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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火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辗转周折汇聚昆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坚韧成长，在颠沛流离和敌寇轰炸中艰辛磨炼。西南联合大学师生顺应国家需要，教书救国、读书报国，锻造了时代脊梁，铸就了教育史上的不朽丰碑。其光辉的爱国精神、不凡的办学历史、卓著的大学精神，彪炳史册，激励当今，启迪未来。 ★ 如前所述，联大初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为服务云南教育发展，1938年8月增设师范学院。从此，联大共有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校教师每年维持在350人左右，其中教授、副教授占教师人数的一半以上。 ★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 ★ 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4个系，先后有教授90余人。文学院每学年学生一般在450人左右，共毕业本科生600余人。院长主要由冯友兰担任。
冯友兰 冯友兰（1895—1990），河南唐河人，字芝生，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毕业，次年留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先后在中州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哲学系教授，曾任中州大学、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46年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1947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及评议会委员。1949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其间，1938年10月起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这之前文学院院长为胡适，未到校）。 抗战全面爆发后，冯友兰随学校一路南迁，从长沙而昆明。1938年2月16日开始，冯友兰、朱自清、陈岱孙等一行十几人从长沙乘汽车前往广西桂林，出镇南关，经越南河内赴昆明。快要到镇南关，当汽车穿过凭祥县城门时，冯友兰伸出窗外的左臂碰在城墙上受伤骨折了，只好出镇南关到越南同登，乘火车到河内住院医治。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冯友兰胡子也长出来了，出院时也没有剃，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剃去。经过疗养，于1938年4月上旬乘火车由滇越铁路抵达昆明。4月19日，联大第58次常委会议决：“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未到校前，文学院院长由冯友兰先生代理。”到昆后不久，冯友兰来到蒙自代理文学院院长职。授课之余，他开始修改自己写于长沙临时大学的《新理学》。他作诗表达了修订此书时的心情：“印罢衡山所著书，踌躇四顾对南湖。鲁鱼亥豕君休笑，此是当前国难图。” 联大文学院、法商学院在蒙自办学不到4个月，也迁回了昆明。刚到昆，冯友兰一家把房子租在登华街。因为要疏散，又搬到小东城角防空洞旁。这样，只要空袭警报一拉响，冯友兰一家和左邻右舍就都钻进防空洞。不久，再次疏散到城外龙头村。“这个村子是昆明郊区比较大一点的集镇，又叫‘龙泉镇’。疏散到这个地方的人很多，有西南联大的人，也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还有北大的文科研究所。有些人就在老乡们的房前屋后空地上盖了简易的房子，同老乡们订下合同，将来走的时候，所盖的房子就无偿地归此地主人所有。这样，龙泉镇就成了当时的一个文化中心了。” 于是，冯友兰就开始奔走于学校与家之间，平时在学校里上课、办公，住在城里，周末才回家。进城来往，都是步行。他常与闻一多、朱自清两位清华同人一起回到龙头村。一次，在同闻一多由城内走回龙头村时，他们顺着河堤的林子，一面走一面谈论，走了两个钟头，到家了，话还没有谈完。 被迫过着疏散乡间的生活，目睹日机轰炸昆明，甚至联大也遭到轰炸。冯友兰特地写了《联大被炸以后》一文，表达他鲜明的见解。他说：“这次联大被炸，可以反映一件事实，可以使我们在联大的人得到一种鼓励与警策……他轰炸吾们的后方，竟以大学为目标，这对于吾们的大学，实是一种荣誉。此次联大被炸，物质上虽受了很大底损失，但精神上我们觉有很大底胜利。因为敌国的军事当局，竟不惜以有限底资源，专派大队飞机，来轰炸联大，他们必是认为联大对于吾们的抗战建国，有相当底贡献。毁坏了联大，对于吾们的抗战建国，有相当底损失。他们如此重视吾们的大学，实在使我们在大学中底人，‘受宠若惊’。这可见我们的工作，对于国家民族，是‘功不唐捐’，这很可予我们以很大底鼓励。” 