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 刘义勇,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曾赴美国耶鲁大学交流访问。在《历史研讨》、《世界历史》等中心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版权声明 本文原载于《历史研讨》2014年第1期,由作者受权微信公众号“美国史研讨”全文转发,如需转载,请在本号后台留言。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摘要 20世纪初,美国经过侵犯哥伦比亚主权的分歧理伎俩攫取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并随后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完成运河的修建工作。固然此举契合美国的关键利益,但美国的政治行动精英们仍经过运用“文化话语”,极力将其塑构成利他的、国际主义的和契合“集体文化利益”的行为,并将这套话语运用到尔后与拉美国度的关系之中。这一定水平上反映了在帝国主义时期,美国社会有关“文化”的盛行思潮以及它对国际法、主权等正在展开中的概念所构成的应战。 关键词 文化的利益 美国外交 巴拿马运河 巴拿马运河的强行开凿通常被以为是美国仗势欺人,追求西半球霸权和追求自私的商业利益的典型例证。但是,仅仅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视角来了解美国修建该运河的动机和运河的意义显然是不全面的,未能充沛展示这一外交事情背地的思想文化意义。还需求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这种蹂躏主权的行为却并没有在国内遭到行动的激烈应战,反而赢得一片颂扬之声?而经过剖析决策者和社会行动盘绕着这一事情所制造的各种“文化”话语,将有助于我们深化了解帝国主义时期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是如何应用既有思想资源建构外交认识形态,使之取得“合法性”,并进一步将其在国际关系中加以应用的。 一、并非私利:“文化利益”与美国对巴拿马运河区的攫取 在干预哥伦比亚内政以取得巴拿马开凿权时,罗斯福便感到了自己将要面临的道义上的责难。他招认这一事情是他担任总统期间在外交方面最重要但也是最具争议的一次行动。为了对此次行动中止分辩,罗斯福抛出了“文化利益”(the interest of civilization)和“文化指令”(the mandate of civilization)的理由,试图证明其行为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利益,而非出于自私的动机。 罗斯福这番行动有着历史的渊源。巴拿马运河不时以来都被西方社会视作是“文化”的意味。早在1501年,被称作西班牙“最高尚的降服者”的巴斯蒂达斯(Bastidas)就提出了在中美洲开凿运河的想象。最初,人们就是从促进文化展开的角度来看待运河的价值和意义。1827年,歌德评论运河计划时说,“假如他们能胜利地开凿这样一条运河,使得恣意载重和大小的船只都能从墨西哥湾进入安定洋,那么整个人类,不论是文化的还是非文化的,都将极大地受益”。他还预言道,美国作为一个未来一定要横跨整个北美大陆,直达落基山脉的年轻的国度,一定不会将这一巨大工程让给他国。南美共和国之父玻利瓦尔也幻想着开通中美洲运河,并预言中美洲到时将成为“世界的桥梁,文化的交流中心”。 南美的“华盛顿”——玻利瓦尔 (Simón José Antonio de la Santísima Trinidad Bolívary Palacios,1783-1830) 作为一个盛行词,“文化利益”与降服自然、商业贸易和自由交流等价值关系密切,被视为是西方与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别。1858年国务卿刘易斯·卡斯的一段行动曾被奉为至理名言: 主权既有其权益,同时也有其义务。我们不允许任何当地政府,以一种东方的孤立肉体,去关闭这个世界赖以相互交流的巨大交通要道,并且以商业贸易和旅游的收入属于他们为由表示他们有权关闭这个大门,或者障碍各个国度对这个通道的公平运用。 在19世纪中期西方的国际法中,“文化国度”和“不文化国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开放的,然后者是封锁的。卡斯所谓“东方的孤立肉体”便是指的当时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度不愿意与西方交流的心态。