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藏】施蛰存《盛唐诗话》

施蛰存《盛唐诗话》

民国

转自星期一诗社

24.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但馀钟磬音。

常建，长安人，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进士及第，但他的官运比王昌龄更差。《唐才子传》说他“大历中，授盱眙尉。仕履颇不如意，遂放浪琴酒，有肥遯之志。后寓鄂渚，招王昌龄、张偾同隐，获大名于当时。”他的生平，可知者只需这一段记载。但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说：“高才无贵仕，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鲍昭卒于从军。今常建亦沦于一尉，悲夫!”可见在天宝末年，常建已为县尉，可能就是《唐才子传》所谓盱眙尉。大约安禄山乱后，就失去官职，寄情琴酒，隐居作诗，这是他的暮年生活。

常建与王昌龄、储光羲、孟浩然、王之涣，都是开元、天宝年间著名诗人，也同样都是潦倒不自得的诗人。他的诗往常只存五十多首，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是他的著名作品，简直各个选本都选入的。破山寺在今江苏省常熟县虞山上，遗址犹存，因常建此诗而成为古迹。此诗可能是常建任盱眙尉时所作，由于在他的诗集里，这首诗之后就有《泊舟盱眙》一首，也是五言律诗，可能是同时所作。

这首诗只是从正面描写一所冷落岑寂的山中古寺，没有寓意，因而只是赋体，没有比兴。自从南朝的鲍照、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以来，直到唐代，诗的范畴里构成了山水景色诗一派，以至影响到艺术范畴里，从王维起产生了山水画派。

这一派山水诗与陶渊明的田园诗不同。陶渊明作田园诗是表示了他的人格的。他对农民，对田园生活和消费劳动有同情，有欣羡，也有怜惜。而鲍、谢诸人的山水诗大多是客观的描画，不反映与人民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理想。以至能够说，这些诗没有主题思想。诗人在写作时，留意的只是如何用精巧的词句来刻划自然景色。固然诗的结尾有时也表白一点慨叹，但从全诗的写作态度来看，却并不是重点，不外借此来做终了而已。因而，这一派的诗，常常只需好的句子，少有好的全篇。鲍、谢等人所作，都是五言古体诗，描写的句子较多，但也不能句句都突出地好。锺嵘《诗品》称谢灵运的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称鲍照。善制外形写物之词”，称谢眺的诗“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常常警遒”，这些都是指出他们的优点是有美善的章句。所以谢灵运的诗最为人传诵的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眺的名句是“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之类。在全篇中虽是警句，而全篇却并不都好。刘彦和总论宋齐间的诗风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所竞也。”(见《文心雕龙·明诗》)也说这些山水诗的创作倾向在于刻意雕琢新奇的对句。初、盛唐诗人继承并展开了这个传统，简直每人都有些描写山水景色的诗，不外已不用古诗体的五言，而改用律诗体的五言了。五言古诗篇幅较长，能够“俪采百字之偶”，五律则时间都得放在中间二联二十个字上。随着诗人们的争奇斗胜，五言律诗在唐诗中成为艺术规范最高的一种诗体。

山水诗既以发明秀句为工，这一习尚在文学批判上招致了一种极不好的倾向。即评论诗篇，不谈思想内容，不谈全篇的完好统一，而只摘取其一二“奇章秀句”。《世说新语》记载了一件谢安石的秩事：他问子弟们：《诗经》里那一句最好?他的儿子回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此句最好。谢安石说：我以为“纡谟定命，远猷辰告”这一句最好，由于有雅人深致。这是摘句论诗的开端。其后锺蝾作《诗品》，常常举出各个诗人的秀句。到唐代，殷璠作《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他们评论当时诗人．都举出其传诵一时的名句。宋元以后，许多人作诗话，经常举出某诗人的一二联诗句，致其赞扬，绝不论及全篇的思想内容，似乎诗的好坏，关系全在有无佳妙的联句。这样的文学批判，就犯了纯艺术观念的错误。

关于诗人自己的用力于锻炼句子，我们的见地应当一分为二。大诗人也考究做精警的句子。杜甫就说他自己作诗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又说他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还说李白的诗很多佳句：“李侯有佳句，常常似阴铿。”又寄高适诗云：“美名人不迭，佳句法如何?”又答岑参诗云：“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这些特别强调“佳句”的资料，反映出盛唐时期诗人极注重锻炼句法，而这所谓“佳句”，常常是律诗中的二联。有人说做诗不宜苦思，苦思则丧失自然风姿。但诗僧皎然却在他的《诗式》中说：“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这一段话，大可留意。皎然以为：作诗取境，必须经过苦思，方能炼得奇句。但在全诗完成以后，要使这个奇句，并不显得突出，好象是随意写来，不见苦思的痕迹，这才是高手。由此可见，他是请求奇句与全篇容颜分歧的。锻炼奇句，不是作诗的目的，而是作好诗的伎俩。所以，象杜甫那样的耽于发明惊人的佳句，我们应当肯定的。

中、晚唐诗人慢慢忽视句与篇的关系。他们作律诗，常常先有中间二联，然后配上头尾。他们并不是先有一种思想感情，然后用诗的方式来表白，而是先有佳句，然后配上适合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虚伪的文学。固然象贾岛那样“二句三年得”，而不能使人“一吟双泪流”，也就等于纸扎花果，徒费肉体，无补适用。这样的追求佳句，就缺乏为法了。

我们每读一首诗，第一总得研求它的主题思想。纯用赋体的叙事或写景小诗，就以它的诗意为主题。假如是一首用比兴措施写的诗，特别应当研求它所寄予的意义，即所谓言外之意。其次才赏鉴它的章法、句法，乃至用字的艺术手法。宋元以后的诗话，很多的是摘句论诗，所以很少有高明的见解。

往常，我们回头来解释常建这首诗。第一联是很好的流水对，初读时不觉得它是对句。“初日”呼应上句的“清晨”，“高林”呼应下文的“竹径”和“花木”。第二联和第三联是平列的，用几个细致形象来表示古寺的幽静。第一联不用对，作者却做了对句；第二联必须对，作者却错误。这种方式，称为移柱对，又名偷春对，是律诗的变格，普通都出往常五言律诗中，七言律诗中如此者极少见。第三联说清晓的山光使鸟雀都感到喜悦，澄沏的池塘使人心也同样空虚。“山光、潭影”都是描写一个“清晨，初日”。在朝阳临照之处，亮的中央是光，暗的中央是影。“悦”与“空”都是动词。“山光悦鸟性"这一句的平仄是“平平仄仄仄”。固然说一、三、五不拘，但连用三个仄声字，究竟音节太硬。因而，下句就不能连用三个平声字。作者用“潭影空人心”，这个“空”字不能作平声读，才能够挽救上句“悦”字的拗口。从前有许多人不了解，以为作者用的是平声的“空”字，惹起过一些争辩。沈德潜说；“空字平声，此入古句法。”吴昌祺也说：“空字只作平声读，自佳。”他们都以为这是古诗句法，不知其他七句都是律诗音节，怎样能够在此插入一句古诗?

沈德潜解释这一联云：“鸟性之悦，悦以山光；人心之空，空因潭水。此倒装句法。”他只知道“悦”和“空”都是状词，因而他把“悦鸟性”解作“鸟性悦”，把“空人心”解作“人心空”，所以说这两句是倒装句。我们往常知道这个“空”字在诗律上必须读作仄声，那么它肯定是一个作动词用的字。“空人心”，意为使人心肠空虚。王昌龄诗云：“萧条郡城闭，旅舍空寒烟。”也是应读去声的。同样，“悦”字也是一个动词。

第四联合尾。大意说：这个中央除了寺里钟磬声音之外，一切都是沉寂的。“此”字用在这里，能够省去下面的名词。不论此事、此物、此地、此时、此人，都能够单用一个“此”字，反正看上文总可明白。“寂”字是全诗的中心，由于整首诗写的只是一种沉寂气分。“但馀钟磬音”的“馀”字，普通都讲作“剩馀”。“但馀”就是“只剩”。但锺伯敬却强调这个“馀”字，解作

“多馀”。他说：这里一切都是十分沉寂，只需寺里的钟磬音是多馀的。我以为这样讲法，没有摸清作者的思绪。作者并不以为寺里的钟磬音是破坏沉寂境地的多馀之物，反之，他以为寺里的钟磬音增强了此地的沉寂。王籍《入若耶溪》诗：“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亦即此意。

诗就这样讲过，诗意也就这样表白无遗。你假如问，这首诗的主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没有主题。否则，作者为什么写它出来呢?但这首诗是纯客观的描写，对读者既没有任何教育意义，也没有什么启示。以至一点不用夸大手法，说它的创作措施是赋，也似乎说不上。这首诗只是冷冷地勾勒几笔，描画出一个山中古寺的幽寂境地。这就算是它的主题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盛唐诗人，都有这样的诗。历代评论家对这些诗都十分赞扬，说它们清秀、古淡、闲雅、朴素。“竹径通幽处”一联，更是欧阳修十分观赏的，他自己说，极力摹仿，也写不出这样好的句子。

这一派的诗，对后世有相当大的影响。许多诗人把肉体糜费在雕琢字句，铸造两副精工的对联。艺术成就可能不坏，而全篇意义空虚，终于只是一种消极的文学。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

25.王昌龄：七言绝句四首

长信秋词(三首之一)

玉颜不迭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芙蓉楼送辛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寄穆侍御出幽州

