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耀谈外交官顾维钧

金光耀（章静绘）

作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顾维钧（1888-1985）的外交生活阅历了从袁世凯政府到蒋介石政权的各个时期，代表中国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后重建世界次序的决议性会议，为中国外交效劳时间之长在同辈外交官中绝无仅有。在外交舞台上，既有为弱国“以公理争强权”的高光时辰，也有委曲求全的苦涩记忆，他的个人阅历是近代中国外交的缩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长期研讨顾维钧与近代中国外交，在上世纪末即赴哥伦比亚大学查阅顾维钧捐赠的大批文件，并于1999年出版约二十万字的《顾维钧传》，近年在旧版基础上扩展一倍篇幅重写新传，增补独家资料，处置过去语焉不详的重要问题。《上海书评》约请金光耀教授谈了谈他眼中的顾维钧。

《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金光耀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652页，89.00元

1980年代以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藏的海量“顾维钧文件”对外开放，十二卷中文版《顾维钧回想录》陆续出版，曾经掀起顾维钧研讨的热潮。2018年，哥大的顾维钧档案被制造成电子数据库在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和复旦大学图书馆上线，更方便了国内学者查阅。从资料的角度来说，这些事情无疑是里程碑式的，那从研讨的角度来看，它们带来过哪些实质性的停顿？

金光耀：1983年第一本《顾维钧回想录》出版时就万众注目。这份资料不只备受民国外交史的研讨者等候，国际关系史学界也很注重，中国的学者陆续都在运用这本回想录做研讨。

最早运用哥大“顾维钧文件”的中国学者是陶文钊和资中筠。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展开（1945-1950）》都出版于1980年代中期，他们探求1940年代后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时，都运用了“顾维钧文件”。不外，受限于八十年代的客观条件，前辈学者应用这份寄存在美国的资料有相当难度，基本上是盘绕特定的问题查档。

1997年，我取得国度留学基金委的资助赴哥伦比亚大学访学一年，应用这个机遇把两百二十五盒“顾维钧文件”比较完好地读了一遍，能够说是十分侥幸，此前大约没有人这样看过。早先中国学者赴美机遇有限，即便2000年以后访学机遇多了，这份档案运用起来也有诸多不便——哥大规则一年最多复印一百张，一张一美圆，对1990年代的我们来说算是昂贵。我当时曾经买了手提电脑去录入，但大多数档案还是手抄的。而对美国学者来说，要读完“顾维钧文件”也很难，究竟其中有许多中文资料，有些还是手写的。

2015年前后，顾维钧的继女杨雪兰女士感到应该复制一套“顾维钧文件”，方便国内学者运用。在她的推进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讨所做了大量的工作，金以林、侯中军两位学者掌管筹办，花了两三年时间建成了电子数据库，中国学者不用到美国去看档案了。思索到上海是顾维钧的故乡，我也在促成这件事的过程中穿针引线，近代史所同意在复旦大学图书馆上线这套电子数据库，有一台特地的电脑供学者查阅。

往常看来这份资料对研讨的确有很大辅佐。好比侯中军在整理的过程中就发现了顾维钧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的角色。众人皆知的是顾维钧在参与同一时期的旧金山会议，但他原本是首选的赴苏谈判人员，却在最后关头被扫除在名单之外，侯中军用看到的资料探析了背地的缘由，及其对中苏谈判的影响。另外，“顾维钧文件”的两百二十五盒档案中，最后几盒是他的日记，其中除了少数几页是中文，大部分是手写花体的英文，很难辨读，我在哥大时间有限，看过几页便放弃了。档案扫描上网以后，总算能够定下心来慢慢研读，多少有些收获，也写进了《顾维钧传》中。好比1942年底中英新约谈判时，是顾维钧力劝蒋介石把签约与九龙租借地的问题分开处置，以一定的妥协换得治外法权在中国的废弃，使得谈判走出困境；又好比1949年顾维钧热衷于组建一个自由主义者组成的新内阁，与同有留美背景的胡适、蒋廷黻等人互动频繁，他们的往来状况在日记中有所表示。

