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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谁： P.K.14，全称为the Public Kingdom for Teens，成立于1997年，被《TIME》杂志评为亚洲最优秀的五支乐队之一。 P.K.14 在中国摇滚乐中所占据的位置，也许和 Talking Heads 或者 Television 在70年代的纽约浪潮中的地位类似。影响了从朋克、后朋克到盯鞋、后摇和民谣多种风格的艺术家。 P.K.14发行了新专辑《当我们在谈论他的名字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唱片那一长串汉字的名字来自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他是谁： 杨海崧：P.K.14主唱，诗人，同时也是一位资深制作人，北京独立音乐厂牌兵马司（Maybe Mars）CEO。
本文文字皆来自「 杨海崧」 讲述了 P.K.14受邀到瑞典进行艺术交流 并首次进行欧洲巡演的全过程 本次特稿分为「上、中、下」三部分 我正让自己漂浮在陌生的城市里｜P.K.14特稿（上） 5 黑夜里的黑发天使 我要把我的所有夜晚留给她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始终无法入睡。我的黑发天使在黑夜中向我微笑。莉娜，这是她的名字，莉娜，我想象着她玫瑰色的脸，不，而是比玫瑰色更苍白一些的脸，她的笑容像个害羞的小女孩。她本来就是个小女孩，睁着纯洁而好奇的大眼睛，一点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对她虎视眈眈。在那一刻我多么希望能够保护她，让她忘记所有那些关于中国的屁话，让她忘掉所有那些关于艺术的谎言。你看，我会对她说，这些伤害是怎么造成的？难道是因为我们过于软弱？我会对她说，每一个季节的变换并不意味着新的开始，同样也不代表一次结束，河流就是河流，落叶就是落叶，斯德哥尔摩的街头和北京的有什么不同？北京的街头和南京的又有什么不同？但是你看，人群已经在音乐结束的一瞬间散去，留下的除了寂寞还是寂寞，而安慰只是假装存在。我只是个白痴，我只是假装自己是个音乐家，但是我自己清楚地知道，在黑夜降临，所有的声音都停止的时候，我还是不得不面对我，他们还是不得不面对他们。清晨的第一缕光线不会为什么人提前到来。就在一层玻璃之外，星空闪烁，海面平静，整个城市进入到宁静之中，尘土落下，音乐消失，喝醉的人正在路边的阴影里倒卧。但是你知道抱怨总是存在，变化随着时间而加剧，我要对她说，如果她真的希望看到这种变化，那么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受到变化的伤害。但是，我躺在床上对着黑暗说，如果伤害真的要来，那就让它来吧。而我在说这些时，就像个白痴一样紧紧抓住睡袋的一角，和她告别的那一幕让我伤心不已。为什么我们不能更进一步的了解对方？为什么告别来得如此的容易，而人们一点也不显得悲伤？他们宁愿在独自回家以后还要独自面对一个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夜晚，直到欲望把他们折磨的筋疲力尽，他们才不得不在幻觉中悄悄睡去。但是立刻又被惊醒，看一眼沮丧的房间。如果他们还想再次入睡，必须要等待又一个轮回。在所有生命都被耗尽之时，他们才会明白过来，但是轮回已经注定。莉娜，我要在此之前告诉你事物的真相，我将尽我所能。 然后我的思绪开始变得像斯德哥尔摩的海面一样的柔滑，我要把所有的咒骂留给未来，而今天，我要把全部的夜晚留给我的天使。