罗斯福和鲁特都曾多次援用这段话来论述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以及运河关于文化展开的利益。自卡斯以来的这套观念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说辞。1902年在国会关于置措施国巴拿马运河资产争辩的时分,参议员汉纳、斯普纳等人都强调修建巴拿马运河非美国一己私利,也并未为美国追求任何特权,不依托任何援助,而是完整在用美国的财力为世界某福利。拉美国度某种水平上也接受了这套“文化”的话语。1901至1902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美洲国际会议上,包含哥伦比亚在内的拉美各国代表分歧分离经过决议,以为开辟运河“在最高意义上是为文化而工作,将大大方便美洲国度和世界其他国度间的商业往来”。 美国的行动也大多认可巴拿马运河代表“文化利益”。1903年11月《瞭望周刊》的一篇社论说道: 世界想要一个地峡运河吗?是。毫无疑问而且十分希望。这条运河要建在尼加拉瓜还是巴拿马?工程师专家们和凡是有着实践判别力的人都以为应该建在巴拿马。它能否应由哥伦比亚政府来建呢?不,她既没有财力,也没有技术去建运河。它能否应该由某些他国政府来建呢?不,美国不会允许一个外国权力来控制安定洋和大西洋之间的世界通道,由于假如说它不是关系到美国的稳定,至少也关系到美国的福利。它应当由美国的私人公司来建吗?不,它是一个为了整个人类利益的庞大公共工程,需求由一个强大、高效和公正的政府来自始自终地中止控制。因而,我们来了,美国来这里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人民,而且也是为了整个文化世界的利益。 在此事情中,西奥多·罗斯福个人的“文化利益”观起到了直接的作用。他深受他的教员、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伯吉斯的影响。伯吉斯宣称“为了世界的文化和人类的利益,白人的任务是应当将政治权益掌控在自己手中”。罗斯福吸收了这套思想。他以为保障“文化利益”与维护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权益实质上是一回事。他置信盎格鲁—撒克逊人有理由控制住这个海上交通的咽喉,保障本民族的继续繁荣和强大,假如让与其他种族,英美的商业利益就必定要遭到其他文化的分割。面对复杂的国际事务,罗斯福不时贯彻着他这套“文化”与“野蛮”的简单两分法,希望美国经过充任世界警察来维护文化利益。这些思想不只使得他急于建造运河,而且还坚决主张由美国来控制这条运河。 控制和开凿巴拿马运河,还与罗斯福对“过度文化化”的担忧有关。在他看来,工业文化的展开使美国呈现过度文化化的状况,许多人美国人采取一种懈怠,逃避义务的生活态度,而唯有重拾以往的战役肉体,学习“野蛮人的美德”,过一种“奋发进取的生活”(strenuous life),才干让美国文化坚持生命和生机。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是美国人勇于进取,勇于承担义务的表示。美国假如面对这一文化赋予的庞大义务而怯懦地选择逃避,或者被一些战争主义的空泛行动约束住了手脚,就意味着美国人过度文化化的病症曾经不可救药,而白人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优越位置也将不复存在。 因而当1903年运河条约被哥伦比亚国会拒绝后,罗斯福便蔑视地说,“我不置信波哥大的一群长腿大野兔能够永远阻断未来文化的高速通道”。巴拿马独立后,罗斯福承认自己在实行权益政治和霸权主义,承认美国在用强大的实力去欺压弱国,而以为自己在维护“文化的利益”。国务卿海约翰也深知罗斯福的这一理由。11月6日,美国正式招认巴拿马前夕,海约翰发给美国驻波哥大大使的电文中说,“他(罗斯福)以为不只是条约义务,而且还包含文化的利益在敦促他设法保障巴拿马地峡的战争交通不会为持续的,不用要的和破坏性的内战所障碍”。 1904年1月4日,罗斯福发出了关于巴拿马运河条约的特别咨文。在这一咨文中他正式罗列了美国辅佐巴拿马独立的理由: 我没有承认,也不希望承认这样一条普遍规则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直到其显现出维持自身独立的才干之前,一个新国度的独立位置不应该被招认……但是,规则总会有例外的时分;而在我的判别里,有着明晰和严重的理由能够赋予我们如此行事的权益,以至能够说,当前的情形请求我们如此行事。这些理由包含,第一,我们的条约权益;第二,我们的国度利益战争安;第三,集体文化的利益。