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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喝下百草枯的女人讲起

2023-1-4 09:48| 发布者: 挖安琥| 查看: 88| 评论: 0

放大缩小

简介：2017年，记者林松果在江苏遇到“杀鱼弟”，这个17岁的少年由于和父母争持喝下百草枯。恍然间，童年时期对死亡的记忆席卷了林松果。她想起自己早慧的姨妈，和丈夫吵架后，在家里的阁楼上吊自杀。当时，林松果还没有认 ...

从喝下百草枯的女人讲起

2017年，记者林松果在江苏遇到“杀鱼弟”，这个17岁的少年由于和父母争持喝下百草枯。恍然间，童年时期对死亡的记忆席卷了林松果。她想起自己早慧的姨妈，和丈夫吵架后，在家里的阁楼上吊自杀。当时，林松果还没有认识到，那些在生活和死亡的夹缝间悄然划过的，更多是女性的身影，是她们的痛苦和命运。

林松果第一次真正了解性别对等是在安徽省长丰县，这里曾展开过一项先锋的“冠母姓“理论。深化研讨后，林松果慢慢发现，原来男女厕所蹲位比例1∶1是分歧理的，原来公交车的扶手高度是依照男性身高来设计的……原来，社会的规范是基于男性的规范，性别的视角存在于生活的一切缝隙。 但是历来如此，便对吗？

女性主义的眼光一旦翻开，就不会再打开。林松果找到了自己作为女性更为共同、更为私密而宽广的声音。她写宋小女对两任丈夫同样澎湃的爱，写杨本芬的《秋园》背地，一代又一代女性无爱可诉的婚姻，写疾病、骚扰、家暴等随同女性终身的伤痛和疑问，写那些丰厚的、不被留意的女性故事。

这些报道关于林松果来说，不只仅是工作，它们也深深地介入了她的生命，予以滋养，解答困惑，构建自我。“人究竟能够经过个体的努力，超越时期，去做一些事情”。在她们的故事被遗忘之前，我们能做的唯有记载、写作和行动。由于她们，就是我们。

下文选摘自《人物》杂志女性报道集《她们与她们》

从喝下百草枯的女人讲起

我所写下的从零开端的女性主义

文 | 林松果

来源 | 《她们和她们》

从喝下百草枯的女人讲起

从喝下百草枯的女人讲起

做记者这些年，我很少写私人化的文章，这一份工作，是讲他人的故事，自己隐身其后。讲自己的故事，反倒是艰难的。

动笔前，我不时在想，故事应该从哪里开端，怎样引见我自己，怎样引见这本书里收录的这些报道。最后，它很自然地回到了最简单的答案——从童年和故乡讲起。我写下这些关于女性的报道，关怀这些事情，一切的来源都在那里。

我来自湖南的一座小城市，在乡村长大。在我上大学之前，学校不时是用方言授课，所以直到上大学，我才第一次启齿说普通话。开学第一课，每个人都要自我引见，上台之前，我在心里重复练习普通话的发音，那种困顿和局促，我至今记得。后来我毕业，到北京，实习，工作，成为一名记者，关怀和报道公共政策，觉得天地宽广，一往无前，眼睛只看着前路，很少会回望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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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不祥如意》剧照

但一些年过去，当我渡过了职业新颖期，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习得了一些认识世界的方式之后，很自然地，就像每个人那样，想搞分明自己的生活和世界的关系、过去和往常的关系、自己和周围人的关系。我开端一次次回想，长大过程里发作的一些事情，逐步变成了迷雾和疑问。

我指的主要就是死亡。在我的童年，死亡是一件视而不见的事情。我的外婆是在乳腺癌晚期的痛苦不堪中自杀的。在那之前不久，我的姨妈由于和丈夫吵架，在家里的阁楼上吊自杀。我的姑奶奶也是在癌症晚期割腕自杀的。等我再稍微大一点，我的奶奶突发脑出血逝世了。她们都是我的至亲，以往常的规范来看，她们逝世时都相当年轻。

我记得每一个通往死亡的现场。在一个夜里，妈妈把我抱起，我们坐上出租车，穿过整座城市的大雨，去见死去的外婆，妈妈趴在地上大哭，说自己再也没有妈妈了。以及我走进姑奶奶自杀的那间房间，它的灰暗，它由于病人长期卧床而留下的难以形容的气息。还有，在一次葬礼上，妈妈让我穿了一件新裙子，棕色灯芯绒，配的袜子有白色的花边，我尚且不懂死亡是什么，只记得穿新裙子的开心。

