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老的文化使者？ ——古埃及方尖碑漂洋过海记

摘要：作为人类早期文化的产物，古埃及方尖碑禁受了数千年的风吹 雨淋，那些被掳掠到埃及境外的方尖碑，不只是法老历史的见证者，而且阅历了后世的沧桑，目睹了留在埃及土地上的同伴无法看到的人世变更。这些漂洋过海的方尖碑在历史长河中几经沉浮，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因而承载了多重以至相互矛盾的意象。不外，固然流落他乡并具有了新的身份，古埃及法老最初制造时肯定的意符并没有完整消逝。

古埃及人称方尖碑为“tekhen”，意即挺拔。古罗马作家普林尼说，方尖碑意味太阳的光线；古埃及国王们把它作为崇高的礼物献给太阳神，并竞相制造愈加高大精巧的方尖碑。在古埃及的太阳神崇拜中心赫利奥波利斯，一块外形相似小型金字塔的石头被奉为崇高，称为“benben”；据称，它最早是从远古的混沌水中浮现出来，创世神就是以它为基石，发明了整个世界。依据另一个传说，一种寿命为500年且能够再生的鸟降生在这块石头上，这只鸟的名字叫“bnw”。这一称谓与那块被奉为崇高的石头源于同一词根。方尖碑的顶端为方锥形，尖端以下则呈方柱形。古埃及人以为，方尖碑尖端是早晨从东方地平线升起的太阳射出的光辉最先触及的中央，即太阳神初升以后的第一处栖息场所。在《金字塔铭文》中，方尖碑又被描画成太阳鸟即凤凰的驻足之处。古埃及方尖碑无一例外是从位于今阿斯旺的花岗岩采石场开采并制造的，碑的四面有表示国王功劳和国王与神之间密切关系的图文。它们普通成双成对地立于神庙入口的两侧，标识人世与神界之间的过渡带，也表白了国王借助方尖碑进入神国的意愿。

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是，在法老文化终了之后，方尖碑这个具有埃及矿藏和宗教特质的文物为何和如何被一再应用，其功用是什么。许多方尖碑漂洋过海，成为埃及以外重要场所的地标，并被注入了新的内涵，赋予了全新的职能。不外，从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1878年的4 000多年时间里，方尖碑的中心功用并没有发作变更，依然是以其顶天立地的意象显现人类追求长生和名望的意志，并借助其特殊的材质固化人的事迹。

位于埃及卢克索卡纳克神庙的方尖碑

一、 埃及国王献给众神的礼物

从古埃及传播下来的文物和文献判别，方尖碑作为太阳崇拜的一种方式，最早出往常古埃及第5王朝时期，即太阳崇拜由赫利奥波利斯向埃及其他地域传播、太阳神上升为古埃及众神殿中最为重要的神祇的时段。古王国时期的方尖碑呈短粗状，且立于一个四方台上面。第6王朝的帕庇二世（约公元前2278—前2184年在位）在赫利奥波利斯的太阳神神庙入口处的两边各立了一块方尖碑，后来均消逝。第12王朝的塞索斯特斯一世（公元前1956—前1911年在位）也在赫利奥波利斯立了两块方尖碑，高度均近20米，重量超越100吨，它们成为后来方尖碑的模范，其中一块保存在原地。这些采自阿斯旺左近采石场的方尖碑呈红色或粉红色，质地坚硬，很少呈现裂痕，并且打磨之后很容易构成合适刻写象形文字的平面。

关于新王国时期的埃及法老来说，他们竖立方尖碑，一方面是为了感激太阳神保佑他们在征战西亚和努比亚的过程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后人留念他们的功劳。图特摩斯一世（公元前1504—前1492年在位）是埃及武力降服西亚和努比亚的第一位君主。他在卡纳克为阿蒙神立了一对方尖碑，其中一块高度约为20米，重量可能抵达143吨。图特摩斯一世的女儿即后来的女王哈特舍普特（公元前1473—前1458年在位）自称是阿蒙—拉的女儿。她在位于卢克索西岸的祭殿用浮雕描画了她的母亲与太阳神阿蒙 — 拉结兼并生下她的神奇故事；她在卡纳克神庙综合体内建造了一座小神庙，并命名为“倾听祈祷的阿蒙”。固然这个新建的部分位于综合体南北向的轴线上，但是它的入口却面向东方，入口两侧的塔楼模仿东方地平线上迎接太阳的两座山峰。每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粉红色的方尖碑犹如沐浴在太阳光线中，用这样一种手法强调阿蒙 — 拉与女王之间的特殊关系，真可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哈特舍普特在卡纳克神庙先后立了四块方尖碑；后来，其中的两块完整消逝，另一块坍塌，只需位于入口北侧的那一块依旧立在原地，它的高度抵达32.15米，属于留存在埃及的方尖碑当中最高的，重量可能超越455吨。在这块方尖碑的碑面上，哈特舍普特细致讲述了她在神庙入口处竖立一对方尖碑的企图以及如何完成了这项奇迹。她宣称，两块方尖碑是她感激阿蒙 — 拉赐予她王权的礼物，它们将永远保存她的名字并强化她与阿蒙 — 拉之间的父女关系。除了阐明方尖碑的尖顶用合金包裹外，她还特别强调，每块方尖碑均由整块坚硬的花岗岩构成，没有裂痕，更没有接缝。女王祭殿的浮雕犹如现代工程表示图，展示了古埃及人如何用特制的大型木船并借助滑轮等器械把这对方尖碑运输至卡纳克，并立在指定的位置上。

关于哈特舍普特与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前1479—前1425年在位）之间的权益斗争以及女王死后的命运，学界不时有截然不同的观念。有些学者置信，女王逝世不久，图特摩斯三世便采取了措施，除掉女王的名字；另一些学者则坚持以为，女王的名字到了拉美西斯时期才开端遭到诅咒。不论怎样，图特摩斯三世在卡纳克神庙内部增加了新的结构，而且让它恰恰位于女王神庙之前，使得那座名为“倾听祈祷的阿蒙”的小神庙无法在清晨接受阳光的沐浴。不只如此，图特摩斯三世还在这个新结构中竖立了一块比哈特舍普特的方尖碑更高的方尖碑 — 一切古埃及方尖碑中最高的一块。正如普林尼所言，古埃及君主竞相制造并竖立方尖碑，以显现君主动用人力和物力的才干，同时也是君主对神表示忠实的证物。在其漫长的统治岁月中，图特摩斯三世在埃及各处至少立了九块方尖碑，其中七块在卡纳克，两块在赫利奥波利斯。位于卡纳克的方尖碑当中，前述最高的那块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被搬运到罗马，原来耸立在赫利奥波利斯的一对方尖碑大约在公元前12年被运往亚历山大城。19世纪，其中一块方尖碑被运往英国伦敦，另外一块则远渡重洋，迁居到美国纽约。

