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协作”走向“对立”：斯大林的冷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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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关于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曾经中止过普遍的讨论。总的来说，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或者以为斯大林具有狼子野心的侵略计划，追求控制和扩展其权力范围；或者以为斯大林所采取的只是温和的、谨慎的和防御性的政治对策。有人以为，斯大林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历来不会放弃世界反动”，因而，只需斯大林统治苏联，“冷战就不可避免”。也有人以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的政治目的是维护其既得利益和权力范围，他并不想怂恿世界反动，不愿直接与西方对立，而且一度置信依托雅尔塔和波茨坦准绳，苏联的保险目的就能够与西方谐和起来。面对与西方关系日益慌张的状态，斯大林以至手足无措。还有学者提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行为是古怪的和翻云覆雨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明白的目的，是“盲目的”，“毫无内在联络的”。

在笔者看来，同其他政治家一样，从实质上讲，斯大林是一个适用主义者。或许他在年轻时信奉过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反动的理念，但是当他真正控制了政权以后，越来越成为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

1947年，美国驻英国大使路易斯·道格拉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讨论问题

再见！世界反动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随着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英勇抵御逐步赢得了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丘吉尔这位当年呼吁着要经过武装干预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著名反共高手，则率先表示出“不计前嫌”的政治家风度。但是，随着战事不时向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展开，苏联与西方国度（首先是英国）之间的矛盾却不时暴显露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在战后世界布置方面呈现的分歧。

固然苏联声明接受《大西洋宪章》的条款，并保障给予各民族国度独立和领土完好的权益，但该文件签署时没有事前征求莫斯科意见的做法，无疑是对斯大林的刺激。于是，在1942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设计分离国计划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则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倡议，决议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资料准备委员会”，研讨有关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布置的种种问题。不外，在一些直接触及苏联保险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斯大林此前曾经有所思索。

早在1941年12月红军第一次转入反攻之后，斯大林便向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白论述了战后在欧洲重构边疆，与英国重新瓜分“权力范围”的计划。苏联不只请求恢复苏德战争前的边疆，而且希望以寇松线为界得到波兰东部的领土（以德国领土为其弥补），把芬兰和罗马尼亚归入自己的权力范围；同时招认把比利时、荷兰，可能还有挪威和丹麦划为英国的权力范围。关于苏联在战后干预、控制东欧和巴尔干事务的明显企图，艾登一直坚持毫不退让的立场，以为这一切需求等候战争条约的签署。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期间，英国的态度依旧十分强硬。经过艰苦的谈判，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在双方行将缔结的同盟条约中删去苏联关于战后领土请求的条款，为此而得到的回报是在条约中要写明英国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从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开端，经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到北非德意军队于5月13日全线投诚，第二次世界大战呈现严重转机。为了促使英美军队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让西方接受莫斯科关于战后布置的重要想象，斯大林毅然解散共产国际。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从战略的角度放弃了世界反动的主张，而这一主张恰恰是树立共产国际的初衷。

从国度层面看，斯大林在其控制权益后思索的独一问题，就是保障苏联的保险和展开，输出反动和怂恿造反曾经被以为是一种能够应用的方式，但是在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后，这种方式曾经完整不能顺应形势的需求了。斯大林曾经思索并正在准备让苏联作为重要成员参与国际社会，参与一个既有约束力又能提供机遇的体制，而参与这个体制的方式和前提是放弃反动的传统。

1944年10月斯大林在与丘吉尔的著名对话中一针见血天机——丘吉尔坦诚地对斯大林说，“在1919－1920年时，全世界都因世界反动而吓得发抖”。斯大林毫不踌躇地回答说：“往常世界不会再吓得发抖了”，由于“苏联无意在欧洲发起布尔什维克反动”。

树立普遍的“分离政府”

从德黑兰会议，到雅尔塔会议，再到波茨坦会议，经过多次交流和重复交涉，苏联与美英终于构建起一个未来世界政治次序得以保障的框架，这就是所谓的雅尔塔体系。在这个体系内，美、苏、英几个大国依照各自当时政治、军事力气之所及，划分了战后苏联在东方和美英在西方的权力范围。斯大林对雅尔塔体系十分称心，他曾指着地图向其下属逐一罗列苏联在欧洲和亚洲取得的新疆域。无论就其方式还是内容来说，这一体系的构筑都契合俄罗斯传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度保险战略——以国度周边的宽广缓冲带来保障一旦遭到战争要挟有充沛的时间中止回旋和准备。而这些都是与西方协作给苏联带来的益处。斯大林后来说“在战时最慌张的时分”，不同的制度没有障碍美苏两国分离起来并打败共同的敌人，“在战争常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愈加可能了”。斯大林还表示，苏联“是有协作愿望的”。