还有很多意外逝世的邻人。邻居家一位30多岁的阿姨，在早起出门卖菜的路上出车祸逝世。一位20岁出头的男青年，和哥哥吵架之后灌下了一瓶甲胺磷，那是当经常用的一种除草剂，他就在我们家后院的一片草地上死去。我记得那个夏夜，黑暗中孤悬的灯光、荒地里密密麻麻围上来的人，以及他们把年轻人的遗体搬走后，草地上留下的辛辣的农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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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不祥如意》剧照

乡村与城市不同，死亡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家庭内部私密的事情。亲人当众处置尸体，流泪，落葬。亡者会被围观，会在农闲时间被他人重复谈论，会在一些传言中复生。邻居们很喜欢讲起那个因车祸死亡的阿姨，以至有人宣称在她家左近撞见过她的鬼魂，衣着一条花裙子。我在各种场所多次听到这个故事，入夜后，村里漆黑一片，我脑海里是无尽的恐惧和那条挥之不去的花裙子。

所以当时间过去，记忆经过层层选择，我的童年似乎只剩下了完整不同的两部分。一部分是童话式的乡村牧歌，是每年两季的水稻青青、秋收后风吹荒草的滋味、果实和物产。这赠予我对土地、自然和植物坚固的、不可更改的爱。另一部分就是那些惨烈的死亡、频繁响起的哀乐。对死亡的视而不见、视而不见，以及对亡灵的深深恐惧，我就是在这样的世界里长大的。

工作之后，常常和同行、朋友们一同聊天，我偶尔会提起这些事。我很猎奇，他们周围也有这么多的死亡吗？都这么惨烈吗？他们也是目睹着无数遗体和葬礼长大的吗？我大约是希望寻觅一种认同和共鸣，但似乎很少有人也阅历过这些。

我认识到，乡村的阅历并没有彻底分开我。我想要处置这些困惑，想写一写乡村，写一写那些我更熟习的、寂寂无名死去的畸零人。那时，我还没有任何女性认识，我没有认识到，那些关于死亡的记忆里，更多是女性的身影，是她们的痛苦和命运。

直到后来，我遇到一个选题。2017年夏天在江苏，有一个叫“杀鱼弟”的17岁男孩，由于和父母吵架，喝了百草枯自杀。百草枯也是一种常见的除草剂，它会让肺发作不可逆的纤维化，致死率极高。小时分，我目睹过很多次这样的自杀致死事情，整个过程我都很熟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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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一位网友上传了孟凡森娴熟杀鱼、眼神尖锐的照片，随后，“杀鱼弟”走红网络。图 / 网络

我去了山东的齐鲁医院，见到了杀鱼弟，也见到了他的父母和他的主治医生。我还找了很多医生和农药行业从业者，想去弄分明一些问题，好比百草枯因除草效果显著被普遍运用，又因没有解毒剂而招致了很高的自杀致死率，在效能和道德之间，农药制造者的两难选择。

我更猎奇的是，人们是在什么状况及何种心情驱动之下举起了农药瓶。医生通知我，在每年数量庞大的喝农药自杀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是乡村女性，她们在和家人起抵触之后，会选择喝药自杀。山东省立医院急诊科主任王海石说，绝大多数的百草枯自杀者，都属于“一过性激动”，“忽然遭到了很大的冤枉，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怎样去处置这个问题？不行痛快死了算了。一个矛盾无法处置，个他人会去攻击他人，但是绝大多数人，是消灭自己。”

北大哲学系的教授吴飞，曾经研讨过华北某县的自杀人群，并由此完成了一本书《浮生取义》。他在里面讲，每一同自杀事情的情节都不同，但有个特性是相同的——由十分小的纠葛和吵嘴招致的悲剧。当他讯问某人自杀的缘由时，人们常反问他：“一家人过日子，能有什么大事呀？”“两口子过日子，能有多大的事呀？”

