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野蛮时期和文化时期

野蛮时期和文化时期

我们曾经依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讨论了氏族制度的解体。最后，我们来研讨一下那在野蛮时期高级阶段曾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而随着文化时期的呈现又把它完整消灭的普通经济条件。在这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我们来说是和摩尔根的著作同样必要的。

氏族在蒙昧时期中级阶段发作，在高级阶段继续展开起来，就我们一切的资料来判别，到了野蛮时期低级阶段，它便抵达了全盛时期。往常我们就从这一阶段开端。

这一阶段应当以美洲红种人为例；在这一阶段上，我们发现了曾经充沛展开的氏族制度。一个部落分为几个氏族，通常是分为两个［注：“通常是分为两个”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最初的氏族每一个又团结为几个女儿氏族，对这些女儿氏族来说，母亲氏族便是胞族；部落自身团结成几个部落，在其中的每一个部落中，我们多半又能够遇到那些老氏族；部落联盟至少在个别场所下把亲属部落分离在一同。这种简单的组织，是同它所由产生的社会条件完整顺应的。它无非是这些社会条件所特有的、自然长成的结构；它能够处置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内部一切可能发作的抵触。对外的抵触，则由战争来处置；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决不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氏族制度的巨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在氏族制度内部，权益和义务之间还没有任何差别；参与公同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究竟是权益还是义务这种问题，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猎究竟是权益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荒唐。同样，部落和氏族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不可能的。这就使我们不能错误这种社会状态的经济基础加以研讨了。

人口是极端稀少的；只需在部落的寓居地才是比较稠密的，在这种寓居地的周围，首先是一片宽广的狩猎地带，其次是把这个部落同其他部落隔分开来的中立的防护森林。分工是地道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造为此所必须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食物和衣服——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范畴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运用的工具的一切者：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一切者，妇女是家庭用具的一切者。家庭经济是共产制的，其中包含几个、常常是许多个家庭。［注：特别是在美洲的西北沿岸，见班克罗夫特的著作。在沙罗特皇后群岛上的海达人部落中，还有700口人聚居为一家的家庭经济。在努特卡人中间，常常是整个部落聚居为一家。］凡是共同制造和运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富：如房屋、园圃、小船。这样，在这里，而且也只需在这里，才真正存在着文化社会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捏造的“自己劳动所得的财富”——现代资本主义一切制还依恃着的最后的虚伪的法律依据。

但是，人并不是四处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在亚洲，他们发现了能够降服和在降服后能够繁衍的动物。野生的雌水牛，需求去猎取；但曾经降服的牛，每年可生一头小牛，此外还能够挤奶。有些最先进的部落——雅利安人、闪米特人，或许致使图兰人，——其主要的劳动部门起初就是驯养牲畜，只是到后来才是繁衍和看守牲畜。游牧部落从其他的野蛮人群中分别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消费的生活资料，不只比其他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他的野蛮人比较，他们不只有数量多得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加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流成为可能。在更早的阶段上，只能有偶尔的交流；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技艺，可能招致暂时的分工。例如，在许多中央，都发现石器时期晚期的石器作坊的不可置疑的遗址；在这种作坊中展开了自己技艺的匠人，大约是靠全体和为全体工作，正如印度的氏族公社的终身手艺人至今依旧如此一样。在这个阶段上，除了部落内部发作的交流以外，决不可能有其他的交流，而且，即便是部落内部的交流，也是一种例外的现象。相反地，自从游牧部落分别出来以后，我们就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中止交流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展开和稳定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间经过各自的氏族首长来中止交流；但是当畜群开端变为特殊财富［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特殊财富”（《Sondereigenthum》），而是“私有财富”（《Privateigenthum》）。——编者注］的时分，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流便越来越占优势，终于成为交流的独一方式。不外，游牧部落用来同他们的邻人交流的主要物品是牲畜；牲畜变成了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价并且四处乐于同它交流的商品——一句话，牲畜取得了货币的职能，在这个阶段上就曾经当货币用了。在商品交流刚刚产生的时分，对货币商品的需求，就以这样的必定性和速度展开起来了。