联大八年，大个子、黑长须，长袍马褂，戴着眼镜，背着八卦黄布包袱，伴有口吃的冯友兰满身的学者式斯文，曾是校园一景。他撰著了“贞元六书”等哲学名著，是著作等身的名学者；他还是校内外演讲会的明星人物，他的演讲会场场爆满。“哲学本来是种深奥的 东西，但经他用通俗的句子左证右辩，慢慢归结到他的理论里。”每逢星期四下午，他总在昆华中学北院花园露天上课，这时，草地上均告满座。同学们非常欣赏冯教授的为人，尤其喜爱他那常常挂在唇边的微笑，不少人称他作“当代孔夫子”。当时有4个教授班上都挤满了人，上课以前便开始上演抢位子的喜剧。第一便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第二是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三是吴宓先生的“欧洲文学史”，最后是诗人燕卜荪的“英国诗”与“莎士比亚”。 1946年上半年，在三校复员北返前，在清华的一次校务会议上，梅贻琦说：“我们在昆明呆了七八年，临走的时候总要留下个纪念品吧。”会上，经冯友兰提议，决定在大食堂后小土山上留下一座形式古典的西南联大纪念碑。这个纪念碑的碑文即由提议人冯友兰撰写，全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是一篇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经典篇章。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辰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冯友兰以哲 学家的眼光、文学家的气质，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一段传奇。 ★ 理学院院长吴有训 ★ 理学院设算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地理气象学5个系，先后有教授80余人。每学年平均约有在校 生350人，共毕业本科生670余人。院长由吴有训担任（1942年、1944年，杨石先曾短暂代理；1945年9月起由叶企孙任）。
吴有训 吴有训（1897—1977），字正之，江西高安人，物理学家、教育家。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留美，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之初筹办江西大学（1926—1927），后历任中央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45年，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此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并兼任校委会主任。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兼主任。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当选为副主席。他以系统、精湛的实验为康普顿效应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后开创X射线散射光谱等方面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创造性地发展了多原子气体散射X射线的普遍理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大学身处险境，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受命于危难之中，接受学校委托留守清华园，妥善安排在校师生，同时设法转移重要文件和仪器设备，使其免落敌手。不久，长沙临时大学正式组建，他率先赶到长沙，为临时联合大学勤勉工作。临大开学前，不少同学已纷纷弃学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当时身在物理系的学生梅镇岳因为家乡沦陷，终日处于惶恐之中，只好去见吴有训。吴有训特别嘱咐他安心随校西迁，继续上学，完成学业后，才能在抗日救国、保家卫国的事业中为国效劳。从此，梅镇岳踏上了物理科学的征途。 1938年1月至1945年8月，吴有训受命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作为院长，吴有训在工作上极为负责，他以敏捷的思维、雍容的举止、果断处事的态度，赢得了理学院同人的赞誉。当时“联大教师来自三校，吴先生无门户之见，心胸宽广，作风民主，尊重人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教授之间相互尊重，团结融洽。影响所及，年轻助教之间也能相互友好”。 钱临照回忆：“在昆明时期，吴家住在远郊大普吉，和西南联大教师任之恭、范绪筠、余瑞璜、叶楷等合住一个大院，或有的是近邻。我曾多次从北郊黑龙潭跋涉数十里之遥去看望他们，并在那里宿夜，剪烛夜谈，引为乐事。” 余瑞璜回忆：“在昆明时，印度的拉曼发现X光通过一块食盐单晶体薄片后，不仅出现劳埃斑点，而且出现一系列弥散衍射。吴先生要我重复这个实验，并在当时西南联大每双周举行的物理学会学术会议上作报告。因为这个题目是吴先生提出来的，所以报告时我把吴先生的名字放在了前面，但是吴先生坚决不同意，非把他的名字去掉不可。