当时我还没有鲜明的性别认识，没有在那篇报道里展开写女性的部分。但在写稿的时分，我会重复想起我的姨妈。她相当早慧，读书成果最好，但家里没有钱供她上大学，她留在城郊，嫁给一个背景相似的男人。身为大姐，她不时缄默强悍，苦处不与人言。和丈夫吵架后，她在家里的阁楼上吊自杀，自杀前，她的女儿出门上学，听到她在楼上拉开窗户的声音——她想看孩子最后一眼。后来的许多年里，我妈妈重复说，姨妈的自杀就是激动，一件事顶到那儿了，下不去，自己无法处置。

当王海石医生在他的办公室里，跟我说到“一过性激动”的时分，我想起她——我早慧的、早逝的姨妈。一种繁重的悲痛和一种困惑终于得解后的轻松，同时掩盖了我。

在村委会投下崇高一票

在那之后，我又做了另外一篇关于乡村的报道，那也是我第一次完好地讲述一个关于性别的故事。

2020年的母亲节，当时网上有一场关于“冠姓权”的大讨论，猛烈而耐久。某一天，我看到有人提起，安徽省长丰县曾经发作过一场“姓氏反动”——孩子假如随母姓，政府将奖励1000元，这项政策被以为改动了当地严重失调的出生人口性别比。

当时我对冠姓权以及与之相关的争论，并没有那么感兴味，但这个政策吸收了我。我曾经短暂地做过一些时政报道，不时猎奇政策是如何运转的。我很想知道，在安徽这样一个父权认识比较浓厚的中央，这样一个政策是怎样长出来的，又是怎样实施的，以及实施之后惹起了什么反响。我也猎奇，当地那些选择了孩子随母姓的家庭，内部的协商是如何产生的；孩子随母姓之后，又会发作什么事情；夫妻之间、几代人之间、娘家和婆家之间，这些不同的关系中会有怎样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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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丰县公厕贴有倡导性别对等的标语/网络

这篇报道最后也解答了相似的问题——这样一项政策，仰仗一个开通而坚决的官员，就是当地计生委副主任龚存兵。它也有时期的特殊性，当时安徽政府的确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压力。此外，分离国和中国人口政策研讨中心的专家，提供了资金和理论支持。当然，就像过去的很多政策一样，它受制于官员任期和卫生部门机构变革的背景。但它像一颗闪烁的流星，短暂照亮过中国中部这个小小县城的天空，留下了绚烂的遗产，改动了很多女性的肉体生活。

这个选题给我最大的滋养，是让我第一次真正沉浸式天文解了什么是性别对等。它可能是一些很微小的细节——原来男女厕所蹲位比例1∶1是分歧理的，原来公交车的扶手高度是依照男性身高来设计的……历来如此，便对吗？为什么男性规范会成为社会的规范？为什么男孩起名都喜欢用“雄”“伟”，而女孩的名字都是“丽”“美”，这和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有什么关系？性别的视角存在于生活的一切缝隙。

更重要的是，长丰的性别对等实验，直接展露了在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错误等是如何存在的。好比在同一个中央，女性为什么不能具有跟男性同样的投票权，共享对等的政治权益？女性为什么不能和男性一样分享房子和宅基地？这每一项都关乎一个人能不能坚实地扎根在大地上，成为一个有威严的、不受歧视的公民。

在长丰的一个村子，我看到了许多细致的人。一位叫袁庆的女村主任通知我，女性在政治参与上，可能更敢讲真话。有一个例子是，选低保户的时分，男代表会给一切人画钩，想要“你好我好大家好”。但女代表就会说，她知道这家的状况，条件还能够，就不选了。另外，女性关注的议题范围也是很广的，既有十分细微的家长里短的小事，也有修路修桥之类的大事。她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微小的行政单元里，充沛地参与政治，改动自己身处的环境。

长丰的这次报道，让我体验到一种特别的幸福——我终于知道了，原来生活里那些十分细小的关于性别的不适，到底是怎样回事，以及我要怎样看待和处置它们。女性主义的眼光一旦翻开，就不会再打开，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一个人能够同时爱两个人，

这当然也能够作为写作的主题

当新的看世界的眼光呈现之后，很自然地，它会改动我对选题的审美和兴味。

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工作和阅读是割裂的。2015年我大学毕业，入职了一家都市报的深度报道部，受的是传统的新闻教育，关注公共利益，关注触及宽广普通人的议题，关注家国与时期。诚实地说，我的选题视角和价值判别，承自带我入行的那群报社编辑——当然，他们主要是男性——不可避免地，它具有激烈的男性气质。当时报社的一位主编给我开过一个书单，里面一半是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史，一半是哲学和逻辑锻炼。

