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罗伯斯庇尔的斗争--一七九四年 四月三日，约瑟夫·富歇获悉，公安委员会召他返回巴黎，五日他乘上旅行马车，十六声沉闷的轰响送他上路，这是断头机最后一次奉他之命在完成它那严酷的职责。还有最后两次死刑在这天匆忙进行，两次非常特别的行刑，因为大屠杀的两个迟到的牺牲品（按照当时俏皮的说法）得把自己的脑袋吐到篮子里去，他俩是谁？不是别人，是里昂的行刑吏和他的助手，就是他们两个奉反动派之命冷漠地把沙利耶和他的朋友们放在断头台上处死，现在他们自己死于断头机的刀下。到底给他们编派了什么样的罪行，人们即使使足力气，也无法从法庭的档案里看出个究竟；也许只是为了别让他们对富歇的继任和后世讲述太多关于里昂的事情，他俩才为之送命。死者最善于保持沉默。然后马车辚辚驶去。前往巴黎途中富歇有许多事情需要深思。不论怎么说，他可以自我安慰，还没有输掉什么。他在国民公会里拥有一些颇有势力的朋友，尤其是罗伯斯庇尔的那个大冤家对头丹东——也许他们能够成功地牵制住这个令人恐怖的家伙。可是富歇怎能预料，在这决定革命命运的时刻，事件的发展会比从里昂驶向巴黎的驿车的车轮更为迅速？两天前丹东的心腹肖梅特已被捕入狱，而丹东硕大的雄狮头颅昨天也已被罗伯斯庇尔塞到断头机下，同一天，右派的精神领袖孔多塞在巴黎郊区踯躅，第二天，为了避免出庭受审，他将服毒自尽？他们大家都被一个人所推翻，而恰好此人，罗伯斯庇尔，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政敌。直到八日晚上到达巴黎，他才获悉，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他是直奔虎口。上帝知道，这位约瑟夫·富歇总督，在巴黎度过的第一夜真是睡不安席。 第二天一早，富歇便前往国民公会，焦躁不耐地等着开会。可是说也奇怪，宽阔的大厅没有坐满，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座位一直空着。肯定是这样，一批代表身负使命正在外地，或者为别的事情所耽搁，可是不对，右手边从前是领袖们，是吉伦特派人，大革命杰出的演说家们坐的地方，如今怪吓人地空了一大片！他们到哪儿去了？那二十二个英勇大胆的代表，韦尼奥、布里索、佩蒂翁不是死在断头台上，便是自杀身亡，或者在逃亡途中被狼群撕成碎片。朋友当中敢于为他们辩护的六十三人已被多数派逐出国民公会——罗伯斯庇尔以他惊人的一击干掉了他在右派中的一百多个对头。但是他的铁拳也同样果断地打向“山岳”上他自己的行列里：丹东、德穆兰、沙博、埃贝尔、法布尔·德埃格朗蒂纳、肖梅特和其他二三十人，都反抗他的意志，反抗他的教条主义的虚荣心，他把他们一直送进坟坑。 这个其貌不扬的男子把大家全都消灭殆尽，他身材矮小，身形瘦削，脸色又黄又白，额头低下，头发向后，一双近视眼呈浅蓝色。此人气度平平，常常被他那些前任的伟岸身躯所遮盖。但是时间锋利的镰刀为他荡平了道路，自从米拉波、马拉、丹东、德穆兰、韦尼奥、孔多塞被解决之后，也就是年轻共和国的护民官、叛乱者、领袖、作家、演说家和思想家被干掉之后，罗伯斯庇尔现在可是集一切身份于一身，是他们的教皇、独裁者和凯旋的将军。富歇心里忐忑不安地打量着他的敌人，现在一切奴颜婢膝的代表们都挤到此人身边，满怀敬意，拼命巴结，此人则听凭大家对他致敬，态度冷漠，神情泰然。这位廉洁奉公之人把自己裹在他的“美德”里面，犹如披上了一袭铠甲，不可亲近，无法看透。他眯起近视眼打量着竞技场，心气高傲地意识到，现在谁也不敢再起来反抗他的意志。但是有一个人还敢，可他已经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再失去，这就是约瑟夫·富歇，他要求发言，为他在里昂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 要求在国民公会进行辩护便是向公安委员会挑战，因为不是国民公会，而是公安委员会要求他进行解释。可他则诉之于高一级的决策机构，诉之于全民族的代表大会。这项要求的大胆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国民公会的议长允许他发言，不管怎么说，富歇并非等闲之辈，在这个大厅里提到他名字的次数已经太多，他的功绩，他的报告，他的事迹，还未被人遗忘。富歇走上讲台，宣读了一份冗长的报告。大会听他讲话，没有打断他的发言，也没有表示赞扬或者非议。可是他讲话完毕，没有一人鼓掌。因为国民公会已经变得胆战心惊。断头机运转了一年，已经在心灵上把这些男子汉全都予以阉割。从前有些人自由自在地献身于自己的信念，犹如献身于一种激情，他们大胆而公开地投人言论和思想的争辩之中，现在他们都不再喜欢表态。自从刽子手像波吕斐摩斯似的伸手抓向他们的行列，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恣意攫取，自从断头机像一片蓝色的阴影蛰伏在他们每一句话的后面，他们宁可缄默不语，也不愿开口说话。每个人都躲在别人身后，每个人都先左顾右盼，才敢有所动作，恐惧犹如沉重的浓雾灰蒙蒙地压在他们脸上，最最使人，特别是一群人感到屈辱的，莫过于对无形之物的恐惧。所以他们这一次也不敢发表意见。千万不要介入公安委员会这无形法庭的事务！富歇的辩解，没有被拒绝，也没有被接受，而是干脆转到公安委员会去审查；这就是说，它恰好落入富歇处心积虑想要绕过的那个关口，富歇出师不利。 在恐惧也降到他的头上。他没有探明地形，过于冒进，最好迅速撤退。宁可投降，也不要单枪匹马去反对最有权势的人。于是富歇满心悔恨地屈膝跪下，低头认错，当天晚上，他就前往罗伯斯庇尔的住处，和他推心置腹地交谈，或者说得更坦率些：为了向他乞求宽恕。这次谈话没有证人在场。只有结果为人所知。我们可以通过类比法用巴拉斯在回忆录中描写得详尽无比的那次访问来设想富歇和罗伯斯庇尔的这次会晤。罗伯斯庇尔住在圣奥诺雷大街的一幢狭窄的市民住房里，公开显示他的美德和清贫，房东把他视为上帝，保护这位房客，犹如保护一件圣物。富歇在爬上这幢市民住房的木头楼梯之前，大概也得经受房东的盘问。罗伯斯庇尔在这间狭小的房间里，出于虚荣心，只用自己的画像当作装饰。在这里，罗伯斯庇尔没给巴拉斯让座，大概也没有请富歇坐下，而只是直挺挺地站着，态度倨傲，摆出故意侮辱人的神气，像接待一个可怜的罪犯似的接待了他。此人热爱美德，钟爱自己的美德已到偏执狂放的程度，对于一个曾经和他意见相左的人，他是不会宽容也不会原谅的。他铁面无私，狂热成性，是个崇尚理性和“美德”的萨沃那罗拉。敌人的任何妥协，甚至投降，他都一概拒不接受，即使政治迫切要求人们谅解，他的满腔仇恨、刚愎自用、蛮横倨傲也阻碍他改变态度。不论富歇当时跟罗伯斯庇尔说了什么，他的这位法官又给了他什么回答——我们只知道，这次接待并不友好，而是一次措辞严厉、冷酷无情的训斥，一次毫不掩饰冷峻逼人的威胁，是一份形象生动的死刑判决书。