您与顾维钧研讨是如何结缘的？时隔二十年再写《顾维钧传》，在观念上有何更新？书中运用了一些独家资料，如杨雪兰、顾菊珍的口述；徐景灿提供的手稿、顾维钧信件、与顾维钧的聊天录音，杨雪兰提供的顾维钧成果单，王玉璞的打印稿《顾维钧回想录再版感言》等等。它们为我们了解顾维钧提供了哪些新的信息？

金光耀：《顾维钧回想录》第一卷出版时我刚读研讨生，自然十分关注。第一卷的可读性也最强，我很快就对顾维钧及民国初年的外交产生了兴味。1992年准备写博士论文时，回想录曾经出到第九本，我觉得条件具备了，就定了顾维钧作为研讨题目。1997、1998年去美国读完档案回来，正好石源华先生要组织出版一套民国外交家丛书，顾维钧是不可短少的一号人物，就邀我来写。当时我的博士论文曾经完成，写的是民国初年顾维钧和中美关系，但限于篇幅和资料只写到1922年，借着写《顾维钧传》的机遇又把他的终身梳理了一遍。当时大家对顾维钧了解还未几，那本小书惹起了一些公众对顾维钧的关注。

但我一直感到那本书不够，这些年又接触了许多新资料，所以想重写顾维钧传。2020年疫情期间居家，正好是个契机，就下决计把它写出来。新传对顾维钧和民国外交的评价没有基本的变更，在细致事情的叙说上有比较多的改动和推进。好比他和北洋政治的关系，他参与袁世凯帝制，依据新的研讨和资料都有新的论述。篇幅上则从二十万字扩展到四十几万字。

我在研讨过程中很侥幸的是和顾家有些缘分。1997年8月我到美国哥大图书馆读“顾维钧文件”，去了两三天就在那里遇见了顾维钧之女顾菊珍。她也在查阅“顾维钧文件”。我主动去自我引见，就这么相识了。她十分热情，知道我在做顾维钧研讨，给我很多辅佐，请我到她家里座谈。我的问题她有问必答，包含她对顾维钧的见地等等，对我认识顾维钧有很大辅佐。

她当时着重在读顾维钧暮年在海牙国际法院担任法官时处置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问题的案卷。顾菊珍在分离国托管事务部工作，担任非洲事务。她看见父亲在西南非洲问题上倾注心力，有些不解，问他为什么对此问题这么感兴味。顾维钧回答她，由于做外交官时不由自主，听命于国度政府，自己有不同想法必须保存，往常是第一次能够真正表白个人的意见，用他所擅长的国际法来处置国际争端。所以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档案中有好几盒都是关于西南非洲问题的笔记。这对我了解顾维钧很有辅佐。

1998年我从美国回国不久，顾维钧的继女杨雪兰到上海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驻中国和亚太地域的总代表，我从她那里也了解到很多新的信息。在她布置下，我于2000年和2006年两次在纽约顾维钧家里和他的遗孀严幼韵女士见面。见面就在顾维钧暮年寓居的公寓里。第一次见时严幼韵九十五岁，第二次一百零一岁，她带我参观了顾维钧的卧室，以及定格了顾维钧生命最后一刻的浴室，这些历史现场使我对他有更多了解。

顾维钧留下的资料中，公文类捐给哥大，私人的不少仍留在家里，严幼韵的外孙女徐景灿为顾维钧整理资料，在她的辅佐下我也读到了这些未公开的文件。好比我在书中用到顾维钧1911年给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马特（John Mott，1946年诺贝尔战争奖取得者）的信，谈中国学生留美后对祖国的见地有何变更：“经过比较和对照，开端丢弃原先的狂妄与成见，而更真实地察看中国。在痛苦失望之际，常常会纵容自己的情感……可能猛烈地责备中国的每一件事情。但是，他心中对中国的爱一点也不亚于他的同胞，而经深思熟虑后对中国有一个更为苏醒的认识……只是更为审慎而不那么狂躁。”我还在顾维钧的遗物中看到他留下的剪报——1984年9月20日《纽约时报》报道中英两国签署香港回归中国的分离声明，顾维钧将这则报道剪下来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他任外交官时也为香港问题斗争过，我猜测他看到这则音讯心中很欣喜。

