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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讨｜刘云虹：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 ...

2022-12-21 16:16| 发布者: 挖安琥| 查看: 102| 评论: 0

放大缩小

简介：刘云虹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被以为是作品被翻译最多、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一位，据统计，其作品目前已被翻译成五十余种言语，共计两百多个外文译本。法国是译介莫言作品最多的国度，“自1988年向公众推出短篇小说《枯河 ...

刘云虹

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被以为是作品被翻译最多、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一位，据统计，其作品目前已被翻译成五十余种言语，共计两百多个外文译本。[1]法国是译介莫言作品最多的国度，“自1988年向公众推出短篇小说《枯河》（ La Rivière tarie ）开端，法国就仰仗其持续杰出的出版业绩遥遥抢先其他国度”[2]。不只如此，作为世界范围内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之一，法国对莫言作品的发现和翻译也在相当水平上影响着其他国度对莫言的关注，在莫言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表演着某种“必要中转站”[3]的角色。本文经过调查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状况，提示中国文学海外接受与传播的影响要素，并力图经过莫言作品法译的个案剖析为推进中国文学文化更好地“走进来”提供一定的参照。

一

多重的翻译契机与动因

翻译活动具有显著的社会文化属性，其发作离不开时期背景与文化环境，更需求借助一定的契机。莫言作品在法国的翻译能够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短篇小说《枯河》1988年被译为法语并收录于《重见天日：中国短篇小说集（1978-1988）》（ La Remontée vers le jour, nouvelles de Chine (1978-1988) ）。《枯河》是莫言作品法译的初次尝试，真正惹起法国文化界关注的则是1990年由南方书编出版社推出的《红高粱》法译本，而促使该译本降生的一个重要契机在于，同名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上大放异彩并一举夺得金熊奖。随同着富有感染力的电影画面，莫言以“极具感官性的写作”所描画的那个“野蛮又神秘之地”[4]展往常法国观众眼前，充溢中国特质的异域情调令人震动，也引发了出版界对原著的兴味。如法国媒体所言，在电影热映的良好效果助力下，“莫言从那时起便逐步取得一种国际名誉。译本不时增加”[5]。《红高粱》在法国出版后的五年间，莫言另外四部作品的法译本也相继问世，分别是《天堂蒜薹之歌》（1990）、《筑路》（1993）、《透明的红萝卜》（1993）和《十三步》（1995）。莫言在接受采访中曾表示：“脚踏实地地说，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最早是由于他们的电影在国际上得奖，构成了国际影响，带动了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阅读需求。各国的出版社都很敏感，他们希望出版因电影而遭到关注的文学原著，我们的作品才得以疾速被译介。”[6]

翻译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建构力气，与文化之间有深化的互动关系，翻译活动在很大水平上不只决议着中外文化关系的演化与展开，也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外文化关系影响下的产物。因而，中外文化交流的推进必定为翻译拓展其可为的空间。21世纪初，随着中国和法国在文化等层面的交往不时深化，两国政府决议协作展开“中法文化年”活动。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中国文化年率先在法国举行，法国文化界乃至社会各界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潮。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化年期间被重点推介的内容之一，2004年第24届法国图书沙龙以中国为主宾国，展出四百多种有关中国的法文图书，包含莫言在内的三十多位中国作家、学者受邀列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备受注目，其“翻译出版呈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从2002年的17种猛增到2003年的29种，而2004已超越40种，突破历史水平”[7]。在这“突破历史水平”的中国当代文学法译中，已遭到法国出版界关注的莫言作品取得了尤为重要的翻译出版契机，2004年内，《丰乳肥臀》《藏宝图》《铁孩》《爆炸》法译本接连被推出。

