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Les nouveaux philosophes 作者：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 译者：Parker Tan 译者按：两个字：好骂。 本文由吉尔·德勒兹本人撰写；之后发表在双月刊《子夜(Minuit)》1977年5月第24期免费附赠的增刊上(Supplément au n°24, mai 1977, de la revue bimestrielle Minuit, et distribué gratuitement)。 -你怎么看那些“新哲学家(nouveaux philosophes)”？ -不怎么样。我觉得他们的思想都是垃圾，对此我可以给出两点理由：首先，他们总是从一些大而化之的概念开始夸夸其谈，那些论述就和千疮百孔的龋齿一样空洞——动不动就是些大写(LA-)的法律、权力、主人、世界、反叛、信仰等等。就这样，他们还搞出各种千奇百怪的组合以及一些粗制滥造的二元关系：比如什么律法和对抗、权力和天使[1]之类。这些思想越是羸弱，这些思想家就愈发自命不凡；相对于那些虚头巴脑的陈述，这些陈述的阐述主体就显得很重要了，他们往往如此自我标榜，比如说自己“作为一个清醒而又勇敢的人，我要告诉你们.....”、“我，作为一个基督在当下的战士，要......”、“我，身为这迷失一代的一份子，就必须......”、“我们现在做的，就和我们身处68年五月一样......”以及“我要做的就是不再被那些假象所迷惑.....”等等。通过这两个手段，他们就破坏了人们长期以来所做的一些工作——人们在各自的领域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来给出一些精细的、异质性的概念以避免落入那些陷阱，这些陷阱就是那些大而无当的二元论断。我们在这里试图去界定一个在音乐、绘画、视听艺术、电影甚至哲学领域中不再依赖于作者-功能(fonction-auteur)的创作功能；而他们在这里却普遍回归了那些空虚的作者或者主体概念以及那些笼统独断的总结陈词，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反动的力量，它和阿比改革[2]的目的别无二致：即严重淡化哲学“教育”的作用。 -你这么说是因为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3]在他《带着人性面孔的野蛮(Barbarie à visage humain)》[4]一书中对你和加塔利大加抨击吗？ -不不不，完全不是这个原因。他原话是《反俄狄浦斯(L'Anti-Oedipe)》和那些“为大粪进行陈腐至极的辩护”以及嗑药的瘾君子之间有着很深的联系，至少，这本书会让瘾君子发笑。除此以外，他还说Cerfi[5]在搞种族主义勾当，这一说法简直卑鄙至极。其实我之前就想谈谈这些新哲学家，只不过当时还没想好怎么说。另外，一被他人评论，他们马上会说：看吧，他们多么嫉妒我们的成功啊。那些攻击、回斥和对回斥的回斥占据了他们的全部工作。因此我就在这里对这个问题回复一次，也只有这一次：对我来说，让我改变决定对此置评的原因是奥布拉尔(Aubral)[6]和戴尔古(Delcourt)[7]写了本叫做《反对新哲学(Contre la nouvelle philosophie)》的书。他们俩还真的把新哲学当回事儿来分析，然后得出了新哲学十分滑稽的结论。这本书写的很漂亮，增长了大家的见识。他们也是第一批公开反对新哲学的人，甚至还跑到电视节目《交锋(Apostrophes)》上去和那些新哲学家对峙；对此，为了能和敌人对等地说话，老天告诉我得抱有清醒而又悲观的勇气，去同奥布拉尔和戴尔古站在一起。 -如果他们的思想十分空洞，那么你如何解释他们获得的成功？如何解释他们如今的广为传播，还被诸如索莱尔(Sollers)[8]这样的社会名人所接纳？ -这里有着几个不同的问题。首先，在法国，我们长期处于一种“学堂”式的文学传统之下。而且这种“学堂”可谓十分可怕：总有一堆所谓的文学教皇、敕令以及“老子就是先锋”的宣告动辄给人们革除教籍、送上法庭审判甚至进行政治扭转。通常来说，一个人越是穷尽一生去犯错，那么他反而越能显得有道理，毕竟他总是可以宣称“我老资历了”；这也是为啥那些斯大林主义者是这种学堂里唯一能教给我们如何反斯大林主义知识的人。然而，无论这种学堂是多么丑恶，我们也不能把新哲学称为一个学堂。因为他们并没有去建立这种学堂，他们的新奇之处就在于把文学或者哲学上营销的理念带入了法国。既然这是一种营销，那么就有着其特定的一些原则：
