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31年，中国处于战国前期，赵魏韩三家正忙着分晋，而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希腊，一场绵亘近30年的著名战争打响，史称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

交兵双方是希腊最强大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以及它们各自的一群盟友小弟。要知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里，希腊人的权力仅次于波斯人，这场战争也对西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雅典和斯巴达

往常说起古希腊城邦，人们常常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雅典，这座历史名城承载了太多辉煌，至今仍是希腊共和国的首都。而说到斯巴达，置信人们也不会太陌生，这个古代军国主义国度在传说中强悍到爆棚，经常出往常文艺作品里。

在过去数百年的历史中，斯巴达不时是希腊数一数二的强邦，道理很简单，拳头大就是硬道理。不外后来雅典经过展开工商业，拓展海上贸易，慢慢具备了同斯巴达抗衡的实力。而在不久前终了的希波战争中，雅典人的表示尤为优秀，波斯人溃退之后，雅典俨然成为了整个希腊世界最强大的城邦。

雅典的崛起令旧霸主斯巴达感到恐慌，恐慌引发要挟，而要挟又迎来应战，最后双方关系日渐恶化，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了。

战争之初

斯巴达盛产铁血战士，具有极端强大的陆军，其代表性的精锐重步兵更是令人恐惧，当时传播一种说法：“没有人能正面打败斯巴达重步兵”。而雅典陆军虽处于优势，但却具有最强大的海军。时任雅典首领的是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他决议量体裁衣，在陆地上避免与斯巴达正面交锋，而从海路袭扰敌人单薄区域。

公元前431年5月，斯巴达军在国王阿奇达慕斯二世（Archidamus Ⅱ）带领下攻入雅典的中心肠域阿提卡。而雅典人则依照伯里克利的计划分开乡村家园，全部进入雅典城避难。雅典有着巩固的防御工事，又有港口衔接海外，可谓铜墙铁壁。斯巴达军无论攻城还是围城都难奏效，便只能靠破坏村舍和农作物来发泄，但是这只能伤到雅典的皮毛，却无法伤到筋骨。

雅典人则一边增强城防，一边派出庞大舰队袭扰敌军前方。由于控制了制海权，他们能够恣意选择登陆点蹂躏敌人前方，为自己的乡村报复。雅典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完整控制了主动权，随着时间的流逝，斯巴达只会越来越被动。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一场飞来横祸打乱了伯里克利的计划。

雅典大瘟疫

对人类而言，最可怕的灾害莫过于战争、饥馑和瘟疫，而这三大灾害常常互为因果，一同发难。战争招致乡村人口大量涌入雅典城，在公共卫生条件低下的古代，高度汇集的人口极易引发恶性传染病，也就是常说的瘟疫。当然假如运气好，或许到战争终了都保险无事，可惜这次命运女神没有莅临雅典，战争的次年，即公元前430年，一场稀有的大瘟疫来临雅典。

听说这场瘟疫来源于埃塞俄比亚，随后传播到埃及、利比亚等地中海沿岸地域，然后从海路传入了雅典。当疫情忽然呈现时，雅典人还以为是敌人在蓄水池里投毒所致，可后来疫情的展开证明了这远比投毒要可怕得多。

那个年代没有特效药，没有抗生素，更没有疫苗，应对疫情最好的措施就是隔离法，不只需隔离病人，还要分散寓居，避免人员汇集，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抗疫良方。但是对兵临城下、人满为患的雅典而言基本无力做到这点，人们只能坐视疫情在城内蔓延，却无法逃离疫区。

古希腊著名作家、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完好地阅历了这场大瘟疫，虽不幸染病，却万幸的康复了，所以今天的我们才得以经过他的笔来了解这场瘟疫，也使得这场瘟疫成为人类史上第一场有着细致记载的瘟疫。

