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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AT研讨中心2017年的年度展览“遗址与图像：牛津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两个研讨计划”以遗址/图像的辩证关系在美术史研讨中的重要性为中心议题，并分为“遗址实物传记：考古与摄影”和“天龙山石窟和造像：历史照片与新图像技术”两个部分呈现了来自这两所学府的相关研讨。 作者吴亚楠、钱文逸就本展览以及在OCAT研讨中心举行的数场相关讲座内容深化采访了牛津大学的雅希·埃尔斯纳（Jas Elsner）教授，后者在讨论图像与考古的关系，以及比较主义在当下的合理性等议题的同时，也展示了其作为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者的日常察看和思索。
《遗址与图像》展览总前言 前言 毫无疑问，彼时的埃尔斯纳教授，在终了了北京紧凑的会议与研讨班之后，更像是一位兴奋的游客，不时地用手中的相机拍下某件“实物”的细节，抑或，退后几步再记载下它所属的情境；同时，在发出赞扬之余，口中也充溢了自问自答式的描画性与比较性问题——影壁或门楣上时而几何，时而酷似汉字书法的回文，成双成对、且并置多种文字、阴刻了寺庙地形图的碑，在近乎园林作风的寺院中却保存了浓郁的伊斯兰内饰作风的大殿，等等，近乎一切实物的方式与形制在埃尔斯纳教授眼中于此处都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比较”，这不单是说它们之间的并置与关联，也在于它们“自然”内在的、超出了空间处所限制的时间绵亘中的融合与演化。 此刻回想，享用仓促旅途的埃尔斯纳教授更像是一名“过时的旅游者”（outdated traveller），依然保有着他考古学家——当然，更有艺术史学家——的身份，用他的“罗马之眼”（Roman Eyes），经过树立在方式上的（比较性）描画，来感知每一件他所在意的实物。或许是出于他对“观看”的坚持与理论，或许是出于我之前作为其著作的读者阅历，这一切都使我回想起了他笔下的保萨尼亚斯，可能还有一点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us）：一方面，他如前者普通，在悠远的异乡，兴味盎然地于某“遗址”（site）中观看着某件他可能并不熟知的作品，每一个资料特性、技艺痕迹、方式上的细节都成为了他眼中超越了言语、文化、与地域限制的视觉线索，他总能在他自身的记忆中为之找到虽“地处悠远”，却又能与其树立（比较）联络的另一组实物来辅助他口中的问题性描画。 也就是说，一种曾经的眼光和一种立于当下与物对话式的观看均同时是他的兴味所在；假如前一种观看尚且是树立在“鉴赏”上，并可归类为“学术性”的眼光的话，那么这一面则私人得多，使他丝毫不吝啬地将各种溢美之词施加于方式中所躲藏的技艺之美，而这种具有选择性的赞扬描画简直能够说不会出往常他的著作之中。
《遗址与图像》展厅一角 对话雅希·埃尔斯纳 吴亚楠：您应OCAT研讨中心的约请，以“从欧洲中心主义到比较主义：全球转向下的艺术史”为题在北京做了为期三天的讲座。同时，您也带来了牛津大学考古研讨所“历史环境图像资源库”（简称HEIR）相关研讨项目的展览，展示了摄影图片所记载和呈现的考古遗址的历史。首先请您谈谈为何选择这两个主题，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您的研讨兴味有何关系？ 雅希·埃尔斯纳：某种水平上，我以为这并不是两个主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我的讲座细致关注的是物的历史，这也是艺术史学科的中心问题。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种历史是以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动身来了解的。而我想超越欧洲的视角，将对话拓展到一个更具比较性的讨论中。历史和比较主义这两个问题是OCAT研讨中心此次展览关注的中心问题，展览也在阐明这样一个事实：艺术史研讨的一切关注点，即便触及的是单个物件或遗址，也都不是以某种简单和单一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一种自我比较的方式，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时变更。 借此契机，将同一个拍摄对象相隔近百年的照片并置展出，用老照片记载考古挖掘过程；或者，经过3D影像复制技术的真切体验，重现造像已部分丧失或本体被严重破坏的佛教造像石窟，这些都是在数码影像的特殊媒介体验里讨论“比较和历史”问题的不同方式。
