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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五常 经济学家 来源：摘自《童年的回想》 听说约瑟夫·熊彼特（美籍奥天时政治经济学家）曾在课堂上批判牛顿，责备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索推理的措施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判有点道理。 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什么严重发现——虽是稍纵即逝，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 爱因斯坦的思索措施，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能够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什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 爱因斯坦的思索措施很可能是那自命特殊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我不只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 但正由于这个缘故，我倒能够写一点有适用性的思索措施。我的思索措施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索措施，其他的凡夫俗子也能够学。天才的思索措施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气就是为了要学教员的思索措施。一切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 有一次，杰克·赫舒拉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杰出经济学教授和名誉退休教授，张五常教员）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索的措施。 我这个偷“思”的习气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侥幸的事。 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仔细察看他们的思索措施，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一朝一夕就变得甚为适用。 但由于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的措施，作为己用。固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索推理异曲同工，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 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适用的思索措施的大约，剖析如下。 01 谁是谁非不重要 假定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剖析或争辩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念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能够肯定他是低手。 思索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 要“出风头”或者“领功”是人情世故，但在思索的过程上，“自己”的观念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念作客观的权衡。 有些人以为米尔顿·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主张自由巿场经济而知名）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念，这是错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 由于他认错太快，常常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敬慕者对他们的称谓；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能够错，所以他们的观念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思索及权衡，不能够尽信。 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化，值得我们特别留意。 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了解，较当心肠去权衡。但我们不能够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 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化而普遍，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信服亚当·斯密（现代经济学之父）、约翰·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近代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的开创人）等人。 但当我研讨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厚此薄彼，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02 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常常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措施”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提问宗旨。以提问作为思索的指引，有几点是要弥补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 这是弗里德曼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分明。 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措施，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方式去提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 举一个例子。当弗里德曼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宗旨能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 弗里德曼答：“你是要问，能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沿上的价值就越少？” 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边沿功效递加”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 这是阿尔钦（阿门阿尔伯特阿尔钦，现代产权经济学开创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名誉教授）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甚么是货币？为什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 当经济学界以功用的量度艰难为抢手的争论时，阿尔钦问：“甚么是功用？什么是量度？我们用什么准绳来决议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提问方式。 后来阿尔钦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权衡的准绳，而功用就只不外长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 假定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措施若能胜利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自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 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措施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消费降落。 我问：“既然消费降落，租值就应减少了，为甚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措施？”我再问：“假定我是地主，我会怎样办？假定我是农民，我又会怎样办？” 第三，要判定问题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的高手中，权衡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权衡放在一切思索之前。 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以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别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大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甚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学问没有甚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动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只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什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 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定；这就暗示着个人消费是会尽可能减低消费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消费费用能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定下，“过高”是不可能的。 弗里德曼就下评语：“愚笨的问题，得到愚笨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03 不要将预见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索就会遭到压制。 不依逻辑的推理应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索措施，常常把预见抹煞了，致使甚么也想不到。 逻辑学——特别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波普尔（学术理论家、哲学家）争辩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措施论的问题。在这争辩中，我以为朴柏是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藉藉无名的。 逻辑是能够辅佐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或见解的本源。 科学措施论是用以证明理论的存在，但它自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措施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念，只不外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 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短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见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揣摩，有了大约，再反覆以逻辑证明，是最有效的思索措施。只需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契合逻辑及措施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 那些主张“演绎法”或“归结法”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索措施能否正确。 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才干真实是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正而成的。 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英国教士、人口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推理的才干比不上普通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哈耶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及舒尔茨（西奥多·舒尔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成员），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 这可见思想见解是首要，逻辑次之。 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见，就不要由于沃匦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见的要首推科斯（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祖师，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殊的意见，他就立刻回答：“似乎是对了”或“似乎是错误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将预见从头剖析。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专利权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糜费的，我冲口而出：“怎样会呢？