园圃种植业大约是野蛮低级阶段的亚洲人所不知道的，但它在那里作为农田耕作的先驱而呈现不迟于中级阶段。在图兰平原的气候条件下，没有供漫长而严寒的冬季用的饲料贮藏，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而，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在这里就成了必要条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为牲畜饲料而种植，它很快也成了人类的食物。耕地依旧是部落的财富，最初是交　给氏族运用，后因由氏族交给家庭公社运用，最后［注：“交给家庭公社运用，最后”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便交给个人运用；他们对耕地或许有一定的占有权，但是更多的权益是没有的。

在这一阶段工业的成就中，特别重要的有两种。第一是织布机；第二是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铜、锡以及二者的合金——青铜是顶顶重要的金属；青铜能够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斥掉石器；这一点只需铁才干做到，而当时还不知道冶铁。金和银已开端用于手饰和装饰，其价值肯定已比铜和青铜高。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消费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消费出超越维持劳动力所必须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被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消费率进步，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消费场所扩展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定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团结，即团结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盘剥者和被盘剥者。

至于畜群怎样并且在什么时分从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变为各个家庭家长的财富，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不外，基本上，这一过渡一定是在这个阶段上发作的。随着畜群和其他新的财富的呈现，在家庭中便发作了反动。谋取生活资料总是男子的事情，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是由男子制造的，并且是他们的财富。畜群是新的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最初对它们的驯养和以后对它们的看守都是男子的事情。因而，牲畜是属于他们的；用牲畜换来的商品和奴隶，也是属于他们的。这时营生所得的全部剩余都归了男子；妇女参与它的消费，但在财富中没有她们的份儿。“粗野的”战士和猎人，以在家中次于妇女而占第二位为满足，但“比较温和的”牧人，却依恃自己的财富挤上了首位，把妇女挤到了第二位。而妇女是不能埋怨的。家庭内的分工决议了男女之间的财富分配；这一分工依旧和以前一样，可是它往常依旧把迄今所存在的家庭关系完整颠倒了过来，这地道是由于家庭以外的分工曾经不同了。从前保障妇女在家中占统治位置的同一缘由——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往常却保障男子在家中占统治位置：妇女的家务劳动往常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曾经失掉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隶属品。在这里就曾经表明，只需妇女依旧被扫除于社会的消费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对等，往常和未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需在妇女能够大量地、社会范围地参与消费，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时间的时分，才有可能。而这只需依托现代大工业才干办到，现代大工业不只允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请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越来越要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随着男子在家庭中的实践统治的确立，实行男子专制的最后障碍便崩毁了。这种专制，由于母权制的倾覆、父权制的实行、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逐步过渡而被肯定下来，并且永世化了。但样一来，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就呈现了一个裂口：个体家庭已成为一种力气，并且以要挟的姿势与氏族对立了。

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期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阅历了自己的英雄时期：铁剑时期，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期。铁已在为人类效劳，它是在历史上起过反动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所谓最后的，是指直到马铃薯的呈现为止。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宽广的森林地域，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巩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一切这些，都是逐步完成的；最初的铁常常比青铜软。所以，石器只是慢慢地消逝的；不只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而且在1066年的海斯丁斯会战中都还运用石斧。[178]但是，进步往常是不可遏止地、更少连续地、愈加疾速地中止着。用石墙、城楼、雉堞盘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曾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庞大进步，同时也是风险增加和防卫需求增加的标记。财富在疾速增加，但这是个人的财富；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别的手工业，显现出消费的日益多样化和消费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往常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以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酒，这些东西人们曾经学会了制造。如此多样的活动，曾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中止了；于是发作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别了。消费的不时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消费率的不时增长，进步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往常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实质的组成部分；奴隶们不再是简单的助手了；他们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工场去劳动。随着消费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呈现了直接以交流为目的的消费，即商品消费，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只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疆的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但是，一切这一切都还很不兴隆；贵金属开端成为占优势的和普遍性的货币商品，但是还不是铸造的货币，只是简单地按重量交流而已。

