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共（毛）《政治组织回顾》对孔德帕利·西达拉梅亚的评价 ...

对孔德帕利·西达拉梅亚（Kondapalli Seetharamaiah）（KS）同志的评价：

在大约五十年的时间里，特别是在1972年查鲁·马宗达（CM）同志成为烈士之后，KS在印度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中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在我们党内，他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发挥了20年的领导作用，最后被开除。

要正确地评估革命运动或革命领袖，我们必须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分析他们。当我们从历史上考察KS的作用时，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革命作用以及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分析，避免因为他的积极作用而支持他的消极作用或因为他的消极作用而否定他的积极作用的错误，并正确地看到什么倾向在哪个阶段是突出的。

贡献：CM同志牺牲后，在安得拉邦委员会的主要部分丧失，中央委员会不存在，党面临右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的内外夹击以及分裂时，KS捍卫了党的革命路线和党的团结，并在继承纳萨尔巴里和斯里卡库兰斗争的传统和任务方面展现了政治远见。当纳萨尔巴里、斯里卡库兰以及其他斗争被法西斯敌军相继粉碎，数以千计的党的活动家和领导人成为烈士，一些领导人放弃革命阵营，相当多的人被关在全国各地的监狱里时，他对马列毛表现出极大的信心，支撑起党在安得拉的队伍并使他们留在斗争中。

KS有效地击退了萨蒂亚纳拉扬·辛格（SNS）、特杰什瓦拉·拉奥（Tejeswara Rao）、卡努·桑亚尔（Kanu Sanyal）等机会主义者以及TN-DV-CPR等右派机会主义者对CM同志的背信弃义的攻击，并坚持了革命斗争中的积极观点和党的基本路线。

KS分析了造成挫折的错误和历史上取得的胜利，编写了《自我批评报告》。他否定了消极的观点，坚持了积极的观点，从1972年到1977年，他坚持不懈地、耐心地教育和培养党的队伍，为党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为了在革命战争中领导群众，他认识到革命群众组织的作用，甚至说服了CM同志去建立群众组织。这是他对振兴安得拉邦的革命运动的最大贡献。

在通过根据《自我批评报告》（SCR）领导革命斗争并扩大运动来建立一个以群众为基础的革命的、激进的党的方面，KS表现出了极高的组织智慧。他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指导了北特仑甘纳运动，设计了游击区的观点，并为丹达卡兰亚运动奠定了基础。这是KS对将党的基本路线应用于具体条件的主要贡献之一。

1980年组建印共（马列）（人民战争）中央委员会的过程中，KS有很大的功劳。他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角度对党进行了关于我国民族问题的教育，并在实践中采取了正确的态度。1973年至1982年期间，KS领导安得拉邦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党，击败了国内各种机会主义者打着马列毛的幌子提出的论点。

KS在1980年和1987年举行的第12次和第13次安得拉邦邦会议中以及在联合安得拉和丹达卡兰亚的运动以将其推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KS的领导下，安得拉邦委员会制定了用以击退由邦政府和中央政府在1985年发动的未经宣告的战争的策略。

机会主义的萨蒂亚默蒂-维拉斯瓦米（SM-VS）集团在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幌子下密谋破坏党，安得拉党单位和卡纳塔克党单位在KS的领导下成功地将其打败。就这样，从1972年至1987年，KS在党的几乎所有成就中都发挥了领导作用。

消极的方面：以前不突出的消极因素逐渐增多并成为运动进展的障碍。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他成了教条主义的罹病者，没能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理解不断变化的形势和革命运动。

个人运作成为KS的一个严重的问题。KS的个人运作的增长有其历史原因。在斯里卡库兰斗争中，邦领导层几乎被消灭了，1972年至1979年重建党的过程中，KS不得不自己做出所有的决定。1980年有了一个新的邦委员会，但除了萨蒂亚默蒂（SM），其他成员都是在纳萨尔巴里和斯里卡库兰的影响下加入运动的，对马列毛主义知之甚少，并且几乎没有领导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仅仅是KS的追随者。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也不例外。与此同时，到1980年，运动广泛发展了。党员人数增加。委员会的人数增加。但是，KS并没有做出系统性的努力来让自己摆脱个人运作。

运动取得了进展并给党带来了几个严重的问题。作为团队的领袖，KS不准备在委员会讨论后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准备为新问题想解决办法。解决问题的局限性，长期远离运动，强烈的个人运作、教条、自发性和主观性的消极倾向，再加上年老和健康状况不佳的限制，是这种转变背后的主要原因。这些问题不仅使他无力像1985年以前那样地解决问题，而且他也逐渐开始对党所面对的问题采取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安得拉邦邦委员会（APSC）中，他的个人运作和新出现的集体运作之间出现了矛盾，这逐渐成为一种冲突。KS没有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运作方式和集体领导来解决运动的问题，而是试图报复那些批评他的人，使党的内部关系变得敌对。

KS不能接受新出现的集体领导及其新方案，因为他习惯于以父权制的态度进行个人运作。他因为由他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失败产生了自卑感。到1989年，他不能容忍任何批评，沉溺于非组织性的方法，对批评他的同志进行攻击。KS试图通过攻击他人来掩盖自己因年老和健康状况不佳而造成的局限性。KS从未意识到这个严重的缺点，也没有做过自我批评。

KS认为，随着1991年美帝国主义对伊拉克的军事侵略，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他没有意识到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与其他战争在形式、规模和强度上的区别，把两者等同起来。

KS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脱离了党和人民，主观地看待问题。当现实无法回避而别人不认可他的评估时，他就采取攻击的方式，觉得自己的革命权威正在滑落。追求名望（Careerism）使他的问题更加严重。全党集合起来，通过“治病救人”来拯救KS。他没有进行自我批评，而是加强了他的反党活动，分裂了党。然而，我们必须把他革命的积极作用作为一个理想来模仿。我们必须拒绝他的消极作用，特别是在后期看到的。直到八十年代末，他都是我们真正的领袖和正面教员。后来，他是我们的反面教员。从KS的历史中可以学到的最大教训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如果不通过自我批评的过程来纠正自己，就不能继续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