……我自信地以为,招认巴拿马共和国是契合集体文化利益的行为。假如说有哪一个政府能够称作收到了文化的指令,要完成一项人类利益所请求的目的的话,那么非追求建造跨洋运河的美国莫属。 罗斯福在《西部的赢得》这本巨著中论述的一个中心命题就是印第安“野蛮人”不应障碍“文化”的进步。这一结论简直能够直接应用到运河问题上。从19世纪20年代起,许多美国外交官就以为哥伦比亚以至在落后的拉美也是“处在进步阶梯最底端的国度”。一位1894年起就在哥伦比亚长期寓居的美国人写道,“在一切那些伪装成共和制与文化的国度中,没有比哥伦比亚更为野蛮和专制的了”。他自称亲眼目睹妇女由于拒绝说出丈夫藏匿的中央而被牛皮绳锯成两段,儿童被活活折磨和鞭笞致死,受伤的男子在战场上被无情地杀死;在交兵后,给本方伤员治病的是牙医,而药物居然是对子弹伤口没有任何作用的箭毒素(治疗蛇毒的药),反动者则普通直接投到河中淹死。1903年,一位美国商人在拉丁美洲旅游后,在《北美评论》上撰文呼吁废弃门罗主义,由于门罗主义障碍了英国和德国等来对拉美国度中止“文化化”,纵容了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度“野蛮”的不担任任的行为。美国国内许多有良知的人士谴责美国谋取运河区的政策,但也招认哥伦比亚在运河条约上对美国实施了敲诈。罗斯福更是诅咒哥伦比亚是由一群糜烂的政客在支配,是一群“原始人”,和“意大利西西里岛与卡拉布里亚的强盗”没什么区别。 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在演讲 巴拿马则成为了受美国维护,免于遭受野蛮损伤的弱者。巴拿马事情后,巴拿马任命的全权代表、法国人瓦里拉在给国务卿海约翰的信中说道,“经过将她(美国)包庇的羽翼扩展至我们的共和国,使它(巴拿马共和国)从野蛮以及不用要的内战中挽救出来,让它得以遵照上帝所布置的命运,为人类和文化的进步效劳”。这套说辞正中美国人的下怀。 随着巴拿马运河的开端树立,美国在其中表演的不光彩角色逐步被淡忘,剩下的则是“文化利益”的热情和希冀。大量的宣传小册子和报刊文章都在鼓吹美国无私的一面。托马斯·罗素说道,“那些认识不到美国所传送的战争与好意的人们,也一定得不到这个水道开通后所带来的庞大利益”。托马斯·怀特称,“假如我们在地峡这里有什么权益的话,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行动,而是以文化的名义,为地球上一切的国度而行动”。 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美国无疑主要是依照自己的国度利益行事。不外“文化利益”的认识形态某种水平上也的确使美国没有过火地维护自身利益。美国为了修建运河投入了5000万的资金,损失了大量人力。运河建成后,很多人不称心美国只做一个“慈悲家”。1912年8月,美国国会经过一项法案,规则免除美国中止沿海贸易的船只在巴拿马运河的通行费。这个法案遭到了英、德等国的激烈抗议,在国内也招来一片反对之声,美国各大主要报纸纷繁希望美国政府废弃这项法案或将其提交仲裁。 之所以有众多的美国人反对这个法案,除了它违背了与英国的条约外,很重要的一个缘由在于他们以为这与美国“文化受托人”的形象不符。支持帝国主义政策的《瞭望周刊》争辩说,不论是在古巴,还是在菲律宾和巴拿马,美国都是抱着好意和辅佐弱者的愿望去推行的政策,即便是西班牙和德国往常也招认了美国的利他主义。固然从法律上讲,运河算是美国的私有财富,但在正式法律之外,还有“文化的法律”,这种法律“并不总是写在法律汇编或外交条约中,而是要思索和实行道德的义务”。著名的帝国主义者伊莱休·鲁特也在参议院中说,海约翰当初在与英国商定《海—庞斯福特条约》以及门户开放政策的时分,诉诸的都是“文化的利益”,假如这项法案得以实行,就是承认了海约翰制定的“文化的政策”。他同时还在杂志上发文,称巴拿马运河是文化的“崇高托付”,美国应该思索的是怎样为文化做更多的贡献,而不是在小利上锱铢必较。罗斯福也同意将这一法案付诸仲裁。 巴拿马通行费问题遗留到威尔逊总统时期。1914年5月,法案未经过国际仲裁,直接被国会废弃。毕肖普就此事评价说,1904年1月罗斯福的咨文早就表白了美国在巴拿马运河上的利他思想,而该法案破坏了美国对“文化利益”的一向承诺,遭致举国的谴责并最终被废弃,也是顺利成章的事情。 二、“文化利益”V. S. 国际法:关于美国行为合理性的争论 固然美国人简直分歧以为巴拿马运河代表了“文化利益”,而且以为美国在开通运河问题上是无私的,但罗斯福的细致做法却遭到了部分媒体与国会议员的责备。 首先,国内一些行动责备罗斯福和海约翰谋划和怂恿了巴拿马的反动。由于何以《海—赫兰条约》刚被否决不久,反动就爆发了?罗斯福自己坚决承认这一说法。