6 我们在等着意外 或者终点的来临 那是我们在旅途中一直谈论的事情 我们挤进一辆租来的奥迪车里，离开斯德哥尔摩，向着北方的乌默尔开去。后箱里被塞的满满的，一路上我一直在担心我的那些唱片。我想着当我打开箱盖，看见它们碎成一片一片的样子。后来我想算了吧，就当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这么想让我的心里好受了一些。 我们要在乌默尔呆两个多星期，然后是和国际噪音阴谋的一次小巡演，然后是参加当地的一个音乐节，再然后，就是欧洲的巡演。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和亨里克见面，商量录音的事情，不知道他是不是更胖了。 和托比告别后——他说他很满意我们的表演，他已经用DV记录下了全部的过程，就等着我们下次再回到斯德哥尔摩的时候让我们看了——坛坛开车带着我们穿过大半个城市。现在我才注意到斯德哥尔摩有那么多的桥，（坛坛后来告诉我整个斯德哥尔摩就是有由几万个大大小小的海岛组成的城市）。坛坛在一个巨大的城堡前放慢了车速，“这是王宫。”我看见门口穿着古典军服的卫兵，以及三三两两的游客。任杰和许波同时举起了相机。 “我们别去乌默尔了，”许波提议，“我们去王宫溜一圈吧。” “溜一圈哪够？我们住几天吧。” “干脆我们跟瑞典国王商量商量，把王宫让给我们住，每个月给他两百克朗房租。”（还在飞往瑞典的飞机上，我们就已经习惯花钱时先算一下价值人民币是多少，两百瑞典克朗，相当于两百二十块人民币左右，真亏任杰说的出口。） “顺便把公主嫁给我们吧。瑞典有公主吗？” “有两个，老大叫维多利亚，老二叫吧嗒吧嗒，都还没结婚。” “什么叫吧嗒吧嗒？” “吧嗒吧嗒就是，我忘了她叫什么了。” “正好，你还有机会啊。长得漂亮吗？” “长的，嘿嘿。”坛坛干笑了两声。 “长的差一点没关系，好歹是个公主。”我拍拍坛坛的肩膀，“加油加油。” 对于我的鼓励的回答，坛坛一踩油门，瑞典王宫被甩在了后面。 收音机传来一阵强劲的鼓点，“真好听。”“这是瑞典一家全国性的音乐台。”我明白，就跟中国人民广播电台一个性质。“那还是不一样，你听人家放的音乐。”任杰说。许波跟着副歌段的旋律唱起来，然后我们四个人都跟着唱，这首歌在一阵乱哄哄的合唱声中结束。许波意犹未尽的又多唱了一句。 任杰问：“这个乐队叫什么名字？” 坛坛说：“我也不知道。应该是一个新的乐队，”他停顿了片刻，“瑞典的乐队实在太多了。” 这句话勾起了我对乌默尔的无限向往。
我第一次知道乌默尔这个名字，是在我第一次遇见坛坛的时候。那时候他正和国际噪音阴谋在中国巡演。在上海的一次演出前，他指着国际噪音阴谋的几个人对我说，“他们是来自乌默尔，瑞典的北方。”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几个人穿着朴素，不苟言笑。那时候乌默尔对我来说连个地理学上的名词都谈不上，和它联系在一起的，就是那几张英俊而严肃的面孔（他们的女吉他手长的可真漂亮啊，又冷又漂亮）。两年之后坛坛成了我们乐队的鼓手，而我们现在正在去往乌默尔的路上，我不禁对于生活中某几个具有决定性的细节感到迷惑了。 经过了两三个小小的城市之后，坛坛把车停在一个靠着湖边的加油站里。“我们加点油，顺便吃点东西再走。”正好我的腿已经酸的不行了，坐在车里我的腿摆成什么样的姿势都让我觉得很难受，我恨不能脱了鞋把脚伸到坐在边上的人的脸上去。如果我那样做的话，那么我将是在巡演中第一个挑起仇恨的火焰的人，所以我忍住了两条腿的酸疼，我巴不得它们变得麻木。 坛坛给车加油的时候许波已经到湖边跑了一个来回。他兴奋地对着刚从厕所出来的我和任杰说：“真他么漂亮。”他一边说还一边得意地晃动手上的相机。我不知道他说的他照片拍的漂亮还是景色漂亮。我们向湖边走去。 湖边的草地上还积着厚厚的一层雪，即使穿着羽绒衣，我还是禁不住打了几个寒颤。我对着深色的湖面以及湖对面的森林望了两秒钟，就决定回到车里，现在车里没人，我正好可以把我的腿伸直。 坛坛已经加好了油，并且从加油站的商店里买了一些吃的。我们把车停在湖边的一块空地上，开始吃起来。还有好几个小时的路程，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我们应该在晚上九十点钟就能到达乌默尔，然后我们就在老朋友尤纳斯的温暖的家里美美的睡上两个星期，直到他对我们感到厌烦为止，但是他是不会对我们感到厌烦的，我们都知道，他是那么善良的一个人，一个善良的朋克，但愿他还保持着他的善良，至少也要保持到我们从他家搬出来为止。 再次上路后我们都没有怎么说话，我们刚刚吃了一顿饱饱的午餐，撑的我们四个人都想睡上一觉，让面包和鱼子酱在我们可怜的胃里慢慢的消化，不要消失的太快，下一顿饭还不知道在哪里吃呢。我越来越懊悔在人民烤肉我剩下了那一大堆羊肉，我希望能在今天晚上就见到它们，然后把它们全部装进我的肚子了，让它们充分实现自己在这个世界存在的价值。我闭着眼睛，在思念和悔恨中慢慢地睡着了。