作为一种意味资本，文学奖项在中国文学外译中表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常常与文学译介处于某种互动关系中，构成翻译的直接动因。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在法国取得了两个重量级奖项：2001年《酒国》获法国洛尔·巴塔庸外国文学奖，2004年莫言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文学奖项的授予不只是对作家文学创作的肯定和贬责，也势必推进作家及其作品在相关翻译场域和文化语境中遭到特别的喜欢。2005年至2012年，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得以稳步推进，简直每年都有新的译作出版，其中包含《师傅越来越诙谐》（2005）、《欢乐》（2007）、《四十一炮》（2008）、《生死疲倦》（2009）、《蛙》（2011）等。若将视域拓展至整个海外，能够看到，赢得诺奖桂冠前莫言在其他国度也收获了多个文学奖项，如2003年《檀香刑》获越南作家协会的“翻译文学奖”；2005年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2008年《生死疲倦》获第一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2011年获韩国万海文学奖。据笔者察看，“莫言所获国际奖项正好散布在作为莫言作品译介重镇的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越南和韩国，这并非简单的巧合，而是颇为有力地阐明了意味资本在文学传播与接受中的重要意义”[8]。当然，诺贝尔文学奖对提升莫言及其作品的国际关注度和影响力具有无须置疑的作用，从全世界文学场域来看，这一作用很可能是决议性和导向性的，但就法国而言，她“对莫言的兴味由来已久”，因而正如学者所指出的，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所带来的影响是“为其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注入了新的动力”[9]。借助这一“新的动力”，法国出版界于2013年推出《变》的法译本，2014年又出版了《红高粱家族》的首个全译本。随后几年里，莫言作品的法译本基本上以每年一部的均衡速度与读者见面，包含《超越故乡》（2015）、《诙谐与兴味·金发婴儿》（2015）、《食草家族》（2016）、《战友重逢》（2017）以及收录了莫言七部短篇小说的合集《白狗秋千架》（2018）。

翻译活动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等基本特征，文学译介必定依赖于一定的外部条件。正是在电影、文学奖项、政府推介等多重要素的推进下，莫言作品逐步走入法兰西语境，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最重要的代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种契机和要素所发挥的作用固然十分重要，但决议中国文学在法国译介的最基本动因在于作品自身。假如将世界文学了解为“一种阅读方式”[10]，那么它必定与“主体文化的价值取向和需求相关”[11]。法国有着深沉的文学传统，对作品的文学特质与艺术创新更为敏感，并且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端，法国文学和汉学范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知与接受立场便发作了变更，从“通常把中国当代文学视为地道的文献”转为认识到“应该开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今天的中国文学：作为文学的角度”。[12]所以，法国出版界在发现和选择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时格外注重文本能否具有共同的文学质量。莫言对此深有体会：“电影只是冲开了一条路，让灯光照在我们身上，能不能持续遭到读者的欢送还是看作品自身的文学价值。实践上，张艺谋也不只仅改编了我们几个作家的作品，但是，不时被各国译介的就是这几个人，所以，最终还是文本自身的质量决议的。像我被翻译到法国的作品《丰乳肥臀》《酒国》并没有被改编成电影，但要比改编成电影的《红高粱》反响好很多。”[13]在莫言的众多作品中，《酒国》是极具文本实验意义和文体价值的一部，其法译本于2000年由法国瑟伊出版社推出。能够说一经出版，《酒国》便惹起了法国文学界和媒体的普遍关注，成为一个“各界阐释、了解莫言的主要依据”[14]，并于翌年取得了法国洛尔·巴塔庸外国文学奖。如此热烈的反响和《酒国》在国内一度并不被看好的接受状况构成了反差。探求个中缘由，不难发现，作品中彰显出的文学质量特别是在叙事技巧上的改造构成它在法国得到普遍关注与接受的关键。法国洛尔·巴塔庸外国文学奖对《酒国》的授奖词中所凸显的正是小说在文体上的实验性：“由中国小说家莫言原创、汉学家杜特莱翻译成法文的《酒国》，是一个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大多数读者的阅读阅历。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普遍阅读，但却会为刺激小说的生命力而耐久地发挥效应。”[15]法国主流媒体之一《世界报》也对莫言在《酒国》里运用的精深艺术技巧给予充沛肯定，以为“他将寓言、虚幻故事、道家思想和荒唐新奇熔为一炉；他熟能生巧地运用镜像效果，含糊了理想与想象的界线”，而“没有运用呆板的言语”来揭露社会问题。[16]仰仗《酒国》的出色翻译同样取得洛尔·巴塔庸外国文学奖的翻译家、汉学家杜特莱（Nol Dutrait）正是莫言作品的主要法译者和研讨者之一，论及莫言的文学作，他表示：“莫言触及了关于中国社会的一切主题，同时也历来没有忽视文学自身的质量。他不是一个站在这边或那边的政治激进主义分子，而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位作家、一个关注周围世界的察看者。他能探测人类的灵魂，并展示美与丑、人性与非人性在什么水平上是接近的。他的作品的广度使他成为一个文学伟人。”[17]从以上评论能够看到，固然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社会话语产品”，必定具有“认识属性”[18]，经过文学来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理想的接受途径不容忽视，但就基本而言，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共同个性应该被以为是推进莫言作品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素。