一从恩谴度潇湘，塞北江南万里长。

莫道蓟门书信少，雁飞犹得到衡阳。

七言绝句的唐律声调，完成于初、盛者之际，作者愈多。加以西域歌曲大量输入，需求新的歌词以配乐，诗人们都应用绝句的方式。因而，开元、天宝年间，绝句盛行，尤以七言绝句为主。

七言绝句一共只需二十八字，声韵、章法、句法的错综变更，题材的多样，诗人艺术手法的各有特征，使这二十八字能组织成种种不同图案的万华镜。在盛唐诗人中，王昌龄特别是作七言绝句的高手，他的七言绝句传到今天的也是最多。我们往常再选讲他四首七绝。关于从军，边塞的绝句，曾经讲过一首，这里不再选了。往常选取的是其他两种题材的作品。

王昌龄，字少伯，京兆(今西安)人。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官秘书郎。二十二年，中宏词科，调汜水尉，迁江宁丞。史传中说他由于“晚节不护细行”，贬龙标尉。安禄山之乱，他回到家乡，不知因何事，为县令闾丘晓所杀害。所谓“晚节不护细行”，竟无从查考，不知是怎样一回事。做江宁县丞的时分，大约是他作诗的全盛时期，因而当时人称他为王江宁。他最后的官职是龙标尉，故后世人称他为王龙标。

这里所选四首绝句，前二首属于宫词、闺怨一类，后二首属于朋友投赠一类。加上从军边塞诗，就是他全部七绝的题材了。

宫词是写宫中妃嫔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她们对君王的怨情，或者是失宠了，或者是求宠而不得，或者是悲叹青春虚度。闺怨是写普通民间妇女的情怀，或者失宠于丈夫，或者怀念分手已久的丈夫。二者真实是同样的题材，不外作宫词就需求多用些华美的辞藻，而且常常是借古喻今，不能明白地直说是当今皇宫中时势情。这一类闺情诗，固然《诗经》中已开端呈现，但在晋宋之间，民歌盛行以后，滋长了它的波澜。《乐府诗集》中有许多晋代的民间情歌，如《子夜歌》、《读曲歌》，也都是五言四句。到了梁陈时期，文人用这种题材来描写贵族妇女的生活和恋情，就成为宫体诗。唐代诗人继承这一传统，但采用比兴措施，将失宠或不得宠的妇女的怨情，隐喻自己不得志的遭遇。于是使这类诗具有新的意义，构成了一个新的传统。

《长信秋词》共有五首，这里选的是第三首。五首诗的题材是汉成帝两个妃子的故事。成帝先溺爱上班婕妤。不久又溺爱了赵飞燕。班婕妤失宠后，自请到长信宫去侍候太后，这样才得避免赵飞燕的妒害。班婕妤是史学家班固的祖姑，也有文才。她留下了一篇自叙性的赋，其中有句云；“奉供养于东宫兮，托长信之末流；供洒扫于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就是叙说她退居东宫，为太后执酒扫之役，甘心从此终老。王昌龄运用这个历史故事，作《长信秋词》，描写班婕妤在长信宫中秋天里的思想感情。

第一句说：天色黎明，殿门开了，她捧了扫帚进去打扫。第二句说：暂且拿一把团扇在殿前徘徊休息。将，作持字解。为什么这里忽然用到团扇?由于秋风一同，团扇被人丢弃了，恰恰意味妇女的失宠。班婕妤在殿前徘徊，是和团扇在一同，一个是失宠的人，一个是失宠的物，所以诗人说“共徘徊”。昭阳是赵飞燕寓居的华美的宫殿。班婕妤看到从昭阳宫那边飞来的乌鸦，背上还带着太阳光，而自己身上却照不到，因而慨叹自己的容颜反而不迭乌鸦。太阳，在文学上常是君王的意味，太阳光，是君王恩宠的意味。这样一阐明，这两句的形象思想就分明了。从散文的语法观念来看，“犹带"的主语，应当是“玉颜”，但这是讲不通的。从诗意的剖析来看，主语应当是“寒鸦”。这是诗与散文语法结构不同之处。

第二首较为简单，用正面描写的赋体。一个不知忧虑的青年妇女，在春天里装扮得齐齐整整，上楼去眺望。忽然看到路边杨柳曾经抽青，才后悔不该让丈夫离家远去，追求封侯做大官。凝妆即严妆、盛妆。翠楼、朱楼、红楼都是指妇女所居，诗人能够随意用，但青楼却专指妓女所居了。觅封侯是从军的代用词。只需从军杀敌，树立军功，才干得封侯之赏。所以这一句等于说“侮教夫婿去从军”。这首诗有两个迂回。第一个迂回是第三句与第四句的关系。为什么她看到陌头柳色，就后悔不该让丈夫远行。不动脑筋，就不能了解。不能体会封建时期妇女的思想感情，也不能了解。原来柳色青青，表示春意浓厚，这时孤独的妇女，为春意所感动，迫切需求爱人在身边。觅封侯是没有掌握的事情，而孤独无伴却是当前忍耐不了的生活。她这时才醒悟到：牺牲青春的恋情，去追求无掌握的富贵，完整是错误了。第二个迂回是前二句和后二句的关系。这里，关键全在“忽见”二字。固然在春天，她原先并没有什么感伤，照样装扮齐整，高快乐兴地上楼去望远景。这是她“忽见”以前的状况。“忽见”以后，状况大变。从“不知愁”剧变而为后悔了。四句诗刻划了一个出征军人妻子的心理过程。用散文写，二十八字肯定不够。这就是王昌龄所作七绝的凝炼的特征。

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评解此诗时指出了一个问题：“伤离者莫甚于从军，故唐人闺怨，大抵皆征妇之辞也。”我们看唐代诗人的闺怨诗，果真大多描写军人的妻子。这是为什么呢?伤离为什么莫甚于从军呢?这里就必须联络到唐代的兵役制度。原来唐代采用府兵制。府兵就是分别从属于各个军府的常备兵。这种战士的退役期极长。最初的规则是二十一岁入伍，年满六十退役。武则天时改为二十五岁入伍，五十岁退役。一个青年假如被征召入伍，他的妻子就差未几做一辈子寡妇。因而，战士的妻子特别有伤离怨别之情。这就是唐人闺怨诗的社会背景。

第三首是在芙蓉楼上送朋友辛渐回洛阳去而作。芙蓉楼在今江苏省镇江市，是当时的北门城楼，面临长江，大约船码头就在城下。这个楼最近已修饰一新，一定是王昌龄此诗的影响。全诗大意说自己从寒雨中乘江船来到吴地，已是夜晚了。可是第二天清早却要在这里，孤独的楚山下，送人远行。镇江是吴地，也曾经属于楚。上句用吴，下句用楚，没有关系，总之这两个字都代表“此地”。送客时要托他带个口信去给洛阳亲友。假如在洛阳的亲友问起我的状况，请你通知他们，我的心正象玉壶里的一片冰一样。这是一句隐语，也是一种比方。向来注解者都引鲍照的诗句“清如玉壶冰”，以为这是王昌龄诗意的来源，以为作者借用来比方自己关于做官曾经淡漠得很。玉壶是比方自己的高傲，冰是比方自己宦情之冷。

我们假如查考一下当时诗人用“冰壶”二字的含义，恐怕对王昌龄这句诗，就不能这样解释。开元初，姚崇做宰相时，曾写了一篇《冰壶赋》以劝诫官吏。赋前有一段小序，文曰：

冰壶者，清洁之至也。君子对之，不忘乎清。夫洞沏无瑕，澄空见底，当官明白者，有类是乎?是故内怀冰清，外涵玉润，此君子冰壶之德也。

赋的最后有铭，铭文的最后几句云：

嗟尔在位，禄厚官尊。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竟之门，冰壶是对，炯戒犹存。以此清白，遗其子孙。

这里说得很明白，他请求官吏廉洁营私，象冰壶一样的内清外润。这篇文章在当时是廓清吏治的指导文件，为官吏和士大夫所熟读，而且连考试也以此为题目。王维有一首诗，题日《赋得玉壶冰》，注曰：“京兆府试，时年十九。”

《文苑英华》有失名作《玉壶冰赋》，题下注云：“以坚白贞虚，作人之则为韵。”又陶翰、崔损各有一篇《冰壶赋》，题下注云：“以清如玉壶冰，何惭宿昔意为韵。”这三篇赋显然都是考试时做的限韵的律赋。同时诗人王季友也有《玉壶冰试诗》，其结句云：“正值求珪瓒，提携共饮冰。”卢纶亦有一首题作《清如玉壶冰》的诗，有句云：“玉壶冰始结，循吏政初成。”韦应物有一首《寄洪州幕府卢二十一侍郎》诗，其句云：“文苑台中妙，冰壶幕下清。”李白有一首诗，赠其侄临漳县令李聿，也说：“白玉壶冰水，壶中见底清。清光洞毫发，皎洁照群情。赵北美佳政，燕南播高名。”这许多诗赋，都是响应姚崇的《冰壶赋》而作，玉壶冰的意义是比方为官廉洁清正。王昌龄此诗，应该也是寓同样的意义，请辛渐回去通知洛阳亲友，说自己做官，一定守冰壶之戒。沈德潜代表了明清许多选家，给此诗批道：“言己之不牵于宦情也。”(《唐诗别裁》)我以为全都错了。王昌龄不是一个“不牵于宦情”的人。

