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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请命 舍身忘死 张普惠(468―525年)，字洪赈，北魏时的常山九门(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人，博学多闻，颇有政治见解。屡官至谏议大夫、东豫州刺史。史臣评他“有王臣之风”，意谓他克失职守，正色当朝，不近权贵，以劝政、诤谏为己任。官品虽不甚高，但上忠于君，下惠于民，是北魏后期一位不可多得的良臣。翻检史书，《北史》有曰：“张普惠明达典故，强直从官，侃然不挠，其有王臣之风矣！” 其“王臣之风”，表往常以下几个方面： 一、奋不顾身，持正摒邪。一天，皇帝诏令他要马上進宫，他的几个儿子，见驿使敦促紧迫，以为大祸临头，禁不住哇哇的哭泣起来。他对儿子们说：“我掌谏议之职，若不言所难言，谏所难谏，便是唯唯，旷官尸禄。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复何恨！”说罢，冷静自如的入宫，一如继往的议政，持正摒邪。事后，杜弼称誉他克守谏职，“謇謇如也，谔谔如也。虽不见重用于一时，固足以传美于百代！”意义是讲：他正直敢言，固然不见重用，但其操守和美名，足以传扬后世。 二、为民请命。当时朝廷传令，要加征绵麻之调，他恐民不堪命，上疏诤谏。张普惠在疏奏中指出，这种随意增加户调的做法，是不知“民言之可畏”，是“欲去天下之大信”。他还揭露府库中“大有绵麻，而群官共窃之”的流弊，请求朝廷要“爱民惜法”，以“下慰苍生之心”。 三、谏省费用，节约朝廷开支。宣武帝在位期间(500―515年)，朝廷上自皇帝，下至王侯公卿，莫不大兴土木，建筑奢华，劳民伤财。张普惠在奏疏中说：滥修建筑物，是“殖不思之业，损巨费于生民。”张普惠希望身为一国之尊的人君，应该“先万国之忻心”，为“万邦作式”，并且“释奠成均，竭心千亩”。严厉批判了当时的朝政。 四、提出“和万国以静四疆”之法。当时，北方的蠕蠕国，发作内乱，国主阿那?奔北魏。朝廷欲派杨钧领兵送其还国，而定蠕蠕。张普惠针对双方形势，力阻北伐。他上疏说：“今宰辅专欲好小名，不图安危大计，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他又指出：“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此机之际，北师宜停”。只需“辑和万国，以静四疆”，才干使“混一之期，坐而自至矣。”张普惠的这次疏谏，虽未能奏效，但其忠于职守之意，却溢于言表，遭到正直大臣们的好评。 五、明赏罚，严考绩，以廓清吏治。张普惠鉴于当时纲纪废弛、冤案迭起的流弊，提出施政的两个准绳：一为“尊贤以司民”，二为“明德慎罚”。他在奏疏中指出：由于朝廷“政令不一”，“冤讼惟甚”，而朝廷的法令，又朝行暮改，“致使邀驾击鼓者，无理以加其罪；诽谤公听者，无辞以抑其言。”他以为：要想改动这种困境，只需更掌龋之法，变革“停年格”之制，做到“官必择人”、“各盈其分”，才干使国泰而民安，习俗淳化。 张普惠后来出仕东豫州刺史，在任期间，“绾摄有方，奸盗不起，民以为便。” 他终身俭朴约素，“不营财业”，死后赠平北将军、幽州刺史。史书称其“有王臣之风”，可谓评价得当，十分得体。（事据《北史》） 唐太宗"览图禁杖" 【原文】 太宗览《明堂针灸图》，“人五脏之系，成附于背。”诏自今毋得笞囚背 【注释】 这一则故事，出自《新唐书刑法志》，笔者转引自明代张居正的《帝鉴图说》。此事发作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主要讲述了唐太宗爱民如子，即便是对犯了差错的刑犯，也要珍惜他们的生命。 《明堂针灸图》：古中医书名。人五脏之系：人体具有的五脏。笞：用竹板或荆条，打犯人的背部或臀部，是唐律“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中，最轻的一种。 【今译】 唐太宗有一次偶尔阅读《明堂针灸图》时，看到人体的五脏，都贴附在背部，于是就颁发诏书：从今天开端，凡是执行笞刑的时分，不得抽打囚犯的脊背。 【解析】 据唐书《艺文志》记载：当时的针灸书，有《黄帝明堂经》、《明堂偃侧人图》、《明堂人形图》、《明堂孔穴图》等，讲的都是医家针灸治病的原理和措施。有一天，雷公问起人的经络血脉，黄帝坐在“明堂”，传授给他这方面的学问。所以后来医家，称表明人体经络、针灸穴位的图，为“明堂图”。 贞观四年冬，十一月的一天，唐太宗阅读《明堂针灸图》，翻看着针灸书，忽然看到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人体中，心、肝、脾、肺、肾五脏的经络，都附贴在脊背上。”然后，太宗又细致观览了人体穴位图。由此，他想到：衙门问刑时，常常打人的脊背，这实践上便震动了五脏，就会招致伤害性命。太宗此时又想到：其实那些罪重当致死者，已有死刑条律管着，而关于那些罪轻者，假如还要用笞刑或杖刑，拷打其背部，就很可能把罪轻者打死。这真实是不可取的。于是，他当即下了一道诏书：从今以后，一切的问罪衙门，均不许笞杖罪囚的脊背。