而索莱尔就是最后一个还在搞什么教皇制、革除教籍和宗教法院那些老一套的人。我觉得，当他了解到这股新潮流的时候，他会对自己说，啊，他们这套是对的；为什么不和这群人组成联盟呢；要是错过可就太愚蠢了——他在这个过程里确实迟了一步，不过也算赶上了趟。因为在哲学中搞这类营销确实算个新方法；这是一个理念，“必须”要有人去做。事实上，那些新哲学家正在恢复一个颇为空洞的作者功能，回归一些空虚的概念，而所有这些东西没有阻碍一种深刻的现代主义对景观和市场展开适时的分析。所以，我相信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出于自然观察或者昆虫研究的角度对他们抱有一种善意的好奇；但是，我对此的观点却完全不同：它是恐怖的。 -如果这是市场营销的问题，那你如何解释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才看到他们取得了成功？ -这里有好几个原因。有一些原因既超出了我们的判断，也超出了他们的判断。安德烈·斯卡拉(André Scala)[20]最近分析了记者和作家以及新闻和作品之间的倒置关系。伴随着广播和电视一起，新闻媒体已经认识到了自身去制造事件的潜能(大概是有针对地泄密、水门事件的例子以及各种民意调查？我暂时想到这些)。 在这个过程中，新闻业已经不怎么去关注外部事件了，因为它们自己就制造出了各种事件；它们也不再去参考新闻业以外的分析，比如那些“知识分子”和“作家”这类人的分析：新闻界在自己身上发觉到了一种充分自主的能动观念，这也是为何到头来一本书的价值还比不上报纸上对它评论文章或者相关报道采访。因此，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作家，甚至还包括艺术家，如果他们遵循这套规范，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去当新闻工作者。这也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即思维-采访、思维-访谈或者说思维-时刻。我们可以想象一本谈论书的报纸文章，但反过来却不行。 记者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这些变化始于电视节目，以及采访者对合意的知识分子的驯化。在这里，我并不是说这种逆转、这种对知识分子的驯化或者说这种新闻化是一种灾难。事情是这样的：在人们在写作和思考过程中逐步放弃作者-功能、这一创作也不再依赖作者-功能时，后者的作用就被广播、电视以及新闻业接管了。记者成为了新的作者，而那些想成为作家的作者就必须通过这些记者，或者说把自己变成自己的记者才能做到。就这样，一个几近没落的功能就通过改变它的位置和对象重新把握住了现代性，并再次适应了这个时代。这就是让那些贩卖智识、营销智识的事业成为可能的原因。在当下，广播、电视和报纸能否还有其他的用途？当然是有的，但那早已不在新哲学家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这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已经处于一个选举时代很长时间了。但选举期不是一个局部的时间点，不是具体的某一天，它就像一个网格(grille)，所有的事件和问题都被放置在这个扭曲的网格之上。今天参加选举所要服从的那些特定条件只能说明胡说八道、大放厥词的门槛还进一步被抬高了。而这也是那些新哲学家从一开始就在运用的网格。他们一部分人坚决反对和左派进行合作，另一部分人则希望能给密特朗(Mitterrand)[21]另外当个智囊团。 具体这些都无关紧要，重点是这些不同的趋向有着一个共性，那就是反对左翼。这一共性在他们第一本书里就出现了：对68年五月风暴的仇恨。于是，就这成了谁能把五月风暴批的最狠的竞赛。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构建出了他们要阐述的主题：“我们都亲身经历过68年的五月行动(？？)，作为过来人，我大可以告诉你那是愚蠢的，我们可不会再这么干了。”——他们要贩卖的无非就是对68的怨念。就这点而言，无论他们在选举中的具体立场如何，他们都得以完美融入了这套选举的格局。马克思主义、毛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观念都被这一网格过滤掉了，这倒不是因为真正的斗争会生成新敌人、新问题和新手段，而是他们必须要宣布革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不可能的。这是那些在一开始或许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的概念(权力、抵抗、欲望，甚至是“平民”)再次被全球化的原因，他们在权力、法律、国家这些寻常统一体中被集中起来；这也是为何那些思考的*主体重返舞台：对于这些新哲学家而言，这世上唯一的革命性就体现在那些纯粹认为革命不可能之思想家的所作所为当中。 令我作呕的事情很简单：那就是这些新哲学家总是在制造殉道者(martyrologie)，比如古拉格和其他历史上的受害者。他们完全以尸体为生，他们发现了见证者-功能(fonction-témoin)，这和他们的作者-功能完全融为了一体(具体可参见他们在《花花公子》上的所说的：我们都是见证者[c'est nous les témoins]......)；但如果人们都如同他们那样思考，像他们一样说话，那么哪儿还会有受害者呢？——受害者在这时就必须以特定的方式思考和生活，以给那些以受害者为名哭泣、替受害者去思考、还要拿着受害者经历来教导大众的人提供实质材料。