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审判：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

《性审判史》

【美】埃里克·伯科威茨 著

王一多、朱洪涛 译

余涛

对于“性”在不同领域的解读造就了很多传世之作，比如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对苏格拉底的哲学成就的解释，弗洛伊德对精神疾病的分析，波斯纳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和理性关系的解读。那么，法律与“性”又如何能发生关联？

一般而言，现代法律历经演变，成为刚性冷峻的化身，与人类理性直接相关。而作为人类原始冲动的力比多(性力)，则蓬勃张扬。虽然现代法律已经与力比多渐行渐远，但性与法律在某些领域仍然纠缠不清，比如同性婚姻的合法性问题、强奸罪的处罚问题。

回顾西方法律从幼年到成熟的发展历程，我们能够看到，那些本该圆熟稳重的法律文本时而稚嫩、时而乖张，在专注于控制人类的性生活时，总是无法掩盖“夺门而出的力比多”，法律与力比多的纠葛生成了一幅饶有趣味且五彩斑斓的历史画卷。

性行为的社会性

在现代人看来，性生活是美好而私密的，与他人无关，国人的“房事”一词将其发生的正统地点进行了有趣的界定。

在古代文明中，性行为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对于希伯来人而言，性生活稍有不慎，“就会从被赐福的繁殖变成罪孽，给整个民族带来灭顶之灾”。而个人性行为的失当，可能会引发战争、饥荒乃至上帝的地狱之火，因此有必要用集体的力量加以约束。

而在希腊文化中，雅典女人被视为“可播种的土地”，作用在于繁衍后代。因此，教育她们参与公共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一来，由于妻子和丈夫社交圈的长期疏离，往往会导致夫妻的形同陌路，所以在梭伦立法中曾规定，“丈夫每月要同妻子行三次房事”，这是法律强加给丈夫们的责任。

虽然看似妻子取得了胜利，也使得婚姻关系相对稳固，但这种胜利颇有点自我安慰的性质，因为立法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保障男性公民体面地参与公共生活，保证父亲顺利地把财产留给嫡子”。

到了基督教逐渐兴盛的时代，性行为变得可耻、邪恶、肮脏、污秽。耶稣生活简朴，宣扬大爱，但对“性”绝口不提。从圣保罗到圣奥古斯丁，也都坚信要用信仰、意志、道德乃至撕裂肉体来压制体内涌动着的力比多。

因此，当时的赎罪规则等，都对“房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指导，包括性生活的时间、姿势以及各种禁止性规定、处罚措施等。

法律对性力量的约束

不少文明都相信性的禁忌与神秘是原始社会以降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性“具有潜在的震撼天地的力量”，有必要用法律对其进行管制和约束。但在有关伦理道德的规定方面，法律却并不是那么的“永恒而普适”。

对于赫梯人、亚述人、希伯来人而言，禁止血亲相奸的法律是从最初的性禁忌转化而来的。但是对于古代埃及人、古波斯人以及秘鲁人、古夏威夷人而言，则并非如此。

古波斯人认为乱伦伴侣所产生的体液有治疗功效，古埃及人甚至把它看做是人类生命的自然部分。而在我们熟知的一些创世神话中，都有亲属间的性行为繁衍出人类的传说。比如伏羲和女娲的婚配，赫哲族、撒拉族的兄妹结婚传说等。古埃及神话中伊西斯嫁给了她的哥哥欧西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与赫拉也是姐弟关系。

至于同性恋等性行为方式的禁忌，也同样如此。犹太人似乎是第一个反对同性恋的民族，在此之前，不管是《汉谟拉比法典》《埃什南纳法令》，还是古埃及的法律都没有处理同性恋的条款：亚述人、巴比伦人甚至到罗马时期都对此十分宽容，男人间的结合和他们同妓女、女奴的调情没什么差别；希腊甚至是同性恋的伊甸园—当2003年美国最高法院废除《反鸡奸法》的时候，其宽容度可能也还比不上3000年前的雅典。

其实说到底，同性恋的核心问题还是性交的方式是否“正确”，正确与否的标准取决于神明或文明的容忍度。对于犹太人的邻居而言，只要区分对象，甚至连兽交都是正常的—赫梯人认为母牛、狗和绵羊是绝对不能碰的，而与马或驴的性关系则被允许；埃及人强迫损坏石质财产标志物者的妻子与驴子进行交合作为惩罚，但当她们在神庙与山羊、公鹿交合则被视为敬奉神灵的形式。于是，“索多玛的罪孽”到了后世才用于指代男性间罪恶的性关系，并逐渐成为一切被禁止的性行为方式的代名词。

可见，对于乱伦、同性恋等的性犯罪定义在不同民族间是存在差别的，而法律的态度显示着不同地区文明的发展脉络。

当性成为商品

在古代社会，已婚女性出轨是最严重的性犯罪之一，女性的不忠往往会让立法者出离愤怒，古埃及的法律对女性的惩罚十分严厉，但对于女性的情人则态度不一。

通奸的希腊女人得到的惩罚则相对要轻得多，比如禁止佩戴首饰和参加宗教活动、用掌掴等，而女人的通奸对象，则面临着羞辱性的惩罚。丈夫会选择把尖的石头鲈或胡萝卜插入敌人的肛门来羞辱他。

在亚述，已婚男子强奸处女是犯罪，因为这种行为会导致女方家长无法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因为失去童贞而难以在婚姻中取得丰厚的报酬。但是遭受最重惩罚的却是强奸犯的妻子—法律规定受害者的父亲可以强奸她作为报复。

说到底，在《圣经》诞生之前，有关性的法律“往往并非出于道德目的或犯罪心理的考量”，而主要是为了“保护财产”。

有意思的是，当性成为商品，法律的态度更为明显，罗马的妓女几乎拥有完全的性自由，也可以免受通奸起诉。

Prostitute(妓女)一词来自拉丁词汇prostare，意思是“突出的、与众不同的”。而只要和风俗习惯不相违背，法律乃至宗教甚至是鼓励合法的性交易的。

在古埃及，伊西斯的化身之一就是娼妓；在古巴比伦，神庙妓女的营业额是神庙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按照希罗多德记载，巴比伦女性在一生当中去神庙做一次妓女甚至是一项义务。

因此不难想象，当欧洲的妓院几乎全部关张，对轻微的性出轨也严加惩罚的时候，新世界成了冒险家们追求享乐的乐土。历史学家帕顿甚至说：“新世界不仅是用剑尖或枪杆子征服的，更是白人男子用狂热的阳具一点点拿下的。”

1750年，一名白人男子因为有私生子而面临逮捕时逃离了英格兰，成为牙买加的一名奴隶监工。根据他自己的忠实记录，在13年间，他与109个女人发生了1774次性关系。

理性启蒙与人性的觉醒同时发生，一个时代的结束，总是另一个时代的开端，法律对时代起承转合的记录比这名男子更加忠实。

力比多是个体生存竞争冲动的释放，这种释放让人类得以繁衍。但是，其副作用则是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和稳定性的降低。虽然立法初衷并不尽相同，但法律在与力比多的纠葛中扮演着几乎相同的角色。事实上，在有关“性”的法律中，一直上演的主题是强奸、通奸、乱伦乃至对合法婚配和性交方式的规定。

这些主题在历史的长河中起起伏伏，有时被强化、有时被淡忘，与不同国度的人群相互映照。不管怎样，记录力比多的文字总是富有激情而变化莫测，但我们在这些文字中窥视到的，是西方法律的发展轨迹。法律对性观念进行审视、对性行为进行审判的历史，在更为基础的层面撑起了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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