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79—前1213年在位）被埃及学家称为古埃及最巨大的建筑师，他在埃及各地竖立的方尖碑数量最多。这些方尖碑不只表白了拉美西斯二世对众神特别是拉神的感激之情，同时也证明了他武力降服西亚和努比亚以及调动千军万马、移山填海的实力。在卢克索神庙入口处，拉美西斯二世立了两块方尖碑，位于西侧的方尖碑被商博良视为留存下来的方尖碑中最漂亮的样本。这块重达246吨的庞然大物于1836年在法国巴黎协和广场落户，成为法国在大反动之后试图重振雄威的标记物。有一块最初被立在赫利奥波利斯的方尖碑由塞提一世（公元前1294—前1279年在位）开工，至其儿子拉美西斯二世时期才完成。在这块方尖碑顶端，两位国王均被呈现为斯芬克斯形象，他们分别把意味谬误、公正和次序的玛阿特女神神像作为供品献给太阳神拉。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这块方尖碑被运至罗马，最初立在马克西姆赛马场，之后倒塌；到了16世纪末，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发现了它的价值，令人把它立在被称为“人民广场”的新址。

方尖碑是古埃及强化王权与神权之间关系的重要媒介之一。当然，制造并竖立一块方尖碑，不只需求足够的人力和物力，还要具备所需的技术。拉美西斯二世之后，随着埃及国势逐步衰弱，鲜有大型的方尖碑。不时到被称为复兴时期的第26王朝，普萨美提克二世（公元前595—前589年在位）才在赫利奥波利斯竖立一对方尖碑，其中一块后来被搬移到罗马，往常被称为蒙特奇托里奥方尖碑。法老时期的末代君主内克塔内布二世（公元前360—前343年在位）也命人制造了一对方尖碑，它们是献给古埃及聪慧神图特的礼物，因而立在赫摩波利斯的图特神庙入口处。它们不只在形体上与之前的方尖碑无法比较，而且材质也不如从前，为黑色片岩。后来，这两块方尖碑在人世变更和自然的沧桑中坍塌。随从拿破仑远征军的法国学者在此处调查时，发现了方尖碑的两个碎块，决议把它们当作文物带回巴黎。不料，法国军队于1801年向英军投诚，作为休战协议的一部分，两个碎块和罗塞塔石碑等由法国学者搜集的古物被英国没收。往常，它们被大英博物馆珍藏。

二、 罗马帝国“安定盛世”的立柱和标尺

大约在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下令，把矗立在赫利奥波利斯的两座曾经属于图特摩斯三世的方尖碑运到亚历山大城，立在恺撒殿前。据称，恺撒殿是由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为安东尼和恺撒建造的。看得出来，奥古斯都在恺撒与克娄巴特拉之间做了明白的分辨，他打败恺撒曾经的情人并迫使其自杀；而在恺撒殿前立方尖碑，强化了他与其养父之间的关系。大约在公元1301年，亚历山大城遭遇了灾难性的地震，许多曾经的宫殿和神庙沉入海底，图特摩斯三世的那两块方尖碑中，一块被震倒，另一块则依然挺立。这两块与克娄巴特拉并没有直接关联的方尖碑后来被称为“克娄巴特拉之针”，倒塌的那块被运到伦敦，依旧立着的那块被运往纽约。

公元前10年，也就是亚克星海战之后20年，奥古斯都令人把原来耸立在埃及赫利奥波利斯的方尖碑搬到罗马。这块方尖碑由古埃及第19王朝君主塞提一世开采；但其在位时期，只雕饰了方尖碑的三个碑面，最后一面则由他的儿子拉美西斯二世完成。塞提一世称自己“让赫利奥波利斯方尖碑林立，以便太阳神拉的神庙充溢阳光”。这块方尖碑的高度为23.7米，重量抵达263吨。为了完成这项庞大的工程，罗马人特地建造了巨型运输船，而且还开凿了运河。奥古斯都令人把这块方尖碑立在马克西姆赛马场，在这块方尖碑的底座上刻写了言简意赅但意味深长的铭文。他称自己为罗马众神的最高祭司，把漫长而辉煌的政治生活归结为先后12次担任大将军，11次担任执政官，14次担任保民官。他最后特别强调，之所以将这块方尖碑献给罗马太阳神，是由于埃及终于被置于罗马人民的控制之下。

这块横渡地中海来到罗马的方尖碑，固然在外形上坚持了原样，但其内涵却发作了改动。从普林尼等人的记叙中可知，罗马上层人物很分明，古埃及方尖碑与太阳崇拜相关；把方尖碑立在赛马场的中心，绝非单纯由于那里是万众注目的中央。在古罗马人的想象中，战车在赛马场上盘绕方尖碑疾驰，犹如以太阳为中心旋转的星球。战车的跑道意味太阳在天空的轨道，参与竞赛的四驾车的四种颜色和赛车的四匹马分别代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间和一年的四个时节，作为赛车动身点的12座门则代表12个月及黄道12宫，赛车完成七圈意味着包含七天的一个星期，24场竞赛则代表一天中的24小时，转弯处三个顶端为球形的小塔分别代表一个月中的三旬。一句话，这个赛马场就是一个微型的宇宙，以方尖碑为中心的赛马场意味了具有史无前例宽广疆域的罗马帝国。