约瑟夫·富歇气得浑身发抖，走下圣奥诺雷大街的那道楼梯，受尽羞辱，遭到拒绝，受到威胁。他知道现在只有一个救星可以拯救他的脑袋，那就是另一个人的脑袋，罗伯斯庇尔的脑袋比他的脑袋更早掉进断头机下的首级篮里。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打响了。罗伯斯庇尔和富歇之间的决斗已经开始。 罗伯斯庇尔和富歇的这场决斗是法国大革命史上最扣人心弦、心理学上最激动人心的插曲之一。两个人都绝顶聪明，两个人都是老练的政客，无论是挑战者还是应战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自以为早就认识对方，因而长久以来一直过于低估对方，对于富歇来说，罗伯斯庇尔还依旧是那个形容憔悴瘦骨嶙峋的律师，和他一起在故乡阿拉斯省的俱乐部里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起先撰写一些格雷古式的甜蜜腻人的小诗，后来在一七八九年的国民公会里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使大会代表厌烦。罗伯斯庇尔如何通过坚忍不拔的自我修养，由于身负重任而平步青云，已由蛊惑人心的煽动家，变成了国务活动家，已由灵活机变的阴谋家变成了思维缜密的政治家，由雄辩士变成了演说家，这点富歇没有看到或者发现得太晚。责任在肩往往使人变得高大，罗伯斯庇尔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于是自己也随之长大。置身于贪婪的乘机牟利者和大声喧嚷者之中，他感到拯救共和国乃是命运单独赋予他的毕生任务。他感到有必要实现他关于共和国、革命、道德风尚，甚至神性的设想，这恰好就是他对人类所负的神圣使命。罗伯斯庇尔的这个顽固的信念，既是他性格的优点也是他性格的弱点。他对自己的刚正不阿陶醉不已，对自己的刚愎自用迷恋不止。他把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不同想法不仅看成不同意见，而是视为背叛。因此他便以法官审讯异教徒的冰冷无情的拳头，把每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当作异教徒推到新的柴堆中——断头台上。毫无疑问，一七九四年的罗伯斯庇尔身上是有伟大、纯洁的思想，但是说得确切些，这种思想并非活在他的身上，而是僵化在他身上。这种思想很难完全脱离他，而他也不能完全摆脱这个思想（这是一切刚愎自用者的命运）。缺乏彼此交流的温暖，缺乏动人心魄的人性，便使他的行动丧失真正繁衍的力量。他的强大只在僵硬之中，他的力量只在严酷之中，独断专行对他来说，已变成了他人生的意义和形式，所以他只能把自我刻印在革命身上，否则他的自我必然破碎。这样一个人容不得别人反对，在精神问题上，无法忍受不同意见，不能容忍别人和他平起平坐，更不能容忍别人和他分庭抗礼。只有当别人像镜子一样反映出他自己的观点，像圣茹斯特和库东似的充当他的精神奴隶，他才能容忍他们，其他所有人都被他那浓烈碱水般的暴躁脾气无情地清洗出去。该倒霉的是那些不仅和他意见相左（这种人也受到他的迫害），甚至还对抗他的意志、不认为他的意见正确无误的人。而约瑟夫·富歇现在就是在这样干。他从来不去征求罗伯斯庇尔的忠告，从来不向他昔日的朋友低头弯腰，他坐在罗伯斯庇尔敌人的板凳上，大胆地越出罗伯斯庇尔规定的中庸谨慎的社会主义的界线，鼓吹共产主义和无神论。但是迄今为止，罗伯斯庇尔显然没有认真对付过富歇，他觉得富歇过于微不足道。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这个代表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神学院里的教师。他认得的富歇当年还穿着僧袍，后来向他妹妹求婚，是个渺小卑鄙、野心勃勃的家伙，背叛了上帝，背叛了未婚妻，背叛了一切信念。他怀着僵硬族对柔韧族、宁折不弯族对追求成功族的整体仇恨，怀着宗教类对世俗类的类型怀疑，对富歇嗤之以鼻。但是这种仇恨迄今为止还没有冲着富歇个人，只是针对这种类型，富歇只不过是一个变种而已。他自己迄今为止一直忽略富歇：这样一个阴谋家，随时可以放在脚下踩得稀烂，何必为他费心？只是因为罗伯斯庇尔一贯轻视富歇，迄今为止只是对富歇进行观察，并未认真予以打击。 现在他们两人才注意到，彼此都过于低估对方。富歇认识到在他离开巴黎期间，罗伯斯庇尔已经变得权倾一世，所有的机构全都隶属于他，军队、警察、法庭、各个委员会、国民公会和雅各宾党人。要反对他显然毫无指望。但是罗伯斯庇尔迫使他进行战斗。富歇知道，他若不获胜，就会毁灭。绝望之中，总会迸发出最后的力量，于是富歇在一举步就要迈进深渊之际，突然扑向他的追捕者，犹如一头驯鹿，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便拼命鼓起勇气从最后一个树丛中跳将出来，扑向猎人。 首先表示敌意的是罗伯斯庇尔。他起先只想给这个放肆的家伙一个教训，一个警告，踢他一脚。五月六日的那篇著名的演说给他提供了契机，这篇演说号召共和国所有的神职人员，“承认一个最高之物的存在，并且承认永生不死是宇宙的引导力量”。罗伯斯庇尔从来没有发表过比这篇演说词句更加优美、情绪更加高昂的演说。据说这篇演讲稿是他在让·雅克·卢梭的庄园里写成的，在这里，这位教条主义者几乎变成了诗人，这位思维模糊不清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思想家。把信仰既和缺乏信仰区分开，又和迷信严加区分，创立一种宗教，这种宗教既凌驾于国内流行的崇拜圣像的基督教之上，同样也凌驾于空洞无物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之上，也就是说，同样保持中庸，就像他在一切精神问题上一贯所持的态度那样，这就构成了他的演说的基本思想。这篇演说尽管词句浮夸堆砌，却充满了真诚的伦理力量和促使人类向上的强烈愿望。但是即使神游太空，这位理论家也无法摆脱政治因素，即使在这些超越时空的思想里，他那凶狠暴躁的怨恨也掺杂进个人的攻击。他满怀仇恨地提醒人们勿忘那些被他自己推上断头台的死者，嘲弄他的政策造成的受害者丹东、肖梅特，把他们当作道德败坏、无视上帝的例子，应该受到鄙夷。忽然间，他以命中要害的狠狠一击，扑向那些经受住他的愤怒残存下来的无神论的宣道师中惟一的一名，扑向约瑟夫·富歇，“告诉我们，是谁给你使命，去向民众宣布并无神明？你去说服人们，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决定他们的命运，时而打击美德，时而打击罪恶，这些全凭偶然，灵魂只不过是薄薄的一口气，到坟墓的门口就烟消云散，你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不幸的诡辩家，你有什么权利，竟大胆地从纯洁的手里夺去理性的权柄，把它交到罪恶的手里？