La Remontée vers Le Jour : Nouvelles De Chine ( 1978 - 1988 )

CHENG A. Et Collectif

（《重见天日：中国短篇小说集（1978-1988）》）

Edité par Alinea, Aix-En-Provence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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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动态展开的系统译介

自1988年《枯河》翻译出版至今，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走过了三十余年的进程。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法国出版界推出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时普遍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莫言作品的法译因而呈现一定的偶尔性和零散状态，《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筑路》《透明的红萝卜》《十三步》这五种法译本“散落”在五家出版社。所幸，这种分散出版的状况很快有了改动。法国翻译家林雅翎（Sylvie Gentil）曾指出，莫言作品法译本的数量远高于其他语种的译本，其缘由在于“多家出版社的胆识、寻觅新作家的品味以及法国对其他文化一直怀有浓厚兴味这一传统”[19]。1995年出版《十三步》之后，法国瑟伊出版社正是仰仗过人的胆识和眼光，逐步与莫言树立起稳定的协作关系，持续、系统地翻译出版莫言作品。瑟伊出版社成立于1935年，在人文社科和文学出版范畴享有盛誉，可谓法国出版界的“巨头”，在世界范围内也有重要影响。该社21世纪初开端大范围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与莫言紧密协作后于2000-2018年间向法国读者推出了包含其代表作《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倦》《蛙》《红高粱家族》等在内的十五种莫言作品法译本。权威出版社的系统译介促使莫言作品法译本“发行量越来越大”，莫言则“被圆满地贴上了外国权威作家的标签”[20]。

特别要指出的是，除了稳定的出版速度和日益增长的发行数量，瑟伊出版社对莫言作品的系统译介还着重体往常该社任用杜特莱和尚德兰（Chantal Chen-Andro）两位固定的译者来中止翻译，上述十五种法译本中，除《红高粱家族》外，其他十四种均由二人分别译出。作为翻译过程中居于中心位置的主体，译者之于译介活动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译本的质量如何、文学译介与传播的效果如何，以至中国文学与文化‘走进来’的目的能否得以完成，都在很大水平上取决并依赖于翻译家的自主性与发明性工作。”[21]杜特莱和尚德兰不只是翻译家，也是酷爱中国文学、多年关注并努力于中国文学研讨的汉学家。杜特莱自20世纪80年代开端翻译中国当代文学，先后翻译出版了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苏童的《米》以及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师傅越来越诙谐》《四十一炮》和《战友重逢》等二十余部作品，为推进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做出了出色贡献。不只翻译成就斐然，杜特莱还长期从事中国言语文学的教学与研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特征与展开进程都有深化了解。翻译家和汉学家的双重身份使他在“翻译什么”和“如何翻译”这两个翻译的基天性问题上有着理性的选择：在拟译文本选择上以文学性为首要考量要素；在翻译过程中“一直努力做一个尽可能忠实的译者”[22]。尚德兰1990年翻译出版了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尔后便长期关注莫言，是翻译莫言作品数量最多的法国汉学家，《筑路》《檀香刑》《生死疲倦》《蛙》《变》《超越故乡》《食草家族》等多部莫言作品法译本均出自她的笔下。尚德兰还是中国当代诗歌在法国的主要推介者，翻译了北岛、顾城、西川等一批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与杜特莱一样，尚德兰也主张翻译应遵照忠实性准绳，在接受采访时她曾明白表示对美国译者葛浩文“在翻译时思索读者阅读习气，不惜压服作家改动行文以至故事结尾”的做法并不认同，在她看来，“不背离原文又要揣摩最好的法文”才是译者应尽的义务。[23]

