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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作为一种人造空间，既是建筑营造、器物消费等技艺演进的展示空间，家族伦理、丧葬礼俗等思想观念竞逐的舞台，也是社会政治、经济展开、思想和观念改造等综协作用的结果。 郑嘉励教员的《读墓：南宋的墓葬与礼俗》一书以墓葬及其相关问题为研讨对象，以南宋的两浙地域为中心，从田野动身，以墓葬为支点，提示墓葬制度、社会礼俗、思想观念的传承与变更，赋予南宋墓葬考古以较成体系的学术价值。本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在此转载本书“前言”，以飨读者。 读墓 南宋的墓葬与礼俗 文 / 郑嘉励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范畴内的系列改造，影响既深且远。宋室南渡后，江浙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宋于浙江区域历史的意义特别严重，史学家刘子健先生以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历史，是以南宋为指导的方式， 江浙一带为重点的方式。” （刘子健：《略论南宋的重要性》，《南宋史研讨论集·代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5 年版）南宋以后， 江南仍为全国性的经济、文化中心，但不复为政治中心。南宋的重要性，关于浙江而言，是此前的汉唐或稍后的明清时期所无法比较的。 南宋墓葬，从皇陵、勋臣贵族到普通士庶，无论公开墓室、随葬品、墓园和墓地形态，均较汉唐五代时期有庞大变更，并由此奠定明清乃至近代墓葬的制度和文化基调。若将刘子健先生对南宋重要性的整体性论述，移用于墓葬范畴，亦无不妥。
宋六陵2号陵园考古工地现场 墓葬，作为安置死者遗骸的人造空间，既维护了往生者的安定，也寄予着生者的企图和理想需求。在“形而上”的层面，由于衔接着生与死、存在与虚无，以及潜藏其中的生死悲欢和观念世界，墓葬是个极具思想张力的意象；在“形而下”的层面，如棺椁的结构营造、随葬品的种类组合、墓园的平面规划、墓地的形势卜址、家族墓地的规划理念，墓葬既是建筑营造、器物消费等技艺演进的展示空间，更是丧葬礼俗、堪舆术数、宗教信仰、家族伦理等 思想观念竞逐的舞台。 前述墓葬内涵构成的多维面向，既有“百里不同俗”的区域性要素，也有“与时俱进”的历时性特征。空间与时间的交错，加上复杂而幽微的人性，墓葬因而成为国度 （区域）社会政治、经济展开、技术演进、思想和宗教观念改造等要素综协作用的结果，凡此种种，构成墓葬考古学研讨的全部对象。 20世纪中叶以来，浙江及其左近地域清算的两宋墓葬，特别是南宋墓葬，数目众多。但是， 宋墓的系统整理和综合性研讨并不为学术界所注重。近20年来，宋墓的考古挖掘工作日趋规范，随着一些重要考古资料的披露，宋墓的研讨状况始略有改观。
宋六陵1号陵园三维恢复图 南宋墓葬，长期不为世人所重，缘由是真实而复杂的，要言之： 一是南宋历史年代晚近，文献史料存世较多，不成体系的考古工作，在史学研讨中价值甚微； 二是浙江宋墓的公开墓室多为土坑墓、砖椁券顶墓或砖（石）椁石板顶墓等几种简单的结构方式，既无石雕、壁画等壁面装饰，以至短少精巧的随葬品，无法惹起偏重于图像剖析的艺术史家的关注； 三是由于陵谷变更、人为盗毁，宋墓的地表遗址多已无存，而且考古工作多出于仓促，大量考古挖掘简报仅触及简单的公开墓室，历史信息有限。