给大自然蒙上一块尸布，使不幸更加绝望，使犯罪得到开脱，使美德黯淡无光，使人类卑劣低下！……只有自己也感到可耻可鄙，别人全都对他憎恶的犯罪分子，才会认为，大自然除了虚无之外，不可能给予我们更加美好的馈赠。” 罗伯斯庇尔的这篇精彩绝伦的演说，激起了长时间无休无止的掌声。国民公会一下子感到摆脱了日常琐碎的争论，一致决定举行罗伯斯庇尔所建议的崇敬最高之物的庆典。只有约瑟夫·富歇沉默不语，咬紧嘴唇。对手取得这样的胜利，他只好保持沉默。他知道他无法和这位杰出的雄辩家公开较量，他一言不发脸色苍白地接受了在大会上公开打来的一击，只是在内心深处下定决心报仇雪恨予以反击。 过了几天，几个星期，都听不到富歇有什么动静。罗伯斯庇尔认为已经把他干掉：给这放肆的家伙踢上一脚，大概就已足够。不过，人们之所以对富歇既无所见，亦无所闻，那是因为他正坚忍不拔、按照计划、像鼹鼠似的在地下进行工作。他在各个委员会进行访问，在议员当中广泛结交，他对所有的人都亲切友好，和蔼可亲，试图争取每一个人。他在雅各宾党人中功夫下得最大。在那里，说话机敏巧妙，还很有用处。他在里昂的成绩也颇受人们器重。没有人清楚知道这个其貌不扬的人，忙忙碌碌东跑西颠，到处穿针引线，究竟有什么企图，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打算。 突然间，一切全都明朗，大家深感意外，尤其感到意外的是罗伯斯庇尔；因为牧月十八日，约瑟夫·富歇以多数选票当选为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 罗伯斯庇尔栗然警觉，谁也没有料到，富歇有可能作出这样大胆的行为，现在罗伯斯庇尔认识到，他碰到的富歇是个多么老奸巨猾放肆大胆的对手。两年以来，他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被他公开攻击过的人，竟然还胆敢昂首挺立。他的目光刚扫过去，这些人便都立即消失；丹东逃到他的乡间别墅里去了，吉伦特派人纷纷遁入外省，其余的人闭门蛰居，毫无动静。而这个，这个大胆狂徒，曾经被他在国民公会上戟指怒骂、斥为不洁之徒的人，却遁入圣地，遁入革命最神圣的所在——雅各宾俱乐部，在那里窃取一个爱国志士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荣耀！因为恰好在去年，这个俱乐部手里掌握着极其巨大的道德权力，这点不可忘记，必须牢牢记住：一个人只有为雅各宾俱乐部所接收，他才通过了最终的鉴定，成为货真价实的爱国志士。谁若又被这个俱乐部开除，谁若遭到俱乐部唾弃，就无异于判定了要命丧刑斧。将军、民众领袖、政治家都缩着脖子走到这个法官的座前，就像走到市民意识的最高法庭，几乎可说是神圣法庭前面。雅各宾俱乐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革命的近卫军，是这座圣殿的内侍和保镖。而这些近卫军，这些道德最为严峻、操守最为诚实、性格坚贞不屈的共和党人竟然选举约瑟夫·富歇充当他们的领袖！罗伯斯庇尔简直怒气冲天，因为这个无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他的王国，他的领地，恰好闯进他的地盘。他就是在这里向他的敌人发出控告，并在久经考验的人们当中锻炼了自己的力量，而现在，他若要发表演说，必须征求约瑟夫·富歇的允许，他，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得屈从于约瑟夫·富歇一时心情的好坏。 罗伯斯庇尔立即集中全部力量。这次失败必须报复，而且是以鲜血作为代价。把富歇掀翻在地，立即掀翻，不仅让他滚下主席的交椅，还要把他逐出爱国志士的圈子！罗伯斯庇尔立即从里昂找来几个市民骚扰富歇，让他们向富歇提出控告。这个在公开论战中始终手足无措的富歇，遭到突然袭击，笨嘴拙舌地进行辩护。罗伯斯庇尔便亲自介入，警告雅各宾党人，“别受骗子的欺骗”。他这初次出击几乎就把富歇打倒。可是主席的大权还握在富歇手里，他便以此提前结束辩论。他极为丢脸地中断讨论，遁入黑暗之中，在那里准备一次新的攻击。 可是现在罗伯斯庇尔已经洞悉一切。他识别了富歇的斗争方式。他知道，此人不会挺身而出，和人决斗，而是一再往后遁逃，以便在阴影里暗中准备反击。这样一个坚忍不拔的阴谋家，单单用鞭子抽得他步步后退或者痛殴一顿是不够的，必须穷追不舍，一直逼到最远的角落，并且用脚把他踩烂。必须挤出他喉咙里最后一口气，把他解决，彻底干净，一劳永逸。因此，罗伯斯庇尔再一次向他发起冲击。他在雅各宾党人那里再一次提出公开的控告，要求富歇必须出席下次会议，进行申辩。富歇当然避开他的锋芒。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弱点，他不愿让罗伯斯庇尔公开获胜，在三千人面前，面对面地把他羞辱一番。他宁可遁入黑暗，宁可让人战胜，但要赢得时间，宝贵的时间！因此他客客气气地致函雅各宾党人，可惜他必须拒绝公开辩解。在两个委员会对他的行为作出决定之前，请雅各宾党人暂缓对他进行裁决。 罗伯斯庇尔扑向这封信，就像扑向一件猎物。现在必须把约瑟夫·富歇抓住，现在必须完全彻底地把他击成齑粉。罗伯斯庇尔当时在获月二十三日（六月十一日）发表的反对约瑟夫·富歇的那篇演说，是罗伯斯庇尔向敌人发出的最无情、最凶狠、火气最旺的攻击。 从开头几句话，人们就感到，罗伯斯庇尔不仅想击中他的敌人，还想置他于死地，不仅想羞辱他的敌人，还想把他彻底干掉。一开始，他假装心平气和。他发表的第一个声明，还不冷不热，说他对富歇这个“个人”，丝毫不感兴趣：“我从前也许和他有过某些联系，因为我把他看成一个爱国志士。我现在在这里控告他，与其说是由于他的罪行，毋宁说是因为他掩饰自己，以便再干其他的罪行。我认为他是我们必须消灭的那场叛变的首领。我审核了刚才宣读的这封信，我要告诉诸位，写这封信的人受到指控，却拒绝在他的同胞面前自我辩解。这就是一种专制制度的开始。因为谁若身为一个民众集体的成员，却拒绝在这个集体面前自我辩解，就是攻击这个民众集体的权威。使人惊讶的是，同一个人，从前千方百计地谋求我们这个集体的赞许，现在一受控告，就蔑视这个集体，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呼吁国民公会帮助他来反对雅各宾党人。”说到这里，他的仇恨，突然带着个人色彩喷涌出来，连相貌丑陋这一点也被他用来把富歇贬抑一番。他用嘲讽的口气说道：“莫非他害怕人民的眼睛和耳朵，莫非他害怕，他那可悲的外表过于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罪行？