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史学家史学观念

董仲舒，西汉代思想家，汉广川人(今河北景县西南)。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诩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人。其所撰《史记》记载了从传说时代到汉武帝年间达3000多年的历史，首次确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

体裁，成为后世史家模仿的典范，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最高成就之一。

董仲舒“屈君而伸天”的观念

在中国古代的经典中，《春秋》具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亦经亦史。董仲舒的“史权”意识体现在他对“孔子作《春秋》”这一历史事实进一步突出解释，使“史”的神圣性愈加突出。它变成了审判、裁决、建构一切社会秩序的天道，其“屈君而伸天”的《春秋》学归指极大地彰显了“史权”之重要性。

他一再强调:“仁，天心”，“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人君若不按此行政则天谴灾异，董仲舒认为“灾异”所产生的原因是违反天之仁性、废德任刑。

董仲舒的仁政理念、灾异谴告思想对两汉政治有重要影响，它对皇权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对史家“史权”之行使亦有积极作用，后来史学家刘向多以灾异谏上。对天之“灾异”的敬畏给了君权的行使划定了一定的底线，避免了君主“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以至于无所不用其极的狂妄与傲慢，亦给了士人批评政治、规约皇权的机会，当灾异现时，上、下皆会言政之得失、批评时政。这尤其能够使得大一统专制制度下皇帝狂妄、

傲慢个性有所收敛。赵翼在“汉重日食”条列举了很多两汉皇帝的“灾异自省诏”。

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到董仲舒《春秋》学中“屈民而伸君的观念对史学家“史权”的行使上了一道“紧箍咒”。董仲舒将“天”的意志化作阴阳、四时、五行，而所有政教制度和伦理纲常，都只是“天”即阴阳五行在世间的推演。而王者承天命而教化亦是顺天意为之，化帝王意志为天意，君权神授，无形中极大地抬高了帝王的地位。

董仲舒对“王”字采取了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训话:“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王乃贯通天地人的中介，是受命于天、法天治人的执行者，以此

释天人合一、王权天授的合理性。

提出:“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于天也”。董仲舒将天与国君的关系的解读为国君受命于天并与天是拟父子化的关系。将一种小共同体熟人间的伦理认同推广到陌生人间的大共同体社会，乃至化为宇宙之本然，这是一种独断论的认识。把天地的法则看成君臣，父子，夫妇之尊卑的根源，这个法“天”与其说是人法天，不如说是“天”法人世。

把天拉得很近的结果是让天的神圣、神秘、变化莫测、不确定性仿佛消失了，“天”只有在有“灾异”时

仿佛人们才可能感觉到它。他说:“天地之物，有不常而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天与国君的

拟父子化关系尽管对制约君王不得为非有一定的意义，但又使得君王对待所谓“灾异”没有更多的敬畏之心。

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父亲都爱子女，但大多数的父亲还是很爱自己的子女的，父亲也不可能随意更换自己的子女。既然是父子关系，那么做一些事就可以哄它高兴，可以讨好它，甚至可以欺骗它。这对君权的制约不是没有积极意义，但这个意义实在有限。实际情况是像汉武帝有了灾异、民怨至多下个罪己诏而已，不可能是自己主动下台，除非是被赶下台。特别是所宣扬的“以下事上”的单向性服从之德，这种观念使人的人格的主体性丧失了。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观念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各派哲学所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广义的“天人”即宇宙、世界、人生，实际上包括了中国古代哲学讨论的全部问题。不过，在中国古代各派哲学家不论对天人关系作何种的讨论，最终会落到关于人间秩序安排、对现实政治的看法上。

司马迁通过记载人间政治秩序之变和参与其中的历史人物以“究天人之际”，其所蕴含的“史权”意识集中体现在司马迁对天道、人事的讨论是批判、反思的，甚至触及到了人间秩序安排的根本。他对人间政教之变指陈时弊，对参与其中的历史人物评价持有自己独立的话语权，所体现的是一个历史学家在他所属时代的道德良心和道义担当。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观念的形成，与其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是分不开的，源于对苦难、命运的不屈的精神以及对自我价值的不懈追求。

司马迁在《自序》中先从个人而言回顾了自己的撰史目的，起初主要是出于史官的自觉意识，继承“父志”明功臣之业。

从“明圣盛德”到“究天人之际”来看，司马迁的史学创作目的有了本质的转变。“究天人之际”即史学最终要探讨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史学撰述有一崇高、宏大的理念。他说他希望他的书“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是让天下人看到它，以彰明自己的心迹，这表明他的史学撰述绝非“媚于主上”的“明圣盛德”，是要书自己所想，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理解和尊重，是一种自觉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司马迁在《自序》言:“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力}鬼神，天人之际，承弊通变，作八书。”这“八书”重在指陈时弊。在《大宛列传》、《平准书》、《封禅书》中透露出汉武帝穷兵黔武、票J掠百姓、迷信鬼神。他在《平准书》的结尾批评说:“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晌，女子纺绩不足以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惟“势”(政治权威)。