文学翻译是一个以生成性为实质特征的动态展开过程，翻译的生成既在于翻译之“生”，即原作重生命的降生，也在于翻译之“成”，即“译本生命在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不时持续、丰厚与传承”[24]。而译本生命丰厚性的拓展“不只取决于一个又一个与原作有着血脉亲缘关系的译本的持续自身，也取决于一代又一代读者对译本的发明性阅读与阐释”[25]。在这个意义上，“译”与“介”两个方面都不可或缺，法国读者，特别是文学、翻译和批判等各界对莫言作品的阐释构成莫言作品在法国持续不时得到译介的关键要素之一。在法国，对莫言及其作品的学术研讨和主流媒体评论兼而有之，且简直与翻译出版同步。从第一篇有关莫言作品的学术论文《莫言的〈红高粱〉》（尚德兰，1989）到首部研讨莫言的专著《莫言：想象之地》（张寅德，2014）[26]；从1990年杜特莱在《世界报》撰文称莫言等作家“具有激烈改造性的作品是世界文学的珍宝”[27]，到各大主流媒体对《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倦》《蛙》等作品的评论，再到莫言加冕诺贝尔文学奖在各界引发的事情性效应，能够说法国翻译界、学术界和媒体共同建构起莫言作品在法国的接受和传播空间，推进原作取得超越时间与空间的耐久生命力。假如说，“一个作家在异域能否真正产生影响，特别是产生耐久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要树立起自己的形象”[28]，那么这一形象的树立既离不开作家具有共同个性的创作自身，也同样以至愈加依赖于目的语读者对作品的发明性阅读，即读者能否在阅读所构成的特定对话关系中发现原作之“美”、参与原作重生命的发明。

法国各界对莫言作品的阐释和解读具有多重性，但其中一个鲜明的特征是注重莫言共同而多元的写作作风。莫言取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世界报》很快发表评论，以整版篇幅对莫言及其文学创作中止了引见和评价。文章对莫言作品言语的共同性和创新性尤为关注：“莫言的言语常常是丰厚而精深的。这种言语擅长在自我改造的同时对自身坚持忠实，不时寻求变更，将形而上与浅显相分离，允许一切极端却又藏身于隐喻之后。为描画出盼望和贪婪的一切方式以及愿望的力气，这正是必不可少的。”[29]2014年《红高粱家族》全译本出版之际，《世界报》有评论指出：“《红高粱家族》全译本中特别表示出一种未几见的对话与描写之间的均衡。当粗暴且有时残暴的口语性逐步将作者的其他作品转变为激越而感情丰沛的长篇散文诗时，这个故事里的精深技巧首先在于构思。作为共同叙事装置的情节（从父亲到儿子，逾越三代人）占领了上风。构思和情节调理着莫言特有的丰厚文体与豪迈情感，同时又适时为其精心设置了开阔的空间。”[30]莫言作品的主要法译者之一杜特莱则关注到莫言在写作作风上的不时改造：“莫言总是在尝试不同的写作作风。好比，《酒国》像是一本侦探小说；《丰乳肥臀》是一部庞大的史诗般的小说，足能够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马尔克斯的作品媲美；《檀香刑》有民间戏曲的印记；《蛙》的最后一部则是一出有萨特作风的戏剧。”[31]在他看来，莫言之所以“与众不同”，正由于他具有“强大的写作才干，以及首创又多元的写作作风”[32]。这样的解读能够说精确地掌握了莫言作品的文学特质与价值，对言语的探求、对叙事技巧的改造正是莫言在文学创作中锲而不舍的追求。他曾明白表示：“我对言语的探求，从一开端创作就比较关注，由于我觉得考量一个作家最终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鲜明的标记就是他有没有构成自己共同的文体，而且我又觉得假如过早地让自己的言语作风定型的话，那么这个作家实践上也就没有展开了，就终结了他的艺术生命，应该是一个不时展开变更的过程。……只需在不时的探求当中，包含言语的探求，小说其他的一些技术层面上的探求，才干时辰处在具有发明肉体的状态。”[33]此外，在对莫言的阐释与接受中，法国评论者还敏锐地捕获到莫言作品与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共通之处，以为莫言的创作不只让人联想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还“具有某些法国文学的特质”，如“在《丰乳肥臀》这幅令人目眩的中国历史画卷中，莫言富于发明性的、气势澎湃、激情澎湃的言语，讽刺夸大的描写，民间故事的作风，对荒唐现象的有力批判都不由令法国评论者联想到拉伯雷的《伟人传》”[34]。这样的参照式阐释不只提示出莫言作品中惹起法国读者共鸣的特质，也无疑更激起了文学接受中的某种接近感。无论对原作文学特质的精确掌握，还是拉近读者与原作距离的阐释参照，都对莫言作品在法国的持续译介发挥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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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作品法译本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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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维的互动