据修昔底德记载，这是一种从头部发起，并逐步向全身扩散的病。患者最初会忽然头部发热，呼吸不畅，极度干渴，眼睛发炎充血，口舌也会充血。接着就是打喷嚏、喉咙哑，不久开端胸闷疼痛，咳嗽不止。随后腹痛呕吐，以至连胆汁都能吐出来，吐光之后就继续干呕，并随同着激烈的抽搐。与此同时，身上也会生出脓疱和烂疮。

总之这是一种极度痛苦的病，为了减轻发热和干渴的痛苦，许多病人跳入冷水中大量喝水，但是却于事无补。多半病人会死于前期的发烧，就算挺过这个风险期，也会随着全身溃烂和大量腹泻而逐步虚弱，又会有多半病人死于衰竭。即便少数病人最终康复，也会留下后遗症，一些人以至因而致残。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疾病，直至今天仍是个谜，它的病症与鼠疫、伤寒等多种传染病相似，但又不完整吻合。或许这种病原体早已消逝，或许对今天的人们而言这种病已不再是病。

究竟一种病最初产生时常常极具破坏力，而随着时间推移，幸存者们逐步取得了免疫力，并将这种免疫力传给子孙后代。最后这种病再难息事宁人，也就构成了所谓的“群体免疫”。想要取得群体免疫需常常要全社会付出繁重代价，这很残酷，但也是无法之举。

瘟疫的影响

这场可怕的瘟疫在雅典足足肆虐了三年，直到公元前427年才逐步消逝，听说这还是多亏了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提出的治疗措施。

在这梦魇般的三年里，病魔夺走了雅典三分之一的人口，无论富贵贫贱都不能幸免。人口的锐减使得雅典损失了大量的可贵兵源，总共约有4400名重步兵、300名骑兵和数不清的桨手病死，于是雅典人被迫中止远征，这对正处战争中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更可气的是，这场瘟疫只在雅典肆虐，而对斯巴达及其盟友的影响微乎其微。于是受历史局限性影响，雅典人判定这是诸神降下灾害，用来惩罚他们的罪孽。失望、无助、恐惧中的人们开端寻觅宣泄渠道，时任雅典首领的伯里克利便成了最好的目的。

要说伯里克利，在历史上可谓鼎鼎大名，他的时期是雅典的极盛时期。他二十多岁步入政坛，三十多岁成为民主派重要人物，四十多岁政界已无对手，五十岁后更是如日中天。由于他的威望太高，他的意志充沛代表了民意，固然是民主体制，他的意志总能贯彻实施。能够说伯里克利是用民主的方式完成了专制统治，这在雅典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但是即便是威望如斯，在民主体制下也会遭到诽谤，更何况是在人心惶惶的国难之际。反对者们责备伯里克利违犯神意挑起战争，并将大量乡村居民迁入城中，是这场灾害的罪魁祸首。幸而伯里克利威望仍在，大多数雅典人依然选择信任他，使他在公元前429年再度当选为首席将军。这是雅典最重要的官职，从公元前443年开端伯里克利已连续当选了15年。

伯里克利所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他的敌对权力都在日积月累，而疫情却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民主政治下的雅典民意极易改动，再这么下去，恐怕自己纵横政坛几十年换来的成本就要全部葬送。

历史总是喜欢开玩笑，就在伯里克利胜利连任首席将军的第15年，他自己也身染瘟疫并于同年逝世了，享年66岁。对他而言真不知是侥幸还是不幸。

两年后瘟疫停息，但雅典已受重创，加上伯里克利的继任者们再也没有他的威望和才干，雅典失去了战争之初的优势，后来日薄西山，接连惨败，最终不得不在公元前404年与斯巴达签署错误等条约，接受斯巴达的指导。至此，在东地中海显赫一时的雅典帝国宣布消灭。

招致雅典帝国消灭的缘由有很多，但这场大瘟疫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假定雅典人运气再好一点，瘟疫并没有发作，那战争的结果很可能改动。历史总是在其必定性中夹杂了太多的偶尔，而瘟疫常常充任着碰巧改动历史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