他这种尊重别人劳动、不图虚名的作风也成为我以后和年轻一辈合作发表文章的楷模。” 在教学方面，吴有训反对“教者只是糊涂地教，学者只是糊涂地听，均在似懂非懂的微妙境地”b，他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将学术问题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他上课从不带讲稿，顺口讲来，但条理特别清楚，联大学子济济一堂，交相称道。王天眷、陈芳允回忆：“在一个初夏的下午，窗外还挂着西斜的太阳，原昆明农校的一楼东北角一个教室里，我们20多人正在听吴老师的一堂近代物理课。将近四年的训练，已经引起我们多数人对物理学发展的无限兴趣，只见吴老师一边在黑板上重重地刻划，一边引人入胜地大着嗓门讲：‘没有人真正看到过电子，它究竟是方的、圆的还是多角的？不知道，X射线是波长较短的光波，光波是电磁波，是电磁场的波。而量子论则说它具有粒子和波的二重性，是光子。当然这可以用光电子的产生是由光射入物质表面击出电子来证明，但这只是一种间接的证明。’” 郭沂曾回忆：“在联大期间，我们班四年级的近代物理课，是吴先生讲授的。吴先生是研究近代物理的，他讲这课驾轻就熟，很能融会贯通。课程中的X射线部分有些内容就是吴先生亲自参加研究取得的结果，所以讲起课来非常熟练，有时简直像讲故事，非常风趣，引人入胜。这课程有一本指定参考书：A.H.康普顿和S.K.艾利森合著的《X射线的理论和实验》，书中对吴先生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抗战当头，为了躲避敌机轰炸，吴有训也和大部分教授一样租了离昆明十几里的农家住房。那时，吴有训从乡下住处走到城里的学校，通常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每天，天刚亮就起程，到校后立即投入授课、研究和院务，傍晚又要走回乡居，一天两个来回20余里，劳累不堪。比起往返的劳顿，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是物价的高涨。微薄的工资不够糊口，20天不到，一家六口一个月的粮食就吃光了，不得不靠积蓄度日。积蓄用完，只好卖衣物。家里像样一点的衣物都陆续送进了当铺，真是一贫如洗。儿子吴惕生在母亲的带领下，上后山挖过野菜充饥。吴夫人还在繁重的家务劳动外，为人做刺绣贴补家用。 在这样的境况下，吴有训家经常有熟人来送米或其他物品，均被他一一谢绝。别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收礼后，如果人家有子弟来报考，能够不给照顾吗？”他宁可终年穿着洗得褪色、打有补丁的蓝布长衫，过着异常艰难的生活，也不愿失去应有的节操。 联大时期，一场大病使吴有训落下了病根，后来又因患斑疹伤寒差点丢了性命，使他黑发变白发，右手颤抖，从此握笔不稳，字也写得不规整了。尽管这样，吴有训在工作上和学术研究上一点也不肯懈怠，他始终精神焕发，每天忙碌到深夜。他应国家冶金工业等方面的迫切需要，在大普吉简陋的土坯房里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金属物理研究所并兼任所长，为我国金属物理学科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 ★ 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 ★ 法商学院初设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商学4个系。1940年5月，社会学系从历史社会学系中分出，归入法商学院。法商学院先后有教授60余人。每学年平均有在校生700余人，共毕业学生1300余人。院长由陈序经担任（其间，1938年2月至4月由方显廷担任，1944 年8月起由周炳琳担任，1942年7月、1943年6月、1944年5月由陈岱孙代职）。
陈序经 陈序经（1903—1967），字怀民，海南文昌县人，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1925年复旦大学毕业。1928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岭南大学任教。1930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进修。1931年任 岭南大学教授。1934—1948年为南开大学教授，主持经济研究所和政治经济学院。西南联大时期任社会学系教授，1938年4月至1944年8月任法商学院院长。三校复员后，回南开大学。1948年8月任岭南大学校长。1952年调中山大学任教授、副校长，兼任暨南大学副校长。1964年回南开大学任教授兼副校长。 七七事变时，陈序经正在广东顺德考察蚕丝工业。事变后，他于7月底北上，但到南京后就已不能再往北去。7月初庐山谈话会确定要建立长沙临时大学后，他于8月20日离开南京前往长沙。他乘江轮到汉口，再前往长沙，与杨石先、黄钰生等参加筹办临时大学。临大才办了几个月，根据战况，又得迁滇。陈序经与方显廷一行又于1938年初乘火车离开长沙到桂林，再乘汽车到梧州，由梧州乘船到广州，再去香港，从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经滇越铁路抵达昆明，转而去蒙自，成为当时联大最年轻的院长（35岁）。 陈序经回忆：“我们初来昆明的时候，因为昆明所借用校舍，不敷所用，于是文学院与我所掌的法商学院，乃在蒙自上课。蒙自的图书设备更为简陋。研究工作，更谈不上。