同样是在公元前10年，奥古斯都令人把缘由由埃及第26王朝国王普萨美提克二世立在赫利奥波利斯的方尖碑运到罗马战神广场，作为庞大日晷的指示针。在这块方尖碑的基座上，奥古斯都命人刻写了与赛马场方尖碑完整分歧的铭文。埃及方尖碑作为指针，标识罗马的时间变更和时节交替，这无比形象地表白了埃及业已成为罗马帝国组成部分之意。换句话说，埃及方尖碑的迁移，不只意味着罗马对埃及的胜利，而且意味了前者对后者永远和恣意的支配。依据学者们的最新研讨，在奥古斯都华诞 —— 秋分 ——这一天的下午，被当作指针的方尖碑会把影子投射到战争祭坛上，足见奥古斯都借助埃及方尖碑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被搬到罗马的方尖碑圆满完成了埃及法老赋予它的三种职能：一，强化国王与太阳神之间的关系；二，降服埃及以外土地的见证物；三，国王战绩和功德的标记。

同样值得提及的是，在这块方尖碑旁边是大约于公元前28年落成的奥古斯都陵寝，它既是奥古斯都自己日后的长眠之地，也是用来安置奥古斯都家族成员的骨灰的中央。很明显，奥古斯都对罗马神灵的忠实、对国度的忠实以及为家族添加荣誉的意愿在这里完整融为一体。从这个角度考量，在奥古斯都陵寝入口立两块方尖碑也绝非偶尔。这两块粉红色花岗岩方尖碑的碑面没有文字，普通以为它们最早是在图密善在位时期从埃及运来，由于普林尼和斯特拉波均未提到它们。在极具意味意义的罗马战神广场，方尖碑被归入罗马对外扩张和降服的庞大网络之中，它的高大暗示了埃及这个行省对罗马帝国的重要性，明白无误地宣示了罗马帝国权力的不可抗拒性；同时，罗马人也用埃及花岗岩记载了奥古斯都不可磨灭的功德。

亚克星海战之后20年，奥古斯都在罗马竖立埃及方尖碑。奥古斯都果真只是为了庆祝这场胜利吗？假如我们仅把埃及方尖碑与克娄巴特拉及亚克星海战相关联，显然没有思索到埃及真正成为罗马行省是阅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事实。亚克星海战之后不久，位于埃及南部的古实王国的统治者也觊觎埃及的土地和资源。来自努比亚的古实人趁罗马军队忙于在阿拉伯半岛的战事，占领了尼罗河第一瀑布地带。他们把当地居民掳为奴隶，还把此前立在该地的奥古斯都铜像的头部弄断，并作为战利品带到麦罗埃，让奥古斯都身首分别。古实人在麦罗埃的神庙墙壁上描写了古实军队镇压罗马士兵的局面。古实与罗马的交兵持续了近六年，直到公元前20年，麦罗埃被迫向罗马求和，古实与罗马的边疆肯定在第一瀑布以南50公里处。考古人员在麦罗埃古代神庙遗址发现了被古实军队掳走的奥古斯都头像。从以上不难看出，直到公元前10年，罗马才完整控制了埃及，迫使古实统治者退回非洲内陆。奥古斯都在罗马竖立埃及方尖碑，显然具有多重意义。他打败了克娄巴特拉，肯定了帝国的疆界；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古埃及方尖碑无一例外都来自位于尼罗河第一瀑布的采石场。

方尖碑以直观的方式展示了制造和运输的难度，以及竖立它的人们的超凡意愿、聪明才智和技术。依照普林尼的记叙，罗马人不只珍爱古埃及方尖碑，而且还把用来装载方尖碑的运输船视为神奇的器物。他们把其中一艘船保存在港口，不料一场意外火灾把它烧毁。依据古罗马史家苏埃托尼乌斯的记叙，奥古斯都在暮年感到很自豪，由于他让罗马这个泥砖城市充溢了石头建筑和石头留念碑，其中不只有颇具罗马特征的白色大理石，还有古埃及红色花岗岩方尖碑。据称奥古斯都喜欢把采自被降服地的颜色显眼的石头制造成门槛，罗马人跨过这些特别的门槛，意味他们对这些土地的控制权。

奥古斯都和利维娅的别墅在帕拉蒂诺山上，别墅壁画的许多题材具有典型的埃及颜色，其中包含方尖碑、荷花、眼镜蛇和桶状容器等。奥古斯都曾经发起帝国的宣传机器，把克娄巴特拉塑造为可怕的妖女，这些埃及要素出往常这位罗马皇帝的居室，绝不可能是由于他喜欢埃及的山水风光，而是为了强调埃及业已沦为罗马帝国的行省，并享用这一不同寻常的成果。方尖碑成为罗马对埃及主宰权的永世意味物，这个暗示男性生殖器的巨物被竖立在罗马，再明晰不外地标识埃及被彻底降服，即曾经被阉割。从这个意义上说，方尖碑能够被视为罗马牢牢地控制埃及这个他者的最好图符。

位于土耳其的狄奥多西方尖碑

三、 从古埃及文物到基督教圣物

古埃及方尖碑在分开埃及远足罗马的过程中不同水平地遭到损坏；罗马帝国衰亡以后，多数方尖碑坍塌并被尘土掩埋，没有被完整尘封的方尖碑则构成了古罗马遗址的组成部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曾经破费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从埃及运来的方尖碑成为置之不理的怪石。从12世纪开端，特地为朝圣者编制的地图上呈现古代遗址和遗址；其中，六块远道而来的方尖碑也浮出水面，这些让人感到陌生但又似曾相识的历史遗物再一次成为罗马城的重要标识物。在谈到罗马城内基督教传统和古罗马遗址这两个中心基石的时分，格里戈利厄斯写下了如下的文字：“我向主宰整个世界的主表示了感恩，他赐予罗马城内这些奇特和美得无法形容的人造物；固然往常的罗马曾经成为一片废墟，但是哪座完好的城市能与她媲美呢。” 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残破的方尖碑上的象形文字开端惹起人文主义学者们的关注，他们试图把这些曾经成为天书的文字作为探求学问和追求聪慧过程中研讨的对象。