7 我们不是万物之灵 不过是一群会开车的蚂蚁 不值一提 我已经醒了，但是任杰还在拼命地拍着我的腿，“快醒醒。”我听见他的声音。我擦了擦了嘴角的口水。 “怎么啦？” “你听。” 收音机里传出一阵又一阵嘈杂的音乐声，难以辨认。 “这是什么呀？” “你再仔细听听。” 现在我听出来了，那是我们的歌，“快”，我一下子来了精神。 “这是电台还是磁带？” “等一下。”坛坛摆了一下手，听歌第一。 快，趁热情还没冷下来，你说快，快，趁青春还没冷下来。我跟着音乐晃动起来，许波用脚打着拍子，任杰的手跟着鼓点敲打着自己的腿，而坛坛在不停地点着头。 “牛逼啊。”音乐结束时许波叫到。 “再等一下。”坛坛制止了我们的呼声，他在听主持人叽里呱啦的说着什么。 等到收音机里另一首歌响起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几乎同时开口，“刚才那个男的说什么？” “他说这是一支来自中国北京的乐队，”坛坛开始向我们翻译，“他们很快就要到瑞典参加乌默尔音乐节，然后还有一个巡演，希望大家去看来自中国的摇滚乐，等等，等等。” “他说了我们乐队怎么样吗？”这是我们都很关心的问题。我们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啊。 “那个主持人说他很喜欢我们乐队，尤其是刚刚发行的《谁谁谁》，”——“恐怕他也就听过《谁谁谁》。”我插了一句——“是，我也这么想，”坛坛继续说，“他还说我们是中国最，最，最，那个词应该怎么说呢，”——“是不是最牛逼的。”许波提醒说——“也不是那个意思，大概意思就是中国摇滚乐里最酷的乐队吧，反正就是好话。” “他可能也没听过什么中国的乐队吧。” “不一定，他好像去过中国的。”坛坛说。 “那这个人还是蛮有眼光的嘛。” “那肯定啊，那首歌多好听啊。”任杰说，他指的是“快”。 “还有，”坛坛接着说，“也许我应该问一下丹尼斯他们，电台里放我们的歌是不是应该给我们钱啊？” “还有这样的好事？”许波说。 “那当然，版权啊，老兄，怎么一点版权意识都没有？”我说。 “噢，”许波的脸上笑容绽放，“那我们能拿多少钱呢？” “三十万。”任杰很干脆的回答。 “太多了，太多了，我们会不好意思的，”许波摆着手说，“又要别人宣传，还要那么多钱，不好吧？我看拿个二十万也就够了。” “打个折吧，八折，二八一十六，十六万吧，要不凑个整数，十五万吧，”我说，“谁叫他喜欢我们乐队呢，便宜一点吧。” “那我们还巡演干吗？”任杰说，“拿上十五万回家吧，” “你这头猪。”许波温柔地拍着任杰的头说。 “你这个猪头。”任杰回答。 “猪屎。” “屎猪头。” “吃屎的猪。” “拉屎的猪头。” “我X，受不了了，”坛坛怪叫了一声，“我们肯定是全中国最臭的乐队了。” “谁叫我们有两头猪呢？”我指指任杰和许波。 “猪。” “屎。” 他们两个把矛头指向了我和坛坛。
PHOTO BY John Yingling 在上一次的全国巡演中我们已经听了太多这样的对话。四个家伙在每个去过的大城市都留下了成堆的猪屎。幸好那里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在猪屎中生活，他们的嗅觉麻木，感情迟钝，长时间的拉锯战式的生活让他们分辨不出什么是猪，什么又是猪拉下来的屎。我们四个家伙每天晚上那么卖力地演出，也不过就是想拉出点新鲜的东西，但是结果又是什么呢？另一堆屎而已。多么希望人们能够像我们一样，整天的把屎啊屎的挂在嘴边上，那样至少可以提醒他们，不要把那些屎吞到肚子里去。反正世界就是一堆屎，瑞典也不例外，一堆靠近北极圈的长条形的屎。 天已经渐渐地黑了。