尽管大自然把他的眼睛创造得如此阴险隐蔽，他是不是依然害怕那六千道直瞪着他的目光会从他的眼里发现他的整个灵魂？是不是害怕他的语言会揭露一个罪人的心情混乱和内心矛盾？每个有理性的人必然认识到，他的举止之所以如此，恐惧是惟一的理由。每一个惧怕同胞目光的人，都是罪人。我在此要求富歇出庭受审。让他负起责任，并且说出，究竟是他还是我们更加尊重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力，我们之间究竟是谁更加勇敢地击溃了一切派别的分裂活动。”他还把富歇称作一个“品格低下，值得鄙夷的骗子”，并且奸刁狡黠地暗示那些“中饱私囊罪恶累累的人们”。最后以下面这些威胁性的字句结束他的演讲：“富歇已经把自己的品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说这些话，只是为了让谋叛者们永远清楚地知道，人民高度警惕，他们永远也不可能逃脱。”尽管这些话明显地预示了一份死刑判决书，大会还是服从了罗伯斯庇尔的意旨，认为他们的前任主席不配担任这一职务，毫不迟疑地把他开除出雅各宾俱乐部。 现在约瑟夫·富歇已经注定了要上断头台，就像一棵树划上记号要被斧子砍倒。被开除出雅各宾俱乐部意味着加上罪犯的烙印，罗伯斯庇尔的控告，而且是这样无情的控告，大多意味着被判了刑。富歇现在在大青白日已经穿上死囚的囚衣。每个人都估计他时刻会被逮捕，他自己更是深信不疑。他早已不在自己家里的床上睡觉，生怕像丹东和德穆兰一样在夜里被宪兵从家里带走。他潜伏在几个勇敢的朋友家里，因为收留这样一个公开遭到唾弃的人，是需要勇气的，甚至公开和他说话也需要勇气。他每走一步后面都有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公安委员会的警察在暗中尾随，他们把和他交往的人以及前来访问的客人都一一汇报。他无形之中已被包围，一举一动都不得自由，已经被送到刀斧之下。 的确，在七百个议员当中，富歇当时受到的威胁最为严重，看不出他有可能逃脱厄远。他曾再次设法依附在什么地方：依附雅各宾党人，可是罗伯斯庇尔凶狠的拳头已经把他打倒在地，他的脑袋现在只是借住在他的肩上。因为他对国民公会，对这个胆小怕事吓得心胆皆裂的羊群能指望些什么呢？只要公安委员会要求把他们当中的一个送上断头台，他们就耐心地诺诺连声，他们毫不反抗地把他们从前的领袖丹东、德穆兰、韦尼奥都一一送上革命法庭，千万不要因为抗拒而引火烧身——他们为什么就不会放弃富歇呢？这些人，往日勇敢无畏、激情如炽，如今默默无语、心惊胆战、神情惶恐地坐在他们的座位上。恐惧这摧毁神经，磨损心灵的可怕毒药使他们的意志完全瘫痪。 但是毒药只要加以人工提炼，把它深藏在内的力量释放出来，那么，它还含有治疗的功能，这是古往今来毒药的一个秘密。所以在这里——看上去荒唐——恰好是对罗伯斯庇尔的恐惧，可以使他在罗伯斯庇尔的威胁面前获救。倘若有人一连几个星期、几个月不断地迫使你感到恐惧，让你老是不知凶吉，心灵受到摧残，意志为之瘫痪，你是不会原谅他的。人类，或者人类中的一部分，一群人，他们永远也不可能长期忍受某一个人的专制独裁而不对他恨之入骨。受到压制的人各个方面都有，他们心头的仇恨在暗地里翻腾。五六十个议员，像富歇一样，不敢再在自己家里睡觉，罗伯斯庇尔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就咬紧了嘴唇，许多人一面为罗伯斯庇尔的演说欢呼喝彩，一面背着他握紧了拳头。这位廉洁奉公的人统治得越严酷，越长久，他们对他强大无比的意志力就越愤恨。渐渐地他打中了所有的人，侮辱了他们大家，得罪了右翼，是因为他把吉伦特派人送上了断头台；得罪了左翼，是因为他砍下了极端分子的脑袋；得罪了公安委员会，因为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得罪了赚钱牟利之辈，因为他威胁了他们的买卖；得罪了野心勃勃的人，因为他拦了他们的路；得罪了妒忌成性的人，因为他在掌权执政；得罪了性格随和的人，因为不和他们为伍。倘若能把这众人的仇恨，这众多分散的怯懦凝聚成一个意志，化为一把利剑，直指罗伯斯庇尔的心脏，那么他们大家，富歇，巴拉斯，塔利安，卡诺，他所有暗中的敌人，便全都得救。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使这些性格软弱的家伙差不多都能坚信，他们受到了罗伯斯庇尔的威胁；必须进一步扩大这种恐惧和疑虑的气氛，人为地进一步增强罗伯斯庇尔造成的紧张气氛。必须把罗伯斯庇尔阴沉的演说中弥漫的这种铅块似的郁闷气氛，这种模棱两可的压力，更加沉重地压在个别人的神经之上，要使恐惧变得更加使人恐惧，使惊恐更加令人心悸，这样这群人也许就会有足够的勇气，去攻击这个孤家寡人。 富歇真正的活动就从这里开始。从清晨直至深夜，他从一个议员家里溜到另一个议员家里。窃窃私语，传播谣言，说罗伯斯庇尔正在准备一份新的神秘黑名单。他向每一个人都悄声说道：“你就在那名单上。”或者：“下一拨轮到你。”果不其然，就这样，一种令人心惊胆战的恐惧渐渐地在暗中传开，因为面对这样一个卡图，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廉洁奉公的人，只有极少数人感到良心毫无愧疚。第一个也许在处理金钱时有点过于漫不经心；第二个曾经反驳过罗伯斯庇尔；第三个和女人交往过多（这一切在这位共和派的清教徒眼里都是罪行）；第四个也许一度和丹东，或者那一百五十名遭到判决的罪犯当中的某一个有过友谊；第五个曾经收留过一个被判刑的罪犯；第六个收到过某个流亡分子的来信。简而言之，人人自危，人人都自以为有可能受到攻击，谁也不觉得自己纯洁无瑕，足以完全满足罗伯斯庇尔对市民美德提出的苛刻要求。犹如织机上的梭子，富歇一而再地从这边窜到那边，牵出新线，连成新的网眼，把越来越多的人拉进这张由怀疑和猜疑织成的蛛网。然而他进行的可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因为他织的只是一张蛛网，罗伯斯庇尔只要猛地一动，只要有人泄露一句半句，这张蛛网就会扯得粉碎。 富歇在这场反对罗伯斯庇尔的叛乱中所扮演的神秘、绝望、危险而又诡计多端的角色，在大多数描述这一时期的著作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那些肤浅的描述中甚至根本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历史的撰写几乎总是把人们看见的事实记录下来，因此史学家在描写那激动人心的最后几天的情形时，通常只描述塔利安富有戏剧性的慷慨激昂的举止，他如何在讲台上挥舞匕首，想要以此自杀，只描述巴拉斯猛然干劲迸发，如何召集部队，只描述布尔东[插图]如何发表控诉的演说；简而言之，他们只描写演员，只描写热月九日上演的那出宏伟大戏里的角色，完全忽视了富歇。事实上富歇在那些日子里，并没有在国民公会的舞台上参加演出。