但在私自里，我更喜欢读女性作家的作品，好比爱丽丝·门罗、克莱尔·吉根、琼·狄迪恩，她们写女性的终身、分别和失去。这是本能的猎奇和关切，我想知道自己作为女性共和国的成员，会如何渡过这终身。不外，这与我的工作内容毫无关系。

直到2020年夏天，我遇见宋小女。宋小女是张玉环的前妻。张玉环是谁？国内已知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无罪释放当事人。1995年，张玉环因故意杀人罪，被南昌市中院一审问处死刑，坐牢27年后，最终被无罪释放。

冤案是国内媒体的一种典型选题，在长期的新闻理论中，曾经总结出了很多报道角度。好比冤案是怎样发作的，公检法为什么会层层失守，招致漏洞呈现？是谁在这些年里为当事人奔忙？在以往的案件里，常常有为之付出了一切的亲人和一位英勇的律师。还有，一次错误的判决怎样摧毁了一个家庭，漫长岁月里他们阅历了怎样的磨损？这些角度简直适用于一切的冤案报道。

但当宋小女接受采访的视频呈现后，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在那个视频里，50岁了，她还是一种小儿女的神色，说就要张玉环一个抱。另一个感动我的细节是，她说决议再婚前，跟第二任丈夫于胜军提了三个条件：第一是对小孩视如己出，第二是不能阻止她去看张玉环，第三是要让她看婆婆。于胜军都允许了，她就到了他身边，把根扎在了异乡的土地上。这是两个都受过伤、缄默又依从的人，对彼此的体谅。

从喝下百草枯的女人讲起

宋小女接受访问，谈到两个男人，她说都爱

在这个选题里，宋小女太耀眼了——她的能量、她丰沛的情感、她没有被生活收编的激烈的表白，以及那背地相当美丽的灵魂。人这终身，追求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活着，被了解，爱人，也被爱。每个人都要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放置自己的情感。

当时我的同事安小庆说过一句话：“一个小女，能够同时爱两个人。”这句话对我触动很深，我还想知道更多：她怎样在漫长的27年里同时处置这两段感情，她热情的来源是哪里？在张玉环出狱后，她要怎样安置好自己和他人？在时间的流转中，她的两份爱有没有此消彼长？这个家庭里还有那么多的关系，儿子和亲生父亲的关系、儿子和继父的关系、儿子和她的关系、她和继子的关系……生活是那么复杂幽静，她是怎样处置这一切的？

我想要了解女性的情感，它是最私人化的领地，也是最普适的叙事。所以刚动身去江西，采访还没开端时，我就曾经想好了，这篇文章的题目很简单，就叫《前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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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环无罪释放后正式与宋小女见面，二人执手相看

采访的序幕，在漳州东山岛的海边，小女阿姨带我看过一次夕阳。海滩荒芜，四下无人，她把裙子拉上去，给我看她肚子上手术留下的刀疤，是很长的一条。关于我猎奇的问题，她给了我一个答案——

当年她得了宫颈癌，要跳海，是第二任丈夫于胜军拉住她，借了30000块去治病。手术很胜利，于胜军一把扑在她身上，不能抱得太紧，他就用胳膊撑着，说：“老婆，我们赌赢了。”两个人对着哭，但于胜军起身的那一瞬间，她马上就想到了张玉环：“我老公是这样（抱我），假定张玉环在这里，他是不是也会抱着我哭？他也应该抱抱我吧？”

有这一个细节就够了，它足以阐明一切——人的爱多么细腻、丰厚、纠缠、活动不居，无法被概括和定性。那里面有心动、依赖、恩情，以及爱分别求不得的遗憾和悲痛。它给我的震荡持续至今。

我想那是一个决议性时辰，让我从真正意义上挣脱了原来那种统治过我的单一的家国叙事和男性视角，找到一个属于女性也属于我自己的声音——不思索太多公共性和社会义务，不去想任何新闻操作手册，而是写出那些更丰厚和更宽广的、不被留意的女性故事。这两种叙事不矛盾，不分上下，它们是能够共存的。