第四首是作者在龙标寄给一位姓穆的朋友，此人官为侍御史，正要到幽州(今河北省地域)去。诗意说：自从我蒙恩降官，渡过潇湘二水，来到龙标，我在江南，你却到塞北去了。我们相隔万里，可是，你不要说，你不容易从蓟门寄信来，要知道在秋天里从北方飞来的大雁也飞得到衡阳呢。这两句是希望他多写信来。封建时期的官吏，因有罪而被降职，还得感激皇帝，说是遭到恩德，定罪从宽。“恩谴”二字就是降谪的礼貌语。

王昌龄这四首绝句，每一首都契合“起承转合”的逻辑程序。第一句当然都是起句，又称为发句。这一句要起得不平凡，不闲空，还要能够控制全诗的主题思想。有些著名的诗，起句十分忽然，好象桂林的山，拔地而起，一句就抓住了全篇。例如鲍照的《登黄鹤楼》起句云：“木落江渡寒”，谢朓的《赠西府同僚》起句云：“大江流日夜”，吴均的《春咏》起句云：“春从何处来”，王维《观猎》的“风劲角弓鸣”，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都是以起句雄健著名的。第二句是继承第一句的思绪而作弥补或展开的。到这里，必须完成一个概念，而全诗的主题思想还没有透显露来。第三句应当转一个方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然后用第四句来完成这个概念，从而阐明了第三、四句与第一、二句的关系，这一句称为结句，或曰落句。一首诗，能否使读者感到有馀味，就要看结句的艺术手法。起句和结句是固定的，承句并不固定。或许第一、二句都是起句而没有承句。第三句转也是固定的，它是全诗的关键句子，读到这里，就看出诗人的企图来了。学习古代诗歌，应当留意绝句的第三句，看作者用什么措施表示全诗的主题。

往常援用《岘傭说诗》两条，可供参考：

七绝企图宜在第三句。第四句只作推宕，或作指点，则神韵自出。若企图在第四句，便易尽矣。

若一、二句企图，三、四句全作推宕或指点，又易空滑。故第三句是转舵处。求之古人，虽不尽合，然法莫擅长此也。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26.李颀：渔父歌

白头何老人，蓑笠蔽其身。

避世常(不)仕，钓鱼清(江)滨。

浦沙明濯足，山月静垂纶。

寓宿湍(与)濑，行歌秋复春。

持竿湘岸竹，爇火芦洲薪。

绿水(饭)香稻，青荷(包)紫鳞。

于中还自乐，所欲(全)吾真。

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

用渔父为文学题材，来源也很古了。传说中有太公姜尚，八十岁还在磻溪钓鱼，被周文王请去做军师，打倒了商朝纣王的糜烂政权，成为周朝的开国功臣。从此，文学上用磻溪渔父的典故，就代表了怀抱文武全才的隐士。庄周写了一篇散文《渔父》，借一个渔人和孔子的对话，批判了儒家讲礼乐的虚伪性。屈原跟着也写了一篇小品文《渔父》，经过他自己和一个渔人的对话，表示了自己的明哲保身，不受污辱的品德，而渔父却讪笑他自鸣孤高，不能与世浮沉。于是，在文学上，渔父又代表了一种浪迹烟波，自食其力，不问世务的人格。陶渊明写了一篇诗序《桃花源记》，叙说一个捕鱼为业的武陵人发现了一处与乱世隔绝的安定社会。于是文学上的渔父，又添了一个新的意义，他成为发现理想社会的探险者。盛唐诗人储光羲、高适、岑参、李颀，都有《渔父词》，其主题思想大约都继承了这些传统。中唐诗人有张志和，也写过五首《渔父词》，发明了新的方式，后来成为词的始祖。此外，还有不少歌咏渔人生活的诗歌，以后有机遇时还将讲到。

往常选了李颀的这一首《渔父歌》，借此了解一下初、盛唐五言古诗演化到五言排律的一种特殊方式。由于这首诗的声调和句法都在五言古诗和律诗之间，既不同于六朝的五古，又还不是唐代的律诗，题目用“歌”字。而诗体又不是歌行。从方式上看来，这首诗能够说是一个“四不象”。

往常先讲全诗大意。前四句叙说一个青丝老人，也不知他是谁．身上披蓑戴笠，远避人世，在清澈的江水边钓鱼。下四句开端描写这个渔父的生活状况：他常常在明亮的沙滩边洗脚，在沉寂的月光下垂钓。他住宿的中央无非是浅水沙滩，一年四季只是唱歌消遣。再下面四句继续是描写句。他手里的钓竿是湘江岸上的竹枝，他在船中生火做饭，用的是芦塘里取来的芦柴。他用江中清水煮饭，用青荷叶包裹钓得的鱼。最后四句是终了：这个渔人在这样的生活中悠然自乐，由于他所要的是顾全自己天真的品性，因而对那些自以为“众醉独醒”的人，如屈原那样，徘徊于水边，有许多悲痛、苦闷之感，倒觉得很可笑。全诗的主题思想，都在这最后四句。而这最后四句，也正是屈原《渔父》的缩影。

这首诗的方式，能够说是加了一倍的五言律诗。每四句只抵得律诗的一联。我们无妨把它删减一半，诗意并无损失：

白头何老人，钓鱼清江滨。

浦沙明濯足，山月静垂纶。

于中还自乐，所欲全吾真。

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

这样就成为一首五言律诗。由此可知，所谓排律，就是把五言律诗扩展一倍、二倍、三倍……除了起结之外，中间都是对句。主题思想复杂或丰厚的，这些对句还能够有许多变更、转机，主题思想简单的，就只是堆砌许多同样的描写句。这首诗的中间八句，就是其例子。杜甫的五言排律之所以好，就由于他的诗意层出不穷，富于变更转机，不是永远停留在一个概念上。

但李颀这首诗还不能称为排律，由于它的声调还分歧律体，差未几每一联都有失粘的字。我已把它们用号标出来，假如改换了这些字的平仄，它就成为排律了。另外一方面，这首诗又由于曾经有了调声的倾向，一联之中，粘缀处多于失粘处，声调还是近于律诗，而不能说它是古诗。

这种四不象的五言诗，正是从古诗展开到律诗的过渡方式。齐粱以前，古诗不考究平仄调和，齐粱以后，开端留意到平仄调和。但规律还不严，就象李颀这首诗。盛唐以后，声律紧密了，不允许一联中有失粘的字，象李颀这样的诗就很少呈现。关于对偶，谢灵运以前的古诗，绝大多数不用对句，谢灵运开端用对句，但还不成规格。而且不考究平仄粘缀，还是古诗的对句，不是律诗的对句。李颀这首诗中间八句是律诗的对句，但是是失粘的。这种对句，以后也不再有了，总结起来说，这首诗代表着古诗、律诗界线未清时期的方式。盛唐以后，做古诗就不论平仄调和，也不作对句；做律诗就严守格律，不许有一字失粘，于是古诗和律诗的界线分明了。

李颀，不传其字，东川人(四川东部)，从幼小时即住在颍阳(今河南许昌)。《唐才子传》说他是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全唐诗小传》说他是开元十三年进士，官新乡尉。二说相差十年，未知孰是。从他的诗集中，可知他和王维、高适、綦毋潜、王昌龄都是好友，这几位诗人都是开元十年前后的进士。看来李颀和他们是同辈，大约以开元十三年举进士为近是。

李颀的诗，殷璠选入《河岳英灵集》，并评云：“发调既清，修辞亦绣。杂歌咸善，玄理最长。”可知他不以律诗见胜。与李颀同时的高适也有《渔父歌》，是七言歌行；岑参有一首《渔父》，是五七言歌行；储光羲有一首《渔父词》，完整和李颀此诗一样，也是一首四不象的五言诗。可知这个题材，当时正在盛行。

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

27.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国秀集》选录李颀诗四首：五律二首、七绝二首。《河岳英灵集》选十四首：五言古诗七首，七言歌行五首、五律一首、七绝一首。编者殷璠称“颀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绣，杂歌咸善，玄理最长”。可知《国秀集》所选是他早年的诗，其时兴未以歌行著名。后来多作歌行，又耽于学道，诗格因而一变。如《谒张果老先生》、《送霸道士还山》等，都是语参玄理的诗。歌行诗除《渔父歌》之外，还有一首也常被选录：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

胡人落泪向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

古戍苍苍烽烟寒，大荒阴沉飞雪白。

先拂商缠后角羽，四郊秋叶惊槭槭。

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窃听来妖精。

言迟更速皆应手，将往复旋如有情。

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

嘶酸雏雁失群夜，隔绝胡儿恋母声。

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

乌珠部落家乡远，逻娑沙尘哀怨生。

幽阴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

进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

长安城连东掖垣，凤皇池对青琐门。

高才脱略名与利，日夕望君抱琴至。

诗并不高明，“董夫子”以下七韵十四句都是形容琴声，每句都是孤立的。中间插入五言二句，非但没有好的效果，反而破坏了七言歌行的气韵。我选这首诗，主要是为了解释诗题。由于良久以来，由于无人了解题意，就随意把题目改动。题目改错，作者的本意不明白，讲这首诗也就不很分明了。

