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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此文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引言: “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的描述让人对盛唐时期“千官肃事，万国朝宗”的宏伟景象心生向往。
此时的朝贡制度不仅是传统“天下观”的具象体现，也是开放包容的胸怀担当。 谈起朝贡制度，自汉以来，在不断降服四夷，开疆拓土的过程中，中国与海外国家或地区的联系和交流愈发频繁。 “朝贡”行为的定义也逐渐走向成熟，终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 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近代中国的“闭关锁国”，当传统的“朝贡制度”与西方的“条约制度”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
最终导致中国“汉字文化圈”的中心解释权被不断稀释，最终陷入长期的低迷。 作为中国古代外交浓墨重彩的一笔，朝贡制度自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封建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导致其在与更先进的制度碰撞时注定成为败走的一方。 建立在武力和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朝贡制度终将被历史淘汰，更公平，更注重开放的对外方式才能带领“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兴盛。
一、九天宫殿门户开，万国云集紫气来 朝贡制度起于两汉，兴于唐宋，最后在明清达到巅峰。但不同时期的朝贡制度虽然名称一样，但内涵却有着很大区别。 汉朝时期的朝贡制度已经初具雏形，虽然史书将所有献礼行为统称“朝贡”，但本质还是分为属国朝贡和与外邦的正常商贸往来两类。 属国朝贡属于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臣服于汉王朝的都属于“五服”与“九服”之内，都要履行其属国的职责。 而在三年两次的“正旦”朝会上，献礼环节也是隆重而必不可少的一环。
先秦时天子对各诸侯国的进贡有着“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要求，也就是说天地之间好坏交错。 对朝贡的国家来讲，不同等级的国家进贡相应的物品，比如祭祀用的茅草和橘柚等物。 汉朝延续这一传统，要求朝贡觐见者都必须携带“土物”，像呼韩邪来降时就携带了“国之珍”，而皇帝对此也必须做出一定价值回赐以显其仁厚。 此时回赐礼品的价值虽已经有固定要求，暂时还未与贡品价值联系在一起，只是说“厚赂之”，具体如何已不可考。 但要说明的是，汉朝时期的朝贡制就已经和商贸挂钩了，每每诸国来朝时都会带来一波民间贸易高潮，甚至部分并未成为汉朝属国的小国为了商贸主动称臣。
《汉书》记载成帝年间康居见朝贡之后互市利润巨大，便寻机遣子入仕，但又因为其对汉朝使臣的傲慢态度被看破意图，因此未能成行。 都护郭舜敏锐地点出：“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理之国。” 也就是当时的都护郭舜察觉到康居遣子入侍名为向汉朝称臣实际只为自己的利益，因此遣返了来使并拒绝再次朝贡。为了彰显汉朝不与无理之国缔结关系。 因此可以看到，对属国的朝贡制度在汉朝就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和较为成型制度了，并且在此时各国之间就有借“朝贡”之便大行商贾之道。 这种基于“致远人”视角的朝贡制度在明朝达到了巅峰，但明朝的制度虽对前人有所继承和发扬，但也因时代发展产生了一些自身的特点。
首先是朝贡贸易的改变，明朝的海上贸易制度其实在后人眼里是比较矛盾的，一边禁止民间出海经商，一边又不断派遣使者到海外诸国远扬“天子之威”。 这导致朝贡贸易的空前繁荣，因为在此之前的唐宋元等代，朝贡仅仅是藩属国表示忠心和臣服的政治象征。 由于其民间海贸并不受阻，因此由朝贡带来的“西洋镜”效应并不太甚。 但明朝由于屡次发布的海禁，致使大宗海外商品想要流入中国市场只能走“朝贡”这一条路，可以说明代前期一切对外贸易方式皆以朝贡形式进行。 这里作一点说明，明朝朝贡的“贡品”一般分为“正贡”和“附至番货”，后者的数量往往百倍于前者，而所谓的“附至货物”也就是各国专门用以进行贸易的商品。
这一点倒和汉朝类似，大部分国家如暹罗，苏门答腊等国其实与明朝并无明确的臣属关系，其来朝贡主要目的仍是商品交换，而非表明忠心。 所以，明朝的朝贡制度最主要的依凭还是贸易关系，但这种商业模式又是被扭曲的，内核十分脆弱的。 这也导致了可怜的明王朝在16世纪“大航海时代”进行的如火如荼时，由于其单一不牢固的贸易关系和西方殖民者东进带来的冲击，“朝贡”变得逐渐尴尬。 而对民间的海禁底线也不停退让，最终明末自下而上的“银本位”系统确定为明朝的控制力在既定轨道上逐渐脱缰推了最后一把，使其滑向失控的深渊。 朝贡制度在明朝的兴起，始于洪武年间开始的“和平外交”，对周边国家以派出使者进行“感召”为主而非前朝的动辄镇压。
自永乐朝开始的七次郑和下西洋，以造成巨额亏损为代价，成功地宣扬了国威，吸引到南洋诸国到明朝进行投资，觐见，贸易等活动。 其正面意义是在永乐，宣德年引起海外诸国“执圭捧帛而来朝, 梯山航海而进贡”的盛况，同时造成民间贸易一时的空前繁荣。 但缺点也十分明显，明朝的“朝贡”大都以朝廷主动派出使者开始，政治任务贯穿着其“朝贡”行为的始终。 而吸引万国“来朝”的核心竞争力——商贸，即便因海外诸国的觐见有过一时繁荣，也因明朝时期的屡次海禁在几十年内失去活性，迅速走向衰败。