在对秦汉间这段历史的评价上，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庆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柞，成于汉家。”充分肯定陈涉、项氏对亡秦的贡献，不以成败论英雄，给陈涉立世家。在对人物的刻画上，对于开国皇帝刘邦，则通过一系列的小插曲勾勒出了刘邦的市井形象，如借其父口说刘邦是无赖、“骑周昌项”、“解儒者冠，没溺其中”、逃命时将子女推下车等等。当朝人修朝史敢把当朝的伟大开国领袖刘邦皇帝写成一个流氓无赖，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司马迁对天道与人事的探讨带有个人经验世界的常识体验，替有德者对苍天问不公。

尽管伯夷、叔齐二人之举在中国古代有很浓的所谓“封建伦理”、“名教”的色彩。我们知道“名教”在专制大一统的封建伦理中是带有单向的被强制性的特点，问题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的人为了“名教”阿顺上、矫揉造作，也有的人会为此奋不顾生、不避死难。

“名教”本身及其异化我们当然要去否定，当然要求要自然，但却不能否定为“名教”而慷慨赴义的理想主精神本身，如果连这都否定了意味着否定了人的道德良心和道义担当。

如果“名教”的选择是在“跪着生”与“站着死”之间必须选择的时候，那些有自己的操守，甚至出于自己理想、道义的献身(非强制)之士与这与那些见风使舵，识时务者恐怕还是有区别的吧?太史公当然不会认为伯夷和叔齐是“少而去”的傻瓜式人物。相反，太史公将其作为列传

第一。《太史公自序》赞颂说:“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在社会失序的乱世人们竞相逐利，他们却追逐道义，这是何等的了不起!

司马迁对天道、人事的讨论是质疑、反思的，甚至触及到了人间秩序安排的根本，史笔所抒不仅是个人的苦闷，更是那个时代的苦闷。徐复观先生指出，“更深一层地看，史公之所谓天，更多的指的是大一统的专制皇帝，皇帝的专制权力，经常是一切理性所无法达到之地。一般地不能用行为的因果关系加以解释的偶然性的天，皆是出于政治权势。而顺着权势向上追，追到皇权专制的权源之地，便达到了天人之际的决定点。

在大一统的皇帝专制制度下，可以造就刘邦这一“无赖”成为“得天统”的皇帝，在此制度下“李广难封”，叹天而自尽。当然，在司马迁的史学中不是找不到一些对大一统专制的维护，他所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体裁就是一个等级体系。但关键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观念，这种观念对过去和现实的理解是有一种批评、反思、甚至质疑态度的，这根本上是与大一统专制的一元化控制理念相冲的。

刘向“著史而谏君”的观念

刘向所著《列女传》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妇女史的著作，班固认为其创作目的是因“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但只能说这只是其中目的之一，刘向的另一主要意图在于劝谏太后规导君王并制止外戚擅权。

刘向为人耿直、刚正，穷不失义，达则尽道，一生坎坷，不顾个人安危，不改其匡君之志。在元帝朝，因反对外戚“许、史”与宦官“弘恭、石显”专权被捕下狱，后因灾异被赦。曾上疏赞扬甘、陈二人“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替二人挣得应得之封赏。

成帝位后，刘向复进用，著《洪范五行传论》讽谏成帝，但“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又因成帝大修昌陵，刘向因之上疏劝谏，即《谏营昌陵疏》，但“书奏，上甚感其言，而不能从其计”;后又上书《极谏外家封事》直言限制外家，最终成帝“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谓曰‘君且休矣，吾将思之’”。在这个似乎是已经无可救药的时代，刘向不由得在《九叹》中发出了“丁时逢殃，可奈何兮，劳心涓涓，涕

傍沱兮……哀余生之不当兮，独蒙毒而逢尤”的慨叹。

结语

董仲舒《春秋》学中“屈民而伸君”的观念虽对史学家“史权”的行使上了一道“紧箍咒”，但他的本意是想用天德来规约君主政治的基本方向，其“屈君而伸天”的《春秋》学归指极大地彰显了“史权”之重要性。

“屈君而伸天”的观念意味着天具有至高性，人君是受命于天，但并不意味着他可

为所欲为。人君若不按德性之天行政则天谴灾异，它对君权的行使划定了一定的底线，对史家“史权”之行使亦有积极作用，董仲舒本人也差点为“屈君而伸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观念，其所蕴含的“史权”意识集中体现在司马迁对天道、人事的讨论是批判、反思的。

他指陈时弊，批评了秦朝重臣阿谈顺上的行为，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在他所属时代的道德良心和道义担当，后因直言劝谏而受腐刑之辱。其史笔所抒不仅是个人的苦闷，更是那个时代的苦闷。

另外，生处西汉王朝开始走向下坡路的宣、元、成之世的刘向在其著史中极为强调劝谏，强调广开言路是人君兴国之道，积极进谏是人臣之责，人君欲护其权势，须遵而行。刘向为人耿直、刚正，穷不失义，达则尽道，不顾个人安危，匡君行道。

从这三位史学家著史中对在上者、君臣关系、正直之士的评论来看，史学可以批判、制衡政治权力的价值，即这种“史权”的意识在西汉史学家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有一种热衷于改造政治的勃勃生机，“以史制君”的观念在他们那儿有着强烈的体现。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