董大是董庭兰，当时著名的琴师。房给事是给事中房琯。李颀作此诗，是把董庭兰引荐给房琯。房琯为给事中，在天宝五年正月，可知此诗作于天宝年间。大约董庭兰就由于李颀的引荐，做了房琯的门客。肃宗时，房琯为宰相，常常召集琴客，大开筵宴，听董庭兰弹琴。这时董庭兰已成为房琯门下的红人。朝廷官员，要见房琯，常常走董庭兰的路子。董庭兰又倚势招纳贿赂，拖累房琯，为御史弹劾。至德二年五月，房琯罢相，贬为太子少师。董庭兰亦得罪而死。

《胡笳十八拍》是琴曲。相传东汉末年，蔡邕的女儿蔡琰，又称蔡文姬，因董卓之乱，流落在匈奴。她听到匈奴人吹胡笳的声音，谱入琴絃，刨造了表示胡笳声的琴曲，名曰《胡笳十八拍》。建安十二年，曹操派人去匈奴赎回文姬，嫁给董祀，《胡笳十八拍》遂传播于中国，成为最早受胡乐影响的中国琴曲。

李颁这首诗的题目，在《河岳英灵集》中是：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这是李颀自己写下的原题，懂得这个琴曲的人，当然看得懂这个诗题。

《唐文粹》、《唐诗纪事》、《唐音》都照录原题，可知编者都了解题义。但《文苑英华》是北宋早年编定的书，这首诗却题为：

听董庭兰弹琴兼寄房给事。

尔后，明代的《唐诗纪》、清代的《全唐诗》，都题作：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

明代的《唐诗品汇》、《唐诗解》和清人选的《唐诗三百首》都作：

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

最近出版的《唐诗选》也选入此诗，题作：

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

《文苑英华》的编者最为痛快，他们把不懂的字一概删掉。《唐诗纪》以下的编者都不了解“语弄”二字，有人以为应当连读，有人以为应当分属上下文。或者以为题中有误钞入的衍文，或者以为有钞写颠倒之字。于是各就己意改定，题尾都改成“弄房给事”。“语”字属上文，于是改成“寄语”。但是，“弄”是戏弄、调谑之意，此诗中真实看不出有戏弄房给事的话。于是把“弄”字移在前，成为“胡笳弄”。

一九五九年，由于讨论郭沫若的《蔡文姬》，牵连到李颀这首诗，对这个诗题，也惹起了一番争辩。有人把诗题读作“声兼语”，声是指琴曲而言，语是指唱词而言。他以为董庭兰是一边弹琴，一边唱歌词的。这个讲法，被许多人承认了，由于诗中看不出有描写歌唱的句子。也有人以为诗题应读作“声兼语弄”，但没有找到“语弄”的释义。只得暂时存疑。后来，这些问题中止了讨论，这个诗题至今没有弄明白。

《河岳英灵集》的编者殷璠在评论李颀时，引述这首诗，说：“又《听弹胡笳声》云……”他把诗题简缩为五个字，而在“声”字上读断，这是第一个读破句的人。后人跟他误读，下文的“兼语弄”云云就无法了解了。往常我们应当把这个诗题标点分明：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声兼语弄”是一句，用来形容董庭兰的琴声。“寄房给事”是这首诗的作用，用这首诗来引荐董庭兰，寓意都在最后四句中。“声兼语弄”是说董庭兰弹奏《胡笳十八拍》，兼有“语”的声音，又有“弄”的声音。什么是“语”呢?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仇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

不解胡人语，空留楚客心。(刘长卿：《听杜别驾弹胡琴》)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白居易：《琵琶行》)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白居易：《琵琶行》)

这里四个“语”宇，都是形容琵琶声的。白居易索性将琵琶声说成“琵琶语”了。原来唐人对西域来的音乐或歌曲，都比之为胡语。“弄”是琴曲的称号，例如“梅花三弄”，至今还有曲谱。“声兼语弄”是形容董庭兰弹奏《胡笳十八拍》，兼有胡笳和琴的声音。也就是说，他的琴声中充沛表白了胡笳的声音。戎昱有一首《听杜山人弹胡笳歌》。杜山人是董庭兰的学生。戎昱描写他的琴声之美好，都用蔡文姬在匈奴的生活状况为比较，固然不用“胡”字，可知他亦以为琴声表示了胡地风光。李颀这首诗中也有“隔绝胡儿恋母声”一句，亦比之为胡语。特别可证。

本文目的，仅在解释诗题，为唐诗学者处置一个问题。诗容易懂，而且已有许多注释，故不再拾人牙慧。我说这首诗的作用是向房琯引荐董庭兰，以前也没有人说过，这是我从最后一句体会出来的。“高才”即指房琯。“乌珠”，今本多误作“乌孙”，“逻娑”即今西藏的拉萨。

一九七九年十月七日

28.黄鹤楼与凤皇台

黄鹤楼

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馀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春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

登金陵凤皇台

凤皇台上凤皇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

往常选了两首极著名的七言律诗。作者崔颢和李白是同时人。崔颢登武昌黄鹤楼，题了一首诗,写景抒情，当时被以为是杰作。听说李白也上黄鹤楼旅游，看见崔颢的诗，就不敢题诗，只写了两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后来李白到南京，游凤凰台，才做了一首诗，显然是有意和崔颢竞赛。从此之后，历代观赏唐诗的人，都喜欢把这两首诗来评选。谈论纷繁，各有见地。往常我们也来观赏这两首诗，把前人各种评论引见一下，然后谈谈我的意见。

崔颢，不知其字。汴州(今开封)人。开元十三年(公元七二五年)登进士第，累官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载(公元七五四年)卒。《河岳英灵集》说：“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鲍照、江淹，须有惭色。”崔颢的诗，往常只存数十首，并没有浮艳轻薄之作，可能已删除了少年之作。《唐诗纪事》说他“有文无行”，似乎他的品德很坏，但到底如何“无行”却不见于唐宋人记载。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中才有细致的记载，说他“行履稍劣，好蒲博，嗜酒，娶妻择美者，稍不惬即弃之，凡易三四。”原来只是爱赌钱、喝酒、好色而已。说他“行履稍劣”也还公平，说他“有文无行”恐怕太重了。

黄鹤楼在武昌长江边，是历史上的名胜古迹。解放后建长江大桥，这座楼已撤除，准备换一个中央重建。因而撤除下来的建筑资料都编号保存，听说近来已在重建。

崔颢这首诗有不同的文本。第一句“昔人已乘白云去”，近代的版本都是“昔人已乘黄鹤去”。唐代三个选本《国秀集》、《河岳英灵集》、《又玄集》，宋代的《唐诗纪事》、《三体唐诗》，元代的选集《唐音》，都是“白云”，而元代另一个选集《唐诗鼓吹》却开端改为“黄鹤”了。从此以后。从明代的《唐诗品汇》、《唐诗解》直到清代的《唐诗别裁》、《唐诗三百首》等，都是“黄鹤”了。由此看来，似乎在金元之间，有人把“白云”改作“黄鹋”，使它和下句的关系扣紧些。但是晚唐的选本《又玄集》在诗题下加了一个注：“黄鹤乃人名也。”这个注十分奇特，好象已知道有人改作“黄鹤”，因而注明黄鹤是人名，以证其误。这样看来，又似乎唐代末年曾经有改作“黄鹤”的写本了。我们往常所见到的《又玄集》，是从日本传回来。一九五九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据日本刻本影印，一定是原本式样。这个注可能是后人所加，而不是此书编者韦庄的原注。《唐诗解》的著者唐汝询在此句下注道：“黄鹤，诸本多作白云，非。”他所谓诸本，是他所见同时期盛行的版本。他没有查考一下唐宋旧本，不知道当时的诸本，都作“白云”。他武断地肯定了黄鹤，使以后清代诸家都跟着他错了。此外，“春草萋萋”，唐宋许多选本均同，只需《国秀集》作“春草青青”。从《唐诗鼓吹》开端，一切的版本都改作“芳草萋萋”了。可见这个字也是金元时期人所改。往常我们依据唐宋旧本抄录。

黄鹤楼的来源，有各种不同的记载。《齐谐志》说：黄鹤楼在黄鹤山上。仙人王子安乘黄鹤过此山，因而山名黄鹤。后人在山上造一座楼，即名为黄鹤楼。《述异记》说：荀环喜好道家修仙之术。曾在黄鹤楼上望见空中有仙人乘鹤而下。仙人和他一同饮酒，饮毕即骑鹤腾空而去。唐代的《鄂州图经》说：费文祎登仙之后，曾驾黄鹤回来，在此山上休息①。总之，都是道家的仙话。有仙人骑黄鹤，在此山上呈现，然后把山名叫做黄鹤山。有了黄鹤山，然后有黄鹤楼。或者是先有山名，然后有传说。为了附会传说，才造起一座黄鹤楼。中国的名胜古迹，大多如此。但黄鹤是人名,却毫无依据，这个注是胡说。

自从唐汝询承认了“白云”之后，还有人在讨论“白云”与“黄鹤”的是非。于是金圣叹出来助阵，在《选批唐才子诗》中，极力为“黄鹤”辩护。他说：

此即千载喧传所云《黄鹤楼》诗也。有本乃作“昔人已乘白云去”，大谬。不知此诗正以浩浩荡笔连写三“黄鹤”字为奇耳。且使昔人若乘白云，刚此楼何故乃名黄鹤?此亦理之最粗浅者。至于四之忽陪白云，正妙于有意无意，有谓无谓。若起手未写黄鹤，先已写一白云，则是黄鹤、白云，两两对峙。黄鹤固是楼名，白云出于何典耶?且白云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见悠悠，世则岂有千载白云耶?缺乏是当一噱已。

