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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是美国最后一位文学巨星，是一个时代的闪回，那时作家不仅受人尊敬、备受景仰，还可以名扬天下。但在此之前，从未有哪位对格奥尔格·卢卡奇的文学批评和娜塔莉·萨洛特的新小说理论中的缺陷表示不满的作家，像桑塔格那样迅速地引人注目。她的功成名就确实令人惊叹：那完全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路表演下来的。 高挑的身材，橄榄色的肤色，“有着毕加索画中人轮廓分明的眼睑，神情宁静安详，不像蒙娜·丽莎那样地嘴角上扬”，桑塔格吸引了她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摄影师们的镜头。她是雅典娜。而非阿佛洛狄忒：是一名勇士，一个“黑王子”。她具有欧洲哲学家的头脑和火枪手的外表，综合了男人身上的各种品质。新奇之处在于，这些品质汇集在一名女性身上——对于一代又一代的女性艺术家和女性知识分子而言，这种结合提供的典范作用，比她们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个都更具影响力。 她的声名激发起她们浓厚的兴趣，部分是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职业生涯伊始，她就是个矛盾体：一个年纪轻轻的美女，学识渊博得令人生畏；一名来自纽约知识分子圈苦行僧堡垒中的作家，与上一代人声称所憎恶的当代“低俗”文化融为一体。她并不根正苗红。尽管众人纷纷效仿其形象来塑造他们自己，但她的角色形象绝对是不可能得到令人信服的复制的。她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 有人在曼哈顿一家高档餐厅中认出坐在一张六人桌旁的桑塔格时，她才32岁：“图书管理员小姐”（因其好读书而获得的名号）端坐着，同桌有伦纳德·伯恩斯坦、理查德·埃夫登、威廉·斯泰伦、西比尔·伯顿和杰奎琳·肯尼迪。这是白宫＋第五大道、好莱坞＋《时尚》杂志、纽约爱乐乐团＋普利策奖的组合：这在美国（实际上在全球也是）是一个耀眼夺目的文化圈。桑塔格一辈子都将栖身其中。 然而，随时随地准备好面对镜头的苏珊·桑塔格总是与“图书管理员小姐”这一形象不相吻合。也许，在保持美貌这件事上，从来没有哪个大美人会少做努力。她经常对在照片中偶遇这位迷人的女子表示惊讶。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看着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她倒吸了一口气。“我以前真漂亮！”她说，“而我那时对此一无所知。” 在苏珊·桑塔格的一生中，她恰好经历了一场如何获得名望与认知名望的革命；无论如何变换排列，美国作家中唯有她稳列名人行列。她也将自己的名字载入了史册。她写道，在19世纪，名人就是“被拍摄的人”。安迪·沃霍尔是最早认识到桑塔格明星魅力的人之一，这并非巧合；而在沃霍尔时代，光被拍摄照片已然不够了。在一个人人都被拍摄的年代，名声意味着一种“形象”、一个二重身、一些为人所接受的概念，通常但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代表着置身名声后面的任何一个人——最终，那个人是谁也不再重要。 桑塔格在好莱坞的阴影下长大，她寻求认同并且打造自己的形象。但她对自己的双重身份——“美国文坛的黑女郎”“曼哈顿的女预言家”——所要付出的代价感到极度失望。她承认，她曾希望“成了名人会更有趣一些”，并不断痛陈将个体归为个体代表、偏爱影像而非影像所显示的人的危险性；她还提醒人们，小心影像扭曲和遗漏的一切东西。她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方面）与这个人的外表（另一方面）的区别：自我作为影像，作为照片，作为隐喻。 在《论摄影》中，她强调指出，如果“在一张照片和一个生命之间做出选择”，“选择照片”是多么容易啊。在令她声名大噪的那篇文章《关于“坎普”的札记》中，“坎普”（Camp）一词代表着同样的现象：“坎普把一切事物都放在引号里看待。不是一盏灯，而是一盏‘灯’；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女人’。”还有什么比苏珊·桑塔格和“苏珊·桑塔格”之间的差距更能说明坎普的含义呢？ 桑塔格对镜头的亲身体验让她敏锐地意识到，主动摆姿势和未经同意就曝光自己这两者在偷窥者眼中的区别。“照相机的每一次使用，都隐含着一种侵犯。”她写道。（与土耳其联防队员或将照相机对准萨拉·利娅和米尔德丽德的那些男子的相似之处并非偶然。）“照相机是作为一种掠夺性的武器来出售的。” 