除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以外，又呈现了富人和穷人世的差别，——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富差别，炸毁了各地依旧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在这种公社范围内中止的共同耕作制。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世地分配给各个家庭运用，它向完整的私有财富的过渡，是逐步完成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平行地完成的。个体家庭开端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四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溶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民族的军事首长——勒克斯，巴赛勒斯，提乌丹斯，——成了不可短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还不存在人民大会的中央，也呈现了人民大会。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构成了展开为军事民主制的氏族社会的各机关。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由于战争以及中止战争的组织往常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中止掠取在他们看来是比中止发明的劳动更容易以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中止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中止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展曾经感到不够的领土；往常中止战争，则地道是为了掠取，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耸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濠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曾经耸入文化时期了。内部也发作了同样的情形。掠取战争增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益；习气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措施，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步转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请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步脱离了自己在人民、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置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取和压榨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榨机关了。但是，假如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红富人和穷人，假如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富差别把利益的分歧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立”（马克思语）[179]，假如不是奴隶制的盛行曾经开端使人以为用劳动获取生存资料是只需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取更可耻的活动，那末这种状况是决不会发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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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走到文化时期的门槛了。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端的。在野蛮时期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消费；间或发作的交盛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尔留下的剩余物。在野蛮时期中级阶段，我们看到游牧民族已有牲畜作为财富，这种财富，到了成为相当数量的畜群的时分，就能够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余剩；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游牧民族和没有畜群的落后部落之间的分工，从而看到了两个并列的不同的消费阶段，从而也就看到了中止经常交流的条件。在野蛮时期高级阶段，进一步发作了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从而发作了直接为了交流的、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的消费，从而使单个消费者之间的交流变成了社会的迫切需求。文化时期稳定并增强了一切这些在它以前发作的各次分工，特别是经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稳定和增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议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发明了一个不从事消费而只从事产品交流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的构成的一切发端，都只是与消费相联络的；它们把从事消费的人分红了指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红了较大范围的和较小范围的消费者。这里初次呈现一个阶级，它基本不参予消费，但完整攫取了消费的指导权，并在经济上使消费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消费者之间的不可短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两者中止盘剥。在能够使消费者免除交流的辛劳微风险，能够使他们的产品的销路不时扩展到悠远的市场，从而能够使自己成为一个似乎最有用的居民阶级的借口下，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构成了，它从国内和国外的消费上榨取油水，作为对自己的实践上十分有限的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取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正由于如此，它在文化时期便取得了愈来愈荣誉的位置和抵消费的愈来愈大的统治权，直到最后它自己也消费出自己的产品——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为止。

不外，在我们正在调查的这个展开阶段上，年轻的商人阶级还丝毫没有预见到它所面临的巨大事业。但是这个阶级正在构成并且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而这就够了。随着它，呈现了金属货币即铸币，随着金属货币就呈现了非消费者统治消费者及其消费的新伎俩。商品的商品被发现了，这种商品以荫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它是能够恣意变为任何随心所欲的东西的魔法伎俩。谁握有它，谁就统治了消费世界。但是谁首先握有了它呢？商人。对货币的崇拜控制在他手中是万无一失的。他尽心极力地叫人们知道，一切商品，从而一切商品消费者，都应该毕恭毕敬地匍匐在货币面前。他在理论上证明，其他一切财富方式，在这种财富自身的化身面前都不外是一个影子而已。以后货币的权益再也没有像在它的这个青年时期那样，以如此原始的粗野和横暴的方式表示出来。在运用货币置办商品之后，呈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呈现了利息和高利贷。后世的立法，没有一个像古雅典和古罗马的立法那样残酷无情地、无可挽救地把债务者投在高利贷债权者的脚下，——这两种立法，都是地道由于经济强迫，作为习气法而自发地产生的。

除了表示为商品和奴隶的财富以外，除了货币财富以外，这时还呈现了表示为地产的财富。各个人关于缘由由氏族或部落给予他们的小块土地的占有权，往常变得如此坚固，致使这些小块土地作为世袭财富而属于他们了。他们最近首先力务完成的，正是要解脱氏族公社讨取这些小块土地的权益，这种权益对他们已成为桎梏了。这种桎梏他们是解脱了，但是不久他们也失去了新的土地一切权。完整的、自由的土地一切权，不只意味着毫无障碍和毫无限制地占有土地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着把它出让的可能性。只需土地是氏族的财富，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但是，当新的土地占有者彻底解脱了氏族和部落的最高一切权这一桎梏的时分，他也就挣断了迄今把他同土地不可分割地连在一同的纽带。这意味着什么，和土地私有权同时被发明出来的货币，向他做了阐明。土地往常能够成为出卖和抵押的商品了。土地一切权刚一确立，抵押制就被发明出来了（见关于雅典的一节）。像杂婚和卖淫紧紧跟着一夫一妻制而来一样，往常抵押制也紧紧跟着土地一切权而来了。你们希望有完整的、自由的、能够出卖的土地一切权，往常你们得到它了——tu　l'as　voulu，GeorgeDandin！〔这就是你所希望的，乔治·唐丹！〕［注：莫里哀“乔治·唐丹”第一幕第九场。——编者注］