1585至1590年，西克斯图斯五世担任教皇一职。这段时间很短暂，但却被学者们视为罗马城展开过程中的重要转机点。西克斯图斯五世发现了古埃及方尖碑效劳于基督教的庞大潜力，他发明性地运用了方尖碑，把它们作为定位和突出基督教宗教场所的有效工具。这些方尖碑遭到重用，不只是由于它们具有长久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有一种能够抓住人们视野的才干，即主宰其周围空间的特性。西克斯图斯五世在重要的教堂左近竖立方尖碑，一方面意欲强调，这块曾经属于异教徒的偶像随着基督教的胜出改动了性质，另一方面借助挺拔入云的方尖碑让十字架显得愈加高大和耀眼。西克斯图斯五世手下的建筑师丰塔纳规划了罗马街道网络，将几个历史长久的教堂衔接起来，不只极大中央便了朝圣者，而且让这些宗教机构占领了城市的关键位置。依照以保罗起始的基督教历史线条，罗马七座山丘全部被归入新的格局中，位于十字路口的教堂与七座山丘共同成为罗马具有意味意义的制高点，那些打上异教烙印的物品如方尖碑、图拉真纪功柱等庞然大物“基督教化”。西克斯图斯五世竖立的四块方尖碑的位置分别是圣彼得广场的中心、拉特兰大教堂北耳堂前、圣玛利亚大教堂东边和人民广场中心。

在以上四块方尖碑触及的基督教机构当中，圣彼得大教堂无疑是罗马最重要的宗教建筑。该教堂由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于1506年奠基，位于始建于公元4世纪的一座小教堂左近。固然新旧两座教堂在时间上相隔1 000多年，它们均把尼禄赛马场的废墟作为选址，从而成为圣彼得和早期殉教者的留念碑，同时也是无数基督教徒缅怀圣徒和传承基督教教义的重要场所。尤利乌斯二世很分明，梵蒂冈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均在于基督教的第一位教宗在此安眠。尼禄赛马场并非由尼禄建造，而是他的前任卡里古拉的作品。这位留恋赛马的皇帝不只建造了庞大的赛马场，而且特地从亚历山大城运来一块方尖碑，立在赛马场中心，还在碑顶装置了一个青铜球体。正是在这个赛马场，尼禄把圣彼得钉上十字架。之后不久，他又在此以纵火罪烧死了许多基督徒。

依据最新研讨，尼禄赛马场上的方尖碑最初立在古埃及圣城赫利奥波利斯。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克娄巴特拉把它搬到亚历山大城，作为献给其情人 安东尼的礼物。埃及被罗马占领之后，身为埃及总督的加卢斯把它当作恺撒广场的标识物。正由于这块方尖碑不同寻常的阅历，到了中世纪，有关它的传说变得愈发神奇。有一种说法是，它原来是耶路撒冷所罗门圣殿的组成部分，后因由罗马诗人和通灵者维吉尔搬到罗马。依据另一种传说，碑顶的球体里寄存了恺撒、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的骨灰。把方尖碑迁到新址以后，工人们拆开铜球，发现里面除了一些灰尘别无他物。关于忠实的基督教徒来说，这块罗马全城独一没有坍塌的方尖碑之所以不相上下，关键在于它是早期基督教徒灾难史和基督教传播史的恒久证物。

公元1586年，西克斯图斯五世下令，把原来位于旧教堂左近的方尖碑移到位于圣彼得广场中心的新教堂前，整个工程由建筑师丰塔纳担任。丰塔纳首先把断裂的方尖碑修复，然后将其搬移约255米。西克斯图斯五世不只命人在碑身刻写了铭文，在碑顶冠以十字架、配置教皇的纹章图案，而且在竖立方尖碑的时分还特意举行了驱魔仪式，他往碑身喷洒“圣水”，在其胸前画十字，“清洁并升华”这块“异教徒”运用过的石头。

竣工以后，丰塔纳特地出版了题为《论梵蒂冈方尖碑的运输》的著作，细致总结了他是如何完成这项可谓奇迹的工程，之后这块方尖碑被称为“梵蒂冈方尖碑”。梵蒂冈方尖碑是一个坐标，人们从很远的中央就能够看见它，方便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借此定位和引导方向。不只如此，方尖碑提升了教堂的高度，避免了人们因它背地的山头产生视觉错误。

1665年，在罗马道明会修道院的院落里，又出土了一块古埃及方尖碑。它于公元1世纪图密善统治时期被运到罗马，立在埃及女神伊西斯神庙前。伊西斯崇拜大约于公元前4世纪先是传到希腊，然后触及整个地中海地域。有的学者以为，伊西斯神庙后来被改为供奉罗马女神密涅瓦的神庙；也有的学者置信，伊西斯神庙可能不时存续到公元8世纪，由教皇扎卡里变更为基督教机构，赠给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圣巴西勒修会的修女们。从1280年开端，天主教道明会在此建造哥特式教堂，该教堂后来取得次级圣殿的位置，于1566年担任教皇一职的包庇五世即来自该教堂。

道明会希望把这块在他们的修道院属地发现的方尖碑立在修道院左近，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委托贝尔尼尼完成这项任务。贝尔尼尼为此创作了许多图案，其中的内容包含大象驮着方尖碑、意味时间的人物手举镰刀和方尖碑、鼎力士赫拉克勒斯托举方尖碑、寓言中的人物支撑方尖碑等。大象驮着方尖碑的图案最后被选中，工程于1667年完成。

密涅瓦女神神庙遗址的三个考古层分别沉淀了罗马居民三个不同阶段的宗教信仰，触及的三位女神分别为伊西斯、密涅瓦和玛利亚，她们的共同特征是具有崇高的聪慧。这个崇高的聪慧没有地域界线，不受时间限制，它意味了永世的阳光，方尖碑恰到益处地表示了这个理念。正是为了传送这一信息，依照亚历山大七世的旨意，耶稣会著名学者基歇尔在方尖碑底座的东面（早晨迎接太阳的一面）刻写了如下铭文：

啊，当你们看见这座由一头大象承载着的方尖碑的时分，请你们记住，大象是动物中的最强者，象形文字则属于充溢聪慧的埃及人。所以说，要想具有坚实的聪慧，必须首先取得强壮的头脑。

在17世纪的罗马，随着方尖碑上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越来越遭到人们的关注，加上在罗马等地出土了更多古埃及文物，基歇尔决意破译象形文字。他置信，古埃及象形文字是大洪水之前人类祖先运用的言语，它不只是上帝的赐予，也保存了祖先的聪慧。赫克舍置信，把方尖碑和大象分离在一同，初看上去并不谐和，但是基歇尔的企图是借此来讴歌亚历山大七世 ——一位身体虚弱但意志刚强的教皇。捍卫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布鲁诺于1576年在此修道院寓居了一段时间，不外，后来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于1600年被烧死在距离修道院不远的鲜花广场。同样是在这座道明会修道院，现代天文学之父伽利略被判异端罪，于1633年不得不在此放弃他的科学论文。