他不希望这个指控影响到他下届的总统选举,于是展示了自己在事情发作前与阿尔伯特·肖的通讯,表示固然他自己很希望巴拿马独立,但是美国并没有参与到此阴谋中。很显然,巴拿马方面的意向华盛顿方面不时是知悉的,但没有证据显现罗斯福和海约翰能否直接参与其中。 对罗斯福政府的抨击更多地集中在违背国际法方面。美国法学界的人士在这一活动中最为积极。1903年12月,耶鲁大学多位有名望的教授如威廉·格雷沙姆·萨姆纳、亨利·罗杰斯等联名向参议院和美国全体公民请愿,控诉美国违背国际法,损伤了美国的名誉。简直一切从属民主党和反帝主义阵营的报纸如《纽约晚邮报》、《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费城公共纪事报》等都对罗斯福的做法大加挞伐。 罗斯福关于依据1846年条约干预巴拿马的行动首先遭到驳斥。美国国际法学者罗兰·克兰格(Roland Crangle)指出,运河区的主权属于哥伦比亚,它有权镇压叛变者,美国关于内战双方应恪守中立准绳,而以运河保险为借口,阻止哥伦比亚军队进入巴拿马,事实上是对条约义务的背弃。 巴拿马运河位于北美洲、南美洲之间 反对者对“文化利益”的见地也中止了批判。“文化利益”的说法主要来自一批政治精英。海约翰、罗斯福和洛奇等重要决策者都同意美国是为了“文化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但在这一行动能否违背国际法上并不分歧。其中海约翰、洛奇等人以为美国完整是按国际法在行动,而罗斯福则实践上招认美国违背了国际法,只由于处在特殊的情境下,美国为了“文化利益”只好采取紧急处置权。 一些批判者不同意“文化利益”有超越国际法的权益。国际法学家J. P. 高迪问道,为什么在美国中止南北战争的时分,英法没有以“文化的利益”为由维护美国南方呢?“假定任何国度都有权按自己对文化利益的认识去恣意妄为的话,国际法就结束了,我们又重新回到了中世纪”。他们以为,国际法是时期进步的产物,是具有明白法律含义和可操作性的,而“文化利益”之说相比国际法过于笼统,容易成为强国干预弱国的工具。因而,“文化利益”要服从而不是违犯国际法。 还有批判者从“文化利益”自身价值内涵的角度去反驳罗斯福。克兰格说,文化的真正利益应当是如华盛顿所忠告的那样,以正义和仁慈为准绳行事,不由于某些蝇头小利而放弃一个国度的义务。美国之所以在世界的先进文化看来是巨大的,并不是由于美国的军队,也不是美国有足够的财富和实力去开挖运河,让世界从中取得商业上的利益;最重要的是一切这些都是由这样一个政府来做的:这个政府“树立正义,让每一个公民享遭到自由的佑护。”而美国宁可推迟几年开挖运河,也不应采取支持巴拿马独立的伎俩,由于这一伎俩“让这个寄予着人类希望的、正在中止自治政府实验的共和国”(指美国)犯下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大错,无疑将会对文化构成更大的损伤。 1906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巴拿马运河上 有批判者以为1850年的《克雷顿—布尔沃条约》才最能表示“文化利益”,由于该条约规则运河中立化和国际化,没有任何一个国度控制运河。此时的美国也一度有过为“文化利益”而效劳的巨大理想,可是1880年之后,美国“体往常条约中的崇高目的和自由准绳”的肉体逐步改动了,而一心想要控制运河。批判者说,“在国际关系的演化中,两国一个时期是朋友,另一个时期又可能是仇人;除此之外,野心蒙蔽了道德感,致使于最没有底线的主权蹂躏者居然置信他们邪恶的行为是为了文化和人道的利益”。哥伦比亚参议员卡罗也公开驳斥罗斯福政府“文化利益”的理由,他指出美国政府“不是为了商业和文化,而只是为了自己”。 但是,支持派军进驻运河区和招认巴拿马共和国的美国人指出,“文化利益”能够成为这一行动的充沛理由。 支持者首先以为,美国“文化利益”的理由得到了全世界各个国度的响应,它们也很快招认了巴拿马。这阐明,“文化利益”不是美国捏造的借口,同时美国“文化代理人”的身份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各国的又一次确认。这个理由被罗斯福、洛奇等人多次运用。与罗斯福关系密切的约瑟夫·毕肖普深信,罗斯福是在按“文化利益”行事。他简直是逐句复述了罗斯福的说法:“经过包含世界上的指导国度在内的15个政府招认巴拿马独立,文化世界十分疾速地认可了我们作为文化受托人的位置”。“能够十分分明地看到,让不只是美国政府, 而且是整个文化世界的政府都在这个事情上持分歧态度的伟鼎力气体往常三种方式的自我利益当中:首先,是巴拿马的自我利益,反动是他们免于被摧毁的独一途径;其次,是美国的自我利益,需求一个运河促进她的商业和资源的展开与应用,第三,是整个世界的文化的自我利益”。