然而，与那些新哲学家宣称相反，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的行动者可不是由于无能为力和悲观厌世而被关进监狱，他们从来都是从生命而非死亡、苦难以及那些病态的虚荣心来思考问题的——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都是活生生的人；但在新哲学家眼里，这些受害者上当受骗了，就因为他们没能理解这些新哲学家理解的事情。如果我隶属于什么组织，那么我就会联名对这些这新哲学家提出公开的控诉：你们未免有点太不尊重古拉格的囚犯了。 -当你批评这一营销式的哲学时，你是在提倡一种老派的书籍书写体例，还是在倡导一种老派的做学问方法？ -不，都不是。没有任何必要身陷这种选择：要么去营销，要么走老路。这种抉择就是一个谬误。似乎目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逃不过这样的选择。不妨让我们去看看音乐家是怎么工作的，人们在科研领域是怎么工作的，画家是怎么努力工作的，那些地理学家又是如何组织起他们的工作的(参考《希罗多德(Hérodote)》这一杂志)：这里第一个特点就是彼此会面。这不是那种学术会议或者辩论会，而是指你在一个领域工作就必然会遇到另一个领域的参与者，就好像问题的解决方案来自四面八方。这也不是那种智识比较或者智力比拼的问题，而是人与人之间产生实际的交集并跨越彼此之间的界限。例如——这个例子很重要，因为新哲学家总是在大谈哲学史——安德烈·罗宾(André Robinet)[22]就在用计算机重新整理哲学史，这里，他不可避免地同克赛纳基斯(Xenakis)[23]相遇。数学家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发展或者修正一个自然问题，这并不是说该问题有一个数学式的解决方案，而是说这一问题蕴含了一个数学性的序列，这一序列能和其他序列共轭(conjugaison)。而那些新哲学家对待科学的方式却令人恐惧。 让你的工作和那些音乐家、画家或者科学家的工作相遇是当下唯一能避免这种在新营销或老道路上做选择的方法。这些奇异的点构成了当下创作的温床，让创作功能脱离了作者-功能，使其能够独立运作。这一情况并不仅仅局限于学科交叉的领域，而是存乎于当下任何一块领域——无论它多么微小。哲学家必须来自他处的意思并非哲学处处依赖于随处可见的那些大众智慧，而是哲学发生于这里的每一次相遇当中；同时它还定义了哲学一种新的用途，一种新的代理位置——就和那些野生的音乐家和非法电台一样。每当创作功能脱离作者-功能时，后者就会通过一些“推广”来顺应时势、维持生存。就这样，这里爆发一场或多或少为人们所见的战斗：电影、广播和电视都可能成为替创作功能摈弃作者-功能的手段，但作者-功能却一次次地在媒体通过这些手段为其制造的顺应性改造中重生。在最近，那些大制片厂再次同意了去制作一些“作者电影(cinéma d'auteur)”，这使得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24]这样的导演找到了一种让创作功能进入电视银幕的方法。但是电视这一强劲的组织也有着其自身的作者-功能，它可以通过这些功能阻止创作的实现。当文学、音乐这些体例征服了新的那些创作领域时，作者-功能就在新闻界被重构了，这一功能首先就会扼杀媒体自身的创作功能，就更不用说还会去扼杀文学的创作功能了。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些新哲学家：他们再次构造出了一个密不透风、令人窒息的铁盒子；这是对所有政治和实验的全然否定。简而言之，我之所以谴责新哲学家，是因为他们正在干一件肮脏的勾当；这一勾当正是那种反动至极的新闻-书籍关系的一部分，它确实是新颖的，却也是极高程度的彻底臣服。这里的重点甚至不是具体的新哲学家个人，即便他们明天消失，他们的营销事业也会再次启动，这代表了思想完全跪倒在媒体之下；另一方面，这一事业又给媒体带来了最低程度的智力保障和安宁，让它们得以心安理得地去绞杀一切试图撼动它们的创作可能。放眼望去，电视上全是那些愚蠢透顶的辩论以及渗透着导演自恋的电影，这都是让创作变得日益艰难的现实要素。 考虑到当下知识分子处处见媒体眼色行事的这么一种权力关系，我要对知识分子提出如下倡议：拒绝这种关系，去提出你的要求，去成为生产者，而不是成为一个作者；作者除了给出家长般的傲慢姿态或者像小丑一样卖笑之外没有任何用处。贝克特(Beckett)[25]和戈达尔都成功地摆脱了这一点，并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创作；他们的创作中也蕴含了在电影、视听、音乐、科学、书籍以及其他事物中的诸多可能性。然而，那些新哲学家就是试图阻止这一切可能性的瘟疫；他们的写作中也只有一片死寂。但，如果他们占据了一定的舞台，让人们的创作备受折磨，那么这些新哲学家就实现了他们的功能。 参考
|
名表回收网手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