假若全世界能够种麦的地都属我一切，我就一定要将地分开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出卖，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 柯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你似乎是对了。”三天之后，我再遇科斯时，他又说：“你似乎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甚么？他说“麦的市价”。 几个月后，在闲谈中，柯斯旧事重提：“我以为在麦的价钱上你是对了的。” 在1974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能观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见。 罗素有一条座右铭：“无论一个预见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甚么辩驳也赢不了。” 预见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短少不了的——从那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甚么也不大分明。 在思索上，预见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那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 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分明。好的预见的特征，就是路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分明，到后来就豁然贯串。 “没出息”的预见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见的重要，是有贬斥逻辑及科学措施论之意。我曾经是加纳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见的展开，用错了是可将预见抹煞了的。 04 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索上的问题，是一定能够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见来试图剖析。 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一模一样——他们既不随意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故步自封，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 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能够顿开。 茅塞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有的。浅而重要的发现，常常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微转变一下，可能茅塞顿开。 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由于过于湛深，而是由于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 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了消费，对临近的物业构成污染而有所损伤。历久以来，经济学者都倡议政府用几种措施去压制工厂的消费，从而减少临近物业的损失。 这个老问题到了柯斯的手上，他就将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消费，就等于临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所损伤，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那一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 第二，角度能够权衡。 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 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一定能够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权衡。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自信心。 当然，牢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 第三，角度有远近之分。 在思索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艰难的见解，思索者就可能前功尽弃。 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细节的弥补只是时间的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常常无伤大雅。在这方面的思索艰难，就是若完整不顾细节，我们会很难知道大要。有了牢靠的大要而再剖析细节，精确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注重细节——这是普通的习气。擅长思索的人会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思索。 05 例子远胜符号 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定，就算是推理。 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争辩，算不上是认真的思索。有科学性的思索，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 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言语；严厉来说，任何言语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白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白画面，就成了例子。 思想是笼统的。要证明笼统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处，由于它是最严谨的言语。但有效的思索措施却是要将笼统理想化。 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理想，因而较容易记；所以在思索上，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 以善用数学而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如萨缪尔森、阿罗、宇泽洪文、斯蒂格里茨等人，都是以例子辅佐思索的。 以数学求证是得了大要之后的事。其他少用数学而擅长思索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 有些学者只是用符号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发现的却是少见。中国人天份之高举世知名，但用例子的才干就比较弱了。 这一点我真实不明白（可能佛学的例子过于笼统，构成不良影响；这问题要请岑逸飞代为解答）。以我之见，韩非子还算过得去，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常常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难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的想像力了。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简而贴切。 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含在例子之内。通常的措施就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 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像力。 在经济学历史上，简化例子最有身手的是李嘉图——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那就是说，例子简化得越利害，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置。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 一切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以严厉的准绳来权衡，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 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 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是可辅佐推理的。但要有实践应用的理论，就必须有实例支持。 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子入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时间做得多的人，常常可省去这一步。阅历对思索有很大的辅佐，就是由于实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 众所周知的例子不只缺乏吸收力；在思索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创见。 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示力就削弱。高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剖析，采用了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 这些比较新奇的例子，都启示了一点新的见解。 第四，要将例子普通化。 这一点，中国人是特别弱的，事实不能够解释事实；太多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 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置，理论及见解就变得复杂，各自成理。无意中变成了将事实解释事实。 将多个不同的例子归结为同类，加以普通化，是寻求普通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措施。 马克思走李嘉图的路，将资本跟土地及劳力在概念上分开。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缺乏普通性，使剩余价值无家可归。 李嘉图自己历来不置信价值是单从劳力而来的；他想不通将不同资源普通化的措施，自知他的理论有艰难。这艰难要到费沙才分明地处置了。 在社会耗费的问题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类太多，致使他的理论含糊不清，前后不贯。这问题到了高斯手上，他就以为在社会上每个人无论做什么对其他人都有影响；他于是就将一切对人有影响的行为归结为产权的问题。 在另一个极端，过于普通性的理论，由于没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没有解释的功用。有适用的理论是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因而之故，例子既要归结，也要分类。 分类的措施就是要撇开细节，集中在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中央。 将一个例子分开来处置，我们也应该找寻跟这例子有普通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无法普通性化"的实例。若是有的活，在逻辑上这实例是无法用理论解释的--这就变成了科学以外的事。 第五，要试找反证的例子。 思索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证是思索的一部分——考证就要试找反证的例子了。 斯蒂格勒（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贝克尔（加里·S·贝克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高手，在争辩时就喜用反证。 牢靠的理论，是一定要有能够想象的反证例子的--但若反证的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 06 大惑不解就要暂时放置 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 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 我们能够肯定的，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时间的机遇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能够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空费。将问题放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 我的价钱管制文章写了3年，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来最少有百多年！不是夸大其词，而是放置着等机遇成熟而已。 贝克尔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时间。柯斯有几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他今年74岁了，等不到是经济学上的大损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候是思索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科学上的思索是一门专业。跟其他专业一样，熟能生巧。能够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的深奥，好的答案常常会比想象中的浅的。 ● 资深盘手说：没自信心就别做，轻仓只是在自我安慰（期货买卖该重仓还是轻仓？） ● 长牛14年，大涨近百倍，印度股市牛冠全球，散户争相涌入！ ● 苏纳克的上位之路：娶富家千金，从剖析师到对冲基金合伙人再到英国首相 ● 他辞去英特尔工作，专职量化投资！（6年多，累计收益率429.86%，最大回撤20.88%！） ● 2022全国期货实盘冠军：6个月，595万盈利2942万！（附两次夺冠买卖心得和演讲视频） ●油脂发力上行，棕榈油更是两周拉涨超千点！后期走势会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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