他的成绩是幕后工作，是更为艰难的、指导这场大胆、危险的戏剧的导演的工作。他决定了各场的场景，指导了演员，在人们看不见的暗处进行排练，暗中提词——暗处一向是他真正活动的场所。但是如果说日后的史学家们忽视了他的角色，那么有一个人在当时就清楚地感觉到他在暗中活动，此人便是罗伯斯庇尔，在光天化日之下罗伯斯庇尔用恰当的名字称呼富歇为“Chef de la Conspiration”。 罗伯斯庇尔猜疑成性、疑虑重重，他感到，有什么反对他的密谋正在暗中酝酿。各个委员会突然爆发反抗，更明显的也许是有些议员表现出来的过分客气和奴颜婢膝使他感到有人在暗中捣鬼。他知道，他们是他的敌人。罗伯斯庇尔感觉到他们暗中正策划着对他下手，他已知道策动这一打击的那只手便是“Chef de la Conspiration”，于是严加提防。他小心翼翼地伸出他的触角——他自己的警察，他的私人间谍，一步步地向他报告，塔利安、富歇和其他谋叛分子的每一步，每一次会晤，每一次谈话；许多匿名信向他发出警告或者挑唆他赶快把独裁大权夺到手里，趁这些敌人还没有聚集起来，就把他们统统打倒。为了迷惑和蒙骗这些敌人，他突然换上面具，表示对政治权力无动于衷。他不再在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露面。只见他带着他那头纽芬兰种的大狗，手里拿着一本书，独自一人，紧闭着嘴，在大街上溜达，或在附近的森林里漫步。似乎只是忙着研究他心爱的哲学家的著作，对于权力漫不经心。可是等他晚上回到房里，他就一连几个小时反复推敲他的重要演讲。他没完没了地修改加工，手稿上写满了无数的删改和补充，因为他打算用这篇举足轻重的宏伟演说把他所有的敌人一举摧毁，这篇演说必须出其不意地亮出来，无比锋利，犹如一柄利斧，慷慨激昂充满雄辩的伟力，才智巧思使之光彩夺目，震怒仇恨使之精雕细琢。他要趁他们还没能聚集起来、互相通气时，便挥动这把武器突然出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他殚精竭虑地磨利它的锋刃，浇上致命的毒汁。漫长珍贵的时日就在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工作中消逝。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可以再浪费，特务关于秘密集合的报告越来越急。热月五日富歇的一封写给妹妹的信落到罗伯斯庇尔手里，信中有句话神秘莫测：“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污蔑，我一点也不害怕，……在短时间内你就会听到这件事情的结局，我希望这事会对共和国有利。”这么说短时间内就要发难，罗伯斯庇尔得到了警告。他把他的朋友圣茹斯特找来，和他一起在圣奥诺雷大街他窄小的阁楼里密谈。发起进攻的日子和方法决定了。罗伯斯庇尔要在热月八日以他的演说向国民公会发起突然袭击，使之完全瘫痪。然后圣茹斯特便在热月九日在公安委员会要求把罗伯斯庇尔的敌人，那些桀骜不驯的分子全部处以死刑，尤其处死那个约瑟夫·富歇。 空气紧张得已经叫人无法忍受，谋叛分子也感觉到隐藏在云层中的闪电。但是他们还一直延宕着，迟迟不向法兰西的这个最强有力的人发起攻击。他把所有的权力都攒在自己手里，控制着巴黎市政、军队、雅各宾党人、民众，还拥有名誉以及一个无懈可击的名声所具有的威力。他们心里似乎还一直没底，要在公开的战斗中袭击一位革命的巨人，似乎人数还不够众多，意志还不够坚定。有些人已经小心翼翼地在转变风向，话题转到撤退与和解。辛辛苦苦黏合起来的叛乱，眼看就会分崩离析。 在这一瞬间，命运远比一切诗人更有天才，它在摇摆不定的天平上放了一枚举足轻重的砝码。恰好是富歇被命运挑选来点燃这地雷的引线。在这些日子里，这位被群犬狂追、时刻受利斧的霹雳所威胁的人，除了在政治上蒙受不幸之外，在个人生活中最后又添加了极端严酷的不幸。这个怪人在公众场合强硬，冷酷，善搞阴谋，不苟言笑，可在家里却是个百般体贴的丈夫，温柔多情的父亲。他激情满怀地爱着他那丑得吓人的妻子，尤其喜欢他的女儿，这个小女孩是他当总督的日子里出生的，是他亲自在内韦尔的广场上为她施行法礼取名“涅夫勒”。这个身材娇小、脸色苍白的女孩，他的心肝宝贝，在热月的这些日子里，突然患了重病，在他为自己的生死担忧之时，又加上对他女儿生命的忧虑。这是残酷已极的考验，他知道他心爱的女儿，这个身体虚弱、患有肺病的孩子在他妻子身边奄奄一息行将死去，而他自己为罗伯斯庇尔所追逼，晚上不得守在身患重病生命垂危的孩子床前，必须躲在陌生人的住宅里或阁楼里。他现在非但不能关心她，看着她慢慢咽气，还不得不心急火燎地从一个议员这里跑到另一个议员那里，连哄带骗乞求哀告，保住他自己的生命。这个不幸的家伙，神志昏乱，心碎肠断，在烈日如焚的七月天（多年未遇最为炎热的天气）不知疲劳地在政治舞台的幕后来回奔跑，在爱女患病死去之时不得亲自在场。 热月五日或者六日这个考验终于结束，富歇陪送一口小棺材出城前往公墓：孩子死了。经受了这样的考验，人会变得心肠冷酷。面对孩子的死亡，他自己不再怕死。一种新的勇气，绝望的勇气，锻炼了他的意志。现在谋叛者还一直在犹豫不决，还一直想把这场斗争一拖再拖，而他，富歇，这时在这世上除了这条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他终于开口说出了那句决定性的话：“明天必须出击。”此时是热月七日。 热月八日的黎明来临——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日子。一清早晴空万里，七月的骄阳烧烤着这座浑然不觉的城市，只有在国民公会里一大早便笼罩着一股稀奇古怪的紧张气氛。议员们在角落里扎堆站着；从来没有看见过在走廊里和看台上有这么多陌生人和好奇之徒。秘密和紧张犹如无头幽灵在大厅里游荡，因为谁也无法解释，谣言却已传开，说今天罗伯斯庇尔将和他的敌人清算。也许有人偷听了圣茹斯特，窥见他晚上离开那紧闭的房间回来，在国民公会里大家对这种秘密商谈的效果都非常清楚。还是说罗伯斯庇尔那方面，已经获得了他的敌人的作战计划？ 一切谋叛分子，一切身感威胁的人，都心惊胆战地打量着他们同事们的脸色：莫非他们当中有人已经泄露了这个危险的秘密？谁泄露的？罗伯斯庇尔是不是会抢在他们前头？还是说，趁他还没讲话，他们就能把他压垮？这多数人组成的心中无数、胆小怕事的群体——这片“marals” 究竟会抛弃他们抑或保护他们？人人都摇摆不定，人人都哆嗦不已。犹如城市上空铅灰色天空的浓重郁闷，心灵的忐忑不安以逼人之势压着大会。 果不其然——会议刚刚开始，罗伯斯庇尔便要求发言，就像参加那次颂扬最高精神的庆典那样，他打扮得庄严肃穆，身穿一件业已载入史册的天蓝色的服装，配着白色丝袜，步履缓慢，故作庄重地走上讲台。只是这一次和上次不同，手里没有擎着火把，而是像古罗马高级行政长官手握斧柄似的，手里握着厚厚的一个纸卷——他的演说词。