与家眷的交往的确让我更平面地认识了顾维钧。外交舞台上的他总是西装革履，受教育的轨迹从上海的圣约翰到纽约的哥伦比亚，给人们留下从思想到名义都很西化的印象。但从家眷们提供的信息来看，他有十分传统的一面——喜欢京剧，喜欢唐诗，暮年家中从不看好莱坞电影，百看不厌的电视节目是台湾拍摄的连续剧《香妃》。杨雪兰还跟我讲过一件小事，说有一年全家要去瑞士滑雪，顾维钧的中国护照因过时正在改换，他本能够申请运用分离国护照同行，但他宁可取消度假之行。所以，暮年的顾维钧固然生活在海外，但一直以一个中国人自居。另外，顾菊珍整理过顾维钧在大陆的住址，房产投资很多，我们发现他是一个理财能手。

二十年来您觉得学界、公众对顾维钧的认知与评价有什么样的不同？

金光耀：在国共对峙期间，顾维钧是“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唯逐一个外交官。后来大陆学界对顾维钧最早做出正面评价的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邓野，他在关于巴黎和会的文章中明白指出了顾维钧的关键作用。1991年，顾维钧作为正面人物进入上海的高中历史教材，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变更。当时掌管教材的是复旦历史系1962年毕业的林丙义先生。但总体而言，不时到上世纪末，对顾维钧的官方评价仍比较激进。

1998年，顾维钧的家乡——上海市嘉定区在筹建一个顾维钧陈列室，要开论证会，我那时刚从哥大回来，也参与了。与会者中，有著名的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有当时的上海市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等，各方专家都以为这项工作很有意义。最后是有一位发言者提出，顾维钧是“战犯”，设陈列室能否适合？而且他以为对顾维钧的评价不应高于另一位外交家颜惠庆，颜惠庆曾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这么一讲，大家都懵了，会议的氛围一度十分慌张。关键时辰，唐振常先生站出来说，颜惠庆的外交贡献不能和顾维钧比。顾维钧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外交史上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为中国做了这么多事情，在他的故乡开设一个陈列馆没什么问题！唐先生当时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讨所副所长，颇具名望，并且是局级干部。他这么一讲，那位就不响了。整个讨论会的氛围又生动起来。后来嘉定区和市里统战部、政协沟通，当时的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王生洪表示十分支持这项工作。这一番有惊无险的迂回之后，在1999年1月29日顾维钧诞辰留念日当天，陈列室在上海嘉定揭幕。开馆后反响很好，许多嘉定的观众这才知道家乡还出过这样一位人物。

2000年，复旦历史系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讨所、嘉定区文化局分离召开了“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次会议名家云集，唐德刚、资中筠、陶文钊等资深学者以及顾维钧之女顾菊珍、杨雪兰都参与了，国内史学界召开这样大范围的顾维钧主题研讨会尚属初次。嘉定区文化局多方联络，特地从北京调来当时还未正式公映的电影《我的1919》，举行了电影款待会。影片反映了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面对列强大方陈辞、拒绝签约的进程，演员陈道明饰演的顾维钧凛然正气，后来电影公映后，这样的形象更就广为人知了。

所以，从陈列室、研讨会到抢手电影，当代公众对顾维钧这个人物是逐步熟习起来的。

家眷提供的回想与资料的确呈现了一个我们过去不甚了解的暮年顾维钧。除此以外，您的专著在恢复他的家庭和童年阅历方面着墨颇多。顾维钧曾说：“童年时的家庭状况和环境，或许有助于了解我的长大过程和构成我质量性格的某些影响。”您以为影响主要体往常哪些方面？

