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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唐朝作为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其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 唐代历任统治者都实行开放的对外政策，准允胡人来汉游历、生活，由此胡汉文化相互交融，胡风充斥在汉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唐代女性服装正是深受胡文化影响的一方面。当时社会，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皆爱着胡装。 少数民族文化的引入给唐代服饰注入一股新活力，胡化的服饰是胡汉杂糅的象征，见证了两族间深厚的友谊，反映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 女仿胡妇着胡服，伎进胡音务胡乐 胡装在唐代社会的盛行深受民族大融合影响。而胡汉民族文化交流离不开唐朝开放包容民族政策的支持。 “万国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生动地描述了万国来朝、繁荣昌盛的壮观景象，彰显了唐朝“国际大都会”的地位。
李唐皇室具有胡汉杂糅的复杂血统，其中高祖之母、太祖之母、高宗之母都是鲜卑人。开国皇帝李渊出身北周世族。北周的鲜卑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其言谈举止和思维方式。 据记载，唐太宗曾云：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秋，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又说：“夷秋亦人耳，其情与中华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
唐朝从初期开始就推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平等对待各个民族，尊重其文化传统。 其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吸引了胡人来中原经商、游历、通婚、定居。汉人的日常生活与胡族文化息息相关，出现了汉人穿胡服，画胡妆，赏胡舞，吃胡食等现象。 之前虽然也存在汉人着胡装的情况，但在唐朝胡服第一次成为时尚潮流。 丝绸之路的繁荣，中外贸易的兴盛，商品经济的发展，丝织技艺的高超，使各式各样的胡服流入中原。这为妇女添置胡服，增添汉族服装之胡风提供了广阔的渠道。
唐代裙装女陶俑 胡人的迁入，也使妇女效仿胡人穿胡服成为可能。唐代贵族女性喜欢在闲暇之余骑马打猎，以供消遣娱乐。魏晋南北朝时期，世人多穿宽大的袖衫。 这种类型的袖衫不方便人们开展骑射活动。胡族的起源地在遥远的西域。那里气候干旱，沙尘漫天，普通的服装难以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 胡族人民于是设计出与中原有别的硬实窄袖衫。其具备方便实用、质料厚实，耐磨耐穿的特性。胡服凭借其多重优势，迅速获得了唐代女性的青睐。 以唐代陶俑为例，其衣袖紧窄，样式简单，色彩鲜艳，便于出行。
唐代彩绘胡服女立俑 唐初，无论是达官贵族还是贩夫走卒，都爱观看胡人跳舞，欣赏异域风情之美。《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 描绘了一幅舞者婀娜多姿、灵动飘逸的画面。胡舞的兴起让更多人注意到胡服，推动了胡服在中原的传播。 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 以安史之乱作为分界线，唐代女性服装发生了较大差异。短短一百多年间，女穿胡服历经了从流行到消逝的过程。 初唐至盛唐时期，国家政通人和、长治久安。女穿胡服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形象地记叙了当时女性对胡服的钟爱。
窄袖衫和条纹裤是唐代女子主要穿着的胡服。正如诗句：“李波小妹字雍容，窄衣短袖蛮锦红”。 窄袖衫的形制多是翻领、紧窄袖子、圆领内衬。小且紧的袖子是当时胡服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作为“上衣下裤”的“下裤”，条纹裤深受广大妇女推崇。因其舒适宽松、方便实用的特点，曾一时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其价格因需求大增而快速上升。 她们衣着偏好胡装，身穿紧腰胡装，足登小皮靴，朱唇赭颊，也成为唐代街头的一种时尚。女子着胡服已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革带与皮靴也是唐代女子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贵族女性热爱骑射、打马球等马上运动。 女子去除宽大的袖袍，改良衣服样式，纷纷系带，穿皮靴以便骑马出行。 在草原，在马场，在大街小巷，在宫廷宴席，到处都能发现汉人穿胡服的身影，无处不彰显胡族文化对汉人影响之深。 755年，唐朝爆发了由安禄山和史思明策划的安史之乱，给黎民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两人都是胡人，出身西域史国。
百姓既怨恨统治者的腐朽无能，又憎恨贼子的叛国行径。在遭受七年之余的苦难后，乱事终于得以平定，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情形难以复原。 百姓由此对胡人滋生出抵触的情绪，对胡文化采取抗拒的态度。女性又开始重视汉族本民族的服装，不再以穿胡服为美。 从唐朝壁画可以得知唐初流行的胡服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前。 伴随回鹘族与汉族来往日益频繁，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深，回鹘装取代以往的胡服款式，在贵族妇女间风靡一时。
除胡服共有翻领袖窄小的特点外，其独一无二的特征在于：衣身肥大，下长曳地，色彩明艳鲜丽，以红色为主。 一直到840年，回鹘国运式微，社会民不聊生，回鹘装也很少在汉出现。正如向达先生所言： “唐代长安对于外国风尚之变迁，每因政治关系而转移。回鹘装束之行于长安，当在安史之乱后，正如香山居士所云之时世米庄……”