《遗址与图像》展览第一部分之摄影作为艺术——捕获时间 钱文逸：关于展览，我希望能从数字人文学科的角度、以及数字化研讨的大环境下个体学问和集体性学问之间的张力（tension）的角度去看待HEIR这个项目。HEIR的发明性之一是将“众包”（crowdsourcing）和“重访摄影”（rephotography）作为两种主要的工作措施，这也提出了关于图像/重访摄影图片作为学问或是信息来源的有趣问题。 从很多方面来讲，HEIR的项目结构与维基百科很相似，每个匿名用户都可向一个庞大的学问数据库中添加内容，供一切的互联网用户访问运用。这些信息提供客观、精确且内容丰厚的参考内容，是中止深化研讨的原初资料。当然，每个人都明白，维基百科也不完整牢靠，但从一个更细致的层面而言，“众包”所构成的是混合性的文本，其中包含了个人客观选择的碎片化信息汇合构成的关于某个话题或是主题的宏观叙事。在这个项目中，重访摄影也起到了相似作用，由于个体需求去到特定的地点，对此时此景做出带有客观颜色的选择与拍摄，同时还会与过去一个世纪或是几十年来所留下来的某个图像或是一系列图像产生关联。这么说来，往常汇集了2016/2017年图片的摄影档案就是一个汇合了对这些中央的当代客观注视的档案。
《遗址与图像》展览现场 这也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我们该从多大水平上信任这些重摄图片，将其作为遗址当前状况或“处于其实物状态的实物自身”的学问来源 ？但作为视觉描画伎俩，这些图片总是只能接近遗址原型或提供遗址变更的某一种状态，这也为我们解读这些图片增加了更多可能的解读层面，您如何回应这种对重访摄影的了解？您觉得“重访摄影”在整个项目中又起到何种作用？ 埃尔斯纳：你提出的关于客观性和重访摄影的一系列问题都很有意义——但其实这也是关于如何将学术系统民主化的问题，如何让各种各样的人、很多非学术系统的人，能够积极参与到学问构建和学术支持的过程中。关于当代客观性档案与过去的联络，关于重访摄影作为一种视觉描画的有效方式，你说的有道理。但最终，我们所取得的是多层次的描画——无论是文天性的、视觉性的、物质实体性的，抑或是动态影像——按理说，最客观的情形正是树立在大量阅历性证据之上，而不同的描画方式能以各异的方式发挥作用。
《遗址与图像》展览现场 钱文逸：另一个我想提出的问题与重访摄影（rephotography）潜在的局限性相关。这个项目是以19和20世纪的考古摄影图片为基础展开起来的，而当代的重访摄影作品则自动将镜头聚焦到了在过去更易惹起人们兴味的内容上。 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过去考古学家疏忽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同样会在重访摄影的图片中无法表示，因而，重访摄影也在很大水平上局限于对这些遗址原有的认知之中。那么，重访摄影应如何从早期视角中脱离，被应用于进一步提问，而避免让当代视角过度依赖早期察看视角，仅仅呈现遗址的变更过程？
《遗址与图像》展览现场——希腊雅典奥林匹亚宙斯神庙案例研讨 埃尔斯纳：我同意你在这个问题中提到的观念，但我还想再弥补一些：直到1980年左右，摄影都是一种完整不同的媒介，是胶片，是一种复杂的艺术，那时懂得摄影的人都技术娴熟，不只能够拍摄照片，同时也知晓显影的种种技术。往常的摄影是数字化的，十分快捷，任何人只需电脑上有photoshop都能够处置摄影图片。固然摄影所得的图像大同小异，但往常的数码照片由无数小点组成，摄影的实质也因而全然改动，这与HEIR项目中所运用与研讨的老照片截然不同。 除了焦点和镜头的限制，或者过去的视角和觉得外，我们也和遗址有着完整不同的媒介关系。在我看来，在未来我们面临一个应战：在运用与过去相似又并不完整一样的媒介时，复制技术该如何解脱或是超越原有的局限性，并引发关于变更的新的了解。而令人激动的应战之一便是，数码摄影与很多当代艺术消费十分相近。学术和艺术的鸿沟能够说在减少……
