息传来，这使得更多的援军几乎不可能抵达战场，迫使拿破仑下令停止进攻并命令部队分阶段撤退。法军形势危急，拉纳元帅受了致命伤，并出现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南苏蒂和其他的骑兵指挥官运用了所有的技巧来遏制奥军猛烈的进攻，以便让其余的部队逐渐脱离战斗状态。大多数部队都安全地渡过了多瑙河的一条支流，到达了洛鲍岛，在此之后，南苏蒂的部队也于夜间撤离战场，法国骑兵部队后来因他们在那天阻止了一场灾难性的失败而受到了表扬。 瓦格拉姆之战  ↑南苏蒂的胸甲骑兵部队在瓦格拉姆之战中冲锋陷阵。这幅画是由吉多·西格里斯特（法语：Guido Sigriste；1864年4月10日-1915年3月14日）创作的。 血腥的阿斯珀恩-埃斯灵之战结束了，法军战败，在此之后，拿破仑花了六周的时间精心策划了另一场横渡多瑙河的行动。他在7月4日晚些时候发动了这次行动，第二天凌晨，他设法调来了一支规模非常大的部队，准备过河。瓦格拉姆之战爆发的第一天，南苏蒂的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晚上他们就在帝国卫队的后方安营扎寨。第二天，即7月6日，南苏蒂的部队最开始被派去支援达武的部队（位于法军的右翼），但是当敌军增援部队的到来并没有对后者造成威胁的时候，他们接收到了命令，重返预备队（位于战场的中央位置，离阿德克拉镇不远）。然后，随着法军左翼部队的形势的迅速恶化，拿破仑任命贝西埃尔元帅为骑兵预备队指挥官，让他率领部队向威胁法军左翼的奥地利军队发起冲锋，他们被派去参加行动。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贝西埃尔选择不等待帝国卫队骑兵部队的到来，他帐下的另外两个重骑兵师被分配到了战场上的其他区域，他决定只率领南苏蒂的部队前进。该师的规模确实非常大：下辖24个中队，总人数达4000多人，包括德弗朗斯准将（法语：Jean-Marie Defrance；1771年9月21日–1835年7月6日）的第1卡宾枪骑兵团和第2卡宾枪骑兵团、杜梅克准将的第2胸甲骑兵团和第9胸甲骑兵团以及贝克海姆准将（法语：Sigismond Frédéric de Berckheim；1775年5月9日-1817年12月28日）的第3胸甲骑兵团和第12胸甲骑兵团。 贝西埃尔和南苏蒂率领部队前进，炮弹和霰弹片像冰雹一样，卡宾枪骑兵部队冲在最前面。他们在奥军防线上找到了一个薄弱点，他们突破了敌军的防线，从敌军步兵方阵的面前猛冲过去，“乔治”格伦茨步兵营的士兵们在沿途中用刀砍向他们。然而，许多法国骑兵未能突出强大的奥地利步兵部队的重围，所以现在南苏蒂所指挥的部队的总人数大大减少了。南苏蒂表现出了高超的指挥技巧，他随后率军向右转弯，向约翰一世·列支敦士登的炮兵防线发起冲锋。然而，奥地利骑兵部队迅速介入，冲在最前面的是罗森贝格（德语：Franz Seraph von Orsini-Rosenberg；1761年10月18日-1832年8月4日）的轻骑兵团和“皇储”胸甲骑兵团，他们攻击了卡宾枪骑兵部队的侧翼并将其击退，法军被赶回了阵地。南苏蒂的师遭受了失败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这并没有让贝西埃尔沮丧，他正在准备再一次向敌军发起迅猛的冲锋，现在他们得到了帝国卫队骑兵部队的支援。这次冲锋还没开始，贝西埃尔元帅的马就被炮弹给炸死了，贝西埃尔也被炮弹击中，被抬到后方，失去了知觉。南苏蒂的上级被认为已经死亡，他不知道拿破仑下了什么命令，因此他立即决定撤回他的部队，他的师已经受到了重创，他不想让自己的继续遭受损失。  ↑在战争中，贝西埃尔元帅（位于画面右侧）的马被炮弹炸死，他也受了伤，被认为已经死亡。这是安托万-让·格罗（法语：Antoine-Jean Gros；1771年3月16日－1835年6月25日）的一幅画中的一个细节。 然而，这并不是南苏蒂将军在瓦格拉姆之战中的谢幕演出。尽管大规模的骑兵冲锋极大地缓解了拿破仑的左路部队的军事压力，但是后者的情况依然很危急。于是，拿破仑派雅克·麦克唐纳将军（法语：tienne Jacques-Joseph-Alexandre Macdonald；1765年11月17日—1840年9月25日）的军团去进攻奥军右路部队。麦克唐纳的部队的进攻阵型是一个巨大的进攻型步兵纵队或方阵，他将自己所有的师组成了一个纵深的阵型，这在拿破仑战争中是非常罕见的，它的形成是偶然的，而不是任何人战术上的远见。南苏蒂帐下的四个卡宾枪骑兵中队被派去支援侧翼部队的进攻，剩下的部队则留在后方。