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

7 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夏县西阴村遗址是1926年3月24日清华学校研讨院李济和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袁复礼发现的。1926年10月15日至12月初，二人第一次挖掘西阴村遗址，这岂但是中国学者所独立掌管挖掘的第一个遗址，而且还在于它表示着中国考古学在当时所能抵达的最高成就，除发现了大量与仰韶村同期的彩陶外，还出土了半个经切割的丝质蚕茧。李济当时就认识到：“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讨的新途径。中国有历史就有关于蚕业的记载；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较之安特生所说的陶鼎与陶鬲尤为牢靠。”梁思永1930年发表《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也是中国学者早期以考古学措施研讨古代遗址的经典之作。

1994年10月2日至11月28日，山西省考古研讨所田建文、范文谦等中止了第二次挖掘工作，发现了西阴文化、西王村Ⅲ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二里冈文化的遗存，以西阴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主。

1962年杨建芳提出仰韶文化“西阴村类型”，1994年张忠培进一步升华为“西阴文化”，2006年余西云出版《西阴文化：中国文化的滥觞》，历年来有关对西阴村遗存、“西阴纹彩陶”等研讨文章，就更多了。西阴村遗址，不只是终间层面的文化天文坐标，更是新时期考古工作者的肉体灯塔。

历年主要挖掘单位： 山西省考古研讨院等历任挖掘领队及掌管挖掘者、主要参与挖掘人员： 李济、袁复礼、范文谦、田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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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西阴村遗址：考古学之父李济与半个蚕茧

（来源：燕赵都市报 2020年11月18日）

1926年，李济和袁复礼初次发现西阴遗址所在的灰土岭断崖。

李济

李济

6000年前的石雕蚕蛹

1926年发现的半个蚕茧

据新华社音讯，考古人员近日在山西省夏县师村遗址中止田野考古时，挖掘出一枚距今6000年的石雕蚕蛹，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雕蚕蛹之一。它的挖掘出土不只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1926年在夏县西阴村挖掘的半个人工切割的碳化蚕茧提供了例证，在时间上也早了大约500年。

为嫘祖养蚕添加新佐证

师村遗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裴介镇师村西北约1公里处的青龙河故道河曲地带。自2019年6月起，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研讨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等单位分离对该遗址中止了调查与挖掘，取得了一些重要收获。

师村遗址发现的仰韶早期聚落遗址，距运城盐池直线距离约7公里，是目前大范围挖掘的距离运城盐池最近的仰韶早期聚落遗址。而此次发现的石雕蚕蛹，距今约有6000年历史，外形大小如枣核，呈浅褐色，上面用尖利器物刻上了条状的花纹。它的挖掘出土不只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1926年在夏县西阴村挖掘的半个人工切割的碳化蚕茧提供了例证，在时间上也早了大约500年。

吉林大学教授段天璟说，从这些发现可知，在距今6000年前，位于运城盆地的夏县很可能曾经有了人工养蚕缫丝行为。另外，它是用中条山上的花岗岩刻成的，能将花岗岩刻得这么精致、纹路明晰，阐明当时的先民对蚕十分喜欢和注重。

位于山西省南部的夏县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相传黄帝之妃嫘祖教民养蚕于夏县。文物专家表示，此次发现的石雕蚕蛹意味着早在仰韶早期东庄类型的先民们很可能已控制了养蚕缫丝的技术，为“嫘祖养蚕”的传说添加了新的佐证，同时也为丝绸来源与传播等问题的研讨提供了重要线索。

袁复礼和李济打赌

李济为湖北省钟祥县人。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毕业后即被派往美国留学。在麻省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1919年获心理学学士学位，1920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20年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即任南开大学教授、文科主任。1925年任清华大学国学研讨院人类学讲师。

李济1924年开端从事田野考古，赴河南新郑对春秋铜器出土地点中止调查清算。1926年，在阎锡山的支持下，李济沿着汾河行走，到山西南部考古，并完成了对西阴村史前遗址的科学挖掘。这是中国人掌管考古挖掘的第一次，因而载入史册。李济因而被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光直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挖掘》中说：“西阴村的史前遗址，是1926年3月24日我和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先生在寻访夏代陵墓途中发现的。”

据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戴家祥给李光谟先生的信中说，西阴村挖掘终了后，李济和袁复礼回到北京清华研讨院，1927年1月10日，研讨院为他们举行欢送会。在会上，袁复礼先生说：“我同李先生从某地寻觅到某地，我勇于同他打赌：假如能在这里找到新石器文化遗址的话，我决不置信。后来到了西阴村，真的找到了，我就认输。”而李济不止一次地讲：“第一个看到它（西阴遗址）的是袁先生！”