翻译是一个受多重要素影响的动态过程。翻译场域内各主体要素，特别是作者、译者、读者、媒体之间的互动对促进莫言作品在法兰西语境中的接受与传播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首先，从作者和译者的互动来看，杜特莱和尚德兰两位莫言作品的主要法译者都与莫言有直接的交往。以杜特莱为例，他与莫言的第一次见面是1999年在北京，当时正在翻译《酒国》的杜特莱对莫言中止了一次访谈，“问了他很多问题”[35]，触及《酒国》、莫言的文学创作以及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见地等。初次交流之后，杜特莱在翻译莫言作品的十余年间一直与莫言坚持着密切的沟通，他曾说：“当我翻译莫言的小说时，我经常给他发电子邮件，他总是耐烦地回答我的问题。”[36]这种以处置翻译问题为目的的问答式沟通在译者与作者的交往中是比较常见的，但杜特莱与莫言的互动并不只限于此。当莫言经过一部又一部作品“把‘高密东北乡’安置在世界文学的幅员上”[37]时，高密就成为翻开莫言文学创作世界的一把钥匙，喜欢莫言的读者都不由被这片土地的神奇魅力所吸收，杜特莱自然也不会例外。2004年和2014年，杜特莱两次去高密，参观莫言故居、莫言文学馆，探寻莫言小说创作的心路进程，了解高密的风土人情。回想第一次参观高密的阅历时，杜特莱表示：“当时我正在翻译《丰乳肥臀》，能亲眼看看小说故事发作的中央，这对我来说十分有意义。在高密和莫言的朋友们一同聚餐时的欢乐氛围，让我感遭到了《酒国》中所描画的喝酒艺术，这在山东的确是一个理想。”[38]翻译是“历史的奇遇”，更是一种有温度的相遇，所寻务完成的正是文化相融与心灵相知。杜特莱是法国著名翻译家、汉学家，也是莫言作品主要的翻译者和研讨者，两次探望高密不只有助于他了解莫言的写作背景、了解莫言小说的内涵，且更深层次来看，也必定对推进莫言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次，从作者、译者和读者的互动来看，各类图书沙龙、文化活动、学术研讨等都为这一多方参与的交流提供了契机。如2001年12月，莫言在法国国度图书馆发表《小说的气息》的演讲；2004年3月，莫言在第24届法国图书沙龙期间与读者见面；2014年9月，莫言在埃克斯书城和巴黎L’Arbre à lettres Mouffetard书店参与《红高粱家族》法译本推介活动等。又如2004年，莫言参与了“两仪文舍”的交流。“两仪文舍”是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兴办、由法国著名汉学家安妮·居里安任学术担任人的一项实验性文学活动，其法文称号是Atelier littéraire bipolaire，直译为“两极文学工作室”。文舍采用定期举行写作工作坊的方式，以文学为中心将法语和汉语两种言语的作家、翻译家、研讨人员、读者集聚在一同，就作家的创作展开研讨与交流。细致运作方式为：文舍以同一命题分别向一位汉语作家和一位法语作家约稿，两篇文稿写成并付诸翻译后，两位作家在阅读对方作品译文的基础上展开对话。活动中，兼具作者和读者身份的作家以及译者和读者同时参与讨论，充沛彰显出文舍所具有的积极开放的文化碰撞与沟通这一重要特征。2004年3月22日，莫言应邀参与了在法国国度图书馆举行的第七期“两仪文舍”讨论会，与法国作家捷妮雅·布里萨克（Geneviève Brisac）以及尚德兰和李金佳两位译者中止了交流。莫言和布里萨克就各自对本期主题“孩子”的了解以及双方以此主题写就的作品展开了多维度对话。同时，本次活动中，尚德兰就翻译莫言小说时遇到的艰难，如小说题目“大嘴”的翻译、中译法过程中经常呈现的时态处置、家庭成员称谓的翻译等问题[39]与莫言深化沟通，共同寻求超越翻译障碍之道。无论是文舍活动现场创作、翻译、阅读各方的近距离交流，抑或官网的录像转播、讨论文稿的出版发行，莫言及其作品无疑在中法两种言语文化的深度交汇中取得了新的了解与阐释，其接受与传播的空间也得以进一步拓展。

