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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开讲# 作为矿业生产中的奴隶，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奴隶买卖活动进入这个行业的。即便是索西阿斯，也是通过尼西阿斯的购买成为矿业奴隶。而那些被奴隶主租借给矿山的奴隶，很多也是从外邦和奴隶市场购买得来的。奴隶主几乎不会将自己的家生奴隶送去矿山，只有最不幸的才会发现自己被送到了矿井。 当劳里昂银矿进入大规模开采时期，对劳动力需求大幅增多，加上矿业巨大的利润吸引了大批投资者，输送往矿山的奴隶也越来越多。此外，在一般情况下，矿业中的奴隶很少去从事其他行业。对于管理人和技术人员来说，由于矿山运作的专业，奴隶主会尽量留住他们，他们也不便转业；对于普通矿工来说，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加上他们并没有其他谋生的手艺，只能出卖自己最基本的劳力。当然，共同的原因在于矿山生产地域的，远离城市为所有矿奴的转业都带来了困难。 矿山管理人和高级技术矿工 以索西阿斯为典型的矿山奴隶管理人和以阿托塔斯为例的高级技术矿工，这些处于上层的矿业奴隶，与其他行业中的上层奴隶一样，在社会流动中相对还是比较活跃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很高，足以支付偿付金，获得自由身份。在成为自由人后也会保有相当的资产，生活得比较优渥。
同时，他们优秀的工作能力更易获得奴隶主的青睐，在工作达到一定时日后，奴隶主也倾向给予他们自由。或者，将这份“自由”作为奖赏，激励他们更努力地工作。我们有一份可靠的资料可以说明这种高层矿业奴隶的社会流动。虽然矿业奴隶在当时的文字记录中极少出现，但幸运的是依然有一份矿工的墓志铭保留了下来。 这是一篇非同寻常的墓志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300年，当中记载了一名叫阿托塔斯的帕夫拉哥尼亚人被带回他的故乡，但并没有提及他失去自由的方式。下阅读墓志铭，我们发现这是一篇雄心勃勃的作品：它用豪言壮语将者置于英雄时代的辉煌和神话的语境中。阿托塔斯与远方的祖国一直保持着某种联系，并且（如果我们可以假定他与他的墓志铭有着同样情感的话）对自己的出身感到无比自豪。 阿托塔斯很可能拥有非常出色的矿业技能，这可以解释他的墓志铭中所现出的自豪感和满足感。他在劳里昂矿区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他出色的技能为奴隶主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所以，一些人认为他的主人在购买他时甚至可能花费了与索西阿斯一样多的金额。阿托塔斯很可能已经上升到负责人的位置，也许他最终管理了一个矿井，变得富裕，并最终获得了自由。 普通技术矿工 大多数普通的技术矿工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幸运，能拥有阿托塔斯那般的待遇。尽管机会很少，但他们同样可以通过努力获得释放。在矿上，熟练工人所进行的操作不仅需要体力，更需要相当的智力和技艺。他们的工作需要一种正面意愿，如果从事冶炼工作的奴隶有意破坏，无疑会浪费大量的材料和时间；而通过权力强行压制这些恶意往往会适得其反：监督人员的增多不仅可能引起逆反心理，而且带来的额外支出会使得利润进一步下降。
因此，奴隶主会用利益去拉拢、激励这些掌握熟练技术的奴隶，要么允许他们保留一定的剩余收入，要么在达到某些特定条件后释放他们。技术奴隶的释放可以类比制造业中的奴隶，技艺越精湛，获得释放的可能越高。 矿山中的普通奴隶 在矿山中，数量最多的还是那些普通矿奴。在探讨矿业奴隶在奴隶群体内部的处境时，我们发现，这些普通矿奴，尤其是地下采矿奴隶，位于奴隶阶层的最底端。艰苦的工作和微薄的收入，使得他们的被释几率趋近于零。 普通矿工难以获得释放的主要原因有两点：首先，是他们的经济来源根本无法负担所需的偿付金；其次，他们工作的场所基本固定在远离城镇的偏僻矿山，缺少与社会的交流联系，这就使得他们无法通过一些其它方法获得释放，比如起诉和赎买。
此外，由于矿山开采劳动利润的丰厚，奴隶主也不愿意释放这些奴隶，毕竟如此规模的廉价奴隶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的。通过释奴铭文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普通矿工的释放记录基本没有。 在雅典，有一些记载获释奴的史料提到了他们的职业，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49至公元前320年，威斯特曼根据它们整理出79名男和56名女雨宫健也提供了两份释奴名单，记载了被释放奴隶的类型和数量。第一份的年代在公元前320年代，共计171人；第二份是公元前403年，共计100人，我们并没有发现矿业奴隶的身影。 尽管这份资料不可能现出被释奴的全貌，但也足以说明矿业奴隶在被释奴群体中的稀少。他们最终就埋葬在自己工作的矿井旁，连陪葬品都寥寥无几。可见这些银矿奴隶到最后都没有获得释放。 如此固化的底层奴隶矿工阶层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只进不出”，对他们来说，战争带来的冲击反而是一种机遇。关于战争带来的矿奴流动，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事例。亚西比德曾建议斯巴达人占领阿提卡北部帕内斯山脉的要塞狄西里亚，并预见到劳里昂的收入将会下降。
公元前413年夏狄西里亚被占领后的物资损失和奴隶逃亡，其有关奴隶劳动力最直接的述就是那2万多名被遗弃的奴隶。虽然劳里昂离狄西里亚很远，但据修昔底德的估计，由于这场战争所带来的不安全感，超过2万名工匠逃离了这里。这显然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但狄西里亚的沦陷确实危及到了采矿区，作为逃亡奴隶的避难所，这使得继续采矿几乎是不可能的。 后来，在公元前四世纪，有人建议在战略要地用堡垒保护这些矿山，但据我们所知，人们并没有这样做。仅仅是这些记载是不够的。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中也提到，在狄西里亚战役之前，城邦从奴隶身上获得过大量收益。按照色诺芬的观点，这场战争后劳里昂银矿内的劳动力大量减少，银矿产量骤降，所以毫无疑问，这些“工匠”肯定有许多是矿工。 但是，西格弗里德·劳菲尔指出，我们不能从这两万名奴隶矿工的数量推断出任何统计数据。此外，白银的生产似乎并没有突然停止。劳菲尔的看法是合理的，实际上，我们从这些记载中甚至无法准确判断这两万名奴隶中矿工所占的比例是多少，更不用说去提供一份关于劳里昂银矿中奴隶劳动力的准确数据。
我们之所以强调，是因为这些记载证明了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劳里昂银矿中存在相当多数目的奴隶矿工；而这场战争，使得这些矿工脱离了原来的社会位置，实现了社会流动。 最后，通过比较不同矿业奴隶在社会流动中的现，我们发现，在根本上还是源于分层带来的差异。由于矿业奴隶内部差异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奴隶，他们在社会流动中的现有着云泥之别。但是，最的还是那些底层普通矿工所展现出那种流动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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