金光耀：关于顾维钧童年的部分有一些新内容，特别对他父亲顾溶的身世做了比较明晰的梳理。过去的信息，包含顾维钧自己的回想、台湾《传记文学》的文章等等，关于顾溶的信息都有错误或者含糊之处。往常我们依据嘉定博物馆所藏的顾溶墓志，以及盛宣怀档案等资料，能够大致恢复顾溶的生平。

顾溶先后在慎裕洋行、轮船招商局任职，与盛宣怀、上海道台袁树勋等晚清重臣有密切关系，长大在这样一个富有的官商家庭对顾维钧来说很重要。顾维钧生命的最初十六年，出生在上海南市老城，后搬到公共租界，读私塾在苏州河北的唐家弄，后来就读于昆山路的中西书院，十三岁又考入位于曹家渡的圣约翰书院，他少年时期的生活圈一直在租界的中心区域。顾维钧家中留下一份为回想录准备的手写大纲，其中写到，他每周前往昆山路中西书院住读，周一上午父亲陪他一同从家中动身，途经位于福州路十三号的慎裕洋行，父亲去上班，余下一半路途他由仆人送去。慎裕洋行是官商人士出入频繁的社交场所，前面就是轮船招商局，顾家在这里和盛宣怀树立联络就毫不奇特。

顾家家眷提供了许多顾维钧少年时期的照片很阐明问题。留着辫子的顾维钧扶着自行车留影，表示了一个晚清少年对新事物新习尚的追求；顾维钧衣着照相馆提供的西装拍照，可见租界生活对他的影响，及其对西方文化的向往。

另一方面，在租界长大的顾维钧对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特权有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他曾回想，有一次从中西书院坐黄包车回家，后面一辆马车上的英国人嫌黄包车跑得慢，就用马鞭抽打黄包车夫。他以为英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气焰太猖狂。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内心逐步构成了一种能够容纳外部世界的民族主义，我以为这和内地长大起来的民族主义不同，这是上海特殊的城市环境构成的久远影响。事实上，与顾维钧同时期的一批外交官，如颜惠庆、施肇基等人，也都有相似的阅历。

资中筠先生曾说：“外交官原本就位高而权不重，基本上是奉命行事。顾作为外交界几朝元老，凭的是自己的专业才干，而并未依附个人，很多次在严重事情中，勇于向上力陈己见，有自己的个性。”作为明星外交官，顾维钧显然有激烈的个人特性。您会如何概括顾维钧的外交作风/外交观？

金光耀：新传的主题目叫“以公理争强权”，取自这次找到的一份新资料，那是顾维钧留学期间发表的唯逐一篇中文文章。我以为这六个字很能反映他的外交作风。细致来说，是注重用“公理”，即他所学的国际法，来处置外交问题。他对此也颇为自傲。同辈外交官如王正廷、颜惠庆等，固然有与外国人打交道的阅历，但都不具备国际法的专业素养。的确，我们看到他在巴黎和会、国联、分离国筹建等外交舞台上，都十分注重国际法的运用，有礼有节。而且他十分明白，外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他的回想录中有一个观念被援用得也很多，即外交谈判应以做到百分之五十为目的，假如取得百分之六十就有所获，应该满足了，不要希望百分之百的胜利。他说中国外交的一个大缺陷是乱要价钱，“不愿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吃小亏，结果吃大亏”。另外，他对外交言语的运用十分熟练，包含著名的巴黎和会发言，不是用强硬的气势和言语压倒对方，不是声嘶力竭的呵责，而是应用言语自身的逻辑和国际法的力气。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出色外交官十分鲜明的作风。