假如说解散共产国际主要是为了向西方表明苏联战后的政策取向，那么能够落实这种政策取向的细致做法和行动方针就是在苏联的权力范围内以及莫斯科才干所及的中央，推进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经过议会制选举树立分离政府，笔者将其概括为“分离政府”政策。

斯大林的分离政府政策首先要在西方的权力范围内落实，特别是在那些共产党力气比较强大的国度。战争终了前，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权力最大。到1946年，法共已展开到近100万人，意共则抵达200万人。不只如此，很多共产党还控制着武装力气。在法国解放前已成立的71个省解放委员会中，共产党指导的就占半数以上。1944年2月1日，依据法共的倡议，抵御运动各种武装力气统一为“法国内地军”，人数达50万人，其中法共控制的义勇军游击队就有25万人。到6月，法共还树立并指导了人数众多的爱国民兵。1943年底，意共开端组织武装斗争，到1944年6月，北部各游击队合组为“自由义勇军”，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下设立统一的总指挥部，人数据称有40万，其中意共直接指导的“加里波的游击队”也有25万之众。但是，既然是在西方的权力范围内，为了表示协作的诚意，苏联坚持主张在这些国度的共产党应该放下武器，以合法身份进入政府。

1944年10月23日，苏联与英、美政府同时正式招认了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共和国暂时政府。11月19日，斯大林接见了长期侨居国外的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斯大林指出：必须与社会党树立起左翼联盟，以便展开政治斗争。至于手中的武器，斯大林说：“应当思索到目前法国已有了为盟国所招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具有平行的武装力气。”斯大林强调，必须把武装力气改组为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起来”。这个政治组织的纲要，“首先应当包含恢复国度经济和稳定民主”。对意大利的政策大同小异，当意共指导人请求维克多-艾曼努尔三世国王立刻退位，还请求巴多利奥元帅的政府必须辞职时，斯大林则倡议彻底修正意共的这个政治方针：（1）不请求国王立刻退位；（2）共产党人能够进入巴多利奥政府；（3）主要努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完成和稳定统一。陶里亚蒂分开莫斯科后，苏联政府便宣布与巴多利奥政府树立了外交关系。于是，陶里亚蒂一回到意大利就提出：墨索里尼垮台后，意大利的独一出路就是要树立“以巴多利奥为首的、有共产党人参与的民主政府”。

1936年7月，斯大林（中）、加里宁（右）与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左）在观看浩荡游行

树立“民主”的东欧

在苏联的周边国度，状况有些不同。西方招认了苏联在其所占领的东欧和巴尔干地域的权力范围。不外，雅尔塔会议经过的《被解放的欧洲国度宣言》规则，必须用民主的措施来处置这些国度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为了保障与西方的协作，斯大林实行了自己的诺言，即在这一地域推行选举制和“分离政府”政策。

保加利亚是战后欧洲共产党控制政府的第一个国度。1944年9月5日苏联忽然向保加利亚宣战以及三天后的顺利进军，招致保政府疾速瘫痪。由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在莫斯科遥控，以工人党为首的爱国阵线借此机遇胜利地发起了不流血政变，并成立了以格奥尔吉为总理的祖国阵线政府。经过对军队及政府各部门的清洗，工人党疾速控制了权益。接近1944年底时，工人党在爱国阵线委员中的比例已达54%。在84个城市中有63个市长，在1165个村庄中，有879个村长是由工人党员担任的。但是，工人党的做法惹起了莫斯科的不满，斯大林批判道：“共产党人的调子太高”，不久，斯大林直接通知保加利亚共产党：“当我们以为树立苏维埃政权是通向社会主义的独一途径时，这或许是错误的。或许其他方式——成立民主共和国或在一定状况下树立君主立宪政体——也能完成社会主义。”到1945年夏天，为抗议工人党企图垄断权益的做法，反对派提出推迟选举，并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对此莫斯科再次退让。推迟选举以后，斯大林接见保加利亚工人党指导人时再次劝诫说：“你们应该提出这样的观念，没有反对派，任何一种政府都不可能是民主的。”至于国度的展开方向，斯大林指出：“不要遗忘，在你们国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展开可能会有所不同——经过议会。这条道路很漫长，但完成的目的是一样的。”