由此能够看出，唐太宗对庶民，诚施宽仁之政，一举一动都能想到庶民疾苦。例如这次看医书，就萌发了不忍之心。听说：这道诏书发出之后，那些罪轻的人，免于杖死者，数不胜数！更何况那些原本就无罪而被官府冤枉的人呢？史传唐太宗以宽仁治天下，而关于刑法的制定和实施，尤为谨慎。这的确是可信的事实。唐太宗是历史上有名的贤明君主，被称为“千古一帝”。他以民为本，制定国策，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刚即位时，就下令轻徭薄赋，与民生息。唐太宗愈加注重法治，他曾说过：“国度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而是天下都要共同恪守的法律，因而一切都要以法为准。”关于法律，他真正做到以身作则。在贞观时期，“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不再是一句空话。执法公正，并且量刑全要从缓从轻。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太宗以民为本的治国战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年间，农业、商业，都有很大展开，社会次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是中国历史上的辉煌盛世，被称为“贞观之治”。唐太宗爱民的故事，在历史上有很多记载。好比有这样一个事情，唐太宗有个儿子叫李恪，被封为吴王。李恪有一个喜好，就是喜欢打猎，经常骑着马，去追捕射杀野鸡、野兔之类的小动物。由于这样的小动物，常常出没在田野乡间，所以他蹂躏了不少庶民的庄稼，庶民知道他是皇子，什么话也不敢说，只好自认倒运。后来这件事，被一位官员知道了，就上朝拜会唐太宗，揭露了李恪的罪行，并请求唐太宗一定要严惩。唐太宗就依照那位官员的倡议，免去了吴王李恪的爵位，让他得到了应有的处分。在这方面，唐太宗一直都以身作则，对那些伤害到庶民利益的官府、贵族，都会严惩不贷。所以当时仰仗自己的权力欺压庶民的事情，极少发作。这也是唐太宗对庶民仁爱的一个方面的表示。 笞刑是古代一种比较轻的刑罚，但是也有的官吏，在执行的时分，不依照这个刑罚的请求，而自己随意处分犯人，结果有很多罪不当死的人，死在了这个刑罚之下。缘由就是执法的人，鞭打了受罚者的背部，伤害了他们的内脏。 唐太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好皇帝，即便是在他读书的时分，也不遗忘老庶民，当他看到人体的内脏位置，都贴附在背部的时分，就下令：以后笞刑，不准鞭打背部，这样就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只需将老庶民记在心中的唐太宗，才会想到这一点。因而，唐太宗的博德厚仁，对民众的关怀备至，体恤入微，就更显得彰明昭著，彪炳日月，格外的难得可贵了！ 汪一清受人尊 一、汪一清，受人尊 《续笔乘》记载，嘉靖末年，有一位学校的教员，名叫汪一清，遇乱被抓。他见贼人捆来一个女人，是他的朋友之妻。汪一清就把她认作自己的妹妹，允许将她赎出。贼人就把他们二人，关在一间房子，一个多月都关在一同。汪一清心洁气正，历来不起邪念。 一个月后，汪一清的家人，送来赎金，贼人才将他们二人，放了出来。那个女子，方得准其赎归。 女子的丈夫即汪一清的朋友，听到妻子的诉说，感动得流泪，拜谢汪一清不止。 汪一清当年去京城应考，随即登第。 周氏按曰：明智之人，当属汪君；古往今来，皆受人尊。 二、张文启的奇喜 《不可不可录》记载，明末，福建人张文启，与周某人，一同在山中避寇。有一个少女先在那里，她看见二人来到，仓皇想要逃避。张文启说：“你孤身一人，分开一定遇寇。我们都是诚实人，决不相犯与你。” 夜半时分，周某人想要淫女，经张文启极力阻拦，得以中止。等到早晨，周某人厌恶张文启的存在，但又无法解脱他。于是，三人一同出山，得知贼寇已退，张文启赶快查询女家何处？及时的送归而别。 后来，张文启经他人引见，做黄姓者的女婿，女家嫁妆十分丰厚。张文启娶妻归家，认真一看新娘，原来她就是他在山中所遇、所护之女。妻生二子，都登第。 三、池州船家的奇祸 康熙癸卯年(1663)，池州地域涨大水。有人驾舟，救起一少女，想要污辱她，少女从船上忽地投入水中，遇树得生。 一年后，少女嫁往他村。结婚时，少女看见公公，就是当年在船上要挟自己的人。她十分痛恨，哭着将前情，通知了送嫁的人，然后就自己吊死了。 后来，女家与婿家打官司，此事才被大家知道。 周氏按曰：颠沛流离之际，顾全一个妇女的节操，功德必倍于平常；损坏一个妇女的节操，差错也必倍于平常。得失有天渊之别，值得特别谨慎。必要处处提示：善因我立，福必我得；邪由己做，恶必自受！ 免责声明 1、部分图文信息来源于互联网、微信公众号 ,目的在于分享更多信息，发扬传统文化。 2、信息内容仅供学习、参考 ,并不代表赞同其观念。错误信息精确性、牢靠性或完好做任何保障。 3、如触及作品内容、版权及其他问题 ,请在 30日内与我们联络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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