麦克唐纳意识到部队在前进的过程中遭到了奥军的炮火阻击，他的任务是摧毁位于他面前的敌军火炮，他要求位于右侧的瓦尔特的近卫骑兵师和位于左侧的南苏蒂的第1重骑兵师的骑兵们向前冲锋。由于没有直接收到拿破仑和上级（即贝西埃尔元帅，此时的他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的命令，瓦尔特选择停止行动，虽然南苏蒂派出部队参加行动，但是部队的位置太靠后了，结果当他的部队赶到的时候，敌军的火炮已经被撤走了。 南苏蒂的师在瓦格拉姆之战中伤亡惨重，损失的人马比其他两个重骑兵师损失的人马的总数还要多。马匹损失数量巨大，共有1141匹马死亡或受伤，事实上，尽管只有卡宾枪骑兵部队真正地与敌军交战过，但是人员损失也很大。总体来说，南苏蒂的师共有164人死亡，436人受伤。最重要的是，在当天结束的时候，两个卡宾枪骑兵团的战马不足300匹，战马伤亡率达到了77%，第9胸甲骑兵团和第12胸甲骑兵团也伤亡惨重。贝西埃尔匆忙组织的冲锋，南苏蒂麾下仅有一部分士兵参与其中，他们遭到了猛烈的炮火打击，也与站在他们面前的大批的敌军步兵部队交战过，战术效果还不如阿斯珀恩-埃斯灵之战中的冲锋，但这为拿破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使得他在这场战斗中重新获得了主动权。 两场战争之间的插曲 ↑1810年，两个卡宾枪骑兵团的士兵们都装备了胸甲，这是南苏蒂提出来的想法。 麦克唐纳将军对瓦尔特和南苏蒂都非常不满，因为他们的骑兵部队未能为他的进攻提供足够的支援。麦克唐纳继续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被南苏蒂将军迟缓的行动速度吓了一跳……南苏蒂的部队最后的确向敌军发起了冲锋，但是已经来不及利用我的部队在奥军防线中间打开的缺口了。”瓦格拉姆之战结束几天之后，拿破仑把南苏蒂叫来，指责南苏蒂没有全力配合麦克唐纳的行动。南苏蒂对拿破仑的严厉的指责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他说他在部署他的师的时候没有征求过意见，导致他在这次行动中不可能去调动部队。拿破仑坚持自己的说法，南苏蒂站了起来，最后反驳道：“毕竟，陛下无论如何也教不了我怎么去统领骑兵部队……”尽管如此，南苏蒂在今后几年仍将继续指挥重要的部队。这场血战结束后不久，南苏蒂坚持要给卡宾枪骑兵部队装备铁质的胸甲，他想消除他所看到的这些士兵们相对于他们的胸甲骑兵同伴们的劣势。南苏蒂的提议得到了批准，并于1810年实施。 1809年10月，法兰西第一帝国与奥地利帝国签订了《申布伦条约》；1809年10月17日，南苏蒂接到了命令，他将自己的师的指挥权交给了布吕耶尔将军（法语：Jean Pierre Joseph Bruguière,或Jean Pierre Joseph Bruyère；1772年6月22日-1813年6月5日），并重新回到了拿破仑的身边，担任第一侍从。然而，随着大侍从官阿尔芒·奥古斯丁·路易·德·科兰古的归来，第一侍从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因此，1811年，南苏蒂被安排了一个额外的工作，即骑兵部队监察长。他以十分积极的态度投入工作，很快，他就因他的严谨、他对这项工作的详细了解以及宝贵的工作经验而闻名。尽管如此，战争又一次爆发了，1811年10月19日，南苏蒂负责指挥“易北河观察队”（指挥官为路易·尼古拉·达武元帅）第2胸甲骑兵师和第4胸甲骑兵师。然后，1812年4月，大军团进行了重组，南苏蒂负责指挥第1骑兵兵团。 俄法战争1812年，俄法战争爆发，大军团下辖的部队除了普通的联合兵种军团之外，还有4个大型骑兵预备队，分别由南苏蒂将军（负责指挥第1骑兵兵团）、蒙布兰将军（负责指挥第2骑兵兵团；法语：Louis Pierre,Count Montbrun；1770年3月1日-1812年9月7日）、格鲁希将军（负责指挥第3骑兵兵团）和拉图尔·莫布尔将军（负责指挥第4骑兵兵团；法语：Marie-Victor-Nicolas de Fa,Marquis de La Tour-Maubourg；1768年5月22日－1850年11月11日）指挥。这场战争结束之后，这次革新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责，用马尔蒙元帅（法语：Auguste Frédéric Louis Viesse de Marmont；1774年7月20日－1852年3月22日）的话来说，它唯一的优点就是“呈现出了一种令人惊叹的非凡景象”。 