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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木刻 吴凡） 鲁迅爱打“笔仗”已是文坛皆知的事实，倘若细数他的“论敌”，数字之多，范畴之广，真实令人吃惊：林纾、梅光迪、李四光、徐志摩、丁西林、周作人、林语堂、高长虹、郑振铎、成仿吾、冯乃超、郭沫若、阿英、潘汉年、蒋光慈、梁实秋、叶灵凤、戴望舒、施蛰存、沈从文、田汉、魏金枝、周扬……致使于许多研讨者后来都可惜，鲁迅“糜费”在“笔仗”上的时间，不知又能写出多少煌煌作品。 但是，这些论争并非真的是无谓的、糜费的，鲁迅的每一次“忍不住”，都是由于他深知自己身处于一个在文化上裂变和重构所必定招致的肉体价值的抵触的时期，只不外，外人看起来，你来我往，较为戏剧化而已。 今天引荐的这篇文章发作于鲁迅和东平之间，硝烟四起的“笔仗”，到头来还是让双方相互观赏，鲁迅为人以及文字艺术也可见一斑了。 01 他们都属于左联，但并不障碍发起论争 01 东平（本名丘东平）是参与过海陆丰人民武装起义、兼任过彭湃同志秘书的共产党员，同时又是一位较早从事红色军事文学创作的左翼作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东平受党派遣，曾奔忙于福建、香港、日本等地展开工作，但更多的时间还是留在上海，参与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指导的文化活动。
左联存在期间（1930年3月至1935年底），定居上海的鲁迅，不时是该团体名义上的“盟主”。当时属于左联一分子的东平，能否同鲁迅有过直接的、近距离的交往？这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找不到相关记载。熟习鲁迅同时又是东平好友的聂绀弩，著有吊唁东平的《给战死者》一文，其中写道：“得到你战死的音讯，正是从乡下到城里去参与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留念大会的路上。”待进入会场，“只看见一张鲁迅先生的画像，钉在那红色的幕布上——会场是一个戏院，还是五年前我们在上海看见他的时分的那样子。”由此可间接获知，当年在上海，东平是见过鲁迅的。至于鲁迅与东平能否还有单独的接触？以至在鲁迅那边，能否将东平其名和其人“对号入座”？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 02 鲁迅说写文章，应“恼怒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而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鄙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役的作者的身手。 02
在鲁迅和东平之间真正留下历史印痕的，是由于一篇文章而惹起的观念争鸣：1932年上半年，左联与鼓吹“为文学而文学”的“第三种人”展开了猛烈论辩。当时，左翼作家集体发声，回击“第三种人”的一些说法，鲁迅也发表了《论“第三种人”》《“连环图画”辩护》等文章，对“第三种人”的一些论调做了有剖析、有实证、也有引领的批判。是年11月，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发表了芸生的讽刺长诗《汉奸的自供状》。该诗的讽刺对象固然也是“第三种人”，但内中呈现了无聊的攻击，骂人的脏话等。时任中共文委书记的冯雪峰看到这篇文章后，很是不满，遂找到《文学月报》主编周起应（周扬），倡议他在下一期刊物上公开纠正一下。不料周起应并不认同雪峰的意见，两人竟吵了起来。于是，雪峰找到鲁迅，希望他能代表左联表示态度。关于芸生的文风和“战法”，鲁迅同样很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左翼作家感染了流氓习性，有必要加以批判和纠正。为此，他以个人的名义，给周起应写了一封题为《辱骂和威吓决不是战役》的公开信，这封信随即发表于《文学月报》。 在信中，鲁迅好意地指出：“战役的作者应该注重于 ‘论争’，倘在诗人则由于情不可遏而愤恨，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讪笑，止于热骂，而且要‘恼怒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而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鄙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役的作者的身手。”鲁迅这封信不只批判了芸生长诗暴显露的不良倾向，而且指出了当时整个左翼文学创作与批判需求留意和改进的中央，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1942年中共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特地提到此信，并将其列入干部学习文件的范围。 但是，鲁迅的公开信在左联内部却引发了质疑和反对之声，这便触及到东平。1933年2月，上海出版的《现代文化》杂志第1卷第2期，刊出《对鲁迅先生的〈威吓辱骂决不是战役〉有言》（以下简称《有言》）一文，逐条反驳了鲁迅批判芸生长诗的主要观念。该文的署名作者是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据知情人黄源后来披露：四人中，首甲是当时的左联成员祝秀侠，方萌是阿英即钱杏邨的化名，郭冰若则是田汉的化名，唯有丘东平是以真名现身。