这样，随着贸易的扩展，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一切权和抵押制的产生，财富便疾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穷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新的财富贵族，既然从一开端就曾经同旧的部落贵族不相契合，就把部落贵族完整排斥到后面去了（在雅典，在罗马，以及在德意志人中间）。随着这种依照财富把自由人分红各个阶级的划分，奴隶的人数特别是在希腊便大大增加起来［注：雅典奴隶的人数见前第117页［见本卷第135页。——编者注］。在科林斯城全盛时期，奴隶的人数达46万人，在埃吉纳达47万人；在这两个中央奴隶的人数都等于自由民的十倍。］，奴隶的强迫性劳动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树立的基础。

往常我们来看看，在这种社会改造中，氏族制度怎样样了。面对着没有它的参予而兴起的新要素，它显得脆弱无力。氏族制度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地道由他们寓居的同一地域中。这种状况早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四处都杂居了起来，四处都有奴隶、被维护民和外地人在自由民中间寓居着。直到野蛮时期中级阶段末期才抵达的定居状态，由于寓居地受商业活动、职业变换和土地一切权转让的影响而变动不定，所以经常遭到破坏。氏族团体的成员再也不能集会来处置自己的公同事务了；只需不重要的事情，例如宗教节日，还可勉强中止。除了氏族团体有义务并且能够予以保障的需求和利益以外，由于消费条件的改造及其所惹起的社会结构中的变更，又产生了新的需求和利益，这些新的需求和利益不只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在各方面都是同它对立的。由于分工而产生的手工业集团的利益，同乡村对立而产生的城市的特殊需求，都请求有新的机关；但是，每一个这种集团都是由属于极不相同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以至还包含外地人在内；因而，这种机关必须在氏族制度以外，与它并列地构成，从而又是与它对立的。——而在每个氏族团体中，也表示出利益的抵触，这种抵触由于富人和穷人、高利贷者和债务人分离于同一氏族和同一部落中而抵达最尖利的地步。——此外，又加上了大批新的、与氏族公社无关的居民，他们在国内曾经能够成为一种力气，像罗马的状况那样，同时他们人数太多，不可能被逐步容纳到血缘亲属的氏族和部落中来。氏族公社作为一种闭关自守的享有特权的团体对立着这一批居民；原始的自然产生的民主制变成了可憎的贵族制。——最后，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合适于这种社会。除了行动以外，它没有任何强迫伎俩。但是往常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定团结为自由民和奴隶，中止盘剥的富人和被盘剥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只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要使这些对立日益尖利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时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气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气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抵触，顶多允许阶级斗争在经济范畴内以所谓合法方式中止。氏族制度曾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结果即社会之团结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度替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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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曾经分别研讨了国度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方式。雅典是最地道、最典型的方式：在这里，国度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自身内部展开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周围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益只需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树立了国度，而氏族贵族战争民不久便完整溶化在国度中了。最后，在打败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度是作为降服外国宽广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氏族制度是不能提供任何伎俩来统治这样宽广的领土的。但是，由于同这种降服相联络的，既不是跟旧有居民的严重斗争，也不是愈加进步的分工；由于被降服者和降服者差未几处于同一经济展开阶段，从而社会的经济基础依旧和从前一样，所以，氏族制度还能够以改动了的、地域的方式，即以马尔抑止度的方式，继续存在几个世纪；以至在以后的贵族氏族和城市望族的氏族中，以至在农民的氏族中，例如在迪特马尔申［注：关于氏族的实质至少已有大致概念的第一个历史学家，是尼布尔，这应归功于他熟习迪特马尔申[180]的氏族。但是他的错误也是直接由此而来的。］，还以削弱了的方式复兴了一个时期。