路边的积雪越来越厚，提醒着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瑞典的北方，不过不用看那些雪我们也知道，因为路边房子的建筑风格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两层楼的房子已经被只有一层的房子所取代，房屋的颜色也从明亮的色彩变成了深红色和黑色。 从我们车左前方望出去，可以远远地看见一座大桥。“这条河好宽啊。”我说。 “这不是河，”坛坛纠正我说，“是海。这个桥好像是瑞典最大的一座桥。过了这座桥就快到了乌默尔了。” “还有多长时间？”我问。 “两三个小时吧。” 二十分钟后我们开上了“乌默尔长江大桥”。接着的两三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但是乌默尔连个影子也看不到。中午吃的东西已经消化的干干净净，我饿的说不出话来，我看看其他的人，他们的情况也比我好不了哪儿去。终于，坛坛把车停在了一家汉堡店的门口。 “吃饭喽。”我们欢欣鼓舞。 这顿饭总共花了乐队三百多块钱，而我们不过每人吃了一个汉堡，一杯可乐，和一小袋薯条。 “还是中国好啊，”我们不禁感叹，“千万不能走资本主义路线啊。” 吃完后接着上路。开始下雪了，雪越来越大，我们已经几乎看不清前面的路了，实际上，除了迎面而来的车灯之外，我们看不清任何东西。我担心我们恐怕永远也到不了乌默尔了。再见了，尤纳斯，再见了，亨里克，再见了，乌默尔音乐节。让你们空等真是不好意思，但是谁叫我们遇上了从北极圈里刮来的有史以来的最大的冰风暴呢……。 雪下了一会儿就停了，我们又看见了道路，即使前面是一团漆黑也让我们放心不少。 许波第一个看见了极光。“快看，快看，那是什么？”他的叫声打破了车里昏昏欲睡的气氛。我们都向他指的方向望过去。一道白色的光线正在黑漆漆的天上变幻着形状，像一个女人一样扭动着身体，她的身体覆盖了小半个天空，消失后又在另一片天空上出现，像水一样流动，向烟雾一样飘散聚合，偶尔还会有红色和蓝色冒出来，但是很快隐去，仿佛她不愿意让我们看到更多，也不愿意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我想到了莉娜。 “真他么的美。”这是我能说出的唯一一句话。
北极女神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车前不远的地方，她让我们在这个漫长的一天快要结束时兴奋不已。有她在，我们一点也不孤独，即使整条道路上没有任何生灵存在的迹象，她是我们这辆可怜巴巴的破奥迪车的守护者，她是我们这几个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这片土地的异乡人的守护者。她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世界毕竟是有神灵存在的，她们在不太高的半空中正看着我们，嘲笑我们，或者在某些时候为我们指出方向。她们是如此地谦虚，谦虚到只在极少的时候才向我们表明她们的存在，但是由于我们的愚蠢和自大，我们为自己创造了唯物主义，并在前面加上的“朴素的”，但是即使这样的定语也不能掩饰我们的傲慢。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并不是万物之灵，我们不过是一群会开车的蚂蚁。更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比喻实在有欠公平，我并不想表现出对蚂蚁的不尊敬，我想说的是，我们只不过是一群会撒谎，会掠夺，会放屁，会砍倒每一片森林并且弄脏每一条河流的生物而已。我们的那些自以为伟大的创作，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对这个星球的改造，根本不值一提。 在女神的目光下，我们看见了乌默尔的路标。 8 看这盛世下的夜色 看这夜色下不知去向的人群 看这夜色下不知所终的面孔 坛坛停下车，给尤纳斯打了一个电话。他正在温暖的家里舒服地看电视。他在电话里说了半天，告诉我们应该顺着哪条路进城，在哪里左转，又在哪里右转。弄清楚这些后，我们继续向前。 但是我们在第一个转盘的地方就走错了方向。