在莫言与读者的互动中，作为特殊读者或专业读者的作家、研讨者的介入并不鲜见。法国作家、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和莫言的相遇便是由阅读对方的作品开端的，近年来这两位互为读者的当代代表性作家又中止了多次对话，如2014年8月在西安的“长安与丝路的对话”、2014年12月在山东大学的“文学与人生”对话、2016年在浙江大学的“文学与教育”对话、2019年10月在北京的“历史、民间与未来——诺贝尔文学奖作家高峰对谈”等。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数次深度交流“正是中外文学良性互动的生动一例”40，而无论经由阅读作品所完成的心灵沟通，还是面对面交流所激起的了解与共鸣，都为扩展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推进莫言作品的国际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我们看到，国际研讨会也是此类互动的重要平台。如法国大学和研讨机构于2013-2014年间举行了两次有关莫言作品的国际研讨会，分别是2013年10月在巴黎第三大学、第七大学召开的“莫言，中央与世界的交汇”研讨会以及2014年9月在埃克斯-马赛大学召开的“莫言研讨：翻译、接受与阐释”研讨会。来自中国、法国、美国、瑞典、瑞士等国的数十位学者参与交流，共同讨论世界文学视域中的莫言及其作品。莫言带领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一行，参与了2014年的第二次国际研讨会，并在会议期间被法国埃克斯-马赛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学位授予仪式上，贝尔朗校长表示：“莫言先生是出色的文学家，他的文学发明力和想象力超越了言语的藩篱，成为人类共同的肉体财富……置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莫言先生的作品将为法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翻开一扇窗口。”41的确，经过作品，也经过学术交流与互动的平台，文学场域内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了解日益加深，莫言在法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接受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最后，从作者与媒体的互动来看，法国多家报刊对莫言等中国当代文学代表性作家长期有所关注，以不同的方式与作家展开交流，并经由媒体的辐射效应使法国大众加深对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了解。如2005年，莫言应《世界报》“回想”专栏的约请，为读者讲述“一个让他记忆深化的事情或现象”；2008年，《费加罗报》约请三十位外国作家以《奥德赛》中的同一句话开头撰写短篇小说，莫言也应邀参与这一活动，他创作的《蓝色城堡》由杜特莱夫妇翻译后在该报全文刊出；2014年，《十字架报》第40000期出版之际，该报约请包含莫言在内的四十位来自各界的知名人士分别撰写致“未来”的千字文，就“未来”这一话题与读者交流各自的见地，莫言以“置信人性”为题表白了对中国和世界未来的自信心。这样的互动在作家与大众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因而很大水平上也有助于中国文学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与接受。