哥伦比亚“横跨在世界进步的路上,世界便分离起来将她移走”。 还有支持者试图将“文化利益”与国际法统一同来,把“文化利益”树立为变革国际法的新准绳。他们采用了“国际征用权”(eminent domain)的理论。征用权本是国内的一个法律术语,指的是政府能够为了公众利益,征用个人的财富,并给个人恰当弥补。支持者们以为随着世界交往的频繁和相互依赖的加深,严厉的主权界线将会障碍文化,因而需求将征用权扩展至国际社会,能够为了较为重要的“文化利益”,征用国际社会成员的领土。但他们置信,这只是例外状况,不能被经常性地运用。 巴拿马事情后,参议员斯普纳立刻在参议院发表演说,以“集体文化利益”的国际征用权为罗斯福的政策辩护。不外他以为需求给予哥伦比亚恰当弥补。乔治·泰利以为,在国际家庭中,非洲的野蛮人,海岛上的食人族都为“文化的准绳”所支配,而即便是那些曾经被以为是文化化了的国度,也要在诸大国的分离之下接受督导。“国际法请求各个国度对其他国际家庭成员实行义务;国际征用权则是一个更高的权益,它请求成员实行国际的义务和义务”。假如出于国际征用权的理由,国度的主权是有可能被侵犯的。由于主权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可分的和能够转让的,主权应该恪守国际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当由一个君主或者全体人民来激动地行使的时分,主权是一个风险的工具。没有国度能够凌驾于一切法律、契约和道德义务之上”。国度间互派大使,允许外国军队入境等,都是对主权的限制。泰利等人幻想着世界在“文化化”的过程中,将越来越向一个联邦的方式接近,并需求守护者们监视各个成员实行义务。他们还断言,未来像巴拿马一样的事情还会更多地发作,也就愈加需求像美国这样担任任的大国出面维护“文化的利益”。 另有国际法学者表示,美国政府招认巴拿马独一合法的理由就是“文化利益”,由于哥伦比亚严重破坏了“文化利益”,国际法曾经无法对其构成约束。他们以为美国用条约义务来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辩护是错误的,美国政府之所以遭到批判,恰恰在于她没有旗帜鲜明地用“文化利益”来论证自己行动的合法性。 国际法学者乔治·斯科特指出,美国的确违背了条约义务和国际法。主要有两个理由:首先,1846年的条约不只规则美国应在必要的时分辅佐新格林纳达抵御外部权力干预,同样也请求美国辅佐它停息内部骚乱。依照条约义务,美国应当镇压巴拿马反动。其次,从国际法上讲,美国不应过早招认巴拿马的交兵国位置。在南北战争时期,美国也曾依据国际法正告英国不得招认南部邦联的交兵国位置。 哥伦比亚与巴拿马边疆 但斯科特又说,固然美国违背了国际法,可是“文化利益”却给了美国招认巴拿马以充足的理由。哥伦比亚共和国真正需求被干预的理由在于它违背了国际道德,在于她阻挠开挖运河的行为已让“文化国度无法忍耐”,将本应是“商业文化通道”的中央变成了内战的战场。因而,美国的干预是出于“文化利益”,也是合法和合理的行为。在能否违背主权准绳的问题上,斯科特引入了“政治干预”的概念,指出,政治干预就意味着为了“文化”和集体的利益而暂时废弃国际法,由干预者严厉依照“文化利益”来采取必要的措施。政治干预作为一种十分规的行为,需求满足1) 要有充沛的依据;2) 利益必须是国际性的;3) 行动不能偏离原来的目的这三个条件。而在巴拿马问题上,美国的行为得到了国际上除哥伦比亚以外一切“文化国度”的认可,因而美国就自但是然取得了政治干预的权益。在这里,“文化利益”大于国际法的主权准绳,为了“文化的利益”以至能够暂时中止国际法的功效。 显然,在巴拿马问题上,“文化利益”最终压倒了国际法。由于这个时期国际法缺乏权威和约束力,“文化利益”成为遭到普遍支持的行动理由。罗斯福的政策遭到一些民主党人和国际法学者的责难,但美国民众十分支持罗斯福的行动。一些反对者逐步认识到,倘若继续在这一事情上大做文章,无异于政治自杀。在1904年大选中罗斯福轻松获胜,这实践是民众对罗斯福外交政策的认可。 固然存在种种不满心情,但除了少数人倡议美国放弃修建运河外,大多数批判者都愿意接受巴拿马独立的既成事实,盼望运河能尽早开通。国会中的反对派首领参议员阿瑟·格曼也招认他想要运河。国内的这种心态招致《海—瓦里拉条约》在国会简直没有任何障碍地得到批准。1904年2月23日在参议院关于此条约的投票中,一切共和党人,以至包含著名反帝主义者乔治·霍尔都投了同意票。民主党人中仅有一半的人投反对票,最终的结果是66对14票。两党独一的分歧是能否给予哥伦比亚弥补:一切共和党人反对弥补,而民主党人中除了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麦森内里外,一切人都支持给予弥补。 