唐德刚称顾维钧为“半个”外交家，由于他以为顾维钧没有外交决策权。您似乎不同意这个观念，能否细致谈谈？您如何看待外交官的“自由裁量权”？

金光耀：我和唐德刚先生有些缘分。1995年我还在写博士论文时，唐先生正好来复旦访问，与我聊过顾维钧的话题。顾维钧在博士论文尚未完成时便接到袁世凯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通知，最后只以文章导论提交争辩并取得学位，他的导师约翰·穆尔提供了莫大的辅佐。而且由于回国时间紧迫，论文的最后定稿还是穆尔辅佐完成的。唐先生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他对我说，这篇导论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其实是“不够”的，顾维钧取得的是他人无法取得的殊荣。

后来我去纽约，也到过唐德刚先生家里，向他讨教了一些问题。2000年我们开顾维钧研讨会，我写信邀他参会，他欣然应允。唐先生说，讲顾维钧的事情，他文不加点就能写一二十万字。后来他参会提交了一篇很精彩的文章，是关于他如何做《顾维钧回想录》的。

在那篇文章里，唐德刚称顾维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职业外交官，但是又说他是“两个半外交家”中那“半个”，这主要是从政治决策层面说的，比较的对象是李鸿章和周恩来。唐先生以为，顾维钧固然在北洋时期做过外交总长以至国务总理，但主要决策权不在他手里。

我以为，决策权或自由裁量权都是相对的概念，周恩来就讲过，外交无小事，好比我们熟习的“乒乓外交”，最后点头的事实上还是毛泽东。只从决策权或者自由裁量权的角度说顾维钧是半个外交家，我觉得不太完好。顾维钧还是做出了一些决策，好比，巴黎和会上拒签，是以顾维钧为主的代表团做出的决议，北洋时期中国终止和比利时的错误等条约，时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的顾维钧还是有一定的决议权。当然，和李鸿章、周恩来相比，他能做的决议比较少，但他依旧无愧于“中国近代第一位职业外交官”这个称号。我以为这样看待顾维钧会更全面一些。

顾维钧在外交行为中有相对独立的判别和行动，好比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违犯袁世凯意愿把音讯透露给美国使馆，寻求支持。后来技术和通讯条件的进步事实上大大削减了外交官的自由裁量权，当然还有外部环境的变更。您以为是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与土壤孕育了顾维钧这样的“明星外交官”？

金光耀：“明星外交官”是一个有意义的提法，民国时期虽没有这一称谓，但在当时，他的确能够说是“最受媒体关注的外交官”。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示的确可谓“明星”，当时他只需三十一岁，就赢得了各国首脑包含威尔逊、克里孟梭等人的称誉。音讯传到北京后，直系军阀吴佩孚称誉他，“亦见我国外交尚有人也”。

顾维钧之所以能成为“明星外交官”，我以为和当时中国近代外交处于转型时期有关。那时中国十分急切地需求外交的专业人才。中国外交在近代的转型过程中，第一代外交官如郭嵩焘、曾纪泽都是传统士大夫，他们在努力了解外部世界的过程中，还在国内遭到许多误解。民国树立之后，国人认识到需求外交专业人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一批人才正好有了用武之地，降生了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包含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等等。与他们相比，顾维钧不只控制外语，而且是国际法专业的博士，这使他成为其中佼佼者。

巴黎和会是顾维钧的一次机遇。当时中国有五位代表，每次会议能够有两位列席，顾维钧的顺位靠后，陆征祥、王正廷都排在他之前，施肇基也比他资深。但当大会忽然进入中日问题的议程时，毫无准备的其他几位代表不愿出面，顾维钧挺身而出，“将平常搜集的资料，作十分透彻的勾稽”，并得到教员穆尔的辅佐。也能够说，弱国的外交为顾维钧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遇。

北洋时期的派系政治中，失势的军阀如走马灯般轮换，但列强的招认一直十分重要，这就使外交总长在国内政治中的位置凸显出来，他们这才具有所谓的“自由裁量权”，这是“明星外交官”的土壤。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就不一样了，顾维钧自己也明白，党国体制下外交决策是国民党中央来做。