四、 罗马城古代废墟的装点品

15世纪中叶以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把散落在罗马和其他意大利城市的方尖碑作为研讨象形文字和古埃及文化的第一手资料。他们不只誊写上面的象形文字，而且还模仿其外形制造木雕，一股思古和怀古的习尚在罗马洋溢。从德奥兰达的《罗马废墟之寓言》不难看出，古埃及方尖碑又一次成为装点近代早期罗马城市的景色线。在许多表示罗马城的图画中，古埃及方尖碑被有意无意地当作修饰物。当教皇们发现这些方尖碑的价值时，看重的是它们彰显和传送基督教教义的可能性。正因如此，在一切相关的画面上，方尖碑都被不同水平地减少，以便处在圣彼得大教堂等重要宗教机构旁的方尖碑不至于喧宾夺主。至17世纪，意大利学问和精英阶级不只置身于充溢着古埃及文物 ——方尖碑、雕像、木乃伊、护身符、纸草 ——的环境中，而且大致了解它们的来历和曾经的功用。这种状况反过来又促使更多的人设法获取古埃及文物并在此基础上对古埃及历史文化追根问底。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欧洲人认识古埃及的起点在罗马，这个序幕是被17世纪罗马学问阶级揭开的。这一事实也阐明，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实践上有一个很长久的学术史前史。

1786年末和1787年，德语世界最巨大的思想家和诗人歌德到意大利游历。当时同样身处意大利的德国著名画家蒂施拜因趁此机遇创作了题为《歌德在坎帕尼亚》的肖像画。歌德面前是促发他无限遥想的古罗马遗址，最具寓意的细节莫过于，略显阴霾的歌德斜依在一块坍塌的古埃及方尖碑上。依据蒂施拜因写给拉瓦特尔的一封信，歌德在画中向右远眺，实践上是沉思人造物在自然界中的命运。画作表示了正处在作家生活关键节点的歌德，面对人世的沧桑堕入沉思，思索个人在其中的价值和可能发挥的作用。从歌德在意大利游历时所作的日记可知，他当时正在用诗歌体创作《在陶里斯的伊菲革涅亚》。在蒂施拜因创作的草图上，能够看到戴着宽檐帽的歌德用右手食指指向身下的古埃及方尖碑，歌德的容貌并非完整像一个到历史名城游历的诗人，而是更像伯罗奔尼撒阿卡狄亚的牧人。可能正因如此，歌德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了“我也在阿卡狄亚”这样意味深长的话。在意大利这个令人想起欧洲历史上无数英雄人物和神话故事的中央，仅剩半截的古埃及方尖碑有些分歧时宜和不谐和；不外另一方面，这恰如其分地强调了人及其造物最终都逃不脱化为尘土的命运，以极端坦率的方式表白了歌德这位狂飙突进运动的首领不甘于故步自封，在德语文学范畴新陈代谢的激烈意愿。

至于歌德对散落在罗马的古埃及方尖碑有何种认知和感受，我们能够从他1787年9月的一篇日记中略知一二：“我这些天多次造访一块横躺在一处院子里的埃及方尖碑，它曾经断裂并且被尘土掩埋。这块方尖碑曾经属于塞索斯特里斯，后因由奥古斯都立在战神广场，被当作巨型日晷的指针。这块曾经高大无比的留念碑往常倒塌，碑身名义有些中央（可能是由于被火烧）损毁。固然如此，这块方尖碑躺卧在那儿，在没有被毁的名义，字迹明晰可见，似乎昨天才刻写上去，而且雕琢技艺极佳。我让人用石膏模仿方尖碑上斯芬克斯、人、鸟等象形符号制造了若干模型。我说什么也要具有这些废物，特别是由于，教皇正准备把这块方尖碑重新竖立，之后，这些象形文字就高不可及了。”歌德在日记中提到的这块方尖碑就是上文描画的蒙特奇托里奥方尖碑。不外，它最初的主人并非如歌德所说是古埃及第12王朝国王塞索斯特里斯，而是第26王朝国王普萨美提克二世。它在罗马第二次站立的时间是1792年1月。

假如说在意大利游历时，歌德对包含方尖碑在内的古埃及文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之后的年月里，他的见地却发作了剧变。这一转变与他愈发珍爱和赞颂古典特别是古希腊文化密切相关。歌德对古希腊艺术极尽赞誉之辞，这在一定水平上遭到温克尔曼的影响，但是他对尔后德国学界极度崇尚古希腊的习尚产生的影响却胜过温克尔曼。关于这个问题，英国学者巴特勒早在1935年出版了题为《希腊对德国的暴政》的经典著作。巴特勒以为，温克尔曼只是理想中的希腊的发现者，莱辛是其解释者，歌德才是真正的发明者。1805年，在一篇题为《温克尔曼及其世纪》文章里，歌德坚决承认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接受古埃及外型艺术的可能性。他以为，所谓古埃及外型艺术是没有任何肉体内涵的、工匠的产品，古希腊的外型则为天工之作，因而才称得上艺术品。1823年，歌德在写给一位植物学家的信中，一方面埋怨书中表示自然的图画缺乏精确性，另一方面责备当时渐成习尚的海外发现之旅，称那些破费巨资制造的古埃及以及其他文化遗址的图片无异于一种糜费，由于它们不太可能使人产生愉悦感，更不可能让人抵达修身和励志的目的。让歌德最为伤心的是，上述许多图片居然还是由十分优秀的艺术家完成，显然，他们把才艺糜费在了并不值得的东西上。歌德这种从适用的角度看待艺术品以及对古埃及文化以至整个古埃及文化很不以为然的态度，最明晰地体往常一封呈给魏玛大公的信中。关于这位大公置办一尊古埃及雕像的意向，歌德说了如下的话：“这种雕像至多在历史语境中有点意义，脱离了语境，它既不能教化人，也不能让人得到愉悦，埃及木乃伊和其他众多古物都是如此。它们只能算作时兴货，所谓时兴，无非就是一些人有的，另一些人也要具有；但是没有人会问，具有它究竟有什么用。毫无疑问，我们从这些古物获知，埃及的祭司们手工活做得很棒，他们在死人身上破费庞大的肉体，无非是为了掌控活着的人。”