可见，国度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气。国度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理想”，“理性的形象和理想”。[181]勿宁说，国度是社会在一定展开阶段上的产物；国度是表示：这个社会堕入了不可处置的自我矛盾，团结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解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抵触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求有一种名义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气，这种力气应当缓和抵触，把抵触坚持在“次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气，就是国度。

国度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中央，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域来划分它的国民。由血缘关系构成和坚持下去的旧的氏族公社，正如我们曾经看到的，曾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由于它们是以氏族成员与一定地域的联络为前提的，而这种联络早已不复存在。地域依然，但人们曾经是活动的了。因而，按地域来划分就被作为动身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寓居的中央完成他们的公共权益和义务，不论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依照寓居地组织国民的措施，是一切国度共同的。因而，我们才觉得这种措施很自然；但是我们曾经看到，当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替代按血族来组织的旧措施以前，曾经需求中止多么顽强而耐久的斗争。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益的设立，这种公共权益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气的居民直接契合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益之所以需求，是由于自从社会团结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曾经成为不可能了。奴隶也包含在居民以内；9万雅典公民，关于365000奴隶来说，只是一个特权阶级。雅典民主制的国民军，是一种贵族的、用来对付奴隶的公共权益，它控制奴隶使之服从；但是如前所述，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从，宪兵队也成为必要了。这种公共权益在每一个国度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益的，不只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隶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迫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展开起来的社会和僻远的地域，这种公共权益可能极端微小，简直是若隐若现的，像有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某些中央所看到的那样。但是，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利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展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益就日益增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曾经把公共权益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以至吞食国度的高度。

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益，就需求公民交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整没有的。但是往常我们却十分熟习它了。随着文化时期的向前停顿，以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度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关于这点，老欧洲也曾经有不少故事可讲了。

官吏既然控制着公共权益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关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崇，即便他们能够取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益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崇，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崇高和不可侵犯的位置了。文化国度的一个最微缺乏道的警察，都具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加在一同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化时期最有权力的王公和最巨大的国度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伎俩取得的，无可争辩的尊崇。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

由于国度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求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抵触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位置的阶级的国度，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度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位置的阶级，因而取得了镇压和盘剥被压榨阶级的新伎俩。因而，古代的国度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度，封建国度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度是资本盘剥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相互斗争的各阶级抵达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致使国度权益作为名义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关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坚持均衡；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也是这样，它教唆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教唆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显得同样滑稽可笑的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麦民族的新德意志帝国：在这里，资本家和工人彼此坚持均衡，并为了衣不蔽体的普鲁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诈骗。

此外，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度中，公民的权益是依照财富状况分级规则的，这直接地宣布国度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在依照财富状况划分阶级的雅典和罗马，就曾经是这样。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度中，也是这样，在这里，政治的权益位置是依照地产来排列的。这也表往常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度的选举资历上面。但是，对财富差别的这种政治上的招认，决不是实质的东西。相反地，它标记着国度展开的低级阶段。国度的最高方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定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议性斗争只能在其中中止到底的国度方式，——这种民主共和国曾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富差别了。在这种国度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牢靠地运用它的权益的：其方式一方面是直接纳购官吏（美国是这方面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买卖所结成联盟，而公债愈增长，股份公司愈是不只把运输业而且把消费自身集中在自己手中，愈是把买卖所变成自己的中心，这一联盟就愈容易完成。除了美国以外，最新的法兰西共和国，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显著例证，以至道貌岸然的瑞士，在这方面也作出了一份贡献。不外，为了使政府和买卖所结成这种兄弟般的联盟，并不一定要有民主共和国，除英国以外，新德意志帝国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德国，很难说普选制究竟是把谁抬得更高些，是把俾斯麦还是把布莱希勒德。最后，有产阶级是直接经过用普选制来统治的。只需被压榨阶级——在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招认现存的社会次序是独一可能的次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分离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而，普选制是丈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度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外，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收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样办了。