《遗址与图像》展览现场 吴亚楠：近年随着全球化的展开，比较研讨再次成为潮流。您在讲座上向我们呈现了潘诺夫斯基和他同时期的人们如何被自己的历史和政治语境所影响，您近些年特别强调全球化比较主义的重要性，这其中有没有细致缘由——特别如您的同事J·坦纳（J. Tanner）所指出，韦尔南（Vernant）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法国的理论短少同类研讨的响应。假如这种缘由的确存在，思索到反全球化或新民族主义的转变，好比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今年法国大选的国民阵线等等，您觉得这种转变会在下个十年里给比较主义带来什么影响或变更？ 埃尔斯纳：你问了一个极有政治意味的问题——或许这也是我们这个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但我没有答案。全球化是我长大的方式也是我的信仰所在，能否世界曾经翻过这一页，如被一颗陨石击中般又瞬间重回狭隘，而我像一只还在全球化的草场里迟缓行走的过时恐龙？还是说，无论东方西方，人们都身处于一场耐久的斗争中——比较主义者、年轻人、以及对其他文化和思索方式别有兴味的人群，他们仍抱有全球化的壮志，与这种狭隘持续对立？我希望我知道答案！ 特别说到潘诺夫斯基——别忘了他著作的法语译者是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后者的文化社会学【好比“惯习”（habitus）等概念】与图像学关系紧密，而图像学自身也归功于曼海姆（Mannheim）早期的社会学。也就是说，我在潘氏理论中辨识到的许多问题都存在于当代文化社会学中：它精于描画，容纳多重病症，历史和意义多样化；但却不擅长诊断消费和发明的力气、以及变更的动态，而这恰恰是瓦萨里笔下的艺术家，以及李格尔提出的、由泽德迈尔（Sedlmayr）和帕赫特（Pcht）等人“加以完善”的艺术意志（Kunstwollen）所擅长的范畴。在某种水平上，盘绕特朗普、英国脱欧、德国另类右翼、法国国民阵线的力气，都是要把世界控制在自己手中和将发明力交给人民的幻想，当然我并不置信它，但我以为它在艺术史内部（一个完整不同的语境）展示了一个十分有趣和十分古老的问题。
《遗址与图像》展览现场——天龙山石窟第二窟虚拟恢复场景 吴亚楠：如您和巫鸿教授在上场对谈中坚称，我们的确需求更多的对话去理论比较主义。2015年您在汉堡大学和科林·金（Colin King）的一场对话中，您说我们所需求的就是一种“成熟的对话”，这是什么意义？或者对您来说，我们能够如何激起这些对话？我们应该中止怎样的对话？ 埃尔斯纳：首先我们必须努力逾越所属文化和自身狭窄的范畴来彼此交谈。第二，也是最难的一点，中国、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欧洲以外的古文化继承者，需求对自身视觉和物质文化的中心概念树立起历史性的了解，使得它们能与欧洲的概念并置，展开一场更具生机的对话。我以为我在北京OCAT的讲座（特别是讨论），以及研讨会，曾经初步开端了这方面的尝试。当然，我并不想去给这种对话制定方式，由于有多少人愿意参与对话，可能就会有多少种方式。
《遗址与图像》展览现场 吴亚楠：持续我的上一个问题，什么是展开比较研讨的稳定基础呢？二元比较很容易让我们走入死胡同，所以您提议展开一些具有细微差别的圈子，并且使其相互交叉。实践上，这让我想起了古代地中海地域研讨界的目前状况，我们很容易从中找到分离学科的研讨。例如，经过运用物质文化，将它们放到“移动性”和“网络”的社会学理论中，这些研讨掩盖且交叉了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不同的文化圈，有时以至触及了远东世界的边沿。 假如这种状况变得普遍，我们经过找到一些坚实的内在联络（相似亚历山大港，提洛岛自由港的都会城市等），将不同的圈子交叉在一同，那么我们能否还需求比较研讨？或者说我们仍需求将这种研讨称为比较法么？由于，一定有一些线索将其联络在一同，这样，同时研讨它们就是一种相对“自然”、契合逻辑的行为，而非有认识的/刻意的并置，就像目前的古地中海世界研讨，我们能够称之为“移动性和网状研讨”。 埃尔斯纳：我是三元而非二元比较的信徒，只由于它能令一切更复杂，避免了将两者轻而易举地对立比较的可能性（这种措施常常在二者中挑出一个陪衬，从而突出另一个更好）。我通常对太多理论很是存疑，好比社会学、符号学或是其他任何理论，由于理论自身都是在根深蒂固和复杂的哲学假定中树立，简直一切理论都是高度欧洲中心主义的，与此同时又远离物自身从一个十分方式和基础的比较层面中止剖析所能构成的实证论述。到了那一阶段，我们自然能用各种方式运用各种理论。