饶有兴味的是，英国著名批判理想主义作家狄更斯也曾经到意大利游历。他把半个世纪之前曾经让歌德诗兴大发的坎帕尼亚形容为“一大片平缓的丘陵，举目望去，单调和无聊让人感到沮丧”，称其为“废墟的海洋”，说它最好的用处就是作墓地。参观了公开墓穴之后，狄更斯借助月光走在罗马城的街头巷尾，他走过宫殿和教堂，看到方尖碑、柱廊和神殿，发现有些建筑是由来自不同遗址的石头建造的，象形文字和拉丁文并列在一同。在狄更斯看来，古代的传说被归入基督教信仰当中，古代的遗物成为基督教圣坛的一部分，这种混杂显得十分怪异。狄更斯穿过布满动物粪便和渣滓的大街，来到一座教堂旁边的广场，广场中央立着刻写了象形文字的方尖碑，这块由罗马皇帝运来的石头在此地显得与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固然如此，在这个被称为“永世之城”的中央，狄更斯的确看到了千百年以来的建筑遗址和遗物是如何在工业化的轰隆声和浓烟中顽强地维系，犹如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传统沉淀后构成的令人浮想联翩的“年轮”。它们一方面显现了古代文物惊人的顺应力，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人类记忆的持续性。

借助狄更斯的上述观念，我们很容易了解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在来世信仰方面不同的价值取向，以及他们制造艺术品所采用的资料和遵照的准绳。古希腊人最常用且最喜欢的资料是大理石。大理石质地细腻且硬度适中，所以特别适于精雕细琢，是完成古希腊人崇尚的逼谬误念的最佳资料。相比之下，所谓古埃及艺术品大多来自丧葬语境，它们是为死者在来世取得再生效劳的，由于这个缘由，古埃及人最推崇的资料是花岗岩，它意味了巩固和恒久。拉丁语中“留念碑”（monumentum）一词指代一切与记忆和回想相关的实物，包含坟墓、墓碑，也指涉文字资料。古埃及留念碑是献给死者的，它们随同死者通向来世的旅程，古希腊和罗马留念碑所关注的主要是生者在理想的处境和死者在后人记忆中的存留问题。

五、 彰显西方列强国力的证物

法国人德农是跟随拿破仑远赴埃及的众多学者当中最重要的成员，在亚历山大城的时分，他用素描画了图特摩斯三世的两块方尖碑 —— 一块立着，另一块曾经坍塌。德农以为，这两块方尖碑应当被运到法国，由于它们自身就是留念碑，所以是庆祝法国降服埃及的最好标记。执政府期间，巴黎有关当局有意在协和广场竖立一座留念碑，为此还特地举行了设计竞赛。听说拿破仑远征埃及经常把自己比作亚历山大，他以至于1809年表示，有意在巴黎新桥一带竖立一块方尖碑，以此留念他在普鲁士和波兰取得的军事胜利。可惜，命运未能让他完成这一夙愿。

位于法国巴黎协和广场的方尖碑

1814年，路易十八向埃及总督阿里索要一块方尖碑，以此庆祝王权在法国得以重新确立，阿里则希望借助法国解脱奥斯曼土耳其的控制并在埃及完成现代化，所以把矗立在亚历山大城的那块曾经属于图特摩斯三世的方尖碑赠给法国。但是，商博良以为卢克索神庙前的方尖碑愈加合适法国，特别是位于西侧的那一块。听说，当担任运输的法国工程师勒巴向阿里表示感激的时分，阿里的回答是：“我把古老文化的遗物赠给法国，目的是换取新的文化，法国曾经在东方播下了这颗文化的种子。让这座方尖碑成为衔接埃及和法国的纽带。”

为了运输这个重达250吨的庞然大物，法国人特意建造了一艘名叫“卢克索”的驳船。1831年，该船从埃及卢克索沿尼罗河北下，抵达尼罗河入海口以后，一艘名为“斯芬克斯”的蒸汽船拖着“卢克索”穿过地中海，沿着伊比利亚半岛行驶。驳船先是抵达法国港口瑟堡，然后进入塞纳河。终于在1833年，方尖碑抵达巴黎。方尖碑应当立在何处，也并非那么简单，最终在1836年，协和广场被定为竖立方尖碑的新址。

这一年的10月25日，大约20万法国人从巴黎以及其他中央集聚到协和广场和左近的街道，观看方尖碑被立起来的现象。协和广场当时为巴黎市区最大的公共广场，之前阅历了太多人世悲喜剧：1762年，路易十五骑马塑像被安置于此，在大反动时期被摧毁；这座广场先后被称为“路易十五广场”“反动广场”“路易十六广场”“香榭丽舍广场”。当然，广场名字的更迭表明了与之相关的人物的沉浮，与这些人物相关物体的兴建与被摧毁。协和广场正是1793年路易十六及其王后安托内瓦特先后被绞死的中央。路易十八选择这个位置，可能是想表白打败玛丽这个邪恶女人的意义，似乎在模仿奥古斯都用古埃及方尖碑来显现他打败克娄巴特拉的功劳，也不能扫除他想借助这个充溢政治和宗教意义的中央取得和解的企图。不论怎样说，从国王的雕像四处死国王的断头台，由古埃及方尖碑见证和记载这些事情，有点不可思议，但也的确意味深长。很少有人记得，为了讴歌路易十六的功劳，法国建筑师德瓦伊曾经于1780年在旺德尔港立了一块方尖碑外形的留念碑，他称誉这位国王是“美国的解放者”，留念法国在道义和物质方面为美国独立战争提供的援助。

雨果曾在一首诗里描写了位于协和广场的这块方尖碑的凄惨命运：一棵树借助年轮记载它阅历的岁月，而这块方尖碑从埃及尼罗河畔的卢克索被运到塞纳河边，它只能靠磨损自身来展示其多舛的命运和生命的轨迹；原来成双成对的方尖碑分处两地，它们之间的距离，只能被视为文化展开呈现了裂痕。早在1796年法国占领意大利期间，法国军队就大肆收罗可贵文物并据为己有。当时在罗马逗留的英国建筑师甘迪目睹了法国人这种强盗加窃贼的行为，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甘迪称法国人应当把矗立在罗马的古埃及方尖碑运到巴黎，由于它们意味了罗马帝国的辉煌。法国著名建筑理论学家德坎西也激烈抨击了法国军队把艺术品当作战利品的行径。在他看来，罗马这座城市就是一个庞大的博物馆。城中的每一个地名、一切的遗址，山丘、河流、采石场以及衔接它们的大大小小的道路，以至不同时节构成的特有的风光，加上罗马人特有的记忆，才构成了这座活生生的博物馆。