可是这个富有乡村气味的县城，加以景色宜人的城南南湖，使同人得到一种清闲幽静的生活。而特别是自从七七事件发生以后，同人既备尝流浪紧张的艰难生活。现在能够一得安静，至少在心神上，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休养……我家居近海，素喜水景，南湖的水虽真像沧海一粟，然而在山国的滇黔各处，有了这样的一个小湖，也不容易。以平常的散步的速度来说，南陈序经湖的整个周围，差不多要一个钟头，始能走完，而其风景较好的半个周围，约需半个钟头，就能走完。我在蒙自几个月，每天早起，至少围绕南湖的半个周围二次，而下午饭前，往往环绕南湖的整个周围一次。而且，在我所住的哥老斯a的洋楼的楼上，有了阳台，对着南湖。平居对湖而坐，近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湖水，远望云烟掠过层叠起伏的山峰，在享受自然景色之余，有时免不了生出不少的感想。我常常想，假使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有了丰富的参考书籍，我们很可以写点东西出来。然而在这里，要等丰富的参考的书籍，而始从事于著作，那是等于缘木求鱼的空想。”在这种境况下，他克服一切困难，在美丽的南湖边，构建了文化学的研究系统，并最终付诸昆明学府的演讲和著述中。 联大法商学院迁回昆明后，陈序经一家住在鸡鸣桥复兴新村南开大学租给其经济研究所部分职工的房子里。在艰苦的环境里，陈序经除了要做好繁忙的学院行政工作，对教学和学术方面的工作也毫不松懈。他回忆：“尽管轰炸得厉害，对我个人的写作工作影响不大。我每天早上4时半左右就起来写作到7时。吃完早餐往往即来警报。每天约有两个半钟头的写作，积之既久，也写了不少。我写了一部文化论丛，约二百多万言，共二十本，从第一至第四本于今年（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抗战时期，整理一本《疍民研究》，十多万言，《暹罗与中国》约十万言，也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整理一本《乡村建设评议》，约六七万言。此外，还写了一本《南洋与中国、越南问题》及一些文章在各报章杂志发表。1944至1945年，到美国一年。也用英文写了约二十多万言，计在抗战时期约写了三百万言。” 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控制联大，规定凡是院长以上的高级行政人员都要加入国民党。按规定，已被任命为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也要加入国民党，但是他不肯加入。于是，教育部让蒋梦麟常委特为此事去劝说他。陈序经的回答是：“如果教育部不任用非国民党员当法商学院院长，那么撤我的职好了，我宁可被撤职不当院长，也不参加国民党。但是我不会自动辞院长职。”最终，由张伯苓、蒋梦麟和教育部商谈圆场，以后也就没有再要他加入国民党了。 联大同学说：“陈先生的所长，除了文化学（狭义的）之外，对社会学、政治学（中的主权论）和华侨问题等等，都有深刻的研究。西装老是穿得那么整齐，待人接物那么谦和有礼，又乐于助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他的刻苦好学知道的人却不多：他的藏书可以开一个图书馆，他虽然也交际，可是对他最有吸引力的还是书本。天未亮，就起来写文章，这是陈先生多年来所养成的习惯了。” 作为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对联大充满了感情。他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六周年纪念感言——谈联大的精神》中写道：“其实，联大不只在名义上是一个联合大学，而且在事实上是等于一个大学，然而联大之所以能够这样，不外是因为这三个大学的当局、同事以至同学，有了真正的合作的精神……我们回想六年以来，每当联大遇着困难较多、环境较劣的时候，如从长沙迁来昆明，如前数年的轰炸，如去年缅甸失陷之后，外间每每传说联大的三校就要分家，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因为在困难愈多、环境愈劣的时候，我们的合作精神，愈能表现出来……联大的师生，虽然很困苦，然而联大的教授，尤其是三校的同人，很少离开了联大。又自缅甸失守，越南被占之后，交通虽很为不便，可是学生之负笈到联大求学的勇气，并不因之而消沉，比方去年我们招了六百多位新生，本来预备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是因生活太贵与交通不便而不能来的，然而他们差不多通通都来了。结果是使宿舍课堂，都成了很大的问题。联大本来是国难的产儿，而在国难的时期里，学校方面既又有了很多的校难，同人方面又多受了不少的困苦，可是联大之所以成为联大，也就是我们能以真正的合作的精神，去征服我们的困难，去忍受我们的困苦。” 我校55个项目获2023年度省科技计划基础研究专项立项 我校师生在第四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中获佳绩 云师有片绿色的海~ 素材来源 | 党委宣传部 西南联大博物馆 图文排版 | 廖常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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