这也促使巴拿马事情之后,罗斯福又进一步将他的“文化”思想运用到美国外交政策当中,美国人文化观念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在罗斯福的任期内表示的最为突出。罗斯福将“文化利益”展开成为一种国际法之外的道德理由。1904年12月,罗斯福对门罗主义的“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出台,请求美国在美洲行使国际警察的职能:“长期的不道德行为或者因虚弱无力所招致的文化社会纽带的普遍松弛,同在其他中央一样,在美洲最终请求某个文化国度的干预”。1913年,在题为《门罗主义与巴拿马运河》的文章中,罗斯福招认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度曾经“文化”化了,能够同美国一道对其他拉美国度中止监视和约束。1914年在访问智利时,罗斯福则强调,不能将智利与“那些虚弱、无政府的热带美洲小国相提并论”,“在文化世界中,没有比哥伦比亚和智利存在更基本差别的两个国度了”。对哥伦比亚的干预,“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极为有利,对将文化扩展到受干预的那个国度也极为有利”。而罗斯福对智利“文化国度”位置的肯定也收到了智利参议员布尔内斯的投桃报李:“你的名字与一项进步的巨大工程联络在一同,这个工程也将对智利有着特殊的利益。我们智利人为这项工程而对您无比感激”,“它为我们国度与文化世界的物质财富、学问与道德更紧密地树立联络翻开了门户”。 三、“文化”改造“野蛮”:巴拿马运河的修建 美国人用“文化”话语赋予了巴拿马运河重要意义,一些决策者以至用“文化利益”为其违背国际法的行为中止辩护。而在攫取了运河开凿权之后,他们也继续用这一话语来描画和渲染运河的修建与影响。 首先美国人宣称,经过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巴拿马传播了“文化”,开化了当地的“野蛮人”。《独立周刊》自豪地说,与对夏威夷、菲律宾等地域的改造相似,美国经过运用先进的医疗卫生技术,实行了白种人对“较不文化的人民”的义务。过去文化任务的一个缺陷在于,文化的代理人常常不是将西方文化好的一面带给土著人,而是将各种罪恶和疾病传播给了土著人,招致后者的疾速消亡。而美国从卫生入手的改造,则是真正为“有色兄弟”们带去了完成文化的可能性。 毕肖普在《巴拿马通道》一书中细致描画了美国人给巴拿马带来的改动。他写道,巴拿马地域寓居着大量印第安人和黑人,美国人给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改动了他们的观念和习俗。之前当地土著人过着无欲无求的生活,他们较低的生活愿望很容易就能满足。而美国人在巴拿马运河区的呈现则带来了种种“不满”的心情。美国人雇佣大量当地劳力参与运河树立,并且把运河区从一片丛林密布的中央改构成为文化的寓居地点,还带来了现代文化的种种成果,冲击了当地人的观念,“迫使”当地人开端转变。例如妇女婴儿对现代文化的需求最为明显,这也对“文化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之前当地婴儿出生后,而在愈加“先进文化的命令下,他们被迫给婴儿穿上了衣服”。婴儿需求更好的照料,妇女对生活质量的请求进步,开端需求带着丝带和饰品的帽子等种种消费品,不再是一条印花棉布的衣服便能够让她们称心了。在孩童和妇女的愿望增加的情形下,一家之主也必须改动他的工作习气,一周一到两天的工作时长不再足够,需求愈加勤奋的工作来养家。就这样,这些西印度人的才干得到了进步,成了好的雇员和工人,他们也自但是然地文化化了。美国国内对这些“黑巧克力”(chocolate drop)的歧视也慢慢从公众意见中消逝。 第二,美国人以为运河的胜利修建表示了白种文化在降服热带进程中的一项严重成就。 热带一向被看成是分歧适“文化”的地域。美国人当中,反对移民热带,在热带树立“白人文化”的不在少数。巴拿马委员会主席兼总工程师,被称作“地峡沙皇”的戈伊萨尔上校1912年在哈佛大学毕业仪式演出讲说,上帝从未打算让白人生活在热带,也不想让白人在那里生活。在戈伊萨尔眼里,美国人只需求运河,而不能移居运河区。著名天文学家亨廷顿也反对白人移民热带,由于他置信那里的疾病与气候至少在当时是不可打败的,而“巨大的文化只呈现于温带”。 地处热带的巴拿马运河 西方学问界普遍以为热带的疾病和天气会招致白种“文化”退化。美国人为修建巴拿马铁路和开凿巴拿马运河,付出过庞大代价。巴拿马盛行着各种热带疾病,例如黄热病,疟疾等。有人夸大地说,巴拿马铁路修建时,简直是每块枕木铺下时,都要换取一个工人的生命。法国1878年开挖运河后,最终也被这些疾病所击败,不得不放弃原定计划。