曾几何时，南宋墓葬给人的印象似乎不时如此：长方形竖穴墓室，体量不大，若无新奇的随葬品或重要历史人物的墓志出土，简直别无可述。 事实果真如此吗？南宋墓葬的学术意义何在，易言之，我们应该如何发现并赋予宋明墓葬以稍成体系的学术价值，这是对浙江考古工作者的学识和智力的一大应战。 宋元明考古作为历史时期考古最晚段的门类，与早期很大的区别在于文献记载的兴隆，考古工作触及的对象，在正史、方志和文人笔记中，或多或少有所记载；纵然无直接记载，对文献的充沛控制，也构成考古资料解读必要的历史背景，以规避考古阐释中极容易呈现的脱离细致历史脉络的风险。如何处置文献与考古的关系，是历史时期考古严重的理论问题。文献与考古不是同一语境下的资料，有矛盾，有抵触，是其常态，固然不用事事牵合。但是，考古与文献同为历史的片段和侧面，只需将两者分离起来才更有机遇接近历史的部分真相——假如我们默许考古学属于历史学范畴的话。从事历史晚段墓葬的细致研讨，文献准备是基本请求，算是“大处着眼”；在细致个案中，坚持考古资料的独立性，并尽量从考古材 料动身，算是“小处入手”。
龙游寺底袁宋墓M56地表茔园及墓室 (南—北) 考古学的逻辑起点是实物遗存，它可能比普通的历史学更具有“克己”的美德，但实物自身的碎片化和考古发现的局限性，又决议了考古学的研讨都是相对的、部分的和阶段性的。许多更有学术和思辨魅力的历史范畴由于不会留下实物，我们只能敬而远之；即便有遗物留存的墓葬考古研讨，也依然不同于普通的丧葬史研讨，这必定会限制我们思想火花的激起，但同时也更有机遇远离虚妄与玄学。在考古学的理想限制与历史学的高蹈理想之间，我们都是戴镣铐的舞者。但是， 以实物分离文献一直不失为有的历史恢复法，但愿我们尚不至于全然放弃或泯灭想象力的权益和天赋。 社会持续的世俗化和扁平化展开趋向，使宋代物质文化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面向和兴味。传统考古学的地层学、类型学、等级制度等研讨措施，在江南地域的宋元明考古理论中的重要性有所降低。无妨这么说吧，宋元明考古应该有与早期考古不同的措施和问题认识。假如只是在配合基本树立中的偶尔发现、随工清算古代城市、墓地的冰山一角，而无久远、周密的规划和目的，宋元明考古资料的“碎片化”特征较之先秦考古特别明显，除了罗列考古材 料，稍加阐释，简直无法提出具有引领性的历史学议题——这种学科焦虑倒逼我们必须在田野中尝试将墓葬物质形态的完好性恢复到极致，在书斋里尽量分离更多更妥当的历史文献，勉力回应学术界和公众关于墓葬的一切疑问，以“问题认识”将资料串联起来，从而使资料和议题呈现出整体性的特征。
绍兴兰若寺墓地发现的建筑构件 窃以为，唯有如此才干不时拓展南宋墓葬考古的边疆，并赋予其较为重要且成体系的学术性。但知易行难，这本以《读墓：南宋的墓葬与礼俗》为题的小书能否抵达前文宣称的目的，则是我毫无掌握并深以为惶恐的。 但无论如何，我得引见一下本书的研讨对象、时空界定、框架结构和主要观念或者说是学术创新点。 本书的研讨对象是古墓葬及其相关问题，即具有一定物质形态或有可能留下物质遗存的与墓葬或丧葬礼俗有关的对象。 时间范围，则以南宋为中心，个别资料和问题的讨论，向前可追溯至五代吴越国和北宋时期，向后则迄于元明时期，由于只需在较长时段的历史展开脉络中，才干掌握并提示墓葬制度、社会礼俗、思想观念的变更与不变。