写完宋小女的故事，我会回想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些选题，也跟性别相关。可惜那时我对性别和世界的认识太稚嫩，没有完成好它们。好比我写过贷款去上PUA课程的底层男青年，我跟着他们上课，去他们打工的中央，却只能从阶级的单一视角去了解或者说俯视他们。我还写过一个由于丈夫骗保伪装自杀，走投无路之际带着一对儿女跳湖自杀的年轻母亲。她自杀后，我赶到她的家，取得了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但当时我无法真正了解她在繁重的抚育义务和贫穷生活之间，那孤掌难鸣的处境。

后来，我做了一系列跟女性相关的选题。和作词人尹约谈她写的歌《小娟（化名）》，她写那些被暴力以对的新闻女主角，每句话都指向我们共同记忆里的社会事情——打压、骚扰、家暴、网暴……以及随同女性终身的伤痛和疑问。和作家荞麦聊她的微博树洞，荞麦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女性的私信，她们谈论自己的恋情、密切关系、工作、原生家庭、女性友谊……我想知道，作为树洞的荞麦都看到了什么，这些私信又如何改动了她的生活。

这都是一些小小的故事，篇幅不长，也不复杂。我不知道读者读到它们是什么感受，但我自己在这些对话里取得了十分多的安慰和能量。为了我们的采访，尹约特地从外地飞来北京，我们在机场左近的咖啡馆里聊了一整个下午。对荞麦的电话采访，一共中止了两次，每次时间都很长。在之前的职业生活里，我很少阅历这样的采访——和对方年龄不同、地域不同、阅历不同，却活在同一个共和国里，为同样的事情愤恨、困惑，也为另一些同样的事情快乐。我们多少有过相似的遭遇，而她们的行动和表白都在鼓舞我：坚持写，不要放弃。

我也想写一些跟女性身体有关的选题。随着年龄增长，像每一位成年女性那样，我会定期做HPV和TCT筛查，会在超声波里慌张地察看自己的卵巢和乳房，自然地对这个话题感兴味。另一个缘由是，宋小女在采访时曾重复提及女性身体带给她的痛苦。她得过宫颈癌，有过子宫肌瘤，对立那些疾病，就像玩打地鼠游戏，每当治好一次，觉得能够松口吻了，它又在另一处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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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正发作》（改编自今年诺贝尓文学奖同名自传）剧照

从历史的长河里看，女性终身中多少都要阅历一些男性不会阅历的身体痛苦，包含常见的月经、生育、流产、子宫下垂、卵巢囊肿、乳腺疾病……还包含人为的身体暴力，好比强奸、割礼、童婚、缠足、烧女巫、杀女婴……世界上一半人类的身体，曾经或正在禁受过惨烈私密的疼痛。

所以到了2020年冬天，我跟编辑讨论，想从一种最知名的妇科癌症——宫颈癌——写起。几个月后，一条新闻呈现了：鄂尔多斯市经过了一项政策，将给全市13岁—18岁的中学女生免费接种HPV疫苗。在国内，HPV疫苗并不算易得，通常自费且需排队。所以，我去写了这项政策落地的过程，以及在遍布草原和煤矿的鄂尔多斯，宫颈癌怎样影响了女性的生存处境。

她们与我

最后我想讲的是，作为一个女性个体，这些报道于我，不只仅是工作，它们也深深地介入了我的生命——回馈我，滋养我，构建我，解答我的困惑。

好比写《外婆在厨房写作》时，我认识了杨本芬奶奶，还有她的女儿章红。杨本芬奶奶60岁时，开端在女儿家的厨房里写作，写自己的母亲，写一个家庭在过去100年里的挣扎求生，写普通人的生死，这本书叫《秋园》。这个故事能够有很多角度，我当时最感兴味的是，这家四代女性活出的100年，也是中国女性解脱桎梏的100年。她们都爱读书，想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她们之间的密切和对下一代的奋力托举，都十分稀有。从第一代的秋园，到第四代的秋秋，女性朝着越来越自由和开阔的中央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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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本芬奶奶的三本女性传记