在这场战争中，南苏蒂的第1骑兵兵团由以下部队组成： ●布吕耶尔将军的第1轻骑兵师（下辖第7骠骑兵团、第8骠骑兵团、第16猎骑兵团、第9轻骑兵团、一个普鲁士轻骑兵团和一个波兰轻骑兵团）； ●圣日耳曼将军的第1胸甲骑兵师（下辖第2胸甲骑兵团、第3胸甲骑兵团、第9胸甲骑兵团和第1轻骑兵团）； ●瓦朗斯将军（法语：Jean-Baptiste Cyrus de Timbrune de Thiembronne,Comte de Valence；1757年9月22日-1822年2月4日）的第5胸甲骑兵师（下辖第6胸甲骑兵团、第11胸甲骑兵团、第12胸甲骑兵团和第5轻骑兵团）； ●另配备36门火炮。  ↑在博罗金诺之战的早期阶段，南苏蒂的胸甲骑兵部队负责攻击位于谢苗诺夫斯卡娅（背景）左边的俄国近卫军方阵。这是弗朗茨·鲁博（俄语：Франц Алексеевич Рубо；拉丁化俄语：Franc Alekseevi Rubo；法语：Franois Iwan Roubaud；1856年6月15日-1928年3月13日）的画作《博罗金诺全景图》（作于1912年）中的一个细节。 南苏蒂率领兵团渡过尼曼河，在此之后，在这场战争中，在若阿尚·缪拉的指挥下，他的部队继续前进，他们走在大部队的前面，并在他们前进的时候攻占了维尔纽斯。尽管南苏蒂的第1骑兵兵团（是一支骑兵预备队）一直与缪拉的部队和拿破仑的部队并肩作战，但是他们却几乎没有参战，他们在奥斯特洛夫诺之战和维捷布斯克之战［英语：Battle of Vitebsk (1812)］中充当前锋部队，表现出色。在维捷布斯克之战中，南苏蒂帐下的一些轻骑兵遇到了一起事故，第8骠骑兵团和第16猎骑兵团的士兵们在俄国轻骑兵部队面前转身逃跑。他们隶属于布吕耶尔的师，经常充当先头部队，结果导致许多最优秀、最勇敢的士兵牺牲了，这件事证明布吕耶尔的部队内部出现了分裂。尽管南苏蒂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漫长而疲惫的行军、暴雨以及像样的饲料的缺乏导致第1骑兵兵团受到了损失，此时兵团的士兵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一半。此外，就像其他骑兵指挥官一样，南苏蒂很少直接指挥他的部队，这导致骑兵部队在行动中出现了失误。 1812年9月7日，南苏蒂的三个师重新集结了起来，第1骑兵兵团参加了博罗金诺之战。他的部队被部署在法军右翼，位于第二列，在达武元帅的军团的后面，缪拉的部队成功地攻占了位于俄军左翼的两个多面堡，在此之后，南苏蒂将他的部队部署在这个区域的右边，然后支援正在前进的右翼部队。随着俄军发起反击，南苏蒂冲在最前面，身后是圣日耳曼和瓦朗斯的重骑兵师，在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膝盖。这是南苏蒂第一次在战斗中负伤，他的伤势十分严重，这足以导致他在这场战役中无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战争结束之后，他被送往莫斯科，尽管伤势仍未痊愈，但是他于10月10日奉命指挥负责护送负伤的将军和上校们的车队，此外，该车队还负责护送被法军缴获的重要战利品（在负伤人员的后面）。在这次行动中，他面临着极大的危险，饥饿以及极端的寒冷天气影响了他的健康（他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随后他被允许回到法国养伤。 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英语：War of the Sixth Coalition）直至1812年12月，残余的法国军队已经完全撤离了俄国的领土，但是他们的战败却引发了德国地区的人民的反法情绪，普鲁士与俄国结盟，组成了第六次反法同盟。1813年初，战争仍在继续，但是南苏蒂的伤势仍未痊愈，无法重返战场，因此他于1月16日被任命为龙骑兵大将（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位），顶替了路易·巴拉杰·迪里埃将军（不久前他因劳累过度而去世）的职务。南苏蒂的伤势非常严重，但是他很幸运：穿透他膝盖的子弹仅仅只是撕裂了他的肌肉，膝盖骨却完好无损。南苏蒂将军错过了战争的第一阶段，1813年中期，他被战地司令部召回，此时他膝盖上的伤才刚刚好。