走出去好长一段路后坛坛又把车停下来，坐在座位上不说话，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谁也没开口。然后坛坛慢慢地说：“我想我们可能走错路了。”又是一个电话打给尤纳斯。挂上电话坛坛说：“好吧，这回我知道了。掉头喽。”接着我就感觉屁股下面一个震动，汽车停下了，我看了看其他三个人，许波说：“我们掉坑里了吧？” 我们下车，车的右后轮陷在了雪里。怎么办？我们面面相觑，怎么办？推吧。在寒冷的北欧深夜，我们脱掉外套，开始推车。我们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但是这辆德国产的奥迪A4只是象征性的向前滚了一小滚，又退回到原来的地方，甚至更深了一点，我想它一定爱死这个雪坑了。 我们希望能有一辆路过的车帮我们把车拖出来，但是路上除了雪就是雪，唯一发出点声音的东西除了我们四个人就是两旁的树林。我们在马路中间望了又望，什么也看不见。好吧，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尤纳斯从他的温暖的房间里叫出来，用他的车来拉我们一把。我们都认为他是不会介意的。 半个小时后，尤纳斯开着他的破旧的黄色SAAB车来到我们面前。随着车吭哧一声停住，尤纳斯从车里跳了出来。 热烈的拥抱之后，尤纳斯从SAAB的后箱里拿出一捆两头带着钩子的绳子。他套好钩子，上车，发动，只一下，我们的车就从坑里弹了出来。我们一阵欢呼，几乎等不及尤纳斯摘下挂钩，就迫不及待地跳上车，跟在尤纳斯的后面向他的家开去。 尤纳斯曾经两次以上学的名义去北京，而两次都是呆了两个月不到就回到了瑞典。前面我已经提到的丹尼斯是他的哥哥，他们还有一个弟弟，叫弗雷德里克，他们就是乌默尔著名的吕克岑一家，瑞典硬核音乐的中坚力量。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这三个兄弟，瑞典的硬核音乐将会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在认识了他们的父母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缘由。从他们的父亲，老吕克岑——他是一位退休的越野赛车手——开始，到家里最小的妹妹，艾玛，整个瑞典北部的障碍赛马的冠军，吕克岑家族的内分泌里荷尔蒙的含量一定比普通人要高很多。 等到把我们所有的行李搬到尤纳斯的三楼公寓的门口，门被打开的一瞬间，我失望极了。但是我实在是累坏了，已经顾不上失望，就直接背上包冲了进去。 整个屋子只有一个房间，即使客厅又是卧室，以及一间厕所和一间最多只能站得下两个人的厨房。 我们将在这里生活两个星期吗？就在这个麻雀一样的小房间里？行李已经被堆放在靠门边的墙角，再找地方是不现实的，而且我们也实在找不出什么可以让我们不花钱住上两个星期的地方。只要有睡觉的地方，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在这么个房间里让我们五个人都过的舒舒服服的。 我们各自找地方铺开自己的睡袋。我宁愿睡在地板上，那样至少可以单独一个人睡。但是许波已经抢先占据了那里。而坛坛也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躺下了。那么剩下了的就只有架在半空中的那张木床了。我顺着梯子爬上去，匍匐着整理好枕头和睡袋，任杰也跟着爬上来。睡觉前他说，千万别打鼾啊。
疲劳的一夜 北方的天空下星星也 忘记了做梦 早上醒来时我一下子想不起来身在何处，我翻了个身，眼前出现了任杰的一只脚。我掏出枕头下的手表，快九点了，但是天为什么还这么暗呢？我坐起身，歪着头慢慢地从睡袋里挪出来。我下梯子时尽量小心，但是还是差点跌了下去，坛坛和尤纳斯都被我吵醒了。乌默尔的第一天开始了。 这一天我们要见的人有，从中午开始，亨里克，音乐节的主办者，拿着排练室钥匙的人，以及一个又一个随处可见的尤纳斯的朋友们，晚上我们还要去看一场朋克的演出。不过首先，尤纳斯宣布，我们要去修车的地方，我的车有些问题。 