莫言是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莫言研讨以及由此拓展的对新时期中国文学改造与阅历的探求是当下文学文化研讨中极具价值的议题。新近出版的“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阅历研讨”丛书及相关评论正阐明了这一点。该范畴的研讨与探求不只应在中国文学的自身传统与历史进程中推进，也需求在世界文学语境下、在“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42]的视野中展开。借助“他者之镜”，经由他者而观照自身，无疑有助于深化对莫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调查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以下几点启示值得关注：（1）从翻译之“生”到翻译之“成”，文学译介与接受是一个漫长的进程，绝非短期能够完成，取得诺贝尔文学奖固然给莫言带来了庞大的国际名誉，但其作品在法国的翻译与传播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开启，并有赖于持续地译介与深化地阐释才得以推进；（2）中国文学能否“走进来”并“走进去”，进而取得耐久的生命力，最重要的要素在于作品自身，政治考量、文化猎奇等要素可能会一时带来某种接受效应，但久远来看，唯有作品自身的文学特质与价值能够使文学超越言语、地域、民族和文化的区隔而产生直抵人心的力气；（3）文学译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并不由文学交流中的任一方面单独主导或决议，而是主客观多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需翻译场域内密切关联的各方相互协作、构成合力，方可为推进中国文学文化的国际传播发明有利条件，不时拓展新的可能。

《翻译批判研讨》

刘云虹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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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上下滑动阅览]

[1]参阅《莫言十年新作〈晚熟的人〉行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再叙故乡人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2020年7月26日。

[2][9][20]张寅德：《莫言在法国：翻译、传播与接受》，刘海清译，《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

[3][19]Caroline Puel, Vous voulez le Nobel ? Publiez en franais ! , Le Point , 19.10.2012.

[4]Frédéric Bobin, Mo Yan, la Chine entre les lignes , Le Monde , 18.08.2000.

[5]Alain Nicolas, Mo Yan : J’écris comme se comporte le peuple chinois , L’Humanité , 12.10.2012.

[6][13]术术：《莫言、李锐：“法兰西骑士”归来》，《新京报》2004年4月15日。

[7]胡小跃：《“从伏尔泰开端，到杜拉斯炙热”》，《新京报》2005年9月2日。

[8]刘云虹：《文学译介视野中的莫言》，《文学跨学科研讨》2021年第2期。

[10][11][美]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査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309页、311页。

[12]Nol Dutrait, Traduir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au début du XXIe siècle, une question de choix , In Paul Servais (ed.), La Traduction entre Orient et Occident , modalités, difficultés et enjeux, Louvain-la Neuve, 2011, p.83.

[14][34]杭零：《莫言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东方翻译》2012年第6期。

[15]莫言研讨会：《莫言与高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173页。

[16]Douin Jean-Luc, Mo Yan et les ogres du Parti , Le Monde , 31.03.2000.

[17][22][35][36][38]刘云虹、杜特莱：《关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对话》，《小说评论》2016年第5期。

[18]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340页。

[21]刘云虹：《翻译家的选择与据守——杜特莱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之路》，《中国翻译》2019年第4期。

[24][25]刘云虹：《试论文学翻译的生成性》，《外语教学与研讨》2017年第4期。

[26]陈曦：《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研讨》，山东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5-37页。

[27]Nol Dutrait, Recul littéraire en Chine , Le Monde , 07.06.1990.

[28]许钧、宋学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增订本），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43页。

[29]Nils C. Ahl, Mo Yan : le Nobel pour “celui qui ne parle pas” , Le Monde , 13.10.2012.

[30]Nils C. Ahl, L’ivresse mesurée , Le Monde , 7.11.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