人群中演讲的鲁迅 关于《有言》的生成，聂绀弩在写于1941年11月7日的《东平琐记》中，有一段被研讨者迄今疏忽了的记叙：“鲁迅发表了《辱骂和威吓决不是战役》之后，他 （指东平——引者注）以为鲁迅的意见是错误的，起草了一篇质问书，拿到朋友间请求签名。但那质问书终于并未送出。”接下来，绀弩弥补写道：“在朋友间，鲁迅狂是不缺乏的，猛克（魏猛克——引者注）就简直不让自己的口里有一个时间不谈到鲁迅。东平却刚刚相反，简直没有谈到鲁迅的时分。纵然谈到，也只是‘把鲁迅当作偶像是错误的’之类。”绀弩是左联中人，且同时敬重鲁迅和熟习东平，他的记叙应当具有相当的客观性与可信度。依照绀弩的记叙，《有言》应该就是由东平起草，并请求朋友签名的“质问书”。倘若果真如此，东平便是《有言》的发起人和主要义务人。至于绀弩为何把曾经公开发表的《有言》说成“终于并未送出”，其中的缘由是他不知详情，还是另有隐私？今天的研讨者已难遽断，只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那场争论基本状况的了解与评价。 无须讳言，《有言》充溢着机械的二元对立的思想习气，措辞和文风亦显无暇洞、简单和粗暴。如不顾事实，盲目责备鲁迅堕入了风险的“右倾机遇主义的圈套”，“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遇主义的颜色”等。东平为何会写出这样挟枪带棒，“左”味十足的文章？今天看来，大致有两方面的缘由：第一、左联成立之初，立三道路仍在党内有重要影响。反映到左联中，便洋溢着一种动辄斗争打击的“左”的习尚。东平作为左联的新人，无疑会受其影响和裹挟。加之当时的东平只需20岁出头，身上难免带有青年人的偏激莽撞，以及在长期残酷环境中构成的某种“戾气”，这决议了他对鲁迅那种公道、老到、且不乏自省意味的文字，很容易产生恶感、排拒，直至上纲批判。第二，历史上的左联，存在宗派主义。当时，周扬对鲁迅颇多误读，也颇多掣肘，但对东平的短篇小说《通讯员》却做了充沛肯定和热情推介，这无形中赢得了东平的好感，使他甘愿替周扬站台，进而为其认可并掌管编发的芸生长诗辩护。 针对《有言》以及芸生长诗所存在的错误，当时正在上海养病，且同鲁迅并肩从事反动文化事业的瞿秋白，写了《慈悲家的妈妈》《鬼脸的辩护》等文章，给予严厉批判：敌人诬害我们杀人放火，而芸生的诗和首甲等人的文章“很像替敌人来证明那些诬害”，“是只用辱骂来替代真正的攻击和批判”。大约是基于不让左联内部矛盾进一步扩散的思索，秋白的文章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以秋白的身份——他虽已不再是党的首领，但依旧是党的高级干部——在左联内部还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和作用，从而中止了一些人对鲁迅的挑剔与纠缠。东对等人的文章在内容上原本无足轻重，但由于它来自左翼阵营，所以依旧让鲁迅感到内心郁结和寒凉。 03 相隔时空，握手言和 03
东对等人伤害了鲁迅，但鲁迅却没有因而就记恨东平，更没有从个人恩怨动身，承认东平的文学创作。1934年，鲁迅和茅盾应美国作家伊罗生之邀，选编“现代中国左翼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其中就选入了东平的《通讯员》。这篇作品的作家引见是这样写的：“东平，是笔名。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曾在苏维埃区域做过工作。这篇小说是他的第一篇，或许他只需这么一篇。在一切现代中国描写‘苏区’生活的小说中，这篇是直接得来的题材，而且写得很好。”这段话固然由茅盾执笔，但鲁迅作为协作者应当看过，因而也包含了鲁迅的认可。遗憾的是，由于种种缘由，《草鞋脚》直到新时期才在国内正式出版，因而东平生前很可能并不知道鲁迅对他曾有的鼎力扶持。倒是今天的我们，透过选编《草鞋脚》的原始档案，不只看到了鲁迅当年怎样做“梯子”；而且又一次认识到，有些人说鲁迅是“睚眦必报，只会骂人”，真实是莫大的歪曲和冤枉。
文化界送别鲁迅 随同着阅历的增加和思想的长大，特别是由于后来同胡风、绀弩等人成为挚友，东平对鲁迅逐步有了较为深化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随之改动了对鲁迅的态度。还是绀弩的《东平琐记》通知我们：“鲁迅下殡的那天早上，我回到了上海，在到殡仪馆去的路上碰见他 （指东平——引者注），他似乎也是刚到。他说：‘我要去买一块白布。’他去买了，还自己写上‘导师丧失’四个拙劣的字。”斯时的东平，字或许“拙劣”，但心却无疑是真诚的。1938年初，东平应塔斯社社长罗果夫之约，以书信的方式，回答有关抗战文学的一些问题，其中在强调青年作家的重要作用时写道：“我之所以单独提出青年，是由于……除了死去的鲁迅之外，中国的老作家们看来似乎曾经不能负起这个任务（指坚决抗战——引者）了”。这样的判别显然属于以偏概全，仍有“左”的痕迹，但力挺鲁迅却是旗帜鲜明。尔后东平参与新四军，从事部队文化宣传工作。戎马倥偬之中，仍不忘光大鲁迅肉体。他致函胡风时，曾热情引见在军中组织鲁迅文艺社的状况，并希望胡风经过报刊传送这一音讯。显然，这时的东平同胡风一样，早已成了鲁迅肉体的继承者和理论者，其中表示出的勇于承认自己，坚持从善如流的态度，很值得嘉许。 文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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