像甘迪和德坎西这样富有正义感的人究竟是少数。早在1801年法国远征军投诚以后，英国人就有意把位于亚历山大城的方尖碑运到伦敦这座“新罗马”。埃及总督伊斯梅尔把亚历山大城那块倒塌的方尖碑赠给英国，由于英国政府不愿支付运输费用，这份礼物不时躺在原地。群居网宫公司曾经计划，赶在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之前完成搬运方尖碑的任务，可惜未能如愿。1877年，富有的外科医生威尔逊允许提供资金， 富有阅历的工程师狄克逊承担了搬运方尖碑的任务。狄克逊最初取得的资金一共只需5万美圆，而最终破费的费用据预算应当超越20万美圆。狄克逊特地把装载方尖碑的驳船命名为“克娄巴特拉”。在比斯开湾，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把驳船与牵引它的蒸汽船分开。在试图把驳船与拖船重新衔接的过程中，有数位水手被夺去性命。直到1878年9月13日，这块方尖碑才矗立在泰晤士河边。竖立方尖碑那一天，碑的顶端飘扬着英国和埃及国旗，英国女王和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均在场。英国人还特地制造了两座外形有点怪异的斯芬克斯，把它们置于方尖碑两侧，相似两个卫兵。伊斯梅尔意欲借方尖碑促进埃及与英国之间友谊的计划不久就泡汤了，出于控制埃及金融并独占苏伊士运河的企图，英国和法国分离，强迫伊斯梅尔退位。

依照康纳的说法，“任何一种留念碑或一座建筑，从实质上说，不外是政治的工具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埃及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降生与西方列强试图借助古埃及文物强化自身位置并为此中止猛烈竞争密切相关。英国人托马斯·扬与法国人商博良为了抢先破译象形文字中止了竞赛，两国行动就胜利解读象形文字的功劳应当归谁争论不休，大英博物馆与卢浮宫为了取得更多和更可贵的埃及文物钩心斗角，两国政府盘绕埃及文物管理权问题勾心斗角。假如把这些要素思索在内，我们或答应以说，埃及学并非学术界的亲生儿子，而是西方大国政治竞赛的私生子。

拿破仑远征埃及在欧洲大陆掀起了搜集古埃及文物和破译象形文字的热潮。在美国，呈现了被学者们称为“埃及复兴”的时兴，哈佛大学图书馆于1822年购得了法国学者编辑的《埃及志》的第一卷。除了不少文人参与欧洲的相关讨论和研讨以外，公共空间还呈现了模仿古埃及作风的建筑和留念物，其中最显眼的是许多墓地的方尖碑。关于美国这个在向外扩张中起步很晚但不甘落后的大国来说，古埃及方尖碑当然不是一件简单的文物。能够像法国和英国一样具有一块方尖碑，意味着美国能够与它们相提并论，把如此庞大的石柱逾越大西洋运到新大陆，更是意义特殊。《纽约时报》编辑赫尔伯特最早于1869年倡议美国政府设法获取一块方尖碑，并于1877年以愈加急切的语气重申了之前的提议。他指出：“一个没有埃及方尖碑的城市想让其居民感到自豪和高兴简直是笑话，罗马、伊斯坦布尔、巴黎和伦敦都具有方尖碑，纽约也缺不了这个东西。” 经过美国驻埃及总领事法纳姆长时间的压服和交涉，埃及总督伊斯梅尔终于允许，把立在亚历山大城的方尖碑赠给纽约。

与之前被运往伦敦的方尖碑一样，这块行将被运往纽约的方尖碑最早由图特摩斯三世立在赫利奥波利斯，后来被罗马人搬到亚历山大城，它重达220吨，高度近33米。富有的企业家范德比尔特愿意承担运输费用。纽约中央公园被肯定为方尖碑的最终落脚点。中央公园之所以被选中，主要是为了让方尖碑靠近刚刚落成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海军工程师戈林奇特意设计了运输方尖碑的专用器械。1880年，借助多种传统和现代的运输和起重工具，戈林奇终于把这块顶端飘着美国国旗的方尖碑运抵纽约。不外，从哈德逊河港口至中央公园，他又破费了112天。1881年1月22日是竖立这块行将成为新地标的方尖碑的日子，纽约市政府特地为此举行了浩荡的仪式，公园管理方卖出了超越平常不知多少倍的门票。固然当天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雪，在规则时间很久以前，热心的观众就曾经冒着刺骨的寒风占领公园内便于观看的位置。国务卿埃瓦茨受邀向两万多名观众发表了宗旨演讲。大功告成之后，戈林奇撰写了一部大部头著作，细致描写了他是如何完成这项大工程的。他在书中不无自豪地说：“法国人等了大约25年才见到埃及方尖碑，英国人则简直破费了三个25年，埃及人曾经以为，美国人可能需求一个世纪。”依照戈林奇的计算，从取得方尖碑到把它立在中央公园，前后时间加起来缺乏14个月。

毫无疑问，不少美国人并不觉得有必要破费巨资搬运方尖碑，著名律师和外交家沙耶 — 朗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他撰写了一篇题为《出借方尖碑》的檄文。他以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亲身阅历反驳了当时在美国盛行的说法，即美国人把方尖碑运到纽约是由于该方尖碑在亚历山大城遭到被海水淹没的风险。沙耶 — 朗指出，所谓埃及总督想借助方尖碑促进埃及与美国的友谊，说穿了就是他不愿或者不敢得罪美国这个新兴的强国，他以为这块被称为“克娄巴特拉之针”的方尖碑不时耸立在由亚历山大创建且因克娄巴特拉出名的城市，作为这座城市仅剩的方尖碑，它构成这座城市昔日辉煌的独一证物，而它到了美国毫无意义，把它运到美国是一件极为愚笨的事情。