波兰关于苏联来说“生死攸关”，正如斯大林与丘吉尔争论时所说，能否能够控制波兰，对英国只是国度荣誉（面子）问题，对苏联则是国度保险（生死）问题。所以，斯大林才亲身张罗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以此作为未来国度政权的基础。但斯大林也说，“苏联政府丝毫无意干预波兰的内部事务”，“波兰将存在什么样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宗教制度，这是波兰人自己的事”。苏联人只是希望未来的波兰政府“能了解并且珍惜与它东边邻国的良好关系”。苏联以至同意吸收逃亡伦敦的米科拉伊奇克参与政府。作为反对派，米科拉伊奇克及其农民党的影响也很大，并在英国的支持下，与执政党展开了逆来顺受的斗争。为此，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感到一种政治危机，共产党以至主张把米科拉伊奇克从政府中扫除进来。面对波兰慌张的政治形势，1946年5月23日，斯大林与波兰总统贝鲁特（共产党）、总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社会党）举行了谈判。在细致听取汇报后，斯大林回答了波兰人提出的问题。关于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斯大林固然以为波兰的保险机关还很单薄，但明白指出：“波兰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里不需求无产阶级专政”。至于如何看待米科拉伊奇克，斯大林指出，农民党代表的是“反政府的反对派阵线”，而“波兰的民主阵营没有反对派也不行，这个阵营需求合法的、听话的反对派，也就是以合法的伎俩批判政府但不从事推翻政府活动的那种反对派，这样的反对派对波兰的民主阵营是有利的”。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同反对派“达成协议”。“在未来的议会中，应该提出给米科拉伊奇克的党25%的席位，给科瓦利斯基的党15%的席位”。假如米科拉伊奇克拒绝协作，“当然有必要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从肉体上消灭他的党的成员，由于这个党是合法的”，而“应该从政治上孤立”他们。

当虚张气势遇上反响过激

二战后的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但是，由于战争的极大破坏和损失，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展开却面临着极端艰巨的任务。这自然就需求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度坚持一定的协作关系，以求得国内经济树立有一个战争的外部环境。就苏联的经济实力而言，当时也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度中止抗衡。同时，雅尔塔体系的树立使苏联战后的国际位置和国度保险利益得到了保障，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权力范围是经过与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方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思索，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树立在与西方协作的基础之上。但是，苏联几十年来不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抄之中，在国际事务上遭到压制和歧视的“孤岛”心态，以及由于日俄战争失败而构成的俄罗斯复仇心理，使战后的斯大林产生了一种自卑感：作为主要打败国之一，苏联从此能够参与主宰世界命运了。于是，认识形态的对立和地缘政治利益的摩擦一定这种协作难以耐久。

苏联与西方的危机首先发作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肯定或调整的地域，这突出地体往常土耳其和伊朗。而正是对这些地域，斯大林表示出一种投机心理和有限扩张的企图。

1945年6月21日，苏联国防委员会（GKO）下达第9168号命令，决议对伊朗北部石油资源秘密中止研讨，同时对已知油田中止打井和开采。7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给巴基洛夫下了一道指令：为在伊朗树立一个阿塞拜疆自治区并在北部各省展开分别主义运动做准备，拟将伊朗人民党阿塞拜疆支部改建为“阿塞拜疆民主党”，吸收各阶级支持分别主义者参与，并在伊朗北部给库尔德人做恰当工作，以树立一个库尔德民族自治区。于是，苏联与伊朗的关系马上慌张起来。伊朗政府则在安理睬控诉苏联。在美英的压力下，斯大林于3月24日命令：苏军依照先前的承诺，在5月10日前完成撤军。失去苏联支持的伊朗民主党的武装斗争和库尔德自治运动很快就被政府镇压下去了。

伊朗危机刚刚过去，土耳其危机却悄然迫近。1946年8月7日，苏联发出照会，请求对“黑海出海口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苏联还向苏土边疆地域调动军队，并实行军事演习，以施加压力。莫斯科的行动立刻惹起土、美、英的激烈反响，正告和抗议照会接踵而至，美国不时向地中海增派海军力气，土耳其也实行了全国发起。面对如此慌张而严重的局势，斯大林决议知难而退。

假如伊朗、土耳其被莫斯科咄咄逼人的架势所震慑，而英美对此稍有疏忽，斯大林就能够最小的代价获取额外利益。但是无论如何，苏联此时的基本外交兵略还是与西方协作，关于眼前利益的争夺当然不能影响久远的和战略的利益。所以，当美国以认真和严肃的态度介入后，斯大林立刻采取了收缩的方针，即便失去对地中海通道的控制权，牺牲伊朗民主党和大好的“反动形势”也在所不惜。