他负责指挥帝国卫队骑兵部队，部队装备有军刀5000把，下辖居约（法语：Claude-ienne Guyot；1768年9月5日–1837年11月28日）的掷弹骑兵部队、勒托尔（法语：Louis-Michel Letort de Lorville；1773年8月29日-1815年6月17日）的龙骑兵部队、勒费弗尔-戴斯诺特（法语：Charles,comte Lefebvre-Desnouettes,或Lefèbvre-Desnottes；1773年9月14日-1822年4月22日）的猎骑兵部队以及爱德华·科贝尔（法语：Pierre David douard de Colbert-Chabanais；1774年10月18日-1853年12月28日）的轻枪骑兵部队。 萨克森战役 1813年，大部分战役都发生在萨克森王国境内，法国猎骑兵部队和科贝尔的轻枪骑兵部队好几次在单独行动的时候遭遇了敌军，但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役是德累斯顿战役，米歇尔·内伊元帅的部队从最左边发起进攻，南苏蒂的帝国卫队骑兵部队负责支援他的部队，并与几个步兵师（隶属于爱德华·莫蒂埃元帅的“青年近卫军”）并肩作战。  ↑巴伐利亚将领卡尔·菲利普·冯·瑞德［德语：Karl(或Carl) Philipp Josef,Prince von Wrede；1767年4月29日-1838年12月12日］的部队试图阻止拿破仑的部队撤退回法国，导致了哈瑙战役的爆发。在这场战争中，奥地利-巴伐利亚联军的骑兵部队被南苏蒂的帝国卫队骑兵部队击败。 然而，在史诗般的莱比锡战役之前，帝国卫队骑兵部队并不需要成为一个整体。帝国卫队骑兵部队和炮兵部队一开始只是一支预备队，在拿破仑得知萨克森背叛法国的消息之后，他们必须立即投入战斗。萨克森现在已经加入了反法同盟，并向昔日的盟友宣战，一些法军部队的处境变得令人绝望。迪吕特将军（法语：Pierre Franois Joseph Durutte；1767年7月13日-1827年4月18日）的部队所在的位置靠近萨克森军队的防线，特别缺乏支援，拿破仑很快就率军前来支援他们，南苏蒂则负责指挥帝国卫队骑兵部队和骑马炮兵部队。南苏蒂率领他帐下的几个团（即掷弹骑兵团、龙骑兵团和轻枪骑兵团）发起了一场鲁莽的冲锋，萨克森军队无法坚守阵地。但是，10月19日，情况发生了变化，魏瑟埃尔斯特河上的一座桥突然发生了爆炸，这是法军后卫部队的主要撤退路线，这支部队现在被封锁在莱比锡。帝国卫队骑兵部队从战场上脱身，在掩护剩余的法军部队撤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军团全面撤退，10月29日，另一场危机发生了。现在巴伐利亚王国也加入了反法同盟，卡尔·菲利普·冯·瑞德将军（在此前的战役中，他曾在拿破仑的帐下效力）率领奥地利-巴伐利亚联军（约有45000人）试图阻止法军撤退，他们要拖延法军，直至其余的反法联军的部队抵达战场。瑞德拥有实现目标的必要手段，因为他的部队装备有约100门火炮，此外，他还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共有50个中队）。相比之下，法国军队的分布要更加分散一些，只有少数部队保持了凝聚力和战斗力。在随后的哈瑙战役中，瑞德将他的部队部署在朗布瓦森林的前面，他推测法军会从这里撤退。他还将几乎所有的骑兵部队部署在左侧，并将该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中尉元帅什普莱尼（德语：Franz Splény de Miháldy；生卒年不详）。尽管拿破仑的部队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是他派了一部分部队去对付驻扎在位于他前面的森林里的巴伐利亚军队，但是很快就需要帝国卫队步兵部队的介入。巴伐利亚军队过去曾与法国军队并肩作战，看到可怕的法国帝国卫队（士兵们头戴熊皮帽），他们的士气受到了打击，经过短暂的战斗，他们放弃了位于森林里的阵地。但是，巴伐利亚军队的一个大炮兵连向他们开火，法国步兵部队很快就不得不停了下来。拿破仑将勒努里将军（法语：Henri Marie Lenoury；1771年11月6日-1839年9月25日）的炮兵部队部署在炮台上，并让德鲁奥将军（法语：Antoine Drouot；1774年1月11日-1847年3月24日）的帝国卫队骑马炮兵部队前来支援，他们和其他的部队一样，组成了一个大炮兵连（装备有约50门火炮），很快就能对奥军和巴伐利亚军队的炮击作出充分的反应。南苏蒂的帝国卫队龙骑兵部队和枪骑兵部队奉命保护该部队不受敌人攻击，因此他的部队被部署在大炮兵连的后面。  ↑南苏蒂将军（他背对着观众，因为他的头发和马尾辫可以被辨认出来）的部队帮助大炮兵连抵御奥地利-巴伐利亚联军的骑兵部队，他正在发号施令。在背景中，他的帝国卫队骑兵部队正在冲锋。这是奥拉斯·韦尔内的一幅画中的一个细节。 看到战局正在往坏的方向发展，瑞德派出骑兵部队（不少于7000人）向德鲁奥的大炮兵连发起冲锋。法军持续不断地向敌军发射榴霰弹，火力具有毁灭性，反法联军的许多骑兵中队都返回到了安全地带。他们中的一些人设法接近法军的火炮并穿过炮台，帝国卫队骑兵部队立刻发起反击，将他们赶跑。现在炮兵部队已经脱离了危险，在塞巴斯蒂亚尼（法语：Horace Franois Bastien Sébastiani de La Porta；科西嘉语：Oraziu Francescu Bastianu Sebastiani di A Porta；1771年11月11日-1851年7月20日）的胸甲骑兵部队的帮助下，南苏蒂的部队向被击退后的敌军骑兵部队发起了追击，他们遭遇了一个奥地利胸甲骑兵团、克内热维奇（克罗地亚语：Vinko Kneevi od Svete Jelene；匈牙利语：Vince Knezsevics de Szent-Ilona；德语：Vincent Knesevich of Saint Helen；1755年11月30日-1832年3月11日）的龙骑兵团和两个巴伐利亚轻骑兵团（这些部队都是由中尉元帅弗朗茨·什普莱尼·德·米哈迪亲自指挥的），并将其击溃。然后，南苏蒂使用了一种战术［类似于克勒曼（法语：Franois tienne de Kellermann；1770年8月4日-1835年6月2日）在马伦哥战役中使用过的一种战术］，他将自己的部队移至左边，向敌军步兵部队发起冲锋，并击溃了他们。掷弹骑兵部队正处于激战之中，巴伐利亚骑兵部队发起了反击，他们暂时处于危险之中，但是被帝国卫队仪仗团及时解救。南苏蒂率领他全部的骑兵部队击溃了剩下的敌军方阵和骑兵部队，并将其中一些敌军士兵赶至金齐希河边。与此同时，南苏蒂的行动使得塞巴斯蒂亚尼可以自由地让巴伐利亚大炮兵连停止开火，并熟练地调动了圣日耳曼的胸甲骑兵师和埃格泽尔芒（法语：Rémy Joseph Isidore Exelmans；1775年11月13日－1852年6月22日）的轻骑兵师。南苏蒂在战斗中受了轻伤，但是他在哈瑙战役中所扮演的角色被一位俄国作家比作曹恩道夫战役（英语：Battle of Zorndorf）中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塞德利茨（德语：Friedrich Wilhelm Freiherr von Seydlitz；1721年2月3日－1773年11月8日）。 法国战役［英语：Campaign in north-east France (1814)］ 南苏蒂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于1814年在法国领土上进行，法军面临的形势极为惨淡，同年年初，大批反法联军士兵入侵法国，他们目睹了这一切。在这场战役中，他负责指挥骑兵卫队（共有5000人），下辖第1轻枪骑兵团、第2轻枪骑兵团（指挥官为爱德华·科贝尔将军）、猎骑兵团｛指挥官为拉费里耶尔将军［法语：Louis Marie Levesque de Laferrière（或Levesque de la Ferrière、de Laferrière-Levesque）；1776年4月9日-1834年11月23日］｝、掷弹骑兵团（指挥官为居约将军）、龙骑兵团（指挥官为勒托尔将军）以及整支帝国卫队骑马炮兵部队。 很快，1月27日，这些士兵们参加了军事行动，即布列讷堡战役（英语：Battle of Brienne）。一位名叫马林（法语：Jacques Barthélemy Marin；1772年8月24日-1848年3月24日）的军官负责指挥两个骑马炮兵连，他是一位参加过意大利战役（英语:First Italian campaign）和埃及-叙利亚战役的老兵，也是拿破仑的宠臣，他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他们的火炮被敌军缴获了，指挥官也被敌军俘虏了。帝国卫队重骑兵部队没能保护好这些炮兵，拿破仑对此非常恼火。在拉罗蒂耶尔战役中，帝国卫队炮兵部队再次遭受了损失，这是拿破仑军旅生涯中罕见的失败。在这里，部分帝国卫队骑兵发起了冲锋，最初，他们成功地击溃了敌军骑兵部队，但是，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俄国皇家卫队和普鲁士近卫军这两支坚不可摧的部队，同时，他们也遭遇了敌军龙骑兵部队的侧翼威胁，他们很快就不得不选择撤退，并丢下了一些加农炮。 