所以，国度并不是历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求国度、而且基本不知国度和国度权益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展开到一定阶段而必定使社会团结为阶级时，国度就由于这种团结而成为必要了。往常我们正在以疾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消费展开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只不再必要，而且成了消费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逝，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逝，国度也不可避免地要消逝。以消费者自由对等的分离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消费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度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中央，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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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依据以上所述，文化时期乃是社会展开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流，以及把这两个过程分离起来的商品消费，得到了充沛的展开，完整改动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在先前的一切社会展开阶段上，消费在实质上是共同的消费，同样，消费也归结为产品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公社内部的直接分配。消费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完成的，但是它的伴侣是消费者对自己的消费过程和产品的支配。他们知道，产品的结局将是怎样：他们把产品消费掉，产品不分开他们的手；只需消费在这个基础上中止，它就不可能越出消费者的支配范围，也不会产生鬼怪般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气，像在文化时期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发作的那样。

但是，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消费过程。它破坏消费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流，——这是如何发作的，我们前面曾经讨论过了。商品消费逐步地成了统治的方式。

随着商品消费，即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交流的消费的呈现，产品必定易手。消费者在交流的时分交出自己的产品；他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将会怎样。当货币以及随货币而来的商人作为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人插进来的时分，交流过程就变得愈加虚无缥缈，产品的最终命运就变得愈加不肯定了。商人是很多的，他们谁都不知道谁在做什么。商品往常曾经不只是从一手转到另一手，而且是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消费者丧失了对自己生活范畴内全部消费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商人也没有得到。产品和消费都任凭偶尔性来摆布了。

但是，偶尔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定性。在似乎也是受偶尔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真实每一个范畴内都有在这种偶尔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定性和规律性。但是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越出人们的盲目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地道的偶尔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愈是以自然的必定性在这种偶尔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这种规律也支配着商品消费和商品交流的偶尔性：它们作为异己的、起初以至是莫明其妙的、其天性尚待努力研讨和认识的力气，同各个消费者和交流的参与者相对立。商品消费的这些经济规律，在这个消费方式的各个不同的展开阶段上都有所变更，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化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产品依旧支配着消费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消费依旧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理，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力气，终归是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起着自己的作用。

我们曾经看到，在较早的消费展开阶段上，人的劳动力就能够提供大大超越维持消费者生存所需求的产品了，这个展开阶段，基本上就是产生分工和个人之间的交流的那个阶段。这时，用不着多久就又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谬误”：人也能够成为商品，假如把人变为奴隶，人力［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人力”，而是“人的劳动力”。——编者注］也是能够变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端交流，他们自身也就被交流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论人们愿意不愿意。

随着在文化时期取得最充沛展开的奴隶制的呈现，就发作了社会分红盘剥阶级和被盘剥阶级的第一次大团结。这种团结继续存在于整个文化期。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盘剥方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化时期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方式；公开的而近来是荫蔽的奴隶制一直随同着文化时期。

文化时期所由以开端的商品消费阶段，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1）呈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呈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2）呈现了作为消费者之间的中介阶级的商人；（3）呈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制；（4）呈现了作为占统治位置的消费方式的奴隶劳动。与文化时期相顺应并随着它而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位置的家庭方式是一夫一妻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以及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国度是文化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度，并且在一切场所在实质都是镇压被压榨被盘剥阶级的机器。此外，文化时期还有如下的特征：一方面，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另一方面，是实行一切者以至在死后也能够据以处置自己财富的遗言制度。这种同古代氏族制度直接抵触的制度，在雅典直到梭伦时期之前还没有过；在罗马，它很早就曾经实行了，究竟在什么时分我们不知道［注：拉萨尔的“既得权体系”[182]一书第二部的中心，主要是这样一个命题：罗马的遗言制同罗马自身一样古老，致使在罗马历史上，历来“没有过无遗言制的时期”，遗言制勿宁说是在罗马以前的时期从对死者的崇拜中产生的。拉萨尔作为一个忠实的老年黑格尔派，不是从罗马人的社会关系中，而是从意志的“思辨概念”中引伸出罗马的法权规范，从而便得出了上述的完整违背历史的结论。这在该书中是缺乏为奇的，由于该书依据同一个思辨概念得出了一个结论，以为在罗马的继承制中财富的转移地道是次要的事情。拉萨尔不只置信罗马法学家，特别是较早时期的罗马法学家的幻想，而且还比他们走得更远。］；在德意志人中间，这种制度是由教士引入的，为的是使诚实的德意志人能够毫无障碍地将自己的遗产遗赠给教会。