疟疾一年四季都盛行,致使工人大量遭到感染,而黄热病在天气较热时更是让工人们“像苍蝇一样”成片死去。这两种疾病都是经过被称作“空中眼镜蛇”的蚊子而传播的,美国在开挖运河前侥幸地发现了这两种疾病有盛行的趋向并中止了工程,避免了灾难的发作。即便如此,在1907年9月(这个地域雨量最为充足的时节),依据卫生部门的统计,11,662名白人中,就死亡了25例;29,4000名有色人种中,死亡73例。不外对美国人而言,这个死亡比率曾经“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化”了。亨廷顿在《文化与气候》中宣称,这些疾病是招致热带地域普遍只能维持一种低水平文化的主要缘由。即便是白人来到这个地域,也会因疾病和酷暑高温的作用而死亡率增加,意志力变得单薄,进而招致文化退化。 但是巴拿马运河的胜利修建和卫生状况的改善,鼓舞了美国人去热带地域树立“白种文明”的想法。巴拿马运河卫生总长高格斯是一位“白种文化”统乱世界的坚决反对者。他宣称,以往以为自然条件阻止白人在热带地域树立巨大文化的见地是错误的,文化的水平取决于一个人的劳动能有多大的产出,能养活多少其他的人口。而热带地域只需改造好了,便能够有比温带更大的产出,成为未来文化的中心。发现美洲是白人历史上的一个巨大时辰,经过展示巴拿马这样的热带地域白人同样能够过一种健康的生活,将是白人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在高格斯的掌管下,美国专家们运用科学的卫生措施,改善了当地饮水条件,打败了巴拿马地域的疾病,将巴拿马运河区改构成了一个清洁卫生和适合寓居的地域。美国人以为,这是文化向前展开的一个严重进步,意味着文化又有了新的“边疆”。 第三,在美国人看来,修建巴拿马运河不只传播了美国文化,推进了文化在热带地域的停顿,而且也会提升美国文化自身,由于这个无比艰难的工程会重新激起美国社会正在消逝的男子气概和奋发进取的肉体。 巴拿马运河这个工程让美国人充沛体会到了文化降服和改造野蛮的艰难进程,让美国人愈加注重抑止“过度文化化”。开挖运河不只是一个水利工程问题,同时也触及到疾病防控,4万多劳工的管理,与当地土著人的关系等问题。在当时的美国人眼中,降服巴拿马运河是一个巨大的壮举,由于在巴拿马美国人将碰到十分险峻的环境,需求刚强的意志去抑止艰难。某种水平上说,开挖运河是美国西进运动和帝国主义降服事业的延伸,表示了美国人改造自然,改造土著人以及借此改造美国社会肉体容颜的一种“文化”观念。胜利建造巴拿马运河还表示了“男性文化”(manly civilization)对“自然”的胜利。这一工程史上的奇迹还显现了美国人关于拉丁欧洲人的优越性,由于法国人并未能胜利地完成这一任务。 洪都拉斯主教、英国人赫伯特·伯里对热带国度有着丰厚的阅历,他在访问纽约时,盛赞誉国在开凿巴拿马运河时表示的效率和肉体,以为这个工程重塑了美国人的国民性格;罗斯福对伯里的话深表赞同。他在1906年11月访问了巴拿马运河区,并做了热情的演说: 当说你们就像世界历史上稀有的几支最为出色的军队时,我是认真思索了我的措辞的。这是世界上最为巨大的工程之一,它比你们往常认识到的还要巨大。我感到,回去后我会成为一个更圆满的美国人,一个更自豪的美国人,由于我在这里看到了美国男子气概的精髓。 总工程师斯蒂文斯则对此不以为然,巴拿马运河所承载的过重的意义让他感遭到了很大压力,他提出了辞职。他在辞职信中对罗斯福说,运河只是运河而已,无关国度荣誉。这惹起了罗斯福的愤恨,罗斯福以为热带地域的慵懒和愚钝曾经让斯蒂文斯没有才干再承担这样严重的任务,于是他接受了辞呈,选择了陆军上校戈伊萨尔作为他的继任者。 美国对巴拿马运河赋予的意义还不止这些。在美国人看来,巴拿马运河的开通是划时期的严重事情,是“世界文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美国政府决议于1915年举行巴拿马—安定洋国际展览会来庆祝。在此之前,美国曾经举行过3次国际展览会,分别是1876年的费城展览会、1893年的芝加哥展览会、1904年的圣路易斯展览会,分别庆祝美国的独立、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路易斯安那置办这些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历史时辰。这些事情对美国人而言都是“文化”最为重要时辰,显然巴拿马运河也在此列。 此次展览会定下的地点是旧金山。对美国人来说,旧金山标记着文化的边疆,而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则是文化的一个新的开端,东西方两大文化终于历史性地在天文上被连在了一同。展会被主办方称为“文化的缩影”,目的是展示世界各个地域在艺术、商业和科学上取得的进步。