二、雕栏玉砌应犹在，唯见气象衰 与明朝不同，清朝虽然直接继承了明朝的紫禁城和“朝贡”制度，但却与明朝的情形截然不同。 明朝总是十分积极主动地派出使者“诏谕诸国”，但清朝则因明朝后期因海上经济的崩坏导致朝中内乱而引以为戒。 相较于外邦的“仰视”，清朝皇帝更在乎安邦治国和以此为前提的开疆拓土。 康熙对俄罗斯“朝贡”表文的回应或许能看出这种思维脉络：“外藩朝贡, 虽属盛事, 恐传至后世, 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 康熙皇帝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了万国来朝虽然属于盛事，但一直流传有可能因此生出事端。
这种危机感也让清朝在朝贡制的发源上就与明朝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朝贡制度是宗藩关系的表征，而宗藩关系又是朝贡制度的本质，二者互相牵连，难以分割。 明朝时期主要的统治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以朝廷为中心，各州县直属于中央。 一种是类似土司地区一样的半隶属关系，还有一种就是蒙古地区，日本，越南等地的直接“朝贡”关系。 而清朝不同，中原以内朝廷政治辐射能波及到的地区，几乎全部直接隶属于中央管制，尤其以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为标志。
内陆地区几乎尽设州县，而边疆则是政教合一，军府制，伯克制等制度，明朝那种部分地方以半独立性质存在于中央的方式逐渐被中央与地方的方式直接接管。 再者，明朝时朝贡与商贸是难以分割的概念，但清朝则将通市从朝贡体系中剔除，明确藩属关系与通商关系的差异，甚至许多国家直接不存在于清朝的朝贡范围内。 所以清朝虽仍存在朝鲜越南等地的朝贡，但其朝贡制度已经“换汤换药”，与古时不同。 清朝朝贡制度的由盛转衰除了有统治者对明亡教训的警惕，还因其时局所致。 16世纪开始，由于西方殖民势力东进和沙俄东扩，和清朝“天朝上国”的自我定位，导致其落跑第一次工业革命。
而在马戛尔尼访华后，各国列强得以破除中世纪以来对中国的旖旎想象，开始窥伺这个古老而又弱小的东方王朝。 而后经过欧洲势力对清朝周边一系列小国的蚕食占领，加之清政府对这种行为毫无作为，也导致其威信在周边诸小国眼中直线下降，朝贡国减少到了七个。 而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后，条约体系成为西方各国默契的国际交流体系。 在与清朝的数次接触中，条约体系不可避免地与朝贡体系产生了直接碰撞和矛盾，矛盾积累渐深，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除去一系列历史影响不谈，《南京条约》的签订直接动摇了朝贡体系的根基。
藩属诸国开始反思自己与清王朝的关系，而之后的一系列条约更是如一颗颗子弹，击碎了朝贡体系最后的尊严。 马关条约签订后，曾经的进贡国日本也能和中国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至此，朝贡体系中最后的成员国越南和朝鲜也相继停止纳贡。 巍峨的乾清宫依然在一片朱墙金瓦的环绕中屹立如初，可曾在此举行登基大典的两个王朝都在历史的天空下化为史书中的一页供后人评说。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诸国朝笏今何在，万道千涛入海尽归流。
三、中心四移，百“花”齐放 从两汉到明清，朝贡制度存在了上千年，虽然“存在即合理”的说法未免略显无赖，但朝贡制度的确曾有效地加强了中央权力的收束和朝廷对藩属国的控制。 但一旦国力略显疲势或出现信任危机，那曾经的纳贡国很可能就会摇身一变为叛乱之首。 就像日本在明末和清朝都成为了朝廷治理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清末。 由于实力易位过快，地位转变迅速，日本甚至直接对曾经的宗主国产生了觊觎之心，这种心态也为之后的全面侵华埋下种子。
同时，朝贡制度也容易让封建统治者滋生自满和优越，清初康熙还担忧朝贡制会生出事端。 到了乾隆时期的心态就变成了“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从而简介导致了后面的闭关锁国政策的诞生。 当然，朝贡制度若只有落后的一面也不会成为千年以来统治者御下的手段。 在“万国来朝”之时，不仅有政治声望和经济收益的提升，同时各国使臣汇集引起的文化交流也丰富了自身的物质与精神生活。 盛唐的文化开放，明朝时的小商品经济发达都与之不无关系。
但朝贡制终究落后于世界，在与西方更公平先进的条约制的碰撞下，“朝贡”就显示出了其内核的脆弱性，最终导致“汉字文化圈”主导权旁移。 甚至一度让以中国为主导的汉字文化解释权稀释渗透到曾经的各藩属国中，导致长时间中国的文化不自信。 结语： 远去了刀光剑影，黯淡了鼓角争鸣。 历史不是交给后人供其复刻的剧本，而是面照见曾经缺憾的镜子，只有当后人哀之而鉴之时，历史的使命才算达成。
从明清的朝贡制度出发，虽然各有不同，但仍然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其对周边邦国控制的不稳定性和不公平性以及以朝贡为媒介对外贸易的链条单一性都注定了朝贡制度不得长久，必须要有一种更先进更优秀的新制度来代替它。 不一定是西方的条约制，但必须满足基于互利互惠，友好通商的基本理念进行的。 在全球化发展近百年的今天，朝贡制度的没落警示着我们，只有本着平等的态度，以和平的方式，谋求稳定的发展，才能达到双赢的结果。 这样的双边关系才能正常发展，其中存不得一点贪婪和自大只有这样，国与国之间的互惠生态才能得到良好的循环保障。 参考文献： 《清稗类抄》 《汉书》 《后汉书》 《明太祖实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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