南苏蒂的部队在尚波贝尔与拿破仑的部队会合，在此之后，他们参加了蒙米拉伊之战，一开始，他的任务是保护炮兵部队。然后他率军协助帝国卫队步兵部队向驻扎在埃皮讷欧布瓦农场的敌军发起攻击，在那里，他突然率领他的部队向左转弯，向毫无准备的敌军步兵部队发起冲锋，并将其击溃，然后追击逃跑的敌军。帝国卫队发起了联合进攻，俘虏了大批敌军士兵，并缴获了敌军的枪支，南苏蒂在战斗中受了轻伤。他帐下的一部分士兵参加了蒂耶里堡战役［英语：Battle of Chteau-Thierry (1814)］，在那里，拿破仑命令帝国卫队骑兵部队转弯，向敌军左翼部队发起冲锋，南苏蒂的部下勒托尔将军和库雷利上校（法语：Jean-Nicolas Curély；1774年5月26日–1827年11月19日）表现出色，他们率军攻破了敌军的几个方阵。然后，2月14日，南苏蒂在沃尚战役中亲自率领部队成功地向敌军发起了一次冲锋，他在一次骑兵行动中支援格鲁希的部队，这次行动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他们从正面攻击布吕歇尔（德语：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1742年12月21日－1819年9月12日）的部队，南苏蒂让格鲁希的部队巧妙地出现在敌军纵队的后方，然后他们用军刀击退了敌军，帝国卫队骑兵部队随后参与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追击行动。敌军的伤亡人数十分惊人（在9000人-10000人之间），25门加农炮被缴获。这场战役过后，拿破仑摆出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但是，到了傍晚，当他得知部分帝国卫队骑马炮兵被俘的消息的时候，他的脸色就变了。这些士兵们是在行军途中被俘的，据报道，他们被俘的原因是居约将军（南苏蒂的部下之一）没有派部队保护他们，也没有为他们提供向导。拿破仑勃然大怒，他召见了居约，对他在之前的战斗中的行为（他的部队一再损失加农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同时，他也对其在战斗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例如没有正确地护送拿破仑）进行了批评，当时南苏蒂也在场。在发表了一次愤怒的长篇大论之后，拿破仑立即罢免了居约的职务，并向南苏蒂宣布，埃格泽尔芒将军将接替居约的职务，负责指挥老近卫军重骑兵部队。这件事情显然使得拿破仑皇帝和南苏蒂将军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1814年法国战役中的拿破仑》（让-路易·欧内斯特·梅索尼埃作） 在这场战役中，南苏蒂的部队总是执行最艰巨的任务，2月24日，他的部队出现在特鲁瓦市附近。两军正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签订停战协定，尽管正式的命令是继续战斗，但是两军已经停止战斗。随后，南苏蒂率领自己的部队攻击敌军，并冲进了该村庄（两军正在这里进行谈判）的街道。参与此次停战谈判的法国代表德·弗拉奥先生（法语：Auguste-Charles-Joseph de Flahaut de La Billarderie,comte de Flahaut；1785年4月21日-1870年9月1日）看到这件事情之后，他找到了南苏蒂，并对其行为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南苏蒂回应说，实际上，拿破仑的确知道谈判正在那里进行，但是他接到了命令，让他立即率领部队占领阵地。2月27日，拿破仑再次率军攻击布吕歇尔的普鲁士军队，并留下一部分部队驻守在特鲁瓦附近，负责观察卡尔·菲利普·施瓦岑贝格亲王（德语：Karl Philipp, Fürst zu Schwarzenberg ；英语：Charles Philip, Prince of Schwarzenberg；1771年4月18日或19日－1820年10月15日）的奥地利军队的动向。南苏蒂率领帝国卫队骑兵部队陪同着拿破仑，3月3日，在一场血腥的骑兵冲突（发生于蒂耶里堡）之后，他确保了自己的安全并为自己扫清了道路。3月5日，另一场骑兵冲突爆发了，南苏蒂率军击退了敌军骑兵部队（有3000～4000人），并冒着敌军的炮火攻占了贝里欧巴克桥（该桥横跨埃纳河）。