就个人作风来说，我们刚才说，顾维钧强调国际法，以柔克刚，充沛运用言语自身和内在逻辑和法律的力气，不是声嘶力竭的呵责等等。由于顾维钧长期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周旋，他自己还擅长应用个人关系网络推进外交进程，即便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40年代，他驻英、驻美，也不时经过个人关系获取信息，有些信息他承诺不向国内细报或者不讲演音讯来源。1949年，国民党曾任命胡适出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得到音讯十分欣喜，由于他正想推进组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内阁。在胡适还未同意上任的时分，顾维钧就要布置他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见面，沟通两国关系。事情后来没有成，但我们能够看到顾维钧个人的交际网络在其中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在顾维钧生活的时期，中国呈现了职业外交官群体，外交官从政也成为一种现象，政坛上的“外交系”赫赫有名。您如何看待顾维钧与北洋政治的纠葛？他后来在回想录中并没有照实回想这个部分，好比“遗忘”了他曾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行动。怎样了解他的心态？

金光耀：我在二十年前那部传记里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比较简单，后来做过专题研讨后，特地写过一篇论文讨论“外交系”，这次重新出版的传记中对这个问题有所更新。

这批后来被称为“外交系”的外交家，除了顾维钧之外，还有颜惠庆、王正廷等，他们参与政府，希望增强对外交涉的力气。顾维钧讲过，他在华盛顿会议上和列强交涉，希望对方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关税协议权，但对方表示，贵国往常南北两个政府，局势这么紊乱，我们放弃了等于没法做生意。顾维钧因而感到，国度内部的紊乱招致外交官无法中止正常的外交活动，他从内心里希望中国有个强政府。另外，从他在美国学习，看到西方政治制度，内心也有推进国内政治改造的想法。两个要素加起来，就使得他在1922年回国后介入北洋政治，一定水平上也发挥了作用。当然同时他也很难完整解脱权益的诱惑，他的第二任太太黄蕙兰在回想录中也这样说过。所以他做了总长，又做了总理，的确有些洋洋自得。后来他在回想录中自我标榜超脱于政治、只关注外交、各个派系都能接受，但实践上他在1920年代的北京政治中和直系军阀的关系更近，所以遭到其他派系的诅咒，“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我以为，他在回想录中的说法是对自己在北洋政治中失败阅历的一种掩饰。

至于他曾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行动，他在回想录中完整承认，这和袁世凯称帝后来声名狼藉是有关的。华中师大的学者承红磊查阅了当时美国的很多中央报纸，发现1915年年末顾维钧到美国有诸多活动，是积极鼓吹帝制的。实践上这也不难了解，就是出于对强者政治的向往，他置信强者政治有助于外交交涉。袁世凯声名狼藉之后，他当然要承认。不外在个人的回想录中，顾维钧对袁世凯的评价基本上还是正面的，好比说袁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对帝制的见地他没有讲。

顾维钧对“国民外交”的态度有所保存，以为民意对外交构成压力并非益事，由于外交意味着妥协，没有百分之百。但是顾维钧自己似乎又十分擅长新闻行动的应用，与外国记者的关系也都不错。您以为哪些阅历影响了他的观念？

金光耀：他反对“国民外交”，由于“国民外交”主张百分之百的胜利。他的确在对外交涉中遇到过“国民外交”的限制，好比华盛顿会议上，当时国内民众的呼声是中日不能直接谈判，巴黎和会上没有处置的山东问题要放到华盛顿会议上去，但是英美主导的华盛顿会议以为不能放进来。最后在顾维钧的努力下，这个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会外中止谈判。当时国内的国民代表反对这种做法，以为这样就是中日之间直接交涉，就是投诚和脆弱。