金圣叹这一段分辩，真可当读者一噱。他煞费苦心肠争辩此句应为“黄鹤”而不是“白云”，但是关于一个关键问题，他只好似是而非地躲闪过去。我们以为崔颢此诗原作，必是“白云”。一则有唐宋诸选本为证，二则此诗第一、二联都以“白云”、“黄鹤”对举。没有第一句的“白云”，第四句的“白云”从何而来?金圣叹也看出这一漏洞，觉得无以自解，就说：好就好在“有意无意，有谓无谓”。这是故弄玄虚的话。这四句诗都能够实真实在地按字面解释，没有笼统的隐喻，基本不是“有意无意，有谓无谓”的句法。所以我们说他讲到这里，便躲躲闪闪地把话支吾开去了。“昔人已乘白云去”，是说古人已乘云仙去，接着说今天此地只剩下黄鹤楼这个古迹。第三、四句又反过来说：黄鹤既己一去不返，楼上也不再见到黄鹤，所能见到的只是悠悠白云，固然事隔千年，白云却荡然无存。四句之中，用了两个“去”字，两个“空”字，完整是“有意”的、“有谓”的。总的意义，只是说：仙人与黄鹤，早已去了；山上的楼台和天上的白云却依然存在。“空”字有徒然的意义，在这千年之中，没有人再乘白云去登仙，所以说这些白云是徒然地悠悠飘浮着。金圣叹又以为“白云”与“黄鹤”不能对峙，由于黄鹤是楼名，而白云没有出典。这个观念也十分奇特。第一，律诗的对偶，只请求字面成对，并不请求典故必须与典故成对。依照圣叹的观念，则李商隐诗“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马嵬二首》之二)牵牛是星名，驻马又是什么?岂非也不能对吗?第二，假如一定要以典故对典故，那么，此句中的“白云”，正是用了西王母赠穆天子诗中的“白云”②的典故，圣叹不会不知道。第三，在这首诗中，“白云”和“黄鹤”不是对峙，而是双举。唐人七言律诗中，常见运用这一手法。这四句诗，假如依照作者的思想逻辑来排列，应该写成：

昔人已乘白云去，——白云千载空悠悠。

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馀黄鹤楼。

原诗第一句的“白云”和第三句的“黄鹤”是虚用，实质上替代了一个“仙”字。第二句的“黄鹤”和第四句的“白云”是适用，表示眼前的景物。经过这样一剖析，谁都能够招认原作应该是“乘白云去”，而金圣叹却说：“白云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见悠悠，世岂有千载白云耶?”这话已近于无赖。依照他的观念，昔人既己乘白云而去，今天的黄鹤楼头就不该再有白云了。文学言语有虚用适用之别，圣叹似乎没有了解。

元稹有一首《过襄阳楼》诗，以“楼”与“水”双举，今附见于此，作为参考：

襄阳楼下树阴成，荷叶如钱水面平。

拂水柳花千万点，隔楼莺舌两三声。

有时水畔看云立，每日楼前信马行。

早晚暂教王粲上，庾公应待月华明。

此诗接连三联都用“楼”与“水”，而彼此都没有呼应作用，手法还不如崔颢紧密。而金圣叹却大为称誉，评云：“一时奇兴既发，妙笔又能相赴。”由此可见圣叹评诗，全靠一时发其“奇兴”，说到那里是那里，心中本无准绳。他的《选批唐才子诗》，固然有不少极好的解释，但前后言行一致处也很多。

这四句诗虽是七律的一半，但是用双举手法一挥而就，并无起承的关系。况且第三，四句又不作对偶，论其格式，还是律诗音调的古诗。下面第五、六句才转成律诗，用一联来描写黄鹤楼上所见风光：远望晴朗的大江对岸，汉阳的树木历历可见。江中则鹦鹉洲上春草萋萋，更是看得分明。可是，一会儿已到傍晚，再想眺望得远些，看看家乡在何处，这时江上已掩盖着烟雾，看不清了，叫人好不愁恼。这样就终了了全诗。

方回(字虚谷)说：“此诗前四句不拘对偶，气势雄大。”(《瀛奎律髓》)李东阳(字宾之)说：“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古不可涉律，此篇律间涉古，要自不厌。”(《怀麓堂诗话》)吴昌祺说：“不古不律，亦古亦律，千秋绝唱，何独李唐。”(《删订唐诗解》)以上三家，都留意于诗体。前四句错误，平仄也不很粘缀，是古诗方式。后四句忽然变成律诗。这种诗体，在盛唐时期，还是常见的，正是律诗尚未定型的时期的作品，并不是作者的特性。“气势雄大”，成为“千秋绝唱”，其实与诗体无关。这首诗之所以好，只是流利自然，主题思想表示得明白，没有矫作的痕迹。在唐诗中，它不是深化的作品，但容易为大众所观赏，因而成为名作。

李白的诗，绝大多数也是这样的作风，所以他登上黄鹤楼，看到壁上诗牌上崔颢这首诗，感到自己不易超越，就不敢动笔。但是他还写了一首《鹦鹉洲》，其实能够说是《黄鹤楼》的改名，却写得不好，后世也没有人留意。大约他自己也有些沮丧，心中不平，跑到南京，游凤凰台，再刻意做了一首，才够得上和崔颢竞赛的资历。

凤凰台在南京西南凤凰山上。听说刘宋元嘉年间曾有凤凰栖止在山上，后来就以凤凰为山名。李白在唐明皇宫中侍候了一阵皇帝和贵妃，被高力士、杨国忠等人说了许多背话，皇帝对他开端有点淡漠。他就自己告退，到齐、鲁、吴、越去旅游。在一个月夜，和友人崔宗之同上凤凰台。最初的感受和崔颢一样：曾经有过凤凰的台，往常已不见风凰，只剩一座空台，台下的江流还在滔滔东流。第二联的感受是崔颢所没有的，他想起：金陵是东吴，东晋两朝的国都，往常吴大帝宫中的花草早已埋在荒山上小路边，晋朝的那些衣冠人物也都成为累累古墓了。“花草”是妃嫔、美人的代词，“衣冠”是贵族人物的代词。这一联使这首诗有了怀古的意味，假如顺着这一思绪写下去，势必成为一首怀古诗了。幸而作者立刻掉转头来，看着眼前景色：城北长江边的三山，被云雾遮掩了一半；从句容来的一道水，被白鹭洲中分为二，一主流绕城外，一主流入城内，就成为秦淮河。不说山被云遮了半截，而说是半个山落在天外。一则是为了要和下句“白鹭”作对，二则是潜伏一个“云”字，留待下文点明。“二水中分白鹭洲”，其实是白鹭洲把一水中分为二，经过艺术处置，锻炼成这样一联。这一联相当于崔颢的“晴川，春草”一联。最后一联合尾，就和崔颢不同了。李白说：总是由于浮云遮掩了太阳，所以无法望到长安，真叫人好不愁恼。

崔颢因“日暮”而望不到“乡关”，他的愁是旅客游子的多愁。李白因“浮云蔽日”而望不到长安，他的愁属于那一类型?这里就需求先明白“浮云”、“太阳”和"长安”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文学上的比方意义。古诗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二句，这是“浮云蔽日”被诗人用作比方的开端。《陆贾新语》有一句“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蔽日月”。这是把浮云比为奸邪之臣，把日月比为贤能之臣。此外，太阳又是帝王的意味。《诗经》里就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就是人民把太阳来代表君王的。因而，“浮云蔽日”有时也用以比方奸臣蒙蔽皇帝。《世说新语》里记了一个故事：晋明帝司马绍小时，他父亲元帝司马睿问他“还是长安近呢，还是太阳近?”这位皇太子回说：“太阳近。”皇帝问是什么理由。他说：“往常我抬眼只见太阳，不见长安。”原来他的所谓太阳，指的是皇帝，他的父亲。从这个故事开端，“日”与“长安”又发作了关系。李白这两句诗，是以这些传统比方为基础的。“浮云蔽日”是指高力士、杨国忠等人蒙蔽明皇。“长安不见”是用以表示自己不能留在皇城。这样讲明白了，我们就可知李白的愁是放臣逐客的愁，是屈原式的政治性的愁。

这两首诗，在文学批判家中间惹起了优劣论。严羽以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搂》为第一。”(《沧浪诗话》)刘克庄说：“今观二诗，真敌手棋也。"(《后村诗话》”)方回说：“太白此诗，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瀛奎律髓》)这是宋元人的意见。顾璘评《黄鹤楼》诗曰：“一气浑成，太白所以见屈。”(《唐音》)王世懋以为李白不迭崔颢。他的理由是：二诗固然同用“使人愁”，但崔颢用得恰当，李白用得不恰当。由于崔颢原本不愁，看到江上烟渡，才感到乡愁。这个“使”字是起作用的。李白是失宠之臣，肚子里早已装满愁绪，并非因登凤凰台才开端感到愁，他这个“使”字是用得不契合思想心情的理想的。(见《蓺圃撷馀》)徐献忠评曰：“崔颢作风奇俊，大有佳篇。太白虽极推《黄鹤楼》，未足列于上驷。”(《唐音癸签》引)这都是明代人的意见。吴昌祺批李白诗道：“起句失利，岂能比肩《黄鹤》。后村以为崔颢敌手，愚哉。一结自佳，后人毁誉，皆多事也。”(《删订唐诗解》)这意义是说李诗起句不迭崔诗，故没有与崔诗“比肩”的资历。但又暗暗地针对王世懋说，结句是好。金圣叹对李白此诗，大肆冷嘲。他说：“然则先生当日，定宜割爱，竟让崔家独步。何必如后世细琐文人，必欲沾沾不舍，而甘于出此哉。”这是痛快说李白当时应该藏拙，不用作此诗出丑。沈德潜评崔诗云：“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唐诗别裁》)这一评语是恭维得很高的。他又评李白诗云：“从心所造，偶尔相似。必谓摹仿司勋，恐属已然。”这是为李白分辩，说他不是摹仿崔颢，而是偶尔相似。以上是清代人的意见。此外肯定还有许多评论，不想再费时间去搜集了。