《遗址与图像》展览现场 吴亚楠：能否向我们引见一下您的研讨项目“信仰的帝国”（Empires of Faith）？它的确是一个庞大项目，您和同事如何在这些迥然不同的宗教传统和图像之间深化研讨它们之间的联络？ 埃尔斯纳：“信仰的帝国”是一个过于庞大的项目，很难靠几个人顺利完成。即便有超越八个学者参与，我们的项目也很难掩盖整个欧亚大陆——到印度北部就截止了，而不是继续向东延伸到中国以至日本，固然丝绸之路当初都延伸到了长安！某种水平上，这关乎实践的管理问题——需求找到适合的人；但是在西方很难找到很多研讨东南亚、中亚或东亚的高水准的年轻学者专家，研讨地中海地域的就多一些。但是我们尝试着寻觅公元第一个千禧年时欧亚大陆上视觉文化和宗教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络，那段时间里，二者都被重新编撰。
“想象神性”展览现场 Imagining the Divine: Art and the Rise of World Religions 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 2017年10月至2018年2月 我们做了很多新的尝试，采用了集体写作的方式、集体和批判的对话方式，对旧的史学研讨措施中止剖析(这也是当代学科所树立的基础)，并对物中止了突出强调——这种方式相似于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近期的展览“想象神性”（Imagining the Divine）。我们的对话基于团队成员的不同背景，大家来自欧洲大陆、东欧、英国，突尼斯阿拉伯人，还有一位俄罗斯人：在学术传统和学术兴味上，我们大大应用了大家的不同背景，对身份认同问题中止追问，这不只和过去的宗教有关，而且也和往常的文化有关。这个项目让我倍感振奋，我希望每个参与其中的人也都如此。 吴亚楠：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将这个大型研讨项目变成公共展览的体验？ 埃尔斯纳：这个展览迫使我们聚焦。即便有200件作品，也只能讲一个十分简单的故事，因而必须将与学术研讨有关的复杂问题加以提炼，回到基本。
毗显奴化筏罗诃（意为雄猪) 9-10世纪 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藏品 “信仰的帝国”讲述的是宗教身份的视觉形态。这自身就有点争议性，由于大部分西方人主要将宗教看作是经文圣典、信仰信条，而非物质文化和艺术品。而正是物质文化和艺术品，借助于物和场所，塑造了人们如何思索他们信仰的神、以及他们与神的关系。在我们的项目里，教堂、寺庙、犹太教堂、清真寺、雕像还有其他的图像，是宗教的宣言也是文件记载。此外，我们要说的是宗教并非固定的实体，它会与其他宗教和相关的宗教图像彼此对话、相遇、对质、构成差别；视觉文化也并非以某种地道和实质的方式呈现，而是在宗教所扎根的环境中构成。这是展览的两个重要部分，对大众（特别是世俗大众）而言这曾经是比较复杂的命题了，他们简直不懂或甚少体验关于艺术史或者宗教的话题。以一个相对简单的方式涉猎世界五大宗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去讲述故事，自身就是一个应战。 十分侥幸，英国很多博物馆对我们予以鼎力支持，使我们能够借用大量艺术品。其中包含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大英博物馆，苏格兰国度博物馆，以及很多大学和教堂图书馆，当然还有阿什莫林博物馆和众多的私人藏家。
“想象神性”展览幕后团队 后记 出于我个人的印象，在这新的比较主义中，我们深思了如此多根基性的问题，从欧洲中心主义到理论的角色，这毫无疑问地展开了一种新的视野，促使着我们从基本上去寻求一些新的东西，那么我们能否有必要就此继续深思得更多呢？ 由于，不论是“实物”（object）、还是“方式”、抑或“物质文化”，这些学术词语自身就和往常所看到的深思息息相关，也很难说它们是“中性的词语（工具）”？更进一步，这种深思所带来的是一种正在中止中的理论，那么我想我们很难疏忽它的可行方式问题，这不只是说三方比较最好取代两方比较，鼓舞更多不同范畴、时期与专业的学者来共同就某一主题对话，而是说我们如何保障这些——既出于学术自身的严谨性，也出于我们无法逃避的学科建制间，以至是学科内部中存在的“壁垒”问题。所以，我想讯问的“坚实根基”意指两方面：一方面，当然是“历史性的”或说“历史主义的”，究竟目前触及进讨论的学科——艺术史（不论是History of Art ，还是Art History）与考古——都无法逃避这个维度；另一方面，则必须在“协作”的层面上来追问如何。