顾维钧的确也很留意运用国内行动力气向对方施压。好比，1926年中国终止和比利时之间的条约，他在终止条约的声明中写道，往常由于国内民族主义日益醒悟，废弃错误等条约的呼声日益高涨，所以再继续维持中国和比利时原有条约，曾经完整不可能了。

将对美外交置于中国外交的首要位置，是顾维钧步入外交界后的一向主张。但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也很可能与顾维钧对美国希冀过高有关。后来“联美制日”仍是顾维钧在外交官任上的一向主张。如何了解顾维钧对美国的态度？

金光耀：固然顾维钧也曾驻使英、法，但美国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他从“二十一条”交涉时就提出联美制日的主张，这种立场不时持续到二战终了。他以为处置对美外交关于中国的全球关系具有重要影响，这是基于对当时客观的国际格局的认识。二十世纪远东的时局就是日本咄咄逼人，有侵略中国的野心，而美国国力正在上升，成为世界大国，老牌大国英法在远东的权力日渐降落。这种状况下，能对日本侵华中止限制的主要就是美国。假如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进程上来看，这种认识应该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是他年少留美，客观上对美国的接近感比较强，在美有师友网络，以为美国与其他列强相比对中国是友好的。所以他看重对美外交。

在四十万字的著作的最后，您回想顾维钧漫长的外交生活，选择“巴黎和会”和“旧金山会议上代表中国第一个签署《分离国宪章》”作为他的“永世印记”。为什么是这两个事情？

金光耀：从中国近代外交或者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国际关系上看，这两个事情都是标记性的，它们分别是两次大战终了后的国际会议，代表一种重建国际次序的努力。而中国外交阅历了由弱变强的过程，在巴黎和会上被以为是三等国度，与会代表人数都遭到限制，到旧金山会议时作为五大国之一签署《分离国宪章》，参与国际政治次序构建，这是很大的变更。顾维钧能够说是风云际会，参与了整个过程，两次都作为本国的主要代表与会。这样的人，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他充沛展示了自己的外交才干，是中国国际位置变更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研讨一个“大人物”久了，似乎难免对其产生正面的感情，会不会有失客观？如何避免这种圈套？

金光耀：的确是这样。我们在研讨中经常碰到这个问题，会产生移情，过多地关注人物好的方面，容易变成大好人好事惩处。我自己也是这样，对顾维钧感到由衷敬重，但做历史研讨总要提示自己，一定要写出人物的多面性。从这个角度上说，自己对历史的了解也在不时加深。顾维钧当然很凶猛，读书时就鹤立鸡群，走上外交范畴后引领风骚，我在第一本书中说他是“民国第一外交家”，这个称谓后来也被大家接受了，但我往常常常要提示自己，要更平面地显现这个人，要尽可能展示复杂的面相。我自己的研讨也有递进的过程，好比讲他和北洋政治的关系，过去我援用他的回想自述，以为他超脱于北洋政治，后来看了其他资料，包含对立政治派系对他的批判，才有了新的认识。

您在书中写到一个细节，顾维钧的第一任妻子唐宝玥是由于西班牙流感逝世的。往常我们认识到这场瘟疫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影响很大，徐国琦教授曾经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分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感染了西班牙流感，九死终身；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也中了招。我们完整有理由置信威尔逊也感染了。”这对巴黎和会及战后世界次序的影响可能是严重的。不外细致的研讨似乎还很少。顾维钧有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这场传染病的记载？

金光耀：据我所见似乎没有。唐宝玥于1918年10月上旬染病逝世，顾维钧在使馆里举行了追悼仪式，然后就飞去美国，投入到巴黎和会的准备中。也没有使馆其他人员殒命于这次大流感的报道。

我们阅历了新冠疫情，历史上的传染病又重新被提起、重新遭到关注，但在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发作了什么，更不知道在全球范围内发作了一场改动历史的大流感。顾维钧也没有多谈，时人只知道唐宝玥是得了感冒逝世了。只需尘埃散去，我们回过头去看才看得明晰，原来这个“细节”属于一个庞大的历史进程。