但后来我发现，那时我疏忽了另一层叙事。杨奶奶多次提到婚姻的不幸——她与丈夫终身的互不了解、心灵之间悠远的隔绝。2021年秋天，她的女儿章红在朋友圈讲起这件事：

“父亲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对妈妈情感上的冷漠是存在的。我的女性认识也正是由于妈妈而萌芽。也是从妈妈身上我知晓，一个女人假如不曾取得情爱的滋养，即便到了80岁也不会因年龄而放心，反而越接近生命终点，越想不顾一切地搞清内心的疑惑。我对妈妈有着至深的同情与了解。”

“我父亲不太习气与人眼光对视——用往常的心理学解释，大约是某种人际障碍。其实他人并不太觉得不适，偏巧我母亲是个情感热烈丰厚的人，又特别盼望自身情感得到回应，所以就会感到挫败沮丧。……假如性格有光谱，我猜我父母就处于光谱的两极。这大约是他们彼此都对婚姻感到失望的缘由。”

“我也简直用了半生时间，想搞分明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这样……茫茫人海中，父亲与母亲都是温柔的大好人，他们都品味过外部环境的欺凌打压，但是他们竟也没有学会彼此相爱。这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这些话我看过很多遍，再看，还是会有一种深切的痛楚。由于我妈妈是跟杨本芬奶奶很相似的人。她浪漫敏感，容易感动，也容易伤心，常常由于一些小事流泪，有一颗极为纤细的心。我爸爸也不是坏人，他内敛勤恳，辛劳地养家，但比较木讷，大约是性格所限，他不太能回应妈妈的情感需求。我常常听到妈妈形容爸爸，是章红用过的那个词——冷漠。

我也像章红那样，不时感到困惑和受伤，想搞分明到底是怎样回事。他们的关系也让年少的我认识到，婚姻是需求运气的，它可能并不导向幸福，而是使人心碎。在成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至会惧怕回家。我惧怕面对妈妈的冤枉，目睹她生命力的消逝，也惧怕看到那个真相——她的终身，很少被留意、满足和心疼，没有被爱滋养，除了偶尔的欢乐，剩下的都是被丢入冰窖的绵长和炽烈的热情。

但到了往常，我28岁，曾经到了比妈妈生下我时还要大的年龄。年岁的增长，以及从杨本芬奶奶身上看到的故事，让我把那双因逃避而挪开的眼睛移回原位，我能够直视我的家庭、我母亲的感情，弄分明它的由来，妈妈成了我能够了解的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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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春潮》剧照

生活在悠远北京的我，阅历着与妈妈那一代人不太相同的人生。

大学毕业之后，我做这样一份媒体的工作，简直是重建了自己的价值观，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我有一些自由，能够做我想做的报道，关注我感兴味的性别议题，读女性主义的书籍，就算在做饭的时分，我都会听一些相关的播客。我有一些价值观相似的朋友，在一个友善的、女性为主的编辑部里工作，处在温馨的同温层。

在私人范畴，我也想建造一种理想的生活：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真诚地爱人，不耽溺于感情，不把它当作独一的价值；更看重自己的劳动、发明和人格的完好。这一年，我也逐步挣脱了从小被规训的所谓温柔、忍让、与人为善等“女性专属美德”，学会了表白愤恨。

但总会有某些时辰，那些形而上的概念，无法解答生活里细致的困惑。好比，在终身一世一双人的浪漫爱幻想破灭之后，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恋爱和婚姻？一个独立女性，应该怎样应对生育带给人生的影响？当女性开端具有和男性同等的权益之后，女性的解放就算完成了吗？……在20岁出头的自由时光过去之后，这些由于性别而产生的问题逐步浮现，而且每过一年，都显得愈加省事。

我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在逐步走向人生的深处，就像步入一片密林。

很侥幸的是，我不是在孤掌难鸣的状况下面对这些困惑。在几年的采访和报道里，我看到一些女性的普遍困境，看到她们如何面对和处置问题。当然，更多的状况下是脆弱，是接受，是挺住便意味着一切。我是在宋小女、杨本芬、荞麦、尹约这些采访对象的陪伴下长大的。

前段时间，听《戴锦华巨匠电影课：性别与注视》，戴教员在谈到影片《妇女参政论者》时说，一个事实曾让她震动——瑞士这样的民主国度，居然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妇女才取得选举权。是的，当代女性所具有的这些，包含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相对对等的政治权益、参与社会分工的可能……不是由来已久，还只存在了短短几十年。而那些细致而琐碎的障碍，仍顽固地出往常每个女性的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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