金坛大汶村宋墓规划及出土金属器、漆木器 空间范围，以两浙地域（南宋两浙西路、东路）为中心，即以今浙江省境域为主体，统筹苏南、上海的资料，由于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域本属同一政区。北宋安定兴国三年 （978）吴越国归宋后，以吴越旧地置两浙东北路，治杭州，领杭州、越州 （绍兴）、苏州、常州、润州 （镇江）、湖州、婺州 （金华）、明州 （宁波）、温州、台州、处州 （丽水）、衢州、睦州 （严州）、秀州 （嘉兴）等十四州 （《元丰九域志》 卷五 《两浙路》）；雍熙二年 （985），以两浙西南路为福建路，两浙东北路遂简称两浙路，辖区并无变更。熙宁九年 （1076），两浙路分为两浙西路、东路，次年又兼并为一路。南宋绍兴元年 （1131），以临安府为行在，将两浙路分为东、西两路，遂为南宋定制。鉴于福建路的东北部与两浙地缘接近，又是朱熹的家乡及其重要活动区域，本书也会触及福建路建宁府、福州、兴化军三州的资料；由于许多问题的讨论，必须与以今河南、关中为中心的北方中原地域中止比较研讨，故又需触及中原地域的墓葬和文献资料，中原与江南作为两宋时期最重要的区域，真实无法割裂讨论。概而言之，本书界定的空间范围，是以今浙江为中心的南宋时期两浙东、西路杭州、苏州、常州、润州、湖州、秀州、越州、婺州、明州、温州、台州、处州、衢州、睦州等十四州，加上福建路 建宁府、福州、兴化军，共十七州区域。为论述方便，有时将这十七州区域径称为“江南”。江南是南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本书以《读墓：南宋的墓葬与礼俗》为名，虽略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仍大致可通。
《政和五礼新仪》 国度图书馆藏，清抄本 关于“礼俗”概念的界定。随着视角下移、聚焦大众生活的社会史、文化史研讨的兴起，礼俗逐步成为史学研讨关注的对象。所谓“以礼化俗”，狭义的礼俗，指在礼制的规范或影响下所构成的社会习俗。礼俗是国度礼仪在民众生活中的投射，衔接着国度与民众之间的上下两端——国度在儒教观念指导下构成的礼制和民间宗教信仰、丧葬习俗等习俗交迭的部分，构成了礼俗的内容。先秦儒家以为“礼不下庶人”，很少有触及庶人的礼仪规范，但是，“以礼化俗”是历代儒家士大夫的施政理念，唐宋以来，儒家礼仪观念逐步向民间生活渗透。北宋徽宗修成的 《政和五礼新仪》，第一次在国度礼典中较系统地增加了面向庶民阶级的礼仪规范，完成了“礼下庶人”的历史转变。司马光《书仪》、朱熹《朱子家礼》 均为平民拟定了从祠堂、衣冠服饰到冠婚丧祭等方面需求遵照的礼仪准绳。南宋时期，礼俗愈加普遍地触及了国度和儒教礼制中这些与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部分，但像郊坛、宗庙祭奠等只属于国度礼制而与民众生活无关的内容，就不能归入礼俗的范畴。习俗是民众的乡土生活习气，在宋代“一道德，同习俗”成为国度和士人共同的目的之后，民间习俗中越来越多地渗入儒教思想的影响，但处于礼限制束范围之外的内容，例如重阳登高、七夕乞巧等，都只能算习俗，不能列入礼俗 （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变革研讨·导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在中国的礼仪传统中，丧葬礼以及与丧葬密切相关的祭礼是两类最重要的礼仪，也是礼俗研讨的中心内容之一。显而易见，本书所讨论和研讨的礼俗，通常是与墓葬或丧葬直接相关的部分。 本书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南宋墓葬的形态与制度”，旨在恢复公开墓室、随葬品、墓园、坟寺、坟庵、风水择址等，尝试将一座南宋墓葬理论上的完好形态，尽量恢复到极致。在“无使土亲肤”观念对墓室结构、营造工艺的影响，随葬品的世俗化战争民化特征，包含墓阙、墓祠在内的墓园制度的考古学恢复研讨，多层次墓祭在墓地中共存，形法墓地、五音墓地概念的辨析以及堪舆风水术对中原、江南墓地形态不同的影响等方面，可能稍具新意。
