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美国基金会”对乌兹别克部分观点整理

萨拉布林·胡金斯所写的《乌兹别克斯坦错失的机会若隐若现》对乌兹别克经济改革的内容所提及不多，这里主要谈论了时任总理的米尔济约耶夫很可能取代已经去世的卡里莫夫的职位，而阿基莫夫则很可能不能继承此地位。胡金斯对卡里莫夫时期的压抑政策充满抱怨，并认为皿煮化是最要紧的任务，因为过去乌有大量侵犯刃拳的黑记录，欧盟等西方组织与国家对卡里莫夫的制裁也三心二意，导致乌过去并未因刃拳等问题遭到严厉惩罚。卡里莫夫的毒菜地位在中亚细亚并非个案，土库曼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也很相像，虽然西方厌恶卡里莫夫的毒菜，但是他们更担心乌演变成土库曼斯坦的情形，即由一个“被美化的暴君”取而代之。作者对乌走向皿煮化不抱持过高期待，认为乌很有可能由一位亲俄毒菜者接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实现（西方期望的）目标。

除此之外，新美国基金会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的问题，其他的文章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数字技术，有这么三篇文章《数字决策者——一群经常被忽视的国家如何掌握全球互联网未来的钥匙》（罗伯特·莫古斯、贾斯汀·舍尔曼、约希林·沃尔布莱特，2018）、《为数字公共基础设施融资》（费尔南多·莫雷拉，2022）和《数字威权主义的长远观点》（贾斯汀·谢尔曼，2019）。分别从数字-网络环境的管理、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数字威权主义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又或者从俄国-后苏联空间、恐怖主义等维度展开，而这就与乌兹别克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相距更远，基本上和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关，数字经济的文章里没有直接针对乌兹别克的篇幅，但米尔济约耶夫也对数字经济有特别关注，甚至提出了所谓“百万程序员”的计划。

但比较尴尬的是，米氏推行的一些措施往往难以成行，比如从去年开始的“家家都是企业家”的活动，结果乌政府给银行拨款将近6亿美元，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家庭办设企业的用途，这还不考虑到家庭办设企业的成功率，可见此举成效甚微，所以急得米氏在一系列会议上严厉斥责大小官员和参与计划的银行负责人。且不说此举的办事效率如何，就看这个计划的图景就很荒谬，什么是家家办企业？什么又是“百万程序员”？哪有那种普遍出现的成功？乌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投资空间比较大，但是乌经济落后，而且经常账户盈余不足，通胀高企，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储蓄-信贷较少，债务规模较高，对乌进行战略投资的风险日益增加，即便是对乌改革赞不绝口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西方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也都明确指出乌改革中存在的重大隐患，即便是原先银行业发展更好一些的哈萨克斯坦，他们的银行中贷放也并非主要用于实业，而是消费或其他用途，要知道哈萨克斯坦也对信贷方向有所引导，但是仍未扭转这一局面，而进行价格和贸易自由化没多久的乌兹别克斯坦想要克服这些问题，也属痴人说梦。

至于说数字威权和国际数字空间的主权与开放之争，在此问题上乌也很可能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乌的改革要求对西方大力靠拢，所以大规模的开放不可避免；另一方面，米氏与其他原领导层也有自身的既得利益，如果不保持一定的威权影响力，则很容易对自身的權力造成威胁，因此正如上述文章的作者所写的那样，大多数国家不是选择了完全封闭或者完全开放的道路，而是走上了中间道路，即所谓的半开放半控制的模式。反恐领域则强调了乌并不一定存在本土的极端思想温床，所以在不能论定恐怖分子到底是在乌本土还是美国造成极端思想的情况下，对乌公民赴美签证制度提高限制是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