塔夫脱在约请各国参会的宣言中也约请各国带来能充沛展示其“文化”进步的产品,以“共同留念一个对世界具有庞大利益和重要性的事情”。美国人还强调展会的目的不只是物质和商业上的交流,更需求展示的是美国的“至高观念”。物质诚然是“文化最有力的一个要素”,但之所以展出这么多的物品,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整个人类在肉体和道德上的提升。 1915年美国旧金山世博会海报 在1915年2月至6月举行的展览会上,主办者陈列了雕塑、建筑和其他各种艺术品,这些艺术品都包含着意味意义,表白了文化进步和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主题。诚如德国历史学者米瑟尔所言,巴拿马运河的工程曾经成为了美国人的“乌托邦”,美国人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国度认同和目的。 1914年,《独立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文化的道路》的社论。作者以为,巴拿马运河的开通,不只代表了一个新时期文化的到来,而且将对美国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以至对美国文化构成应战。由于巴拿马运河作为文化进步的重要意味之一开通后,东西方的交流必将愈发的频繁,美国的人口也将越来越混杂。固然有对东方移民的严厉限制,可是从长期看,这种限制是起不到多少作用的。美国以后几代人口的性质决议了美国文化的特性,美国能否能够继续坚持其文化的优越性?混杂的血缘能否比单一的血缘更合适“更高文化的任务”?作者置信,美国人正在接受新的应战。 结语 著名外交史学家拉菲伯曾留意到,当反对者都打算接受美国政府不道德行为所带来的实践利益时,罗斯福却极力想要为其行动掩盖上一层道德的面纱。“文化”无疑是减轻他所受道德指控的一个有效托词。但倘若仅仅将“文化”视为个人的成见或用来支配行动的伪善言辞,却有可能会疏忽这一时期美国民众的“文化”认识形态以及巴拿马运河因而所被赋予的意义。 美国儿童文学作家伊丽莎白·戈登曾以小女孩在参观巴拿马展会期间给表姐写信的方式,将开通巴拿马运河描写为是美国在为“世界夫人”(Madame World)做贡献。在序文中,戈登写下了这样一则寓言: 世界夫人多年来不时幻想着有一条运河沟通东方和西方,因而人们能够不用绕远道就能够见面。她的想法是,一个家庭想用某些东西,而另外一个家庭正好有这个东西,假如有一条捷径能够送过去的话,那将会更好。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缘由:各个家庭应该了解彼此,并且能够分享彼此的高兴和悲伤。 世界夫人说了这么多,她最大的一个女儿之一想完成这个工程,但没有胜利,最终,山姆大叔说,“妈妈,我置信你是对的;固然我是你最小的儿子,但假如你让我试试,我向你保障我会在你后院的那片沼泽地里开辟一条运河,你的最大的船只将能够保险地经过。这时世界夫人说,“这些都是英勇的话,我的儿子,但是你没有思索到路上的艰难。叫做热病的东西躲藏在沼泽地里,随时有可能扑向你,同时那里还有一个叫做疟疾的怪物会伤害你。” 山姆大叔回答说,“不要瞎说了,我的妈妈,这些东西都是恐惧的产物,我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也不会服从他的指使。我会为了你而建造运河。” 于是世界夫人给予了她的儿子以答应,让他承担这项工程。在短短的时间里,工作就完成了,山姆大叔向他的母亲贡献了巴拿马运河。 在这个给儿童的寓言里,美国民众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所持的认识形态得到形象的表示,即便开凿权是美国经过很不光彩的伎俩取得的。美国作家威尔斯·阿伯特(Wills J. Abbot)说,美国跟在一切文化国度中最后一个废弃了奴隶制,这是一个遗憾。但美国在巴拿马运河上“为人类共同的进步和文化事业”所做的贡献却足以弥补。废弃奴隶制和巴拿马运河的重要共同点就在于“文化”。罗斯福的“集体文化利益”话语代表了一部分扩张主义者的成见,但罗斯福之所以能明目张胆地侵犯邻国主权却对自己的名誉没有多大影响,反而使他能继续第二个任期并以“文化”的名义在加勒比海推行霸权政策,跟根基更为深沉的、来自美国民众的“文化利益”观也是分不开的。 文中图片源于网络,感激阅读! 编 辑:高旭东 义务编辑:王睿恒 审 核:张勇安 美国史研讨:Americanhistory 感激您的持续关注! 欢送投稿或引荐美国史资源! 投稿邮箱:ahrac@fox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