西阴村挖掘的遗物，连其他用品，共装了76箱，每箱重40公斤左右。出于对这些陶片作统计学研讨和研讨陶片致碎性质两方面的思索，李济他们决议将其全部运往北京。

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件大事，由于南同蒲铁路还没有修建，正太铁路“运转极不准点又不经常”，他们挑了五六十匹骡子和马，驾着9辆大车，走了9天，行程800里，来到正太线西端——榆次火车站。

发现一个花生壳似的黑褐色物体

当年，李济经过一个半月的辛劳和慌张地发掘，终于认定这个西阴村遗址是属于新石器时期彩陶文化的遗址。有一天，一名考古队员忽然从一堆残陶片和泥土中发现了一个花生壳似的黑褐色物体，这惹起了诸位考古专家的关注。这是一个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茧壳长约1.36厘米，茧幅约1.04厘米，曾经部分腐蚀，但仍有光泽，而且茧壳的切割面极为平直。当时掌管挖掘的李济对此十分注重，但是在挖掘现场再没有找到第二个。

盘绕着半个蚕茧，李济先后请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中止审定，刘崇乐虽不敢判定这就是蚕茧，但也没有找出相反的证据。由于该茧壳比往常西阴村家养的蚕要小很多；不像是后来放进去的，由于埋藏的位置并不在坑底下，茧壳周围的土色也没有受干扰的痕迹；当然也不会是野蚕偶尔吐的，由于它有利器切割过的痕迹，这半个蚕茧是经过人工割裂过的。为此，刘崇乐初步判定其为桑蚕茧，切割面是由锐利的刀刃所为。并审定那半个蚕茧确是一种家蚕，因而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期已懂得养蚕抽丝。

当时，有关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挖掘出土了半个蚕茧的新闻报道很快飞过千山万水，远涉重洋，传到了世界各地。同时，关于这个当时发现最古老蚕茧的孤证，惹起了中外考古学界长时期的争论，大家对蚕茧见仁见智。

1928年，李济重访美国时，特意把这半个蚕茧的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讨院，经那里的博物学家辅佐他审定出这个茧壳是属于家蚕的老祖先的茧壳，证明了刘崇乐的判别。李济在后来的很多学术论著中，都提到过“半个蚕茧”这件事，提法不时比较谨慎，只是作了几点推论，提出了思索方向，并未作肯定的结论。

固然这半个在华夏文化展开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蚕茧有许多难解之谜，但作为中国远古丝绸的见证，它先后由清华大学的考古陈列室保存，后随李济工作的变动移交“中央研讨院”，后又归中央博物院保存，迁台湾后不时被珍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往常，西阴村那个俗名叫“灰土岭”的中央，醒目地立了三块不同的“西阴村遗址”留念碑。三块碑立于不同的时期，最早是夏县政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立的，第二块为山西省政府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立的，第三块则是国务院在1996年11月20日发布“西阴村遗址”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维护单位后而立。这种变更，标记着对“西阴村遗址”的重要性认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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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盆，仰韶中期，运城市夏县西阴村遗址出土。口径35厘米，腹径33厘米、底径14厘米、高15.3厘米，红陶，口沿饰由弧边三角和弧线构成的勾叶纹间以圆点纹。

冠耳盆，仰韶中期，运城市夏县西阴村遗址出土。口径40.4厘米、底径25.2厘米、高22.4厘米，灰陶。敞口，尖圆唇，腹较深，上腹部有对称鸡冠耳。

红陶瓮，仰韶中期，运城市夏县西阴村采集。口径19.8厘米、底径15厘米、高26.2厘米，红陶。厚圆唇，敛口，鼓肩，收腹，素面，磨光。西阴村遗址发现的陶瓮以灰陶为主，红陶、红褐陶偶见。

1926年西阴村挖掘现场 （资料图）

1926年2月5日到3月26日，从西方留学回来的李济、袁复礼依据古史记载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中止考古调查，3月24日发现了西阴村遗址，之后清华大学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协作决议挖掘西阴村遗址。1926年10月15日，当李济、袁复礼再次踏入西阴村遗址，定好基点、布方，接着挖起第一锹土的时分，这短暂的片刻成为历史的永世。西阴，是为促进学问的考古，筚路蓝缕，恩泽后学，百载伟绩，由此奠基……

石雕蚕蛹，仰韶早期。运城市夏县师村遗址出土，长约3厘米，宽约1.3厘米，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挖掘。

彩陶盆，仰韶早期，运城市芮城县东庄村采集，口径37.2厘米、高17厘米。

陶釜，仰韶中期，运城市夏县西阴村遗址出土。口径15.5厘米、肩径26.4厘米、高7.6厘米，灰陶。方唇，敛口，折肩略耸，圜底，肩部有数周弦纹。

陶瓮，仰韶中期，运城市夏县西阴遗址出土。口径22.4厘米、肩径36厘米,残高29.8厘米，灰陶。厚圆唇，敛口，鼓肩，收腹，素面，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