从修车行出来，尤纳斯领着我们去了一家饭馆，就在靠乌默尔河边不远的地方，一个有着高高的屋顶的大房子里，那是一家自助式的素食餐馆。我们甚至吃到了没有奶油的全素冰激凌。 亨里克正在路口等着我们。他还是那么胖，不过至少没有比上次见他时更胖。我们都很高兴能够在乌默尔再次见面。你们好吗？好极了，就是有点累，时差还没倒过来。那么你们要在瑞典呆上好长一段时间了？是啊，我们总共要在欧洲呆上四个月。真长啊，到时候你们三个恐怕要变成瑞典人了。我们现在已经快变成瑞典人了，我们已经会用瑞典话说你好，谢谢，再见了。真是的，有这三句话也就够了，瑞典话可比中国话容易多了，是不是？不，中国话容易。那是你们觉得，我觉得中国话实在是太难了。你还记得你在中国学的那几句话吗？你浩。不错不错，就是音调再平一点就好了，是你好。你好，你好。我很好，非常好。我们都很好。 走到一幢房子前，亨里克停下来，他的手向上一扬，欢迎来到我的录音棚，第二个家。 我们跟着他走进门，里面零乱的堆放着各种叫不出名字的东西。这是剧团的道具仓库，亨里克向我们解释说，我的录音棚在后面，我们合租的这个房子。我们跟着亨里克走到后面，他打开房门。无数个亮点晃动着我的眼睛，那一排排设备发出的红色，绿色和黄色的光点让我想起了电影里看到过的飞机驾驶室。亨里克就是操纵仪器的那个人，他将带我们飞越整个摇滚乐的历史，然后在一个适合的地方降落，他是值得我们信任的，有他在，我们不会那么轻易地坠毁。
从第二个家出来，天依然是阴沉沉的，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乌默尔音乐主办者的办公室。我们已经和音乐节的组织者之一的安德列约好了在市中心的广场见面。我们根本用不着费力去找安德列，凭着我们三张东方人的面孔，他很容易就看见了我们。 安德列长着瘦高个，戴一顶纽约扬基队的棒球帽，说话轻柔，回答我们的问题时总是先笑一笑，停顿片刻，然后才开口。但是今天下午的安排是要我们来回答问题的。 采访的问题并不新鲜，不外乎中国的摇滚乐怎么样，你们第一次到欧洲感觉如何，或者对瑞典的音乐有什么了解等等。在后面的这个问题时我提到了阿巴，噢，记者们笑了，全世界都知道阿巴。是啊，那是我上初中时能在电台里听到的少数几个国外乐队之一，感谢音乐。 一切结束后我们又回到广场上，趁着天还没黑，安德列为我们拍摄了一些乐队照片。他向我们保证这些照片以及采访将会出现在明天的报纸上。但是谁在乎，我反正是一点也看不懂。 我们回到尤纳斯家，该准备晚餐了。面包黄油鱼子酱，中间夹一片火腿。这是为我们自己准备的，而尤纳斯，他吃饼干和薯片就可以了，唉，谁叫他是素食呢。 尤纳斯提醒我们，该去看演出了。今天有三支乐队，一支来自哥德堡，两支是乌默尔本地的乐队，其中的一支打鼓的是吕克岑家族的小弟弟弗雷德里克。我们终于要进入到乌默尔的朋克圈了，我们在前往青年中心的路上都有些激动。 不过说实话，乐队真的不怎么样。也许那支来自哥德堡的还好一点，不过他们太年轻了，太多模仿的痕迹。而其他两支，在暴躁的音乐中几个人怎么看都是无精打采的样子。 “这乐队怎么看上去像北京的那帮小朋克似的。”任杰说。 丹尼斯在演出进行到一半时才来到青年中心，下午时他和我们已经在市中心见过面了，我们再次拥抱。“觉得这些乐队怎么样？”他问我。“我觉得一般。”我老实的回答。“我也这么觉得，”他摇着头说，“都是些小乐队。” 我走到门外，点上一根烟。外面站着几个也在抽烟的人。一个女孩向我走来。 “你是中国的乐队吗？” “是。” “我知道你们要来这里演出，在乌默尔音乐节。” “是。” “我从来没去过中国，那里乐队多吗？” “是，很多。” “我会去看你们演出的。” “谢谢。” 她回到她的朋友们那里，我走到雪堆旁，用脚在上面踩出一个鞋印，然后把烟头插在大脚趾的位置。 一千种告别的方式 每一种都指向同一个结局 多么美妙的生活你说 「后续更新中......」 原作者：P.K.14主唱杨海崧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微信咨询丨white_cur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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