徐渭礼夫妻合葬墓 第二章“合葬与族葬”，在许曼、刘未等学者研讨的基础上， 系统论述夫妻合葬的左、右位次排列和妻妾合葬问题；“昭穆葬”概念的辨析，以及对“昭穆启穴”“添穴合葬”等合葬行为方式的剖析；从一代人、二代人合葬，到三代人、多代人合葬，“族葬”概念界定的递进式研讨；江南地域族葬墓地的形态类型；江南与中原族葬墓地的差别及其成因。在以上方面，或间有创见。 第三章“从中原到江南”，聚焦于宋室南渡的背景下，不同阶级的南渡中原移民，在自然条件、人文传统悬殊的江南地域，在丧葬活动中采取何种水平的在地化战略；武义明招山吕祖谦家族墓地的形态与规划，以民国《 （鄞县）木阜吕氏宗谱》为据对北宋东莱吕氏在新郑神崧里家族墓地的恢复研讨；对南宋六陵从五音墓地向形法墓地演化的历时性剖析；“昭穆葬”的宋元明转型。篇章之间，既多新资料的披露，更有新措施的理论。 第四章“南宋的志墓碑刻”，首先辨析圹志、墓志铭、神道碑、墓上小碑的异同，并将其恢复到细致的墓地中，指出墓志铭与神道碑合流、圹志的盛行是丧葬习俗范畴持续世俗化、平民化的表征；对浙江出土南宋墓志的综述和墓志物质化信息的讨论，既发布了若干新资料，亦尝试为南宋墓志碑刻研讨开辟一新途径。 以上是我自以为可能存在的学术创新点，读者诸君在阅读全书以前，且姑妄听之。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置办 《读墓：南宋的墓葬与礼俗》，郑嘉励著 本书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南宋墓葬的形态与制度 第一节 公开墓室 一、土坑墓 二、砖室券顶墓 三、砖（石）椁石板顶墓（灰隔墓附） 四、砖石合筑双层顶墓 第二节 随葬品 一、日用器物随葬 二、明器 三、公开世界等级制度的消弭 第三节 地表墓园 一、墓园制度 二、墓阙 三、墓祠 四、多层次的墓祭 第四节 墓地择址与堪舆术 一、南方系统的堪舆术 二、形法墓地与五音墓地 第五节 火葬 第二章 合葬与族葬 第一节 夫妻合葬 一、同坟异穴合葬与隔墙小窗 二、夫妻合葬的“左右”位次 三、一夫二妻合葬 四、妻妾合葬 五、昭穆与昭穆葬 第二节 两代人与三代人合葬 一、父子合葬 二、母子合葬 三、三代人合葬 第三节 江南的族葬墓地 一、小天文空间的山地型家族墓地 二、大天文空间的涣散型家族墓地 第四节 “江南无族葬”辨 一、多占风水 二、朱熹与吕祖谦丧葬观的比较 第三章 从中原到江南 第一节 中原的五音墓地与昭穆墓地 一、安阳丰安韩琦家族墓地 二、新郑神崧里吕夷简家族墓地 三、蓝田吕氏家族墓地与昭穆葬理论 第二节 南渡移民视角下的江南墓葬新察看 一、承袭中原旧俗:以风车口墓地为例 二、全面在地化:以巩庭芝和韩琦后嗣为例 三、道与术之间:以绍兴茶山、武义明招山为例 四、昭穆葬的宋元明转型 第三节 南宋皇陵 一、皇陵制度与角音昭穆葬 二、宋六陵的构成与位次恢复 三、永阜陵与永茂陵:从五音墓地到形法墓地 第四节 明代皇陵的制度渊源 第四章 南宋的志墓碑刻 第一节 圹志、墓志铭、神道碑、墓上小碑 一、圹志、墓志铭与神道碑的合流 二、圹志与神道碑的区别 三、圹志与神道碑在墓地中并存 四、墓上小碑 第二节 出土墓志概略及相关问题 第三节 墓志散布时期和地域不均衡的缘由 第四节 墓志的物质性信息 一、墓志作为随葬品在墓室中的陈列位置 二、墓志作为随葬品在家族墓地中的陈列位置 三、墓志的形态、材质与“可视性”问题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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