大约《黄鹤楼》胜于《凤凰台》，这是众口一辞的定评。《凤凰台》能否媲美《黄鹤楼》，这是谈论有出入的。到金圣叹，就把《凤凰台》一笔批倒了。往常我们把这两首诗放在一同作出评选。我以为，崔诗开头四句，真实是重复的。这四句的意境，李白只用两句就说尽了。这是李胜崔的中央。可是金圣叹《选批唐才子诗》却说：

人传此诗是拟《黄鹤楼》诗。设使果真，便是出手早低一格。盖崔第一句是去，第二句是空，……今先生岂欲避其形迹，乃将“去”、“空”缩入一句。既是两句缩入一句，势必句上别添闲句，因而起云：“凤凰台上凤凰游”，此于诗家赋、比、兴三者，竟属何体哉?

吴昌祺也跟着说：“起句失利，岂能比肩《黄鹤》?”可见他们都以为李白此诗起句疲弱，不迭崔作之有气势。其实他们是以两句比两句，当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知崔作第三、四句的内容，李诗已概括在第一、二句中，而李诗的第三、四句，已转深一层，从历史的陈迹上去兴起慨叹了。方虚谷说：“此诗以《凤凰台》为名，而咏凤凰台不外起语两句，已尽之矣。”方氏此说有可取处，不外他没有说得透彻。他肯定李诗只用两句便说尽了崔诗四句的内容，故第一句并不是金圣叹所说的闲句。诗家用赋比兴各种表示手法，不能从每一句中去找。李诗前四句是赋体，原本很分明。“凤凰台上凤凰游”固然是一句，还只需半个概念，圣叹要问它属于何体，简直可笑。请问《诗经》第一篇第一句“关关雎鸠”属于何体，恐怕圣叹也答不上来。方虚谷的评语是指出李白用两句概括了凤凰台的历史和现状，而崔颢却用了四句。但是他把话说错了，使人得到一个印象，似乎下面六句就与风凰台无关了。一个“不外”，一个‘已尽”，都是语病。这个语病，又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这里顺便讲一讲。

诗人作诗，普通都是先有主题思想。主题思想常常是偶尔取得的，能够说是一刹那间涌现的“灵感”。这个主题思想经过认真组织，用恰当的形象和辞藻写成为诗，然后给它安上一个题目。题目能够阐明作品的主题，例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也能够不透露主题，例如《登金陵凤凰台》；更简单些，例如《黄鹤楼》。不透露主题的诗题，对诗的内容没有约束。在“黄鹤楼”这样的诗题下，能够用赋的手法描写黄鹤楼,也能够用比兴的手法借黄鹤楼来感今、怀古、抒情或叙事。方虚谷说李白用起语两句咏尽了凤凰台，这是他把这首诗看成咏物诗似的，两句既已咏尽，以下六句岂非多馀。崔颢的四句，李白的两句，都只是全诗的起句，还没有接触到主题。句“尽”或“不尽”，都没有关系，以至“咏”或“不咏”，也没有关系。作者，特别是读者，都不该拘泥于诗题。苏东坡说过：“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就是对这种状况而言。例如做一首咏梅花的诗，假如每句都写梅花，绝不说到别处去，这就可知作者不是一位诗人。所以我说，李白以两句概括了凤凰台，在艺术手法上是比崔颢精练，但不能说是咏尽了凤凰台。

崔颢诗一同就是四句，占了律诗的一半，馀意便难免局促，只好以“睛川春草”两句过渡到下文的慨叹。李诗则平列两联，上联言吴晋故国的人物已成往事，下联则言当前景色依然是三山二水，从这一对照中，流露了抚今悼古之情，而且也恰恰阐发了起句的意境。

最后二句，二诗同以慨叹终了，且同用“使人愁”。二人之愁绪不同，我们已剖析过。崔颢是为一身一己的归宿而愁，李白是为奸臣当道，贤者不得见用而愁。可见崔颢登楼望远之际，心情远不如李白之积极。再说，这两句与上文的联络，也是崔不如李。试问“晴川历历，春草萋萋”与“乡关何处是”有何交代?这里的思想过程，好象缺了一节。李白诗的“三山二水"两句，既承上，又启下，作用何等奇妙!假如讲作眼前景色依然，这是承上的讲法；假如讲作山被霎遮，水为洲分，那就是启下的讲法。从云遮山而想到云遮日，更惹起长安不见之愁，思想过程，岂非表白得很合逻辑?而上下联的关系，也显得很密切了。萧士贇注曰：“此诗因怀古而动怀君之思乎?抑亦自伤谗废，望帝乡而不见，乃触景而生愁乎?太白之意，亦可哀也。”这解释也完整中肯。因怀古而动怀君之思，“三山二水”两句真实是很重要的转机关健。

由此，我们能够做出结论：李白此诗，从思想内容、章法、句法来看，是胜过崔颢的。但是李白有摹仿崔诗的痕迹，也无可讳言。这决不是象沈德潜所说的“偶尔相似”，我们只能评之为“青出于蓝”。方虚谷以为这两首诗“未易甲乙”，刘后村以李诗为崔诗的“敌手”，都不失为持平之论。金圣叹、吴昌祺不从全诗看，只拈取起句以定高低，从而过火贬斥了李白，这就难免有些成见。　

一九七八年六月八日　

①此条见《唐诗鼓吹》郝天挺注中所引

②西王母赠别穆天子诗云：“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见《穆无子传》)亦以白云起兴，希望穆天子能再来。

29.李白：古风三首

古风第十四

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

木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虏。

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

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

借问谁凌虐，天骄毒威武。

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

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

三十六万人，哀衷泪如雨。

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

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

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

从王维以下，我们已选讲了十多位盛唐诗人的各体诗。这些诗人及其作品，都是有代表性的。但是他们合起来，还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的唐诗。没有李白和杜甫，盛唐诗和初唐诗还没有显著的区别。李白和杜甫之所以成为巨大的诗人、盛唐诗作风的发明者，并不是他们遗留给我们的诗多至千馀首，而是由于他们的诗在思想内容及艺术表示措施上都有共同的发明，在过去许多诗人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道路、新的境地。在天宝至大历这二十年间，他们的诗是新诗。李白才气豪迈，提起笔来就用各种形象思想来表白他的豪迈、忧伤、苦闷，气愤的心情，而以游仙和饮酒作为他的外衣。他不甘心于绞尽脑汁，句斟字酌，因而他的诗固然极流利，却比较粗疏。他又不肯为律诗所约束，随时都任情高唱，唱出来就是诗句。有许多句子在他人是以为只能用在散文里的，而他却大胆地组织在诗里。

杜甫和李白恰恰相反。杜甫的性格沉静稳健，他的诗都是千锤百炼出来的。他刻意发明出色的句法、章法，要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他非但严守格律，而且还使格律有所展开。他暮年的诗作，句法变更愈多，用他自傲的话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在题材方面，他比李白更普遍、更深化地反映了政治、社会的现象和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两位同时期的大诗人，从性格到创作作风，完整不相同。我们用外国文学的术语来说，李白是浪漫主义的诗人，杜甫是理想主义的诗人。

李白的诗，五言多于七言，古诗和歌行多于律诗。而他的传诵千载的诗篇，大多是歌行。这是由于他的艺术发明，在歌行体最为突出，易于惊扰世人耳目。他的古诗，在方式上并没有发明，表示手法比较粗浅、直露，因而不惹人留意。其实他的古诗倒是继承了陶渊明的一脉真传，以古淡取胜。普通人读古诗，常常有一种脾气，遇到晦涩难懂的诗，固然心里不懂，口头却偏要赞扬，恭维这位诗人写得深化；遇到明白易晓的诗，便有点五体投地，以为作者幼稚。再加上青年人大多喜欢辞藻浓丽的诗，不喜欢油腻朴素的诗。团此，从陶渊明到李白这一派五言古体诗，非中年以上的人不能观赏。

往常选讲三首李白的《古风》。这个“风”字是“风雅颂”的“风”，用以代表一种反映人民思想和生活的诗。李白写了五十九首五言古诗，总称之为《古风》，古体的风诗。他的第一首诗就有自叙的意味，大意说：《大雅》一类的诗，久已没有人作了。《国风》一类的诗，也由于战国乱世，简直湮没在荒烟蔓草之中。到了秦代，诗人只需哀怨之歌，而没有中正战争的诗。汉朝则杨雄、司马相如等人创作了许多淫靡的赋，使文风佚荡。魏晋以后，诗体日益瑰丽，更缺乏可贵。到我们大唐，古道复兴，政治文教以清真为贵，出了许多诗人才子，各有新的作品，象秋空中万点明星。我也有志于此，想用诗歌来垂名于千秋。这篇叙诗，能够说是他对“古风”的解释。

