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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法信 【悬案来源】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他家境贫寒，但有勇有谋，大仁大义。他当过驿卒，当过边兵，最后加入了反明的农民起义军，南征北战，不断壮大，几十万大军所向披靡，终于推翻了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摇摇欲坠的明王朝。但因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军入关，李自成领兵退出北京，转战河南、陕西、湖北等地，最后不知所终。有人说李自成在九宫山遇难。《明史》的结论是，自成已死，尸朽莫辨。 它的根据是，当时追击李自成的清朝靖远大将军阿济格给朝廷的报告说，李自成兵尽力尽，仅带亲信20人，窜入九宫山中，被村民围困，无法脱逃，自缢而死。他派人前去验尸，而尸体已经腐烂，无法辨认了。 为什么有“遇难”说，而且在民间广泛流传？据推测，这是李自成与其部下放的烟幕弹，一个缓兵之计。使清王朝以为，心腹之患已除，放松警惕，一旦时机成熟，李自成可东山再起。 李自成，当时究竟是生？是死？成了一个悬疑。
【悬案内容】 1644年四月下旬，大顺军主力行进到距离江西九江不远的地方就被清军又一次追上。一通混战之后，清军攻入了大顺军的老营，将汝侯刘宗敏、军师宋献策、李自成的两位叔父(赵侯、襄南侯)以及一批将领家属俘获。这一突然事变使得大顺军将士的士气大沮。由于清军已经追击到九江一带，大顺军东下的路途就有可能在长江下游被截断，因为这时清军的东路豫王多铎部正在取道河南归德府、安徽泗州向南京迫近，随时有可能回师而上对大顺军实施包围。李自成于是很敏锐地觉察出这一点，改变战略，掉过头来准备穿过江西北部转入湖南。于是在途经湖北通山县和江西宁州(今修水县)交界的九宫山下的时候，李自成本人发生了意外。 李自成死于九宫山 证据之一： 清初的史家费密在其所著《荒书》中对李自成牺牲的经过作了如下的描写：“大清追李自成至湖广。自成尚有贼兵三万人，令他贼统之，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散。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 费密的这段记载相当详细，文中提到的牛脊岭则的确是当地的地名，而程九伯也确有其人，康熙四年《通山县志》有他的小传：“程九伯，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蹂躏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另查《德安府志》职官志“国朝经历”条下第一人即“陈九伯，通山人，顺治二年任”。姓名虽稍误，但也证明程九伯确实得到了清政府的奖赏。 证据之二： 南明的五省总督何腾蛟在隆武元年所写的《逆闯伏诛疏》中就说：“臣揣闯逆知左兵南逞，势必窥楚，即飞檄道臣傅上瑞、章旷，推官赵廷璧、姚继舜，咸宁知县陈鹤龄等，联络乡勇以待。闯果为清所逼，自秦豫奔楚。霪雨连旬，闯逆困于马上者逾月，此固天亡之也。闯逆居鄂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之蹑其后也，即拔贼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盘踞湖南耳。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闯逆义男，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之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马下，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及臣抚刘体仁、郝摇旗于湘阴，抚袁宗第、蔺养成于长沙，抚王进才、牛有勇于新墙，无不众口同辞。营内有臣晋豫旧治之子衿氓隶，亦无不众口同辞也。张参将久住湘阴，郝摇旗现在臣标，时时道臣逆闯之死状。嗣后大行凶问至(指弘光帝被清军俘获)，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今日逆首已泥，误死于乡兵，而乡兵初不知也。使乡兵知其为闯，气反不壮，未必遂能剪灭，而致弩刃之交加，为千古大快也。自逆闯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逆闯悲号，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逆闯若不死，此二十万之众，伪侯伪伯不相上下，臣亦安得以空拳徒手操纵自如乎？” 