除了过于频繁地被关注的个人后果，桑塔格坚持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张照片对它所要展示的物体表达了什么？“目标对象有一张合适的照片可用。”她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机密文件指出。然而，什么是“目标对象”的“一张合适的照片”？这又是为谁呢？关于名人，关于死去的父母，我们真正能从“一组照片”中知道些什么呢？在她早期的职业生涯中，桑塔格经常以一种听上去不屑一顾的怀疑口吻提出这些问题。她坚持认为，影像歪曲了事实，提供了一种虚假的亲密感。毕竟，当我们看到作为坎普的偶像“苏珊·桑塔格”时，我们对“苏珊·桑塔格”又有些什么了解呢？ 在桑塔格时代，一件事物与一件被感知的事物之间的鸿沟变得更加明显。而早在柏拉图时代，人们就注意到了这一鸿沟的存在。寻找一种既能描述同时又不会改动的影像，寻找一种既能定义同时又不会被歪曲的语言，耗去了一个个哲学家的毕生精力：比如，中世纪的犹太人认为，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语言与意义的分离，造成了世上所有的不幸。桑塔格写道，照相机甫一问世，巴尔扎克就迷信地认为它会扯下拍摄对象外面的保护层，“耗尽身体的每一层”。他激烈的言辞表明，该问题引起的关注点并不主要在智力方面。 和巴尔扎克一样，桑塔格对照片和隐喻的反应也高度情绪化。读一读她对这些主题的研究文章，就是想知道为什么关于隐喻的问题——一个事物与其象征符号之间的关系——让她发自内心地觉得如此重要，想知道为什么隐喻如此困扰着她。对她而言，认识论和本体论之间看似抽象的关系最终是如何变成生死攸关的问题的？ “我梦故我在。” 这句对笛卡尔名言的改写是桑塔格长篇小说处女作的第一句话。作为开场白，同时也是全书唯一一句外文，它非常醒目，是一部奇特作品的奇特开头。《恩主》的主人公希波赖特舍弃了所有正常的追——求家庭和友谊、性和爱情、金钱和事业——只为献身自己的梦。“只有他的梦是真实的，但他的梦并不因为通常的原因——“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为了理解自己真实的感情”——而显得有趣。他强调说：“我对它们感兴趣，因为我视之为行动。” 在这样的定义下——全是形式，毫无实质——希波赖特的梦可谓坎普的本质。桑塔格对“纯心理学”的拒斥，是对物质与风格之间的联系的拒绝，而且同样是对肉体与精神、事物与形象、现实与梦想之间的联系的拒绝，她后来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而职业生涯伊始，她声称梦本身是唯一的现实。正如她在开头第一句中所说，我们就是我们的梦：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思维，我们的隐喻。 这一定义几乎是反其道而行之，旨在挫败传统小说的目的。如果进入这些人的潜意识中，对他们却一无所知，那为什么还要进行这些探索呢？希波赖特承认这个问题，但他向我们肯定，还有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他把他的情妇卖身为奴。“她一定意识到我对她缺乏浪漫的兴趣，”他写道，“但我希望她懂得我是多么深深地——尽管不带个人感情色彩——感觉到她是我与梦之间充满激情的关系的一种体现。”她笔下的主人公对另一个人感兴趣，换句话说，完全排除了现实，她只是一定程度上他臆想中人的具体体现。这是把观察交给桑塔格自己对坎普定义的一种方式：“把世界视为一种审美现象。” 然而，这个世界并不是一种审美现象。梦境之外还有现实。职业生涯伊始，桑塔格描述了自己对希波赖特的世界观模棱两可的感受。“我受到坎普的强烈吸引，”她说，“但几乎同样强烈地排斥它。”她后来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坚持认为，在描述一个物体的文字之外有这个真实的物体存在，在那个做梦的头脑之外有一个真实的身体存在，在那张照片之外有一个真实的人存在。正如几十年后她所写的，文学的一个用途是让我们意识到“其他人，与我们不同的人，真的确实存在”。 （ 摘自《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
《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 【美国】本杰明·莫泽 著 丨姚君伟 译 译林出版社丨2022.10 往期回顾 人生虽苦，仍可一路狂飙 “双一流”毕业生都去哪工作了？ 新刊 | 《中国研究生》2月刊目录 编辑 | 李丹 责编 |雅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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