《古风》五十九首是陈子昂、张九龄《感遇》诗以后的又一组汉魏古体诗，其内容也有咏史、咏怀、感事等各方面。但是李白喜欢以餐霞炼丹、修真入道这一类道家思想和辞藻组织在诗里，因而他有些诗又很象晋代郭璞的《游仙》诗。他又经常喜欢歌咏饮酒，这些诗又很象陶渊明的《饮洒》诗，读李白的诗，必须了解游仙与饮酒是他的艺术外衣，切不可以为是他的主题思想。清代陈沆在他的《诗比兴笺》中有一段论李白诗的话：

诗有必笺然后明者，嗣宗《咏怀》、子昂《感遇》是也。有必选之而始善者，太自《古风》是也。夫才役乎情者，其色耀而不淫,气帅乎志者，其声肆而不荡。不浮，故感得深焉；不荡，故趣得永焉。世诵李诗,唯取迈逸，才耀则情竭，气懔则志流。指事浅而易窥，摅肊径以伤尽。致使性情之比兴，尽掩于游仙之陈词，实末学之少别裁，非独武库之有利钝也。

这是对《古风》五十九首说的，我以为也适用于李白的全部诗作。陈沆以为李白的《古风》不浮不荡，有深化的感情,无量的意趣。而普通人读李白诗，却喜欢他那些豪雄放逸的作品，殊不知这些作品，固然才气焜耀，可是感情和思想都比较肤浅，而且没有坦率，反而使比兴的意义，都被游仙的老生常谈所掩盖了。这不单是由于李白的武器(诗作)自身有好环，也由于读者没有鉴别才干。

陈沆这一段语，我以为评论得极为深化。他说李白的诗“必选之而始善”，我也完整同意。李白的诗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但是挟泥沙以俱下。我们决不要以泥沙来代表李白。

往常我选了三首《古风》，都是比较平正，接近陈子昂的作风。第十四首也是以边塞为题材，更能够和其他诗人的作品参读。这首诗开头八句概括了新近被胡人入侵，遭到破坏后的边城景状。诗意说：那中央从古以来都是遍地风沙，风光萧条。每到秋天，树叶零落以后,登高一望，就见得到戎虏猖狂。大沙漠中我方一切的碉堡戍所，都已空空无人，连完好的墙也不留一堵。草莽之中，四处都是古来战死战士的残骸。接下去四句是一个转机点。是谁在我们边疆上大肆肆虐呢?这是用提问句法。下面一句就是答语：是那些张牙舞爪的匈奴人干下的勾当。匈奴人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天帝所溺爱的儿子。见于《汉书·匈奴传》)。后来，文学上即以“天骄”代表匈奴，或其他强悍的少数民族。王维《观猎》诗云“居延城外猎天骄”，是同样用法。“毒”是一个动词，“毒威武”的意义就是“大大的炫耀了他们的威武”。这两句，在诗的修辞上称为问答格。上句问，下句答。陶渊明诗；“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之五)也就是用了问答句的格式。“我圣皇”是指玄宗皇帝，他闻报胡人入侵，勃然大怒，立刻派遣军队去征讨。李白对这次战争是持反对态度的，所以他用一个“劳”字表明了他的立场。以下六句，就描写皇帝差遣人民出关作战的状况。“阳和”是春天的气候，往常却一下子变为杀气，由于征兵骚动了全国。征募到三十六万战士，人人都泪下如雨，不得不茹苦含悲去服兵役，还怎样能顾得到运营自己的田园呢?最后四句是诗的终了，阐明了主题思想：假如不看见这些从军青年的苦况，岂能知道边疆生活的艰难?由于今天没有李牧那样能扞卫国防的名将，致使边塞上的人民被豺虎般的胡人所伤害。这四句诗应当和陈子昂的《感遇》诗第三首的结尾四句参看，同时也能够体会到它们就是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古风第二十四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

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

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

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这是一首讽喻时势的诗。前四句先描写一下富有多金的“中贵”，即权力显赫的宦官。他们所住的都是甲级大宅院。“连云”是形容房屋挺拔入云。他们出来的时分，大车长大列，尘土飞扬，虽在正午，也使道路黯淡。“阡陌”是道路的代词，不用讲做“田间小路”。宦官是在皇宫里服侍皇帝和后妃的人，他们原本没有政治位置，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阔气呢?由于他们会迎合皇帝的喜好。玄宗皇帝有一个时分，喜欢斗鸡。宦官们就向民间去搜索能斗的鸡，以此得到皇帝的恩赐。以下四句，就说：路上碰到斗鸡的人，他们都是冠带巍峨，气度十分显赫，鼻孔里出气也上冲虹霓。路上行人遇到他们，都战战兢兢，十分惧怕。唐人小说中有一篇陈鸿作的《东城父老传》，记载了一个宦官贾昌，由于能斗鸡，玄宗任命他为“五百小儿”的首领。“五百小儿”是宫中锻炼的五百名斗鸡队员。贾昌气势显赫，玄宗天天恩赐他金帛，当时人民称他为“神鸡童”。李白这首诗，就是为贾昌这类人物写的。最后二句说：往常没有象许由那样高尚的人，谁知道当今皇帝象尧一样好呢，还是象跖一样坏。古史相传，许由是尧帝时的人。尧要把帝位传给许由，许由听了，赶紧到河边去洗耳朵，表示不要听这些污秽的话。唐尧总算是个好皇帝了，可是许由还不以为好。今天没有许由这样的人物，皇帝的好坏更没有人知道了。

徐祯卿说：“此篇讥时贵也。”(郭云鹏重刊《李太白文集》引)我看此诗的讽刺对象还不是“时贵”，而是直接指向玄宗皇帝李隆基的。李隆基在位四十三年，他的政治设备，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李白从他的荒淫糜烂的行为，看穿了他残虐人民的盗跖面目，因而有这两句诗。《古风》第四十六首有句曰：“斗鸡金宫里，蹴踘瑶池边。”也是讽刺玄宗斗鸡踢球的生活的。

古风第五十六

越客采明珠，提携出南隅。

清辉照海月，美价倾皇都。

献君君按剑，怀宝空长吁。

鱼目复相哂，寸心增烦纡。

这首诗的大意是说：南越商人采得了明珠，象海天明月一样光辉。贩珠商人从南方把明珠带到京都，价值之高惊动都城。可是当他把这颗明珠献给皇帝的时分，皇帝却按剑而有怒色，以为它是假货。贩珠人看到皇帝不识废物，只好怀珠长叹。而这时分，那些冒充明珠的鱼目珠，却纷繁来讪笑他，使他愈感到心中愤闷。

这首诗的寓意很明显。李白自比为南海明珠，而玄宗皇帝不能认识，因而没有留用他。玄宗左右那些坏人，如李林甫、杨国忠之流，都是冒充珍珠的鱼目，却对他讪笑不已。这首诗显然是李白被放出长安以后所作。《古风》第三十六首以卞和向楚王献玉为比方，与此诗同一个主题，能够参看。

以上选讲了三首李白的《古风》，都是陈沆所谓“指事浅而易窥”的作品。既不披游仙的外衣，也不作迂回隐约的比方，它们易于为普通读者所观赏，这是李白诗的大众化倾向。但正由于如此，关于一些文学涵养较深的人，他的诗又常常被以为浅俗。元稹曾经对李、杜二人的诗作过比较，他以为李白的“壮浪纵恣，摆去拘谨，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能够比得上杜甫，但在“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这方面，则李白远不如杜甫(见《工部员外郎杜甫墓系铭》)。“属对律切”，是指律诗的对偶功夫。李白作律诗未几，他似乎不屑费时间去做对句，这一点确是不如杜甫，至于说杜甫能“脱弃凡近”，分明是说李白的诗浅俗了。苏轼也说：“李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东坡题跋·书学太白诗》)这个“易”字，也是平凡粗浅之意。历代以来，有许多人作过李杜比较论。有人扬李而抑杜，有人尊杜而贬李。种种谈论，固然从各种不同的观念动身，但实质却反映了一个诗歌要不要大众化的问题。我们今天研讨、学习或观赏李白的诗,在参看各方面评论的时分，必须体会到这一意义。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30.李白：蜀道难

噫吁戏!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韵一)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能够横绝峨眉巅。

地崩山摧勇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韵二)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拊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

畏途巉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连峰去天不盈尺，(韵三)

枯松倒挂倚绝壁。

飞湍瀑流争喧豗，(韵四)

砯崖转石万壑雷。

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剑阁峥蝾而崔嵬，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

朝避猛虎，夕避长蛇，(韵五)

磨牙吮血，治病救人，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李白的作品，以乐府和歌行最为著名，他的豪迈狂放的作风，在这些作品中表示得特别淋漓痛快。乐府和歌行，在诗的方式上，原无分别，假如以乐府曲调为题目，就属于乐府诗，假如自己制造题目，不谱入任何曲调，就属于歌行体诗。“蜀道难”是魏晋时期早就有的歌曲，它属于相和歌辞中的瑟调曲。这个歌曲的内容就是歌咏蜀道的艰难，行旅之辛劳。李白此诗，以《蜀道难》为题，所描写也是蜀道的艰险，所以它属于乐府诗。

李白此诗极力渲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他为什么忽然想到这个题材，为什么做这首诗，关于这一疑问，历来就有好几种解说。