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化时期，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整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鄙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伤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措施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鄙的贪欲是文化时期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缺乏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化时期独一的、具有决议意义的目的。假如说在这个社会内部，科学曾经日益展开，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呈现，那也不外是由于在积聚财富方面的现代一切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取得而已。

由于文化时期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盘剥，所以它的全部展开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中止的。消费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榨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定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定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榨。这一状况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机器的采用，其结果往常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假如说在野蛮人中间，像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益和义务，那末文化时期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笨的人都能看得出来，由于它简直把一切权益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简直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统治阶级是把自己与整个社会同等起来的——也应该是好的。所以文化时期愈是向前停顿，它就愈是不得不给它所必定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掩饰它们，或者承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气性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方式下还是在文化时期第一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抵达了极点：盘剥阶级对被压榨阶级中止盘剥，完整是为了被盘剥阶级自身的利益；假如被盘剥阶级不懂得这一点，以至举行叛乱，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盘剥者的一种最卑鄙的生死与共行为。［注：我最初打算援用散见于沙尔·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化时期的杰出的批判，同摩尔根和我自己对文化时期的批地判并列。可惜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了。往常我只想指出，傅立叶曾经把一夫一妻制和土一切制造为文化时期的主要特征，他把文化时期叫做富人对穷人的战争。同样，我们也发现他有一个深化的观念，即以为在一切不完善的、团结为对立面的社会中，个体家庭（les　familles　incohérentes）是一种经济单位。］

往常把摩尔根对文化时期的评断引在下面作一个终了：

“自从进入文化时期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庞大，它的方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处是如此普遍，为了一切者的利益而对它中止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致使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 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气。人类的聪慧在自己的发明物面前感到怅惘而手足无措了。但是，总有一天，人类的明智一定会强壮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则国度对它所维护的财富的关系，以及一切者的权益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调和的关系之中。只需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关于过去那样，那末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化时期开端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曾经阅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阅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合成，行将成为以财富为独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进程的终结，由于这一进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要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益的对等，提高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阅历、明智和科学正在不时向这个阶段努力。 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对等和博爱的复生，但却是在更高级方式上的复生。”（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52页）[183]

注释：

[178]“希尔德布兰德之歌”——见注158。

1066年侵入英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的军队在海斯丁斯左近同盎格鲁撒克逊人发作了战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军队由于在自己的军事组织中还坚持着公社制度的剩余，运用的武器配备也是原始的，因而被击败了。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哈罗德阵亡，而威廉则成了英国国王，号称降服者威廉一世。——第186页。

[179]卡·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153—154页）。——第188页。

[180]迪特马尔申——往常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西南部的一个地域。在古代那里寓居着撒克逊人，八世纪时为查理大帝所降服，后来为各种僧俗封建主所占有。从十二世纪中叶起迪特马尔申的居民（其中多半是自由的农民）逐步取得独立，从十三世纪初到十六世纪中叶已实践上享有独立，胜利地打退了丹麦国王和霍尔施坦公爵想降服这个地域的多次希图。迪特马尔申的社会展开经过了十分共同的道路：旧的中央贵族到十三世纪事实上曾经消逝，在独立时期迪特马尔申乃是自治的农民公社的总和，这些农民公社的基础在许多中央都是旧有的农民氏族。到十四世纪，迪特马尔申的最高权益属于全体土地自由占有者大会，后来转归三个选举产生的委员会。1559年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和霍尔施坦公爵约翰和阿道夫的军队摧毁了迪特马尔申居民的对立，胜利者瓜分了这个地域。但是公社制度和部分自治在迪特马尔申不时保存到十九世纪下半叶。——第193页。

[181]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7和360节（G．W．F．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该书第一版于1821年在柏林出版。——第194页。

[182]斐·拉萨尔“既得权体系”第二部：“罗马和日耳曼继承权在历史—哲学展开中的实质”（F．Lassalle．《Das　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Th．Ⅱ．《Das　Wesen　des　Rmischen　und　Germanischen　Erbrechts　in　historisch-philosophischer　Entwickelung）；该书的第一版于1861年在莱比锡出版。——第200页。

[183]这段引文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也部分地征引了（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56—57页）。——第203页。

来源：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度的来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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