南苏蒂的部队与几个波兰枪骑兵排一同渡过了埃纳河，在此之后，他们英勇地追击敌军，缴获了敌军的加农炮和弹药，并俘获了相当数量的敌军士兵，其中包括年轻的俄国亲王加加林（俄语：князь Николай Сергеевич Гагаин；英语：Nikolai Sergeevich Gagarin；1784年7月12日-1842年7月25日）。 3月7日，在克拉奥讷战役中，又发生了一件事，似乎表明南苏蒂将军与拿破仑之间存在某种分歧。随着战斗愈发激烈，拿破仑身边的参谋贝里亚德将军找到了南苏蒂，并告诉他，自己接到了命令，如果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导致他无法正常履行工作职责，拿破仑将会解除他的指挥权。南苏蒂回应说，他确实是生病了，但是他还能够继续指挥部队作战。在这件事情之后，尽管南苏蒂的情绪异常低落，但是他随后在克拉奥讷战役中组织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军事行动。他接到了命令，为了扑向敌军的右翼，他率领自己的骑兵部队和炮兵部队穿越了沼泽和支离破碎的地形，并爬上了陡峭的斜坡。南苏蒂设法将自己的骑兵部队带到山脊上，他让他们排成一列，向敌军射击，并在混乱之中击退了俄军的两个营。南苏蒂在这次行动中再次负伤，但是伤势并不严重，他继续积极地率领他的部队作战。据说，随后，拿破仑命令南苏蒂率军向一个多面堡发起进攻（他的部队要冒着最猛烈的炮火）。尽管如此，南苏蒂还是命令他的部队停下来，并独自向阵地前进。当他被要求解释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他回答说，他不会让他的士兵们白白牺牲，他将独自发起进攻。拿破仑立刻撤销了自己的命令。 这将是南苏蒂漫长的军旅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3月8日，即拉昂战役（英语：Battle of Laon）前夕，南苏蒂率军驻扎于沙维尼翁（距离拉昂9公里），拿破仑当时也在那里，尽管南苏蒂离开时的情况尚不清楚，但是他的确离开了这个村子，就在那天，他交出了自己的指挥权。两天后，拿破仑写信给战争大臣，通知他：南苏蒂将军的健康状况恶化，无法正常履行军人的职责，他获准在巴黎养病。在拉昂战役中，贝里亚德将军担任帝国卫队骑兵部队的临时指挥官，随后，塞巴斯蒂亚尼将军被授予该部队的永久指挥权。 波旁复辟时期 ↑南苏蒂将军被册封为龙骑兵大将，他于1813年1月至波旁王朝复辟期间担任该职位。 3月8日，他将指挥权移交给贝里亚德将军，三天之后，南苏蒂跟随由几名军官组成的车队前往巴黎。在前往首都的路上，他们遭到了一群哥萨克骑兵的袭击，这群骑兵成功地驱散了负责护送车队的部队。南苏蒂和军官们手持军刀杀出一条血路，向埃纳河边逃去。到了河岸，南苏蒂将军孤身一人，当他准备骑马过河的时候，他胯下的马中弹了，南苏蒂将军摔倒在地。尽管如此，他还是站了起来，游到了河的对岸，他终于安全了。这一事件之后，再加上他在战争期间不知疲倦地发起军事行动，似乎表明健康状况并不是他离开部队的主要原因。鉴于贝里亚德在克拉奥讷战役中的试探性行为，以及其在南苏蒂离开之后成为了部队的临时指挥官，拿破仑本人也不太可能决定替换他的职位。因此，南苏蒂辞职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此前他与拿破仑发生了争执。 南苏蒂将军抵达巴黎，拿破仑退位之后，波旁王朝复辟，他依然留在巴黎。他是首批宣誓效忠于法国新国王路易十八的将领之一，他将授予南苏蒂将军许多荣誉。1814年4月12日，南苏蒂被路易十八任命为第2师特别专员；随后，4月20日，他成为了一个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负责解散拿破仑的帝国卫队。6月1日，他被授予圣路易骑士级勋章；7月6日，他成为了“法国国王军事之家”的一名指挥官，并被任命为第1火枪兵连（灰衣火枪兵）代理指挥官。尽管拥有这些地位，但是南苏蒂的财政状况在波旁复辟时期出现了严重下降。这位将军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有过非常高尚的行为，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其他将领不同，他没有通过掠夺来获取任何收入。他也一直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他认为这对像他这样的贵族来说很正常。