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名字若写在这封得严严的几页纸里，就意味着大祸临头，因此议员席上的闲聊和喧响都戛然而止，议员们从公园里、看台上急急忙忙地拥来，在自己的座位上入座。每个人都胆战心惊地端详着这张过于熟悉的狭长面孔上的表情，但是现在罗伯斯庇尔一脸寒霜毫无表情，任何好奇的人都无法看透。他在讲台上慢慢地打开他的演说稿。在他凭着自己的近视眼开始念稿之前，为了增强紧张气氛，他抬起目光，把整个仿佛已经麻醉的国民公会从右到左，从左到右，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缓缓地，冷冷地，以逼人之势扫了一遍。会场上坐着他的少数朋友，许许多多态度暧昧分子和一心盼他完蛋的一小撮怯懦的叛乱分子。他和他们目光对视，只有一个人他没有看见。在这决定性的时刻，他的敌人中只有一人缺席：那就是约瑟夫·富歇。 但是说来奇怪，在辩论中只有这缺席者的名字，只有约瑟夫·富歇的名字被人提及，恰好在他的名字上点燃了这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最后斗争。罗伯斯庇尔讲得时间很长，离题万里，令人困倦。按照他的老习惯，他总是不点名地让刑斧在人们头上盘旋。他谈到种种叛乱，许多密谋，谈到丧失尊严的人们和罪犯，谈到叛徒和阴谋诡计，但是他没有点名。他只要求把大会催眠就已足够，明天将由圣茹斯特向已经瘫痪的牺牲品发出致命的一击，他让他那模棱两可、空话连篇的演讲无的放矢地拖了三小时之久。等他终于讲完，大会的代表与其说是吓得够呛，毋宁说是筋疲力尽。起先全场毫无动静。大家全都心里没底。谁也说不准，这沉默究竟是确认失败还是肯定胜利，只有辩论才见分晓。 他的一个追随者提出要求，国民公会应该作出决议，刊印罗伯斯庇尔的这篇演说，以此表示认可。没有人提出异议。大多数代表赞同这项提议，他们胆怯成性，奴气十足，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如释重负，因为罗伯斯庇尔今天不再向他们提出更多要求，不再要求新的脑袋，逮捕新的罪犯，不再要求他们作出新的自我限制。在最后的瞬间，谋叛分子中的一员——他的名字应该载入史册——布尔东·德·卢瓦斯挺身而出，发言反对刊印。这一个人的声音激起了其他所有人的声音。怯懦渐渐聚合起来，凝成一股绝望拼命的勇气；议员们一个接一个发言，指责罗伯斯庇尔，说他的解释和威胁过于含糊不清，他应该说说清楚，他指控的究竟是谁。不到十五分钟，场面完全改观，罗伯斯庇尔这个进攻者，被逼进行辩护，非但没有强化他的演讲，反而把它削弱。他解释道，他谁也没有指控，谁也没有怪罪。 此时此刻突然响起一个刺耳的声音，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议员的声音，他冲着罗伯斯庇尔叫道：“那么富歇呢？”——“富歇？”点到这个名字了，这是曾经有一次被他斥为叛党首领、革命叛徒的人的名字。现在罗伯斯庇尔完全可以出击，并且必须出击。但是奇怪，说不出的奇怪，罗伯斯庇尔却缩了回去：“我现在不想谈他，我只想尽我的责任。” 罗伯斯庇尔这样避而不答，是他带到坟墓里去的秘密之一。他明明感到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为什么要对他最凶狠的敌人手下留情？为什么他不一举把富歇击倒在地？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富歇一人缺席，他为什么不向这缺席的人发起进攻？他为什么不进攻富歇以解除其他所有人的负担？其他的人心惊胆战，为了拯救自己，无疑会放弃富歇。圣茹斯特声称，在当天晚上富歇曾又一次试图接近罗伯斯庇尔。这是虚晃一枪，还是真心实意？好几个证人都说，这几天曾经看见富歇和他过去的未婚妻夏洛特·罗伯斯庇尔坐在一条长凳上。难道他的确试图再一次说服这个韶华不再的老姑娘，到她哥哥那儿去为他说情？这个走投无路的家伙，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的确打算出卖其他叛乱分子？还是说，为了稳住罗伯斯庇尔，掩护这次叛乱，他打算假装悔改，表示忠诚？这个登峰造极的两面派曾经千百次地玩牌作弊，莫非这次又故技重施？廉洁奉公的罗伯斯庇尔自己同样受到威胁，他在那个时候准备对他深恶痛绝的敌人高抬贵手，只是为了保住自己？这样避而不对富歇提出控告，究竟表示暗中已有勾结，还是仅仅是个遁词？谁也不知答案。经过那么多年，时至今日，还一直有一道秘密的阴影笼罩在罗伯斯庇尔身上，历史永远也无法完全猜透这个城府极深的人，谁也不会知道他最后的思想：他确实想为自己夺取独裁大权，抑或想为大众夺得共和国，他究竟是想拯救革命，抑或像拿破仑似的当革命的继承人。谁也不知道他最隐秘的思想，从热月八日到九日，他最后一夜的思想。 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夜，在这一夜将有个了断。郁闷的七月之夜令人窒息，在月光下，断头机闪闪发光，鬼气森森。它那冰冷的锋刃明天究竟要砍向塔利安、巴拉斯和富歇三人的颈脖，还是砍向罗伯斯庇尔？六百名议员，这天夜里没人睡觉，两派都在准备决战。罗伯斯庇尔离开国民公会，冲到雅各宾党人那里去；在闪烁不定的烛光里激动得浑身哆嗦，他向雅各宾党人宣读了被议员们退回的那份演讲。真是荒谬绝伦，人们再一次向他欢呼喝彩，这是最后一次，可是他充满了痛苦的预感，并没有因为这三千人聚集在他的身边狂呼大叫而忽视现实，他把这篇演讲称作他的遗嘱。这时他的掌玺大臣圣茹斯特在公安委员会拼命奋战，抗击科洛、卡诺和其他谋叛分子，直到破晓时分。与此同时，在国民公会的走廊里已经织好了明天套住罗伯斯庇尔的一张罗网。就像织机上的梭子，网线从左翼穿到右翼，从山岳派穿到老反动派，一次又一次地穿来穿去，直到黎明时分终于定下了坚实的牢不可破的协定。这天夜里，富歇又突然出现，因为深更半夜他才得其所哉，玩弄阴谋诡计他得心应手。他那张铅灰色的脸，由于恐惧白如石灰，在这些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出没，阴森森地飘忽不定。他时而耳语，时而谄媚，时而允诺，时而吓唬，时而恐吓，时而威胁，一个接着一个，协定没有签成，他绝不歇息。到凌晨两点，所有的反对派终于达成一致：干掉这个共同的敌人罗伯斯庇尔。到这时，富歇终于可以躺下休息了。 热月九日的那次会议，约瑟夫·富歇也没有参加，但是他可以休息，可以缺席，因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罗网已经织好，大多数人已经决心不再让这个过于强大、过于危险的人活着脱身。罗伯斯庇尔的侍从圣茹斯特刚开始发表他预先准备好的那篇攻击谋叛分子的演说，塔利安立即打断他的发言，他们昨天已经约定，不让这两个能言善辩的人，无论是圣茹斯特还是罗伯斯庇尔有机会讲话。