回鹘装壁画 三、自李唐以来，胡风已成为中国服饰不可或缺的因素 来自外族的异域文化历史悠久，它历史的年轮刻画在中原的大街小巷里，已与汉族文化融为一体。 胡服在中原地区仅仅盛行了一百余年，但它对汉民族服装改良的贡献不容忽视。安史之乱后胡服虽在中原式微，但它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自此，胡汉民族服饰日益融为一体，汉人在服装方面博采众长，推陈出新。 他们在保留前朝服装部分特征的基础上，不断吸纳胡人制衣的经验，使其在唐代表现出变异的特征，充满了浓浓的异域风情。
胡化的服装设计不拘一格，既美观大方，又舒适方便。服装之胡风不仅体现在面料质地上，也表现在样式花纹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深受佛教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冲击，出现“三教合一”的局面。政治思想上的变化引起时人服饰的变化。 贵族仕子因信奉佛道思想，追求随意自然、不受拘束的感觉。宽衣博带成为当时的主流风格，杂裾垂髾服在女性间风靡一时。 这种类型的衣服纷繁复杂，下摆长至曳地，走路时衣袖飘飘，彼时主流女性服饰展现出优雅飘逸的风格。
而胡服的涌入给唐代服饰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一，袖子和下裳一改之前的宽大，转变为窄小。 衣裙紧瘦，褶皱极少，下摆及地，自然的竖纹垂直向下，使穿衣者给他人留下俏丽修长的印象。《新唐书·五行志》云： “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 《虢国夫人春游图》和唐代彩绘胡服女立俑，是证明女性胡装具备紧窄特征的有力实证。
虢国夫人春游图 唐朝公主和贵妇人带头穿胡服，学胡舞。结果上行下效，黎民百姓纷纷效仿上层阶级的做法，以着翻领镶边窄袖开叉胡袍为美。 其二，面料质地越发丰富，纹样图案不可胜数。唐代官营手工业极其发达，织染、刺绣工艺水平高超，生产已呈现出专业化、分工化的趋势。 其中丝织品极为精美，闻名天下。全国涌现出不少以丝织品闻名的产地：润州的绫，亳州的绢，常州的绸。 胡装盛行于中原前，人们的服装以质地轻薄、柔软为主。之后，质地厚实、坚硬的胡服备受女性推崇喜爱，面料由丝绸转为布帛。
胡族人的迁入不仅带来花样繁多、鲜艳明快的服装，还引进了不同的染料，拓宽了染料供应渠道。相较汉朝，唐代的染料种类是它的数倍。 唐代服装既吸收鲜卑、突厥、吐蕃等少数民族图案，又包纳印度、波斯等西南亚国家图案。 例如：宝相花纹、唐草纹、团窠纹、连珠纹。“尚危侧”、“笑宽缓”是唐朝时兴的间色裙。 起初胡风推动间色裙的款式发生变化，使其条纹相较之前变宽了些许。后因安史之乱，间色裙的条纹又越变越窄。
唐人在汉传统服饰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带有波斯风格的新样式——“陵阳公样”。文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记载： “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牛、祥凤、游鳞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 文中的“师纶”指的是唐人窦师纶，一名擅长丝织图案设计的资深专家，他在保留中国纹样四方连续特征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纹样，以中国动物为灵感来源，形成联珠对称纹。
其三，由服装鲜少有外加饰物，变为以绵长的披帛为主。 披帛是置于女子肩背之间的长条巾，作为唐朝女性主要的服饰配饰，使原本朴素单调的服装别有一番趣味，在世界上大放异彩。 《事物纪原·衣裘带服部》曾记载：“帔始于晋。”从帔服的最早记录看出，其历史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旧唐书·波斯传》称：“妇人亦巾帔裙衫。”在对外贸易发达的前提下，帔服很可能经由丝绸之路，从波斯传入中原，并迅速在汉族间普及。
唐代披帛 唐代穿胡服的女性展现出意气风发、英姿飒爽的形象。从样式花纹看，它汲取了鲜卑、波斯、回鹘、印度等服饰图案，充分展现了胡汉杂糅、华夷融合的特点。 服装上绣有骆驼、狮子、神兽等动物的图案，汉人穿上身后仿佛亲临中西亚等地，以别样的方式体验异族文化。 它是多种文化相互融合、兼容创新的典型实例，具有中西结合的特征。 汉人正确地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对前朝服饰进行合理的取舍，着力于吸收胡族文化的优异部分。
汉族服装的胡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女性地位的变化，象征传统儒家文化对女性束缚的减弱。 这从侧面反映出了大唐王朝女性勇敢活泼、自信大胆的形象与其深藏的豪迈之气。 结语 回溯中国历史，胡族文化在我国古代服装发展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襦裙服、男装、胡服三种服装是唐朝女子的主要服饰。 胡装的引进为唐朝本就款式多样、绚丽多姿、美轮美奂的服装增添了一抹靓丽的色彩。这也侧面为唐朝女子服装享誉天下、驰名中外贡献一份力量。
事实证明，胡族和汉族元素的巧妙碰撞，尽显东方美学之魂。唐朝女性之胡风深刻反映出统治者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 其态度是尊重文化的差异性，认同文化的多样性，既不完全照搬又不全盘否定，有选择地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丰富本民族文化。这一态度值得人们肯定学习。 如今我国既要广泛吸收西方文化的可取之处，又需警惕西方的文化渗透；既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需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唐朝女性之胡风不仅仅是女子审美观念的转变，也映射出女子敢于追求美，不愿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思想。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思想上的解放，女性地位的提高，但这时期的女子仍未觉醒。 参考文献： 《旧唐书》 《新唐书》 《资治通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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