1945年6月3日，一个柏林市民在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前驻足

“遏制”政策与对立的重启

西方对苏联行为产生如此猛烈的反响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偷鸡不成蚀把米，苏联的要挟没有镇住伊朗和土耳其，反倒招来西方权力的分离对立。正是战后苏联在其周边地域普遍追逐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外交行为增强了西方国度的集团认识，加快了西方国度反苏联盟的构成，特别是对苏政策的调整。

与此同时，苏联人也在规划。就在苏联从伊朗撤军后不久，1946年5月底和6月初，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指导人的说话中，正式提出了增强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络的想法。铁托访问莫斯科后所写的记事手稿中，也记载了有关成立某种共产党国际组织的事项。

1947年，西欧几个国度的共产党相继被赶出政权，作为各国共产党的领头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克里姆林宫居然失去了与西欧大党的联络，并因而处于被动和尴尬的位置。这一连串事情使斯大林颇为恼火。于是，经过树立某种机构和增强协商以避免各国共产党解脱莫斯科控制的问题，便刻不容缓地提上了斯大林的议事日程。6月4日，斯大林在同波兰统一工人党指导人哥穆尔卡说话时，倡议兴办一份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刊物，并提出为此应召开一次有各国共产党参与的会议。

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提出的援助欧洲计划则是要在实践行动中树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经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度归入西方权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战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为了确保东欧国度能够与苏联组成强大的对立西方的利益集团，斯大林首先需求统一和规范东欧各党和各国的行动。当苏联决议对马歇尔计划中止抵御后，立刻于7月8日和9日向东欧各党指导人发出急电，“倡议”他们拒绝参与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不得向会议派出代表团”。对热衷于参与马歇尔计划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斯大林则把这两个国度党的指导人召到莫斯科，严厉痛斥并迫使他们屈从于苏联的主张。为了抵御马歇尔计划，增强苏联对东欧国度的影响和控制，苏联政府在7月10日至8月26日分别与保加利亚等6个东欧国度签署了双边贸易协议，开端实行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假如说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响招致其对外政策的全面改动，那么莫洛托夫计划则稳定了苏联与东欧国度的经济关系，把这些国度的经济归入了苏联方式的轨道，从而构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奠定了苏东集团的经济基础。

苏联调整其对外战略在方式上的表示就是成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共产党谐和中心，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到8月27日，莫斯科最后明白了树立新的国际机构——情报局的想象，其任务是重建共产国际时构成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利益必须绝对服从联共（布）利益的那种从属关系。不外这次的重点是在欧洲，斯大林的主要目的是要经过这种政治组织方式增强对东欧各国以及欧洲各党的控制，“以情报局方式树立与会各党的谐和中心”。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关于国际形势的讲演表述了苏联指导人肯定的新纲要。这一纲要的中心命题就是判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对立的局面曾经构成，情报局的主要任务就是经过对欧洲共产党内部的整肃，谐和各党行动，制定共同的道路和战略，在莫斯科的统一号令下，展开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战争贩子和奴役欧洲计划的斗争。会议构成的政策性结果有两条，即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分离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依旧固守的合法斗争战略，而主张经过罢工等反动行动与资产阶级政府中止斗争。特别是苏联在会议上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表明，在马歇尔计划之后，苏联的对外政策曾经完整脱离了大国协作的轨道，而走上了与西方中止集团对立的新路。

至此，美苏双方不只发表了冷战宣言，而且肯定了冷战政策，冷战格局终于在欧洲构成。不外，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就其职能而言，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隶属物，固然情报局在组织方式上有别于以往的三个“国际”，仍可被看作是共产国际的替代品，但就其目的而言，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假如说共产国际的纲要是推进世界反动，指导各国共产党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情报局则只是请求放弃与美国的协作，在欧洲的范围内组织共产党抵御和防御西方的进攻（至少在莫斯科看来，马歇尔计划是美国进攻战略的开端），而且只能依照苏联认可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

1948年6月爆发的柏林危机也是这一方针的表示：斯大林为表示对英美处置德国问题的不满，若无其事地封锁了柏林，似乎是要与敌人展开决战，但美国采取全面反封锁的激烈措施不久，苏联便知难而退，认可了西方的所作所为。这阐明，斯大林只是想做出一种强硬的姿势，表明立场，迫使西方招认苏联曾经取得的权力范围，保障苏联的保险和既得利益，而并非要对资本主义世界发起全面进攻——这与美国的“遏制”理论确有异曲同工之处。关于莫斯科的这个目的，不只“自由世界”的政客们当时做出了完整错误的估量，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产生了种种误解。铁托正是由于在树立巴尔干联盟、援助希腊游击队等问题上擅自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措施，而触怒斯大林，成为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一个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