早在1889年，美国湿润的天气和空气污染招致方尖碑名义遭到腐蚀，纽约市政当局不得错误方尖碑中止防水处置。朱利恩在一篇题为《一块不幸的方尖碑》的文章里提出了两个尖利的问题：为维护这块方尖碑不时投入人力和资金，能否值得？这块方尖碑对纽约来说真的必不可少吗? 早在19世纪末，学者们就曾经留意到一个令人诧异的事实。与那些依旧立在底比斯的方尖碑相比，来自赫利奥波利斯和亚历山大城的方尖碑名义受损状况愈加严重，而且呈现的裂痕也更多。显然，底比斯处在雨水稀少的埃及南部，相对单调的气候有利于保存方尖碑。即便是位于地中海北面的罗马，它的降水量大于地中海南岸的赫利奥波利斯，更不用说巴黎、伦敦和纽约，气候对方尖碑构成的损毁无法承认。

结 语

关于方尖碑究竟缘何吸收人和感动人，尼采用其典型的箴言式言语做了恰如其分的总结。他称，方尖碑既显得出奇的颀长，同时又具有无限的真实性，似乎曾经超越了历史的偶尔性，所以能够唤起我们无限的猎奇心并让我们诧异不已。黑格尔以为，与方尖碑一样，吉萨的狮身人面像也给人一种持续永远的觉得，特别是当我们认识到，狮身人面像原来也是像方尖碑一样是用一整块石头雕塑而成的。在黑格尔看来，方尖碑具有纯真、笼统和匀称的特征。作为人类早期文化的产物，古埃及方尖碑禁受了几千年的风吹雨淋，那些被掳掠到埃及境外的方尖碑更是阅历了历史的沧桑，目睹了人世的变更。

古埃及方尖碑到了罗马以后，被视作献给罗马诸神的供品，效劳于罗马人的定时和肯定方位，以极为醒目的方式展示罗马“从村庄向帝国”的过渡。多数学者以为，被奥古斯都搬到罗马的埃及方尖碑至少有四块，它们处在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位置，构成了德国著名学者灿克尔所说的奥古斯都在罗马推行的“文化复兴”计划的要素之一。这些方尖碑的重要性曾经不在于它们曾经在埃及表演了什么角色和罗马人能否了解这些，而是在于奥古斯都赋予它们全新的意义以及它们构成了罗马政治和文化地图不可或缺的标识。

古埃及方尖碑在奥古斯都及其继任们的治下完成了被赋予的任务，尔后，它们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16世纪末起，教皇的权益被严重削弱，其权威遭到绝后的应战，不只世俗的权益蚕食教皇的地盘，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南部的扩张也是不容忽视的要素。持续几十年的宗教战争更使得罗马天主教会亟待复兴，变得破落的罗马城也急需重建。正是在这一内外交困的时分，从西克斯图斯五世开端，教皇们发现了古埃及方尖碑的应用价值，它们遂被用作鼓吹基督教的工具，这些简直完整被遗忘的方尖碑被称为接受和传播神启的利器。假如说欧洲北部哥特式大教堂的卷状尖塔给人以在空中溶解的印象，那么方尖碑则把人的眼神和心境引向无限的高度和无边的存在。在巴洛克时期的罗马，方尖碑尖顶被冠以青铜十字架，意味基督教对其他宗教的降服和其远大的目的和前景。

16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和建筑师瓦萨里称，花岗岩被开采以后，阅历一种叫作名义硬化的过程，由于这个缘故，花岗岩留念碑和建筑不只不怕刀剑和水火，而且也不易褪色或变色。对忠实的基督教教徒来说，刀枪不入的物体具有魔力或魔性。从这个角度说，把材质为花岗岩的古埃及方尖碑转化为基督教圣物，破费再多的时间和再大的力气也是值得的。在罗马城内，古埃及方尖碑经常矗立在喷泉上，碑身上有象形文字，基座上则书写拉丁铭文，尖顶托着十字架或圣徒的雕像，有的方尖碑更是由一头大象承载。少数有识之士对方尖碑之前的身世有一些了解，关于绝大多数基督教教徒来说，糅合了基督教要素的方尖碑只是罗马重要宗教场所的最好和最显眼的标识。

西方世界在19世纪对外扩张和树立霸权的过程中，几个列强试图以古罗马作为模范。福柯研讨了欧洲19世纪中叶的历史，提出“想象的空间”这一极富理论意义的概念。他以为，当时的人曾经能够在图书馆宁静的环境中，借助书本中的描写和叙说建构富有异国情调的巧妙的梦，而不是像前人只能在宁静的黑夜才能够做这样的梦。在福柯看来，这种想象的空间是典型的欧洲空间，由于它主要依据的是那些亲历异域的欧洲人的认知和观念。殖民者和探险家们的奇迹和奇遇，构成了读者搭建想象平台的文字资料。在这个经过选取、编织和构筑等伎俩发明想象空间的过程中，萨义德看到了作为建构者的欧洲人与那些表演“被调查者”角色的非欧洲人之间的差别。萨义德以为，必须批判地看待上述“想象的天文”。这种想象的天文不只在“我”与“他”之间标出界线，而且肯定了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谁在中心、谁在边沿，以及何为正常、何为奇特。一句话，这个想象的空间和天文成形的过程随同着一种话语体系 — 东方主义 — 的降生，因而这个想象的空间具有浓厚的政治颜色。福柯和萨义德两个人均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欧洲列强向外扩张并以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调查和看待异域之前，来自埃及及其他地域的物品曾经被实真实在地归入了欧洲的文化系统并效劳于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文化，从而为日后的殖民话语体系奠定了基础。

同时需求思索的是，古埃及方尖碑是由法老献给太阳神的礼物，上面记载了国王的功劳和他与太阳神之间的特殊关系。巴塔耶说，方尖碑是万物皆重归尘土过程中最为顽强的障碍。假如依照巴塔耶的观念做进一步的推论，固然古埃及文化早已云消雾散，但伦敦、巴黎、纽约等现代城市中心的方尖碑无疑是这个文化不灭的证物。巴塔耶以为，古埃及法老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塑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个性，而方尖碑这个包含丰厚意象的石柱是展示个性的最佳方式。看来，古埃及法老赋予方尖碑的寓意亘古不变，尔后强加在这些方尖碑上的概念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云消雾散。

位于葡萄牙里斯本广场的方尖碑

|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秋季号；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