这两个人必须还没开口还没来得及控告就被扼死。所以现在，在那驯顺的大会主席巧妙的安排之下，谋叛分子一个接一个地冲上讲台。罗伯斯庇尔刚想自我辩护，大家就狂呼乱叫，硬把他的嗓音压了下去——六百个忐忑不安的灵魂硬压下去的怯懦，一连几周、几个月以来积攒起来的仇恨和嫉妒，现在一股脑儿地都向这个人抛了过去。他们大家若分散开来，则人人在他面前都颤抖不已。到晚上六点，大局已定，罗伯斯庇尔受到公开谴责，被押进监狱。那些真正的革命者认为他是坚定不移、激情满怀的共和国的灵魂，对他赞赏不已，这些朋友把他救出监狱，送进市政厅。可是徒劳。夜里，国民公会的部队袭击了这座革命的堡垒。清晨两点，也就是富歇和他同党签订消灭罗伯斯庇尔的协议之后二十四小时，富歇的敌人，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昨天还是法兰西最有权力的人，如今下巴已被打烂，满身鲜血地横躺在国民公会前厅的两张软椅上。这头巨大的野兽已被捕获，富歇已经得救。第二天下午囚车格格直响，开赴刑场。——恐怖已经结束，但是烈焰似的革命精神也就此熄灭，英雄时代就此告终。现在是继承人、幸运儿、获利者、猎取者、两面派、将军们和财主们的时刻，新的帮会的时刻已经来临。人们认为，约瑟夫·富歇的时刻现在也已来临。 囚车载着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伙穿过圣奥诺雷大街，沿着路易十六、丹东、德穆兰和其他无数受害者走过的那条悲惨的道路，缓缓地驶向断头台，欢欣鼓舞、好奇心切的民众欢呼着挤向囚车。行刑又一次成为民众的节日，屋顶上飘舞着大大小小的旗帜，从所有的窗户里都传出阵阵欢呼，欢乐的浪潮席卷整个巴黎。当罗伯斯庇尔的首级滚进篮子时，巨大的广场响起一片雷鸣般的如醉如狂的欢呼声。谋叛分子惊讶不已，昨天，巴黎，乃至整个法兰西还把此人奉若神明，为什么今天民众这样热狂地为他被处死而欢呼雀跃？一群狂热的民众在国民公会门口向塔利安和巴拉斯热情欢呼，把他们视为翦除暴君的豪杰，反对恐怖的英雄，赞美之声不绝于耳，谋叛分子更加惊讶不已。他们之所以惊讶，因为他们消灭了这个优越分子，只不过是想干掉一个处处作梗、一本正经，对他们吹毛求疵、百般挑剔的家伙，仅此而已，但是他们当中谁也没有想过要让断头机闲置生锈，终止恐怖行径。现在他们看到，集体屠杀如此不得人心，他们若把私人报仇事后归之为人道的动机，会使自己大得人心，便迅速决定充分利用这个误会。从此以后他们将要声称，革命的全部暴力行为全都是罗伯斯庇尔的罪过（因为死人无法在坟坑里作出回答），而他们则一向是温和的使徒，反对一切严酷行径和过火行为。 热月九日之所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并不是因为罗伯斯庇尔被处以死刑，而是因为他的继任采取这种怯懦虚伪的态度。因为直到这天为止，革命无论采取任何行动，全都理直气壮，同时也心安理得地承担一切责任，——从这天起，它胆小怕事地承认，也做过不公正的事情，它的领袖们开始对此矢口否认。任何一种精神信仰，任何一种世界观，只要否认自己绝对有理，否认自己绝不错误，便已经丧失了最内在的力量。可悲的胜利者塔利安和巴拉斯把他们伟大的先驱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斥为杀人凶手，看成两具腐尸，胆战心惊地坐到右派座位上去，凑到温和派身边，投向共和国暗藏的敌人，这一来他们不仅背叛了历史，背叛了革命的精神，也背叛了他们自己。每个人都希望富歇这位主要的谋叛者，罗伯斯庇尔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会待在他们身边。他受到的威胁最为严重，这位“Chef de la Conspiration”也完全有权利要求在分配战利品时分得一大杯羹。但奇怪的是，富歇并不和别人一起坐到右派的板凳上，他还是坐他旧日在“山岳”上的座位，和激进分子坐在一起，保持沉默。他第一次（令人十分惊讶地）没有投向多数。 当时和日后都有些人问道：为什么富歇的行为这样别出心裁？回答非常简单，因为他比别人聪明，考虑问题更有远见，因为他的优越的政治家的理解力比塔利安和巴拉斯这两个无用的人更加深刻地统览了事实的现状，这两个人只是因为碰到危险，才迸发出短暂的能量。而富歇这位前任的物理教师，熟悉动力的规律，知道一个波浪不可能在空中静止不动。它必然会向前或向后涌动。倘若现在开始后退，开始出现一种反动，它绝对和先前的革命一样，不会就此停顿，它会和革命一样，一直奔向尽头，直到极限，直到暴力阶段。那时，这匆忙组成的联盟必然会四分五裂。倘若反动获胜，那么所有的革命先驱全都完蛋。因为随着新的思想出现，衡量昨天行动的标准也会非常危险地发生转变。昨天被公认为共和主义者的责任和美德的东西——譬如一举枪决六百人和公然掠夺教堂，那时就必然会被视为罪行。昨天的原告将成为明天的被告。富歇这个犯有累累罪行的人，不愿犯其他热月分子（那些除掉罗伯斯庇尔的人这样自称）所犯的巨大错误，战战兢兢地紧紧抱住反动车轮。——他知道，这无济于事：反动一旦滚动起来，就把一切都席卷而去。只是由于聪明和谨慎他才忠于左派，忠于激进分子，因为他感到，不久最大胆无畏的人就会有杀身之祸。 富歇想得不错。为了取悦民众，为了强调一种从未存在的人道精神，热月分子便牺牲掉那些最果断的外省总督，他们把卡里埃处以死刑，此人把六千人淹死在卢瓦尔河里，还处死了阿拉斯的护民官约瑟夫·勒朋以及福基耶坦维尔。为了讨好右派，他们把被逐走的七十三名吉伦特派的党员召回。这样加强了反动势力之后，他们自己也就有赖于反动派。等他们发现这点，已经为时太晚。他们现在不得不驯服地控告那些帮助他们反对罗伯斯庇尔的人比约-瓦雷纳[插图]和富歇当年在里昂的同僚科洛·德布瓦。反动势力越来越威胁富歇的生命。这一次富歇还能脱险，他胆怯地矢口否认一切在里昂参与的罪行（尽管每份公文他都是和科洛一同签署的），他同样诳称，由于他过于温和仁慈，所以受到专制魔王罗伯斯庇尔的迫害。这个狡猾透顶的家伙的确骗过了国民公会一时。他得以安全无恙地待在他的座位上，而科洛则被送到“不流血的断头台”上去，这就是流放到西印度热病流行的群岛，不出几个月就在那里一命呜呼。但是富歇聪明绝顶，扛过了这第一阵，并没有就此感到安全；他知道政治激情极端无情，若不把反动的牙齿打掉，它会和革命一样，噬人不知餍足；若不把最后一个雅各宾党人送上法庭，把共和国摧毁，它的复仇欲望是不会停止的。所以富歇看见革命只有一个救星，他的血腥罪行使他和革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就是重新革命。他看见自己也只有一个救星：那就是政府培台。于是恰好和六个月前一样，众人当中最受威胁的人为了拯救自己的性命又单枪匹马面对优势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 每次只要事关权力和他的性命，富歇总迸发出令人惊讶的力量。