《遗址与图像》展览现场 还是回到“移动性”与“网络”研讨中的古地中海世界这一例子好了，（我之所以选取这个我相对更熟习的、也是当下盛行的“范畴”，不是为了拿来和比较主义中止“比较”，而是为了将其当做一面镜子来避免架空式的深思——比较中能否至少有一方是提出比较者熟习的？我们真能比较完整不熟习的恣意一方吗？），这两个词语作为学术词汇当然是源自现代社会学理论——这赋予了它们无法被剥除的欧洲中心主义标签——但在理论的层面，它们（在大多数时分）仅指物或人的在迁移过程中所构建出的彼此联络，也就是说，和方式剖析一样（“方式”一词也与欧洲中心主义的美学脱不开干系，并且让“视觉”表演了一个异常重要的中心角色），其首先是一种（非视觉中心式的）用来引导察看、剖析现有资料的措施（precaution），并且在这之中，近乎自然地需求一种分离学科协作——由于研讨资料常常包含范围极广，照实物、文献（纸本与铭文）、矿产与人和动物的遗骸等——来做出多方比较。发作联络的各方常常触及不同身份、民族、地域与文化，并且不都是出于殖民与征战，也包含（个体或群体的）迁移、贸易与旅游，等等。 在这种研讨之中，有几点我都觉得十分有趣地契合了比较主义讨论的中心：首先，是“去中心主义”，固然地中海世界无法去除欧洲中心主义这么基天性的问题，但在一定水平上，它胜利地让学者们（再一次）开端重审和避免“希腊中心主义”，以至是“希腊-罗马中心主义”；其次，是尝试树立“对等”，以往由于上述提及的中心主义而被忽视的“边沿地带”——如亚得里亚海、黑海、北非与小亚细亚以东等地域、文化——得到了大量的研讨与关注，以至成为了“热点”；再次，是“观念”，一系列研讨所带来的成果简直推翻了，或者说复杂化了古代世界是割裂的（在“边疆”的意义上）、中心-边沿隶属式的、及树立在（军事、政治）扩张上的交流关系等传统见地。由于，作为行为主体的（普通）人，当然还有随同着他们的物，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活动性是远超我们的想象的，而古代世界在绝大多数时间内——除特定历史事情标记的短暂时期外——正是由这些普通人所组成的；最后，是“对话”，假如古代大众以如此超乎了我们的想象的方式做出了交流，那么不论是为了追索、还是恢复这种交流，都必须促使来自不同范畴、学科与国度的学者也做出超呈现状的交流，由于没有哪方能够单独控制、处置如此庞杂的“资料”与“情境”，他们需求树立在彼此自创的基础上来展开协作。
《遗址与图像》展览现场 我无法承认，这依然是一个相对来说小的区域与范畴研讨案例，既无法、也不应被放大到全球这个尺度。但，正如巫鸿教员在第三次讲座的评议环节中所说，“我们也需求深思我们自己的中心主义”，那么，就我们自身来说这种深思最好的方式是“中-西（中-X）”直接比较吗？我持狐疑态度。或者说，难道历史上我们没有我们所属的“地中海世界”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或许，许多坚实的跨地域、范畴与文化的“相互联络”就躲藏在“各种中心主义”之中，它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缺失。我想，或许是出于这个缘由，才需求每个文化从自身内部去树立自己的“圈”吧（并且，它一定不能再是“中心主义式”的）。我了解的比较主义是一种树立在自我审视基础上的对话，并且这种审视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自身历史的审视；另一方面，是站在当下学者对自身要书写的历史的审视。究竟，“历史主义”是同处于时间中“古-今”两个彼端的词语，这也是一种无法忽视的比较？ 采访、撰文 | 吴亚楠、钱文逸 译 | 王丹华 *如无特别标注，正文图片均来自“遗址与图像：牛津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两个研讨计划”展览现场，OCAT研讨中心，北京，2017年。致谢北京OCAT研讨中心。 相关展讯 遗址与图像：牛津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两个研讨计划 Sites and Images: Two Research Projects of Oxford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地点：OCAT研讨中心，北京 时间：2017年9月16日至2017年12月31日 LEAP | 独家内容，未经受权，不得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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