何腾蛟的这份奏疏是关于李自成牺牲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的最原始文献之一。由于几个月以后李自成的部将接受了他的节制，他有充分的条件从大顺军将领及士兵的口中获悉李自成牺牲的经过。 证据之三： 当时清军负责追击李自成的统帅阿济格也向清廷报告了李自成的死讯。他说，大顺军在九江地区失利后，尽力穷窜入九宫山。他们在山中到处搜寻，也没有找到李自成。降卒和被擒的大顺军士兵都说李自成逃走时被村民围困，不能逃脱，自缢而死了。于是找了认识李自成的人去认尸，但是尸体腐烂，无法辨认。李自成是死是活，还得继续察访。阿济格的奏疏在主要情节上(时间、地点和牺牲经过)同何腾蛟的报告相一致，因为他的消息也是由当时原属于大顺军的兵卒所提供的，也具有相当的准确性。 李自成逃禅石门夹山一说，流传极广。 湖南省的石门县古称澧阳，又称澧州。据清代乾隆年间的《澧州志林》所收澧州知州何的《李自成传》一文称，李自成兵败，独窜石门之夹山为僧，法名奉天玉和尚。文中所指夹山即夹山寺，该寺位于石门县东15公里的三板桥，是一座唐代古刹。寺内遗有与此说相关的一些碑记塔铭、诗文残板，以及奉天玉和尚的骨片和包括宫廷玉器在内的许多遗物，包括在1980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诸多文物。这些无疑构成了此说的有力佐证。 何的说法也是有关“闯王”出家的最早记载。据言，何曾到夹山进行考察，见到了一位服侍过奉天玉和尚的、口音像陕西人的70岁老和尚，他告诉何，奉天玉和尚是顺治初年来寺的，并取出其画像。据说画上人酷似史书所记李自成的模样。有人根据李自成曾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又称“新顺王”，断定“奉天玉”即“奉天王”多一点，是为隐讳。而奉天玉和尚墓葬中发现的骨灰和砖刻《塔铭》，墓葬中，其弟子野拂所撰碑文及有关文物，都与何之文相印证。在夹山寺里还发现了记述奉天玉和尚《重修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康熙碑）和《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坛》（道光碑）及密藏墙洞的《支那撰述》、咏梅残版和野拂撰文残碑、野拂墓碑、闯王令牌、临澧蒋家传世文物、6枚“永昌通宝”铜币、7个“西安王”铜马铃，更有夹山寺地道地宫密室发现的石雕龟形敕印。敕与诏一样，都只有君王才能使用，一般人是不能用敕和诏的。敕印与奉天玉诏这一切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本人的事实。 然而，反对“逃禅说”的学者认为此说是经不起推敲的：奉天玉和尚虽然确有其人，但据塔铭记载，奉天玉曾历经清要。何为清要？《朝野类要》卷二曰：“职慢位显谓之清，职紧位显谓之要，二者兼之，谓之清要。”李自成则与清、要毫无干系，塔铭的作者刘萱为明朝遗臣，他是忠于大明朝的，怎能为农民领袖李自成写铭记功呢？这是无法理解的。况且，在1982年冬湖南慈利县新发现的《野拂墓碑》中有“久恨权阉……也逐寇林……方期恢复中原”等词句，这也表明野拂是痛恨宦官的明朝武官。而野拂对奉天玉和尚事谨慎的态度也说明他们之间关系的密切，同时说明奉天玉可能也是明朝遗臣。有记载说，奉天玉乃是顺治年间从四川到石门县夹山寺的云游和尚，他初到夹山，见古刹破败，便抛头露面、沿门托钵，求乞多方支持，以修复寺庙。若果然是自成逃禅隐居于此，怎能如此张扬，不懂得保密呢！ 其实，当时清廷和南明对李自成的死讯也产生了怀疑。多尔衮刚收到阿济格关于李自成困死九宫山的奏疏时是相信的，他曾郑重其事地告祭天地太庙，宣谕中外。地方官员也纷纷上表庆贺。可是，就在阿济格班师回朝的途中，得到了大顺军重现江西的情报。由于阿济格并没有取得李自成的首级为验，多尔衮因此就开始怀疑李自成的死讯不可靠。七月二十日，他派人对即将进京的阿济格大加呵责。 和清廷的情况相类似，由于何腾蛟也未能献上李自成的首级，隆武朝廷内部表示怀疑的便大有人在。右副都御史郭维经就曾经上书，认为李自成死于九宫山，五月死的，这些都是传言，而且是等到七月他的部下投降何腾蛟时才知道的，又是过了年以后上报的。就这样行大赏，似乎不太合适吧。况且李自成是生是死，是死在谁的手里都不知道。万一哪天杀李自成的人提着李自成的头来请赏，真不知道何腾蛟该怎么解释？而且万一李自成没死，以后在哪个地方出现了，到那时，皇上您可怎么办哪？这么一说，朱聿健也起了疑心，让何腾蛟再报一次，然后再宣布这一捷报。在这种情况下，何腾蛟又第二次上疏辨明“闯死确有实据，闯级未敢扶同，谨据实回奏”(即《逆闯伏诛疏》)。 因此关于李自成失败后，直到最后归宿的疑案，虽然各方面各执一词，但诸多的记载与传说，还是有待于进一步去澄清和发现。其实，被杀也好，出家也好，李自成以一介平民出身，肩扛反明大旗，且能进京称帝，已然令人惊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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