他发现通过合法的途径已经不再能够阻止国民公会迫害往日的恐怖分子，于是除了在革命中采用屡试不爽的恐怖方法之外，别无他法。先前在判处吉伦特派人和国王死刑时，人们就以动员街上民众对抗议会的方法来吓唬那些胆小怕事、谨慎小心的议员们（其中包括当时还是保守分子的约瑟夫·富歇）。人们当时从郊区搬来工人大军，拥有无产阶级的伟力，怀着不可抗拒的干劲儿，并且在市政厅上挂起了造反的红旗。为什么不再一次把这支革命的老卫队，这些巴士底狱攻克者，参加八月十日事件的壮士，投向那变得胆小怯懦的国民公会，用他们的拳砸烂那股优势的力量？只有对造反、对无产阶级愤怒的强烈恐惧，才能吓唬热月分子——于是富歇决定煽动巴黎广大的民众，把他们投向他的敌人，他的控告者。 当然，富歇极端谨慎，他不会亲自前往郊区，去发表火热的革命演讲，或者像马拉那样，冒着生命的危险，把鼓动性强的小册子扔到民众中去。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他乐于不承担责任，他的看家本领不是大声疾呼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而是悄声耳语，躲在别人身后，暗中施加影响。这一次他也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此人大胆、果断地挺身而出，用他的身影掩护富歇。 巴黎当时有一个秉性诚实、满腔热情的共和党人，备受摒弃和镇压，他名叫弗朗索瓦·巴贝夫，自称格拉库斯·巴贝夫。他激情如潮，但是头脑平庸，是个来自底层的无产者，当过土地丈量员和印刷工人，只有一些质朴的思想，可是他以满腔刚烈的激情哺育这些思想，并且把它们放在真正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烈焰之上加以冶炼。市民共和主义者，甚至罗伯斯庇尔都小心翼翼地把马拉关于平均财产的社会主义的，有时甚至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搁置一边；他们宁可大谈特谈自由、博爱，但很少谈及金钱和财产方面的平等。巴贝夫则拾起马拉的那些已经濒于破灭的希望，加以阐发使之重获生机，把它们像个火炬似的带到巴黎的无产者聚居的地区。这个火焰会突然之间高高蹿起，几小时之内席卷整个巴黎，吞噬全国，因为百姓渐渐悟到热月分子为了一己的私利，背叛了他们的革命，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在富歇就站在这个格拉库斯·巴贝夫的身后。他在公开场合并不让人看到他和巴贝夫携手并肩，可是暗地里，他悄悄地怂恿巴贝夫去煽动民众。他说服巴贝夫去撰写一些挑动性的小册子，并亲自为他修改校样。因为他心想，只有当工人浩浩荡荡地开过来，郊区民众拿着长矛铜鼓蜂拥而来，这个怯懦的国民公会才会恢复理智。只有通过恐怖、恐惧和吓唬，共和国才能得救。只有拼命往左边一晃，这危险的倒向右边的倾向才能得到平衡。为了进行这个放肆大胆、确有生命危险的冲击，这位正派纯洁、轻信正直的巴贝夫可以作为他绝妙的先锋：巴贝夫宽阔的无产者的脊背后面，正好可以藏身。而巴贝夫呢，他高傲地自称为格拉库斯，自称为人民的护民官，如今有著名的议员富歇来为他出谋划策，深感荣幸。他心想，这里还有最后一个绝妙的共和党人，一个继续坐在山岳派席位上的议员，和那些“Jeimesse dorée”、军队供应商们不相为伍，他心甘情愿地让富歇为他参谋，由这只机灵的手在背上一推，他便冲了出去，反对塔利安，反对热月分子和政府。 但是只有他，这个心地善良、考虑问题直来直去的巴贝夫才会被富歇蒙骗。政府不久就认出那只举起枪来装上子弹瞄准政府的究竟是谁的手。塔利安在公开的会议上控告富歇是巴贝夫的后台老板。富歇一如既往，死不承认他的同党（就像不承认雅各宾党人中的肖梅特，里昂的科洛一样）——不，他和巴贝夫并无深交，他批判巴贝夫的过火行动，简而言之，富歇以最快的速度撤退。反击又命中他前面的那个人，不久巴贝夫被捕，在一座兵营里被枪决（永远是别人为富歇的言论和政策付出血的代价）。 富歇这次对政府的反击遭到失败，除了又引人注目之外，并未达到任何目的，这可不妙。因为人们现在又重新回忆起里昂，回忆起勃罗多地方浸透了鲜血的田野，反动势力一而再地加倍使劲从富歇统治过的外省各地召来控告者。他刚刚使了大劲摆脱掉里昂的指控，内韦尔和克拉姆西的指控又接踵而至。在国民公会的席前，控告约瑟夫·富歇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指控声音，越来越响亮，人声越来越嘈杂。他为自己进行了机敏的辩护，坚定有力，不无成功；甚至他的敌人塔利安也努力为他开脱，因为看到反动势力日益强大，塔利安自己也不寒而栗。他开始想到自己的脑袋。但是已经为时过晚，一七九五年热月二十二日，罗伯斯庇尔案件发生之后一年零十二天，经过漫长的辩论对约瑟夫·富歇提出控告，罪名是他的恐怖行为。热月二十三日，决定逮捕富歇。就像丹东的阴影扑向罗伯斯庇尔，现在罗伯斯庇尔的阴影也向富歇扑了过去。 但是现在——这位聪明的政治家计算得非常正确——是共和国第四年的热月，不再是第三年的热月。在一七九三年控告就意味着下逮捕令，逮捕就意味着处死：晚上押进龚西埃杰里监狱，第二天受到审讯，下午就坐上刑车，开赴刑场。可是在一七九四年已经不再是那位“廉洁奉公者”的钢铁手腕在控制法庭，法律已经松弛许多，谁若灵活，可以大钻空子。富歇经常处于危机四伏的险境，他若不能穿过这样可紧可松的法网，也就不成其为富歇。他使足诡计，大走后门，使得自己不但不是立即被捕，而且还有时间作出回答，自我辩护，而在当时，时间便是一切。只要躲进暗处，就会被人忘记，只要在别人大喊大叫时悄不作声，就会被人忽视！西哀士在整个恐怖年代坐在国民公会里，绝不开口说话。后来人家问他，在这整个时期内他干了些什么，他作出的天才回答乃是：“J’ai vécu”。依照西哀士的这道著名的药方，富歇现在就像有些动物那样装死，为了不致被人杀死。只要现在这短暂的过渡时期能救得一命，他就得救了。因为善观风向的富歇已经感到，国民公会的辉煌和力量只能再持续几个礼拜，几个月。 就这样，约瑟夫·富歇救得一命，这在那个年代可是很大的收获。当然，他只救了自己的一条命，并没有挽救他的名声，他的地位，因为人家不再选他为新一届国民公会的议员。他白白地作出了惊人的努力，浪费了巨大的热情和用尽心计。他胆大包天，无耻背叛，仅仅保住自己一命。他不再是人民代表，南特的约瑟夫·富歇，不再是奥拉托利会学校的教师，他仅仅是一个被人遗忘、受人轻视的人，没有官衔，没有财产，无足轻重，一个可怜的影子，只有黑暗庇护。三年之间，在法兰西没有一个人再提起他的名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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