唐人王定保的《摭言》首先记载了这首诗的故事。李白初到长安，去访问贺知章。贺知章是玄宗皇帝注重的诗人，他读了李白这首诗，十分赞扬，夸奖李白有“谪仙之才”。接着，孟棨所著《身手诗》也说：李白从蜀郡到京师，住在旅馆里。贺知章闻其名，首先去访问他。看到他的状貌姿势，大以为奇。又请他拿出著作来看，李白就把《蜀道难》取出来讨教。贺知章读后，赞不绝口，称他为“谪仙”。这两段都是晚唐人的记载，大同小异，可知当时人以为李白作此诗是描写他从蜀郡出来漫游时的行旅艰苦，又可知李白作此诗的时分相当早。李白到长安，在开元、天宝年间，此诗大约作于开元末年。

《新唐书·严武传》说：严武在蜀中，任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骄恣放肆。其时房琯在他部下任刺史。房琯做宰相时，曾引荐严武。后来房琯因得罪降官，做了严武的下属，可是严武对他却极为倨傲。其时杜甫在严武幕府中，任节度顾问，由于误犯了严武的父亲挺之的讳字，严武简直要杀他。李白得知此事，遂作《蜀道难》，为房、杜二人耽忧。《新唐书》这一段记载是从唐人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中采录的，可知唐代人对《蜀道难》的写作背景，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宋祁、欧阳修把这个故事写入了官方正史。就肯定了它的正确性。但严武任剑南节度使，是在肃宗末年。请杜甫任节度顾问，是在肃宗的最后一年，即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这年的十一月，李白便故世了。当时李白远在江东，似乎来不迭知道房琯、杜甫在严武部下的状况。而且从杜甫写赠严武的诗来看，他们二人世的关系一定坏到如此。因而，假如说《蜀道难》是为房琯、杜甫二人的安危而作，在时间与史实上都有矛盾。

李白诗集有元人萧士贇的笺注本，他对《蜀道难》提出了新的解释。他以为这首诗是作于安禄山叛军攻占长安，明皇仓皇幸蜀的时分，即天宝十五载(公元七五六年)六、七月间。当时李白在江南，听到这个音讯，以为皇上幸蜀不是上策，“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此诗以达意。”

明代的胡震亨，在其《唐音癸签》中，也谈到过这首诗。他以为上文所引三家的解说都是“傅会缺乏据”。他以为“《蜀道难》自是古曲，梁陈作者，止言其险，而不迭其他。李白此诗，兼采张载《剑阁铭》‘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等语用之，为恃险割据与羁留佐逆者著戒。惟其海说事理，故包含大，而有合乐府讽世立教本旨。若但取一人一事实之，反失之细而缺乏味矣。”

以上是历代诗评家对《蜀道难》主题思想的讨论。把这些意见和原诗参研之下，萧士贇的讲法似乎最合道理，而且使这首诗含有高度的比兴意义。由此，明清两代讲唐诗的人，大多采用他的讲法，例如唐汝询、陈沆、沈德潜等，都肯定《蜀道难》是为明皇幸蜀而作，剖析得很细致。

但是，有一件事，他们都没有留意：丹阳进士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选录了与他同时期的二十四位诗人的作品，共二百三十四首。他在自序中阐明这些诗起于甲寅，即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终于癸巳，即天宝十三载。他选了李白的诗十三首，其中就有《蜀道准》。这是一个无可推翻的证据，证明《蜀道难》作于安史之乱以前。那么，它显然不是讽谕明皇幸蜀的诗了。假如《摭言》、《身手诗》的记载可信，则此诗的创作年代还能够提早到开元末年。为此，我们不取以上那些讲法，而把此诗定为李白赠入蜀友人的诗。

初唐以来，乐府歌行的方式，普通都是七言古体诗，但李白却发明了新的方式。他擅长把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各种句法混合运用，成为一种不同于魏晋的新型的杂言体。以至，他有时还大胆地在诗里运用散文句法。这是远远地继承着楚辞和汉代乐府歌辞的传统，而加以新陈代谢的。就象这首《蜀道难》，七言句不到一半，其馀大半是不拘一格的杂言句。读他的诗，要跟着作者的豪迈的感情和划一的句法，一气贯注，而以它的韵脚为段落。长篇的诗，不论歌行或排律，换韵的中央普通总是思想内容分段的中央。读诗的人应当懂得这个诀窍。这一点，我在上文曾经谈到过，往常再提一提。这首诗，我就用依韵分段，以一韵为一句的措施来写定。

第一段以“天”字起韵，连押五韵。“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固然分二行写，真实只是一句。全诗一开头就用三字惊叹词“噫吁戏”。屈原用过“已矣哉!”汉乐府歌辞有“妃呼豨”、“伊那何”，都是三字惊叹词。尔后或许在民间歌曲里一向存在着，但在魏、晋、南北朝诗人的作品中却不再呈现。不外“噫吁戏”是“噫”字下再加一个“吁戏”。所以不能说是三字惊叹词，应当标点作“噫!吁戏!”“吁戏”就是“於戏”，而“於戏”是“呜呼”的古代写法。《宋景文笔记》云：“蜀人见物惊异，輙曰噫嘻。李太白作《蜀道难》，因用之。”可知“噫吁戏”是“噫嘻”的衍声词。胡元任又引苏东坡的文章来作证。东坡《后赤壁赋》云：“呜呼噫嘻，我知之矣。”又《洞庭春色赋》云：“呜呼噫嘻，我言夸矣。”也就是李白的“噫吁戏”。李白把“噫嘻”衍为三字，苏东坡更衍为四字，都用了蜀郡方言。

诗的创作措施，完整用赋体。全诗都是夸大地描画蜀道的风险，行旅的艰苦。第一句先大纲总述：由于山路既高且危，所以蜀道之难比上登青天还难。以下四句，从蜀国古代史讲起。据杨雄所作《蜀王本纪》：上古时蜀国之王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通等，其时人民椎髻哤言，没有文化。从蚕丛到开通，共三万四千年。李白节取了两位蜀王的名字，说蜀国的开国史多么悠远。“茫然”是长久不可知的意义，和往常的用法稍有不同。杨雄说蜀国古史三万四千年，曾经是夸大了；李白又加上一万四千年，说是四万八千年以来，不时没有和三秦人行旅往来。太白山，或称太乙峰，是秦岭的主峰，峨眉是蜀中大山。这两句说：从太白到峨眉，只需一条狭窄而风险的小路。因而，秦蜀之间一向无人交往。

《蜀王本纪》又记载了一个关于蜀道的神话。听说秦惠王的时分，蜀王部下有五个鼎力士，称为“五丁力士”。他们力能移山。秦惠王送给蜀王五个美女，蜀王就命五丁力士移山开路，迎娶美女。有一天，看见有一条大蛇进入山洞，五丁力士一齐去拉蛇。忽然山岭崩塌，压死了五丁力士。秦国的五个美女都奔上山去，化为石人。这个神话，反映着古代有许多劳动人民，凿山开路，牺牲了不少人，终于翻开了秦蜀通道。李白运用这个神话的母题①，写了第五韵二句：“地崩山摧勇士死”，也能够说是指五丁力士，也能够说是指成千累万为开山辟路而牺牲的劳动人民。他们死了，然后从秦入蜀才有山路和栈道衔接起来。第一段诗到此为止，用四韵八句叙说了蜀道的来源。

第二段共用九个韵，描写天梯石栈的蜀道。“六龙回日”也是一个神话故事，听说太阳之神羲和驾着六条龙每天早晨从扶桑西驰，直到若木。左思《蜀都赋》有两句描写蜀中的高山：“羲和假道于峻坂，阳乌廻翼乎高标。"羲和和阳乌都是太阳的代词。文意是说：太阳也得向高山借路。而最高的山还使太阳回飞避开。“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这一句就是说：上面有连太阳都过不去的高峰。“高标”是高举、挺拔之意，但作名词用，因而能够解作高峰。萧士贇注引《图经》云：高标是山名。这是后代人误读李白诗，或有意附会，硬把一座山名为高标。原诗以“高标”和“回川”对举，可知决不是专名。

这两句诗有一个不同的文本。《河岳英灵集》、《极玄集》这两个唐人的选本、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唐人写本，还有北宋初的《唐文粹》，这两句却不是“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而是“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下有逆折冲波之流川”。从对偶来看，后者较为工整，若论句子的魄力，则前者更为壮健。可能后者是当时传播的初稿，而前者是作者的最后改定本。故当时的选本作“横河断海”，而李阳冰编定的集本作“六龙回日”。往常我们依据集本抄录。

以下一大段又形容蜀山之高且险。黄鹤都飞不外，猿猴也怕攀缘之苦。青泥岭，在陕西略阳县，是由秦入蜀的必经之路。这条山路百步九曲，在山岩上纡回盘绕，行旅极为艰苦。参和井都是二十八宿之一。蜀地属于参宿的分野，秦地属于井宿的分野。在高险的山路上，从秦入蜀，就好似四脚朝天，屏住呼吸，摸着星斗行进。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旅程中，行人都手按着胸膛，为此而长叹。这个“坐”字，不是坐立的坐，应该讲作“因而”。

以上是第二段的前半，四韵八句，一气贯注，渲染了蜀道之难。下面忽然接一句“问君西游何当还”，这就透露了赠行的主题。作者不象作普通送行诗那样，讲些临别的话，而在描写蜀道艰难中间，插入一句“你什么时侯才干回来呀?”由此反映了来去都不容易。这一句自身也成为蜀道难的描写部分了。

“畏途巉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