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南苏蒂在担任各种职位的时候获得了很高的收入，此外，拿破仑不断地向他帐下最优秀的将领们支付高额的奖金。抛开拿破仑发的奖金，南苏蒂在1814年的头四个月里一共拿到了不下于104000法郎的薪水，但是，在波旁王朝时期，他被剥夺了龙骑兵大将军衔，并被任命为龙骑兵部队监察长（这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在“法国国王军事之家”担任代理指挥官的时候，他只拿到了25000法郎的薪水。 死亡和安息之地在过去十年里，南苏蒂将军在欧洲参加了一场长期战役，战事几乎是连续不断的，到了1814年下半年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他身上有伤，其中有一些是最近才留下来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患上了战争疲劳症。在弥留之际，根据记载，他曾说过：“我仔细地反思了我一生中所做过的一切，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据说他还重申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并提出要求，推荐自己的儿子去保护路易十八，作为对自己的服务的一种回报。就在去世之前，他告诉儿子，他的遗产就是要以他为榜样，要过上一种充满光荣而无可指摘的生活。艾蒂安-马里-安托万-尚皮翁·德·南苏蒂伯爵将军于1815年2月12日在巴黎去世，留下了自己的妻子和他们唯一的儿子。法国国王每年给南苏蒂将军的遗孀发6000法郎的抚恤金。他最终安息于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第27墓区。他的墓碑上刻着：  ↑南苏蒂伯爵将军的墓碑（位于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 艾蒂安·马里·安托万·尚皮翁·德·南苏蒂伯爵安息于此，他于1768年5月30日出生于勃艮第。 南苏蒂的名字被铭刻在巴黎凯旋门上。 家庭南苏蒂家族是一个古老的勃艮第贵族家族，它与该地区的历史密切相关，几个世纪以来，从这个家族里走出来了好几位德高望重的地方长官和军人。这个家族有一位杰出的成员，即南苏蒂领主，他在确保勃艮第伯国对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法语：Henri IV；英语：Henry IV of France；1553年12月13日－1610年5月14日）的忠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因其忠诚而被国王任命为国家顾问。 德·南苏蒂伯爵将军是让-巴蒂斯特-皮埃尔-夏尔·尚皮翁·德·南苏蒂（法语：Jean-Baptiste-Pierre-Charles Champion de Nansouty；出生于第戎，并在波尔多去世；1718年-1785年）与其妻安托瓦内特·埃莱娜·哈帕勒（法语：Antoinette Hélène Harpailler；约1740年-？）之长子，安托瓦内特还有一个女儿，名叫皮埃莱特-阿德莱德·尚皮翁·德·南苏蒂（法语：Pierrette-Adélade Champion de Nansouty；1771年-1849年）。1802年9月27日，南苏蒂将军与珍妮-弗朗索瓦丝·阿德莱德·格拉维耶·德·韦尔热纳（法语：Jeanne-Franoise Adélade Gravier de Vergennes；1781年-1849年）结婚，她是路易十六（法语：Louis XVI Auguste de France；1754年8月23日－1793年1月21日）政府前大臣韦尔热纳伯爵夏尔·格拉维耶（法语：Charles Gravier, comte de Vergennes；1717年12月29日－1787年2月13日）的侄女。她的父亲名叫夏尔·泽维尔·格拉维耶·德·韦尔热纳（法语：Charles Xavier Gravier de Vergennes；1751年-1794年），母亲名叫伊丽莎白·阿德莱德·弗朗索瓦丝·德·巴斯塔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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